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经营西域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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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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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9537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6128

包装：平装

丛书名：大国学研究文库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6-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0

字数：383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在汉王朝行政力量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对西域施行控制，设“僮仆都尉”“赋税诸国”，以“兼从西国”形式强化自身军事实力。《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关注汉代西域史料的早期积累，亦注意发掘碑刻文字和简牍文字西域史料，同时注意西域地方没有文字信息的考古收获，进行这一历史阶段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以及区域开发和民族关系的综合研究。作者坚持考定辨疑的精神，运用二重证据法，注重世界文化史的视角的考察，关于匈奴对西域开发的参与、匈奴控制背景下的西域商贸、匈奴西域“和亲”史事、匈奴在西域的文化接受史、汉匈争夺背景下西域诸国的文化走向等也有论说。

作者简介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交通史新识》《中国蜀道·历史沿革》《秦汉交通考古》《战国秦汉交通格局与区域行政》《中国古代交通文化论丛》等学术专著40余种。

精彩书摘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
　　在“二重证据法”得到普遍应用的基础上，又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李学勤写道：“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数据和古文字数据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李学勤又指出：“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一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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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文

厉声

古代中国的东部与东南部面临浩瀚的大海，北方相延至寒冷、荒无人烟的北极亚极地区域，西北和西南有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崇山峻岭的阻碍，在地理上形成了一个大致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正如费孝通先生曾指出的：“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了一个地理单元”。相对闭塞、自成一体，融合发展、孕育中华，是历史上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点。17世纪之前，古代中国周边的政治格局是没有与之可抗衡的政治力量，不受周边政治环境的左右或威胁，历代王朝（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变化的动因是内在的。在区位分散、割据交替，民族多样、文化各异中保持着政治内聚，发展向心；多元一体、合而不分，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重要特点；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内聚型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古代中国内向型的政治发展趋势，构成了古代中国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内聚力与向心力。

在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中原区域与周边东、西、南、北区域的对应方位。早期人类历史的活动是以中原地域为重心的，中原与周边构成了内与外，内地与边疆之分。中华土著居民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息繁衍，自我发展。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社会经济形态。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形态有两个：一是以黄河、长江流域及岭南地区为主的中原农耕经济形态；定居，“辟土殖（植）谷曰农”。二是大兴安岭以西，经蒙古草原、至阿勒泰山的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形态；居无常处，随带牲畜，逐水草迁徙。同时，还形成了一些次一级的经济形态，主要有四类：东北渔猎经济形态，位于今天的大兴安岭以东、辽河以北，地处丘陵地带，河流众多，地广人稀，古代多以渔猎为生，兼有种植。西南高原农牧经济形态，位于青藏高原，地理和气候限制了当地只能以种植与饲养适合高原品种的农作物和牲畜。东南近海经济形态，主要是以捕鱼、海上短途运输等作为经济手段。西域（西北）绿洲经济形态，依托荒漠绿洲的农牧作业。子今教授的《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即是专题研究西域的大作。

西域是两个概念的组合：西，是表示方向，“日归于西”；域，是指区域。西域地区的自然地貌是“三山夹两盆”，北有阿尔泰山，中有天山，南有昆仑山；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与南部的塔里木盆地是干旱荒漠区，多为沙漠戈壁。在两个盆地的边缘，依托大小不等的水系河流，形成了面积不等的成片绿洲，聚集了人类群体的生活，在广袤的荒漠上，构成了分散的绿洲经济社会。绿洲经济的政治社会特点是“小国寡民”，《汉书》上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西域五十四国”即是当时西域政治社会的写真。其中的“国” 是指依托绿洲建立的城邦之国。

中国大一统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逐步由分散走向整合，其中大

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中原及不同周边区域的局部

整合与统一；各方都在“式辟四方，彻我疆土，” 治疆于天下。正如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言：“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的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匈奴经营西域的前半期便是发生在这第一个过程中。第二个过程是围绕中原，从不同区域的局部统一到历史上中国境域的整体统一，即中原与边疆地区整体的大一统。

