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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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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图书介绍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2628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16185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4

字数：206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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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内容简介

　　黄显功先生任职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他既是历史文献研究、保护的专家，又是中国有影响的藏书票研究与收藏家。本书收录了他为各种图书出版所撰写的集序，包括一些大型影印丛书的出版前言，如《〈申报〉丛书前言》《〈盛宣怀档案选编〉前言》《中国尺牍文献的源流与研究》《俞曲园及其所留信札》等；也包括一些版画藏品集序、藏书票集序等。全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具备较高的可读性和收藏性。

作者简介

　　黄显功，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副馆长、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常务理事。他既是历史文献研究、保护的专家，又是中国有影响的藏书票研究与收藏家。已出版《书香艺趣丛书》《通用藏书票》等多部著作。

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纸色斑斓》：
　　文献的整理取决于该类型文献存世的状况和人们对此价值的认识。在“书介弥盛”的春秋时期，尺牍并未得到有效保存，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汉代，虽然尺牍创作日渐普遍，但还未对尺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的空前繁荣，纸张使用渐广书写媒介的转变促进了尺牍的应用性与文学性发展，文献的社会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其独立文体的确立为建构尺牍文献整理创造了基础。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论的角度论述尺牍文献流变与时代特征的学者，在《文心雕龙》中，他已将尺牍归人“书记”类，形成了早期的尺牍文献类目概念。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总集《文选》中，尺牍的分类更加精细。在该书所列赋、诗、骚、诏、册、令等三十八类文章中，有“书”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笺、奏记中也有与尺牍相同或相类的文章。萧统的《文选》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体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国古代总集目录中首创尺牍文献专类，为后世的尺牍编纂创立了体例。之后，我国历代编辑的文选类读物中，尺牍成为一种常见的类别。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录宋代的表、笺、启、状、制诰、奏状、奏札、万言书、书、札子、迭幅、慰书等各类文体近40种，尺牍与之并列。在后世影响很大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中，尺牍也成为必选的文章，前者分为十三类，其中有“书说”类，后者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在告语门下有“书牍类”，并注明：“同辈相告者……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日牍、日简、日刀笔、日帖，皆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所列“书牍类”，细分为十四目：曰书、曰上书、曰简、曰札、曰帖、曰剳子、曰奏记、曰状、曰笺、曰启、曰亲书、曰移、曰揭，其余为附录。可见，尺牍因致受双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异，名目多样，取舍不一。
　　尺牍收入别集约在唐宋。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有书、启之文，《欧阳文忠公集》将尺牍分为“书启”和“书简”类。编为个人尺牍专集则始于北宋，《宋史．艺文志》载有《范文正公尺牍》《黄山谷书尺》。南宋时出现了汇集同人或师友的尺牍总集，《宋史．艺文志》载有谢逸《溪堂师友尺牍》。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汇编尺牍的丛帖《凤墅帖》也诞生于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书法手迹，成为一部弥足珍贵的尺牍文献集。
　　明清以降，尺牍文献的编辑刊刻渐成风气，尺牍选本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还出现征集尺牍编选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为编《尺牍新钞》《藏□集》《结邻集》，三征尺牍，乐此不疲。清代尺牍的存世剧增，为原件的收藏汇集创造了条件，现今存世的古代尺牍主要为清中期之后的产物。
　　因此，在目录史上，从明代起出现了尺牍类目。如《百川书志》的集部之下有“启札”类，清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集部下设“尺牍”类。群书书目中设立“尺牍”类目正是尺牍文献数量不断增长，目录学家对其文献地位重视的反映。
　　在中国古代目录中，尺牍的归属以集部总集为主，后世目录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在集部总集类下列有“尺牍之属”，收录了39种总集和专集，另在别集中著录了一批尺牍文集。
　　三
　　中国尺牍文献的存世全赖实物原件和刻印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作为一手材料，其文献流传特征一是原物递藏，代代相传，二是考古发现，偶有所获；后者作为二次文献，其文献的传播特点一是刻石传拓，手迹传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广。前者具有唯一性，后者具有复数性。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献价值的本质是相同的，皆为一种具有信息内涵的文本，可资后人研究利用。但历代文献的产生与传播均有伪作篡改现象，因此，尺牍文献的辨伪自古至今也是人们的关注对象。
　　清代辨伪学家姚际恒在其所著《古今伪书考》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文献辨伪不独辨古书，单篇文章与尺牍也属其范围。在《文选》卷四十一中，萧统收录了《李少卿答苏武书》，对于这通尺牍名篇，自唐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该文“词彩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史通》卷一八《杂说下第九》）宋代苏轼也称其“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苏轼文集》卷四十九）后代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皆曰此信为伪作，所据均是从它的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方面子以判断。也有学者从李陵与苏武之间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与史事考证人手判定：“李答书为伪说成立。……产生于公元前54年之后。”‘对此文的争论近年时有文章发表，成为尺牍辨伪研究的一个著名例证。
　　在近现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尺牍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人们对其辨伪日益重视，发现的伪作层出不穷。中国文献造伪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观动机，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历史文献伪作众多是困扰学者研究的一大难题，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别史料的真伪。罗尔纲自1934年秋天起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撰写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文章起，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总结了同时代人和后人作伪的原因各有六种情况。例如1862年，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军从各路围攻太平军时，清廷的浙江官员把一封伪造的《侍王李世贤密札》散布于社会，借李世贤之口宣传清军的强大，制造舆论以配合其军事进攻，以此扰乱太平军的军心。此外，对于石达开出走后影响很大的《天王赐石达开诏》和《石达开报天王书》两封洪秀全与石达开的通信也是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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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十几年前，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从书香之路到大书房》一文，抒发了自己对福州路文化街和上海图书馆的爱书情怀，表达了一个愿望：在人生的书香之路上，将书店作为长途跋涉的驿站；热爱图书馆，将此作为个人生活、工作延伸的大书房，在此终生学习。对我而言，此生有幸与书为伴，既是月下读书人，也是职业守书人。多年来，我致力于图书文献的相关工作，个人的兴趣和工作涉及了与书相关的造纸、雕版、印刷、出版、书店、藏书和艺术等方面，从所接触的对象中汲取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同时，二十年来我所撰写的近百篇序跋也记录了自己阅读、整理、研究历史文献与艺术文献的足迹。这些序跋所依附的图书虽然是新出版的著作或图谱，但书中的内容大都是古旧文献或五彩缤纷的版画、藏书票，不论是文字还是图像，均焕发着岁月的沧桑，斑驳的纸上映射了无限的色彩。也许我们正是在面对故纸、眼观五色中找到了人生的依托与乐趣。

　　感谢中华书局将我的部分序跋结集出版。其中部分文章首刊时未署作者姓名，也无标题，此次出版新拟标题，并略加修改，也算是在作者的名下首刊了。

　　　　　　　　　　　　　　　　　　　　　　　　　　　　　　　　　　　　　　　　　　　　黄显功

　　　　　　　　　　　　　　　　　　　　　　　　　　　　　　　　　　　　　　　　　　　　2017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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