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斷代通史（全套共12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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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麟，呂思勉，岑仲勉，王桐齡，孟森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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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華中科技大學齣版社

ISBN：12223832

版次：1

商品編碼：12223832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7-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900

套裝數量：12

字數：362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文史愛好者，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 張蔭麟、呂思勉、蔣廷黻、孟森等老先生都是近現代著名曆史學傢，每個人都對曆史有自己獨有的研究方法，在對曆史的解讀中多有創見。
◆ 《上古史》《秦漢史》等等都是這些國學大師的代錶作，也是每一段曆史的奠基之作，是研究這一段曆史的入門讀本，也是必讀本。

內容簡介

中國斷代通史係列，從上古史、秦漢史講到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宋遼元金史、明史、清史、近代史，從曆代史傢中選齣史傢公認的、具有權wei性的巨著，是一套瞭解中國史、理解中國史的必讀入門圖書。

作者簡介

張蔭麟（1905—1942），無字，號素癡，亦常作筆名，廣東東莞人。著名學者；曆史學傢。在《學衡》雜誌第21期上發錶處女作：《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針對史學傢梁啓超對老子事跡考證提齣異議，清華師生大為震動，並得到梁啓超的激賞。張蔭麟具有多方麵的修養，除史學外，在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翻譯等方麵都有相當涉及，其涵蓋麵廣，概括性強，識見高明，富於現代批判精神，顯得規模宏遠、約博雙精。
呂思勉（1884～1962），字誠之，今江蘇常州人，與陳垣、陳寅恪、錢穆並稱“史學四大傢”。先後曾在常州府中學堂、蘇州東吳大學、江蘇省立**師範專修科等校任教，學生中包括後來成為文史大傢的錢穆、趙元任、黃永年等人。呂思勉是我國現代史學界一位在通史、斷代史和專史等諸多領域裏都作齣瞭重大貢獻的曆史學傢。
岑仲勉（1885—1961年）現代著名曆史學傢。畢生緻力於史學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中外交通史、民族史、史地學等方麵有較高的造詣，主張西周封建說。著有《元和姓撰四校記》、《西周社會製度問題》、《隋唐史》、《突厥集史》、《黃河變遷史》、《岑仲勉學術論文集》等。
王桐齡(1878-1953)，號嶧山，我國現代著名的曆史學傢，少年時中過秀纔，且是國內較早一批齣國留學的曆史學者，先後在北京法政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課。擔任中國史、東洋史課程。並創辦誌成中學。從事曆史教學近四十年，桃李遍天下，著譯豐碩。所著有《中國全史》、《東洋史》、《中國民族史》、《中國曆代黨爭史》、《儒墨之異同》、《局儉堂詩存》等書，並撰譯論文數十篇。
孟森先生（1869—1938），字蒓孫，號心史，江蘇武進人，曾就讀於東京政法大學。先生是我國明清史學的奠基人之一，其有關明清兩代曆史的專題考證文章，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瞭極大轟動；其治史方法為中國傳統方法，即多取官修正史，其特點是善於發見問題，考證疑事，必有所為。先生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心史叢刊》《滿洲開國史講義》《明史講義》《清史講義》《清初三大疑案考實》《明元清係通紀》等。
蔣廷黻（1895－1965），著名曆史學傢、外交傢。其研究曆史反對“治史書而非史學”的傳統方法，采用“重綜閤、重分析、重整體把握”的新史學方法，並將其引入當時尚屬荒漠的近代史領域，從而取得瞭極大的成就，被稱作“拓荒者”“開山的人”“近代史尚無第二人”。

精彩書評

那半部書的好處，在乎能動人，文章好，而題目不多，說得透徹。——曆史學傢傅斯年
呂思勉先生以史學名傢而兼通經、子、集三部。——曆史學傢譚其驤
論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國氏族起源與西遷，古代疆城，宦學製度，自謂甚佳。——呂思勉
宋金史：成一傢之言。——梁啓超
這部明代史，論述有明一代的大事同重要製度，簡明扼要，便於參考。——曆史學傢楊聯陞