由于中原区域与北部草原区域在局部整合与统一中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率先行实现了地方区域的统一；秦统一中原在先，“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匈奴统一草原继后，“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原）之坚敌也”；南北“逐鹿中原”的博弈随即拉开序幕。而匈奴经营西域的后半期实际上是在第二个过程中与秦汉角力中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讲，匈奴经营西域虽是南北“逐鹿中原”的一个侧翼，但确是两者博弈的重要前沿。正是匈奴与秦汉在“逐鹿中原”中反复、长时间的争雄交往与博弈整合，启动了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周边不同区域大一统的进程；故在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历史中，需要明确几个相互关连的基本问题：

一是对于历史上的中国而言，匈奴是“内”还是“外”，即匈奴是不是秦汉时期中国的组成部分。

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率先完成中原农耕区域的整合，统一中国（中原）。时匈奴已成事北方草原。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汗位，迅速统一了北方草原，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号称与南方汉帝并立的“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历史上“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对峙格局初具规模。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使蒙恬统兵30万北伐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

西汉初年，匈奴开启了与汉朝“逐鹿中原”的“天下国家”之争。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冒顿单于引兵至晋阳，引发著名的“平城之役”，汉高帝刘邦被围于白登山七日。两强对峙的结局是高帝认同匈奴冒顿单于为天下共主，提出：“两主不相戹”。议定以长城为南北之分界，双方均以华夏大一统之天子自称，中原汉帝为君天下之天子，统治长城以内冠带之室；草原单于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总领长城以北引弓之国。汉帝、单于约为兄弟，并为天下共主。“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独朕（汉帝）与单于为之父母，”共同认可了“一家人”的身份。

所以，如同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一样，匈奴是秦汉时期中国的重要成员、两强之一；汉、匈南北“逐鹿中原”则是“兄弟阋于墙”的“天下国家”之争；，匈奴经营西域是中国“内部”北方游牧区域政权经营西域的开端。

我国也有学者将匈奴视为“外”，将上述南北“逐鹿中原”之争看成是中外之争，是历史上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边疆在几千年中国的次地区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北方游牧民族贴着边疆甚至深入边疆直至内地的侵扰行为，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最核心议题。”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教科书，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西汉同匈奴、西域的关系》一课，以“两汉经营西域和对外关系”为题，将西汉与匈奴、西汉与西域的关系分别视为“对外关系”；在教学大纲中列出的“思想教育”要点之一是：“启发学生继承发扬张骞为沟通民族友好、促进中外交流而忠诚不渝、坚毅顽强的开拓精神。”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则以为南北“逐鹿中原”是历史上中国的“边境”之争：“游牧社会威胁迫使“整个中国以全力来维护这个边境。” 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

二是西域“原始属性”的界定，即匈奴或汉朝“经营西域”是不

是历史上中国的“扩张”。

由于古代境外周边没有可抗衡的政治势力秦汉至清初中国历代

王朝政治格局的发展和疆域的伸缩变化主要是内部因素决定的。自秦

汉统一中国（中原）至18世纪中期，在中国的相延2000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大一统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不断变化。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期中国内部的因素，即所谓“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国家统治规范，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一些；反之，则周边疆域的治理则相对松弛。

秦汉时期的中国已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

“四海之内有九州”和“中国（中原）于四海内则在东南”的概念，

西域位于历史上中国的西部，西域之西又有“西海”之说：“于窴之

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即“西域”在“西海”之内；所以，汉代武帝时期出现的“西域”一词是指汉代认定的中国西部地区，似已有 “西部疆域”的概念。西域先为中国北方匈奴政权领有，是“匈奴羁属之地”；随后出现的“张骞凿空”、“西域以孝武时始通”的表述，则是记载了自武帝以来中国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活动；历史上中国的匈奴和汉朝先后经营了秦汉时期中国的“西部疆域”，而非“扩张”。

