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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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立足于新国情，立足于道德建设的视角，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寻求智力支持，旨在提高我国的治国理政水平，以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形成科学有效的治国理政措施。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培育社会良性运行环境，增强社会成员的理性、淳朴和诚信，为促进国家稳定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内容简介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必将走向世界，深入影响到全球的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思想体系相互碰撞、相互包容、相互学习之后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统一体。其内容之庞杂、角度之多维，很容易让人产生片面认识。基于这一点，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中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使全世界对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从宏观立旨，把握古代中国多元思想体系中儒、道、释、墨等诸家（法家除外）的源流因革及各家思想在冶国理政中的阶段性适用特征，从而创新性地向世界展示了人类历经六千年而不绝的治国理政文化脉络。

作者简介

　　王国棉，1978年生，陕西省兴平市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现就职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五台山研究》杂志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史和佛教历史文化。从业十多年来，在编校之余，先后在国内报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持和参加各类课题十多项，出版著作《裴頠与魏晋玄学》《山西民俗：岁时节日》等。

目录

概论
第一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体系
第二节 道德修身理论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主体
第三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意义

第一章 儒家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系统性开创
第一节 孔子：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奠基人
第二节 孔学中包蕴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三节 治国理政者基本的道德素质
第四节 “为政以德”的治国理政模式
第五节 孔子推行治国理政思想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第二章 道家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道家参与治国理政的历史轨迹
第二节 道家对其他治国理政思想的兼容
第三节 道家在治国理政中的优越性与历史局限性
第四节 道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第三章 墨家治国理政思想对儒家的继承与突破
第一节 立足于被治理人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节 墨家与儒家在治国理政思想上的关联
第三节 墨家治国理政的具体方案
第四节 墨子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及其在现当代治国理政中的影响

第四章 曾子与子思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第一节 曾子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发扬
第二节 子思对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传承

第五章 孟子对儒家治国理政体系的系统化诠释
第一节 老百姓是天：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立足点
第二节 性本善是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基石
第三节 “仁政”的治国理政模式
第四节 个体修身靠“养气”
第五节 孟子推行治国理政体系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第六章 儒学在汉朝治国理政中的全面实践
第一节 董仲舒：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第二节 “大一统”思想上升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第三节 “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运用
第四节 官德和民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体现
第五节 董仲舒推行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

第七章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精神感验与价值辐射
第一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过程中的起起落落
第二节 佛教为参与治国理政所作的革新
第三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精神感验
第四节 佛教参与治国理政的价值辐射及其深远影响

第八章 理学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全面融合
第一节 理学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三教合一”
第二节 理学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化实践
第三节 理学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抽象诠释
第四节 理学的世俗解读及其影响

第九章 朱熹注“四书”“五经”与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日臻完善
第一节 朱熹对治国修身理论的系统化总结
第二节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创新与发挥
第三节 朱熹注“四书”“五经”对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完善
第四节 朱熹注“四书”“五经”的广泛传播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十章 阳明“心学”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与实践
第一节 靠心灵感悟来认识世界的修身理论
第二节 “心外无理”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突破
第三节 集体无意识在道德修养中的体现
第四节 “知行合一”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