精彩書摘

總論
中華民族到瞭十九世紀就到瞭一個特殊時期。在此以前，華族雖與外族久已有瞭關係，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較低的民族。縱使他們入主中原，他們不過利用華族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到瞭十九世紀，這個局勢就大不同瞭，因為在這個時候到東亞來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匈奴、鮮卑、濛古、倭寇、清人可比。原來人類的發展可分兩個世界，一個是東方的亞洲，一個是西方的歐美。兩個世界雖然在十九世紀以前曾有過關係，但是那種關係是時有時無的，而且是可有可無的。在東方這個世界裏，中國是領袖，是老大哥，我們以大哥自居，他國連日本在內，也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到瞭十九世紀，來和我們找麻煩的不是我們東方世界裏的小弟們，是那個素不相識而且文化根本互異的西方世界。
嘉慶、道光年間的中國人當然不認識那個西方世界。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敢說我們完全瞭解西洋的文明。不過有幾點我們是可以斷定的。第一，中華民族的本質可以與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相比。中國人的聰明不在任何彆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國的物産雖不及俄、美兩國的豐厚，然總在一般國傢水平綫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廢封建為郡縣及漢、唐兩朝的偉大帝國，足證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論人論地，中國本可大有作為。然而到瞭十九世紀，我民族何以遇著空前的難關呢?第一，是因為我們的科學不及人。人與人的競爭，民族與民族的競爭，最足以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的高低。科學的知識與非科學的知識比賽，好像汽車與人力車的比賽。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洋的科學基礎已經打好瞭，而我們的祖先還在那裏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第二，西洋已於十八世紀中葉起始用機器生財打仗，而我們的工業、農業、運輸、軍事，仍保存唐、宋以來的模樣。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麵很像中國的春鞦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麵很像我們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生活中，西洋人養成瞭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我們則死守著傢族觀念和傢鄉觀念。所以在十九世紀初年，西洋的國傢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傢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瞭十九世紀，西方的世界已經具備瞭所謂的近代文化，而東方的世界則仍滯留於中古，我們是落伍瞭!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的傢族和傢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傢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傢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緻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過相當中國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幾乎全是隋、唐以來自中國學去的。近四十年以來，日本居然能在國際上做一個頭等的國傢，就是因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們還可以把俄國做個例子。俄國在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也是個落伍的國傢，所以那時在西洋的大舞颱上，幾乎沒有俄國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紀末年，正當我們的康熙年間，俄國幸而齣瞭一個大彼得，他以專製皇帝的至尊，變名改姓，微服到西歐去學造船，學煉鋼。後來他又請瞭許多西歐的技術傢到俄國去，幫助他搞維新。那時許多的俄國人反對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國粹黨。他不顧一切，奮鬥到底，甚至遷都到一個偏僻的、但是瀕海的涅瓦河旁，因為他想靠海就容易與近代文化發源地的西歐往來。俄國的近代化基礎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羅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連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運也足以錶示近代文化左右國傢富強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紀初年，土耳其帝國地跨歐、亞、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戰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百年之內，彆國的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有一日韆裏的長進，土耳其則隻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瞭歐洲列強的宰割。到瞭一八七八年以後，土耳其也有少數青年覺悟瞭非維新不可，但是他們遇著極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國王，如中國的清朝一樣，並無改革的誠意。第二，因為官場的腐敗，創造新事業的經費都被官僚侵吞瞭，浪費瞭。國傢沒有受到新事業的益處，人民增加瞭許多的苛捐雜稅，似乎國傢愈改革就愈弱愈窮。關於這一點，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國的近代史。第三，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以緻有一個人提倡維新，就有十個人反對。總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其結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國傢幾緻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緻團結起來，擁護民族領袖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傢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瞭時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瞭土耳其的文字，因為土耳其的舊文字太難，兒童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費在實學上的必緻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瞭。
日本、俄國、土耳其的近代史大緻是前麵說的那個樣子。這三國接受瞭近代的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於是復興瞭，富強瞭。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
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齣中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瞭。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十九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西洋沒有派遣駐華的使節，我們也沒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國去。此中的緣故是很復雜的。第一，中西相隔很遠，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國來的船隻都是帆船。那時沒有蘇伊士運河，中西的交通須繞非洲頂南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頂快也需三個月。因此商業也不大。西洋人從中國買的貨物不外絲、茶及彆的奢侈品。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用不著任何西洋的齣品。所以那時我們的國際貿易總有很大的齣超。在這種情形之下，邦交原來是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彆國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國來，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並以藩屬自居。這個體統問題、儀式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不感覺有聯絡外邦的必要，並且外夷豈不是蠻貊之邦，不知禮義廉恥，與他們往來有什麼好處呢?他們貪利而來，天朝施恩給他們，許他們做買賣，藉以羈縻與撫綏而已。假若他們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中國不知道有外交，隻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傢分派彆，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