三是对历史上中国“正统”的理解与“非中原”的匈奴政权经营西域是不是中国经营西域。

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的真实，找寻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中国历史上“非中原政权”匈奴经营西域的历史，涉及对古代匈奴民族、西域诸民族以及汉帝国所属中原民族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表述；古代西域种族与民族、政权与施政的多样、复杂特点，引发了今天学者在西域历史研究中的不同角度和立场，使我们在研究匈奴经营西域历史时，或偏重于历史的“正统”、或着眼于“强势者”、或局限于区域民族（例如中原汉民族），使研究的成果或结论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正如子今教授在书中所强调的：研究匈奴经营西域的历史，会出现站在匈奴帝国和北方草原民族的立场、站在西域诸民族政权的立场、以及站在秦汉王朝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立场等多种可能。偏执于某一民族的立场会导致对多民族参与历史过程理解的差误；即使这一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成强势地位、因历史文献的丰富而据有和享有高分贝的话语权，研究者都不应忽略因此产生历史误读的可能而丧失学术警觉。

“正统”是先秦以来中原的重要政治理念，“正统”之说，源自春秋时期的“正名”思想，主要表现在王朝兴替间的“正统”之争，要旨在于政权的“合法性”和“大一统”的“传承性”，即所谓“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先秦之时已有中原、四夷之分和中原正统论：中原“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而周边“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秦汉居中原、承夏商周“正统”，中原 “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匈奴居于草原，继北狄之后,属九服之列；然而“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长期与中原“正统”呈对峙之势。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即欲乘胜一举统一北方草原。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使蒙恬统兵30万北伐匈奴，其目标是“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皆属之直郡。”这正是先秦以来“正统”治国理念的实践。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后，“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大有问鼎中国之势。匈奴率先向西推进，“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领有和经营西域使匈奴在南北争雄中抢占了战略先机，以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

“野王虽不为三公，甚见器重，有名当世。”尊重和注重历史进程中所有的重要参与者，是风范方正之历史研究大家的品格。匈奴开国单于冒顿曾直言：“地者，国之本也。”占有和经营西域，使匈奴帝国获取了几乎和本部草原等同的资源；遂“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在与秦帝国“逐鹿中原”的争雄博弈中处于战略优势。及至汉朝肇端，“存抚天下，辑安中国（原）。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 重启北方与中原“逐鹿中原”的争雄博弈。被动的对峙格局迫使汉代的政治家开始“关注与匈奴之外其他草原诸民族关系，积极寻求和争取反匈奴的外族同盟力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武帝正是从“制匈”的战略“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也正是在南北“逐鹿中原”的大背景下，历史上中国北方匈奴与中原汉朝对西域实施着双向的角力经营。匈奴先于中原领有西域地区，《史记》中“匈奴西域”之记载便是中原汉朝对北方匈奴先期经营西域的“认可”；而史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则是对汉代中原王朝接手匈奴之后经营西域的描述，其中并无匈奴非“正统”的痕迹。

历代正史多站在中原正统的立场以尽可能丰富的史料撰述汉代经营西域，今天的学者或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正统”的角度书写中国经营西域，子今教授的《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则突破成说，站在草原匈奴帝国的视角探索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域的政治社会与历史文化，诚为一部思路开拓的学术力作。学者的研究应当取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立场而非某一区域民族的立场。正如《匈奴经营西域研究》提出“就古代西域区域的矛盾、争端、冲突而言，应当从当时西域的历史是西域各民族英雄、汉民族英雄和匈奴族英雄共同的创造这一认识基点上予以理解和说明”，使读者可以通过冷静的、客观的、历史主义的阐述，认识和感受历史的真实。