第十一章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代的启发与借鉴
第一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与哲学的兼容
第二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对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积极作用
第三节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在后现代的应用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古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
　　“老百姓是天”是我国当代著名歌唱家彭丽媛在歌曲《江山》中唱到的一句歌词，典故出于刘向《说苑·建本》。齐桓公问管仲：“君王如何才能使自己获得拥戴？”管仲回答说：“应尊重天。”桓公仰而望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头顶上的天，而是指老百姓。当君王的人，要把百姓当作天。只有百姓拥戴，国家才会安定、强盛；反之，国家就很危险，就要灭亡了。”
　　这个典故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然而，古往今来并不是所有的治国者都能在实践中照此落实。隋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隋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库异常充裕的时期，按史书上记载“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隋朝的物资储备之所以充足，就是因为没有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对老百姓多取少予。隋朝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兴洛仓、常乎仓、黎阳仓、广通仓等积聚了数量庞大的粟帛。唐朝贞观十一年（637），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隋朝已灭亡了二十年之后，隋朝遗留下来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可见其集聚的物质资源是相当充裕的。尽管如此，隋朝还是难免速亡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与隋朝统治者躁急求功的苛政有关。特别是隋炀帝，修运河、征高句丽，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将一系列大项目、大工程密集安排在极短的时间区间内，就远远超出了当时老百姓的承受力与社会生产力的负载水平。隋炀帝从即位到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八年之间一共兴修了22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3012万人次，总数达到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滥用民力，超出了人民的承受极限，连政权都保不住，更谈不上富国利民了。隋朝灭亡的教训告诉后人，“老百姓是天”，治国理政者要把建功立业的欲望节制和降低到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老百姓是天”这句话突出强调了老百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党和国家切实推进民生、关心民生。诚如领导人总书记所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也即老百姓的生存状况、生活水平，是衡量一切治国理政工作成败的试金石。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老百姓是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但是，如果从古到今，反观历史，你就会觉得敢于而且能够把“老百姓是天”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不仅需要治国理政者具有颠覆性创新的眼界，更需要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量与魄力。因为，纵观中国历史，老百姓的命运形同草芥，成语“草菅人命”说的就是老百姓不值一提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站出来毅然决然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少之又少，孟子是敢于而且能够把“老百姓是天”这句话说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其后，唐太宗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表达了类同的意思。
　　那么，孟子是如何表述“老百姓是天”这个意思的呢？简单地说，就是“民贵君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只有省刑薄赋，施仁政，才能让普通百姓幸福安康。公元前320年前后，他到梁国向梁惠王宣传“仁政”，惠王对他只是以礼相待。襄王继位，同样对“仁政”不感兴趣。他又到齐国，齐宣王以十乘、数百人的礼仪欢迎他，还拜他为卿，但并不欣赏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他又去宋国、滕国。滕文公也热情接待他，但仅此而已。
　　……

前言/序言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副多米诺骨牌，那么，治国理政者及其团队无疑是居于多米诺骨牌的起首。起首立则整体立，起首垮则整体必然呈现连锁式垮塌。特别是对于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更加明显。可见，起首的状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而，治国理政者如果缺仁少德，往往会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
　　从深层次讲，社会风气的败坏常常也是思想转型或者思想缺位的结果。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倘若失去了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支持就很容易陷入无序化发展的危机，或者说是由于颠覆传统道德理性而导致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往往会造成人们对其存在的持续性产生怀疑。当代人类社会中，治国理政观念的失效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与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也导致了当代人对道德的践行陷入了无序化发展的危机，使得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高危时代”。诚如领导人总书记所讲，“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为了全面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的新型危机，由国际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企业、民众以及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但这仍然不足以应对现有的以家庭、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危机。因为，当前道德的滑坡与科技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已发生严重的乖离。所以，由于人口膨胀、科技异化、人性贪婪、发展至上、治理失效以及全球网络等诸多原因导致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大量“现代性”的危机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全球性的政治不稳、经济动荡、核战争威胁、生态恶化、科技异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将人类带入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和高度化的危机时代。
　　从全球视域来看，近年来，由于社会的高度发展，以人为因素为主导的灾难正在使人类进入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高危时代。比如，对于科技发展的利弊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佛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中认为，在现代技术文明还没有覆盖整个地球以前，人们遇到的灾害差不多都可以说是自然灾害，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和应用，地球变得都在其影响之下了。从此，纯粹的天灾不可能出现了。科淡定知识作为一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益处，又给人类带来灾难。而这种灾难集中体现在道德伦理层面，正如马克斯·韦伯曾经深刻指出的那样：“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伦理观念的建立显得力量单薄和举步维艰。传统是我们从祖宗手里接过的传家宝，当然不是僵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传下去，因为我们存在过，就有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恰恰在于时代性和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的保证，至少是焦虑。”所以，无论现代治国理政风险大体有多样性、突发性、循环性、扩散性、隐匿性、高危性、不可控性及关联性等特征，还是综观其产生的根源和领域、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危害的范围和强度、治理的要求和难度等诸环节、诸阶段，再或者形成“高危时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根本的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的道德修养失去理性化的结果。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人类再一次进入互害模式，人人逃不脱。你觉得你占了便宜，我觉得我占了便宜，最后谁也占不了便宜。这就是处于互害社会生态链中个人的典型心理。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问题高发正是互害模式的必然结果，处在这个链条中的每个人，都逃不脱被伤害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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