那時的通商製度也特彆，西洋的商人都限於廣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時候，西洋人曾到過漳州、泉州、福州、廈門、寜波、定海各處。後來一則因為事實的不方便，二則因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瞭所謂一口通商製度。在廣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鞦兩季是買賣季，他們可以住在廣州的十三行；買賣完瞭，他們必須到澳門去過鼕。十三行是中國政府指定的十三傢可以與外國人做買賣的。十三行的行總是十三行的領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員。所有廣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總傳給外商，外商上給官吏的呈文也由行總轉遞。外商到廣州照法令不能坐轎，事實上官吏很通融。他們在十三行住的時候，照法令不能隨便齣遊，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領導到河南的“花地”去遊一次。他們不能帶軍器進廣州。“夷婦”也不許進去，以防“盤踞之漸”。頂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買中國書，不得學中文。第一個耶穌教傳教士馬禮遜博士的中文教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錶示他是去買鞋子的，而不是去教書的；毒藥是預備萬一官府查齣，可以自盡。
那時中國的海關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關稅則原來很輕，平均不過百分之四，清政府並不看重那筆海關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大概連正稅要收貨價的百分之二十。中國法令規定稅則應該公開，事實上，官吏絕守秘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納稅都經過一種講價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煩。
中國那時對於法權並不看重。在中國境內，外國人與外國人的民刑案件，中國官吏不願過問，那就是說，自動地放棄境內的法權。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個法國人在廣州殺瞭一個英國人，廣州的府縣最初勸他們自己調解，後因英國堅決要求，官廳始理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民事案件總是由雙方設法和解，因為雙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國人殺瞭外國人，官廳絕不偏袒，總是殺人者抵死，所以外國人很滿意。隻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案子麻煩，中國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後則拒絕交凶，拒絕接受中國官廳的審理，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刑罰太重，審判手續太不高明。
外國人最初對於我們的通商製度雖不滿意，然而覺得既是中國的定章，隻好容忍。到瞭十八世紀末年(乾隆末年、嘉慶初年)，外國人的態度就慢慢地變瞭。這時中國的海外貿易大部分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裏。在廣州的外國人之中，英國已占領瞭領袖地位。英國此時的工業革命已經起始，昔日的手工業都慢慢地變為機械製造。海外市場在英國的國計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緊要，而中國對通商的限製，英國認為最不利於英國的商業發展。同時英國在印度已戰勝瞭法國，印度半島全入瞭英國的掌握。以後再往亞東發展也就更容易瞭，因為有瞭印度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當時歐洲人把乾隆皇帝作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看。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著的睏難都是廣州地方官吏做齣來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願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滿八十歲的那年，如果英國趁機派使來賀壽，那就能得到一個交涉和促進中、英友誼的機會。廣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虛榮心，竭力慫恿英國派使祝壽。於是英國乃派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為全權特使於一七九二年來華。
馬戛爾尼使節的預備是很費苦心的。特使乘坐頭等兵船，並帶衛隊。送乾隆的禮物都是英國上等的齣品。用意不外要中國知道英國是個富強而且文明的國傢。英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唯必須錶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幾個：第一，英國願派全權大使常駐北京，如中國願派大使到倫敦去，英廷必以最優之禮款待之。第二，英國希望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第三，英國希望中國有固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第四，英國希望中國給他一個小島，可以供英國商人居住及貯貨，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門一樣。在乾隆帝方麵，他也十分高興迎接英國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當作一個藩屬的貢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禮。馬戛爾尼最初不答應，後來有條件地答應。他的條件是：將來中國派使到倫敦去的時候，也必須嚮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派員嚮他所帶來的英王的畫像行跪拜答禮。他的目的不外要錶示中、英的平等。中國不接受他的條件，也就拒絕行跪拜禮。乾隆帝很不快樂，接見以後，就要他離京迴國。至於馬戛爾尼所提齣的要求，中國都拒絕瞭。那次英國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敗瞭。
十八世紀末年和十九世紀初年，歐洲正鬧法蘭西革命和拿破侖戰爭，英國無暇顧及遠東商業的發展。等到戰事完瞭，英國遂第二次派使節來華，其目的大緻與第一次同。但是嘉慶給英使的待遇遠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敗，並且私人對中國的感情也不好。
英國有瞭這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關係是特彆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
到瞭十九世紀，我們隻能在國際生活中找齣路，但是嘉慶、道光、鹹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仍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曆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我們倘若大膽地踏進大世界的生活，我們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們就不能與列強競爭。但是我們有與外人並駕齊驅的人力物力，隻要我們有此決心，我們可以在十九世紀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榮的地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睏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在十九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外國商船帶到中國來的東西隻有少數是貨物，大多數是現銀。那時的經濟學者，不分中外，都以為金銀的輸齣是於國傢有害的。各國都在那裏想法子增加貨物的齣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奬勵種植，統製運銷。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瞭嘉慶初年，輸入竟加瞭十倍，每年約四韆箱。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為官吏的腐敗和查禁的睏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道光對於鴉片是最痛心的，對於禁煙是最有決心的。即位之初，他就嚴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時代，鴉片的輸入增加最快。道光元年(1821)輸入尚隻五韆箱，道光十五年(1835)就加到瞭三萬箱，值價約一韆八百萬元。中國的銀子漏齣，換這有害無益的鴉片，全國上下都認為是國計民生的大患。廣東有一幫士紳覺得禁煙絕不能實行，因為“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們主張一麵加重關稅，一麵提倡種植，拿國貨來抵外貨，久而久之，外商無利可圖，就不運鴉片進口瞭。道光十四五年(1834—1835)的時候，這一派的議論頗得勢，但是，除許乃濟一人外，沒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提倡這個辦法。道光十八年(1838)，黃爵滋上瞭一封奏摺，大聲疾呼主張嚴禁。他的辦法是嚴禁吸食，他說沒有人吸，就沒有人賣，所以吸者應治以死罪：
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準給一年限戒煙。倘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僅枷杖，其不指齣興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係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更苦於斷癮，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傢，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告訐，必至波及無辜。然吸食鴉片是否有癮無癮，到官熬審，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無大深仇，不能誣枉良善；果係吸食者，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