四是对西域实施“羁縻”治理是草原匈奴和中原汉朝共有的治边方式。

历史上中原的“羁縻”治理始于先秦。在从家族社会到宗族社会的“聚族而居”发展中，主从地缘政治是宗法制度的基本法则，也是古代习惯法的核心。在早期国家中，国家是王族的私产，家与国合称，谓之“家邦”；国家呈现王畿与邦国分层政治的形态，其主从地缘政治格局则是以王畿为中心，自内向外，分封九畿；受封诸侯“乃以九畿之籍（隶属），施邦国之政职”， “王畿所宣，九服率从”。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主从地缘政治关系是以“服事”的政治行为体现的。先秦时的“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之说，孟子将其归纳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其中的“小事大者”即有“羁縻”关系的含义。在古代国家统一的进程中，限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和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中央（中原）王朝（或对应的周边强势政权）在边远地区往往是“抚绥”形式下的统一，所谓“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 边远弱方归附领受册封，“以小事大”，“慕义而贡献”；中原强者“约之以命，约定成俗”，“接之以礼让，羁靡不绝。”所谓：“蛮者（指古代中国南方或四方边远的部族、民族）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羁縻”的要旨在“因其俗，简其礼”；“敦至道以励藩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莅中国（原）而抚四夷也。”

“羁縻”又曾是北方草原游牧政权统治的重要方式，拥有草原游牧文明的匈奴也有着“羁属”治国的传统，史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虚弱之时，西域“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或“攻盗不能理；”或“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西域内部各政权内部也有“羁属”治理，乌孙“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

西域位于北方草原和中原的边远西部，匈奴、汉朝在经营西域中都在实施“羁縻治理”。继承草原游牧文明的匈奴帝国多采取以军事征服之下羁縻治理，“羁属之，不大攻。”，包括定期“朝会”，“羁属”、“服属”，“羁事”，“役属”等多种形式。汉帝国接统西域后，面对地域的遥远和当地种族与民族的多样、复杂性，沿用了先秦以来中原农耕文明“威德”之下的羁縻治理，注重以中原“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方悦服”的模式，“与单于争其民”；如子今教授指出的：或汉朝“有关‘羁縻’成功政策的设计，是有可能吸取了匈奴管理西域的经验的。” 中国传统的羁縻方略得到了北方草原与中原共同的推崇和发扬，羁縻治理理顺了强势与弱势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营造了不同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氛围，维系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统”格局；是一种“以非军事手段争取人心的征服方式，是一和平战略。”

《匈奴经营西域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年度子课题的优秀成果。子今教授近年对“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的潜心钻研、集中思考和诸多的专题研究成果，使《匈奴经营西域研究》尚在规划中即已有了丰厚的资料积累与坚实的学术基础。全书充分利用了汉代西域文献学和秦汉考古与简牍资料，梳理仔细，分析深入，使本书在较以往一些民族史和区域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显著的提升与进步。通过一系列的专题论述，包括“关于匈奴定楼兰诸国”、“匈奴‘赋税’西域”、“匈奴‘兼从西国’”、“匈奴对西域开发的参与”、“匈奴控制西域的方式”、“匈奴在西域的文化接受史”、“匈奴与汉王朝对西域的争夺”、“汉匈争夺背景下西域诸国的文化走向”等，对秦汉时期匈奴经营西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论。而列入附论的“说索劢楼兰屯田射水事”、“龟兹孔雀考”等文字，也颇有新意。其中附论一“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涉及到当今学术热点问题，探讨了学界共同关注的丝绸之路史中一个特殊阶段的历史进程与民族文化的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对于西域丝路交通的重要作用给以了特殊的说明。

中国历代文献所见“西域”，记载着当地区域政权与不同种族、民族文化相互间的交往、融汇与兴衰更替；历代西域对于不同时期的中国史、中亚史，东方史、乃至世界史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本书的出版会将我国西域历史研究推向又一高峰；“功成名遂”，喜事也，谨此向子今教授的本项重要学术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古代史研究非我所长，应邀作序，抓耳挠腮；东拼西凑，聊以成文；班门弄斧，终成“貂不足，狗尾续”之势，然附和于先生大家，乐事也，谨此向子今教授的盛邀表示衷心的感谢。

乙未年八月寒露于京城远见名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