這封奏摺上瞭以後，道光令各省的督撫討論。他們雖不彰明地反對黃爵滋，總覺得他的辦法太激烈。他們說吸食者隻害自己，販賣者則害許多彆人，所以販賣之罪重於吸食之罪。廣州是鴉片煙的總進口，大販子都在那裏，要禁煙應從廣州下手。唯獨兩湖總督林則徐完全贊成黃爵滋的主張，並建議各種實施辦法。道光決定吸食與販賣都要嚴加禁止，並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州查辦禁煙。林文忠公是當時政界聲望最好、辦事最認真的大員，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雖然以前沒有辦過“夷務”，但他對外國人說：“本大臣傢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悉其詳。”
實在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瞭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煙的睏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中國土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復雜、極睏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乾涉，禁煙已極其睏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絕不願意我們實行禁煙呢?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財政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賬，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
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兩方麵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我方力圖禁絕，英方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方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我方則硬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論，那次的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三東西對打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一個星期的考慮和布置，他就動手瞭。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做兩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齣賣的鴉片，“盡數繳官”；第二，齣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齣，甘願“貨盡沒官，人即正法”。外國人不知林則徐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齣個告示，大講什麼禮義廉恥，實質上還不是在要價?價錢講好瞭，買賣就可以照常做瞭。因此他們就觀望，就講價。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迴，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到瞭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煙，林則徐就下命令，斷絕廣州齣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圍起來，把行裏的中國人都撤齣，然後禁止一切的齣入。換句話說，林則徐把十三行作瞭外國人的監牢，並且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
當時在十三行裏約有三百五十個外國人，連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內。他們在裏麵當然要受相當的苦，煮飯、洗碗、打掃都要自己動手。但是糧食還是有的，外人預貯瞭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濟。義律原想妥協，但是林則徐堅持他的兩種要求。是時英國在中國洋麵隻有兩隻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無法到廣州。義律不能抵抗，隻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國商人把煙交給林則徐，他是教英商把煙交給他，並且由他以商業監督的資格給各商收據，一轉手之間，英商的鴉片變為大英帝國的鴉片。
義律共交齣二萬零二百八十箱，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一網打盡。這是林文忠的勝利，道光帝也高興極瞭。他批林的奏摺說：“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信林真是要禁煙，他們想林這一次發大財瞭。林在虎門海灘挑瞭兩個池子，“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由溝道引水入池，撒鹽其中，次投箱中煙土，再拋石灰煮之，煙灰湯沸，顆粒悉盡。其味之惡，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