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戰敗者》是一部極具創見性和扣人心弦的曆史著作，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又不失學術的嚴謹性，作者在二者之間實現瞭較好的平衡。作者通過多個語種的豐富史料，展現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及歐洲多個國傢的暴力衝突的完整圖景。作者指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及和平條約的簽署，並未解決睏擾歐洲諸多國傢的民族和邊界問題，戰敗國國內及國傢間持續數年的暴力衝突，為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極端意識形態在歐洲的孕育提供瞭適宜的溫床，並最終引導緻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本書不僅有助於讀者完整理解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曆史，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動蕩的曆史，更有利於加深對當下中東亂局的認知。
內容簡介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來說，1918年11月11日即意味著戰爭的結束；而對於戰敗國來說，它卻是一場巨大暴力災難的開始。在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破壞性並不隻是西綫殘酷的戰鬥，而是其所導緻的毀滅性後果，即在戰後爆發衝突的地區，人們被革命、大屠殺、種族清洗和不斷升級的軍事衝突徹底野蠻化瞭。1917年至1923年間，遍布中歐、東歐和東南歐的暴力衝突導緻數百萬人死亡，而正是在這樣的戰爭廢墟上，極端意識形態開始形成，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分彆在意大利和德國取得勝利，並由此導緻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雖已過去百年，但其直接後果所引發的一係列問題至今仍睏擾著世界。
作者簡介
羅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現為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現代曆史學教授、戰爭研究中心主任。碩士畢業於德國洪堡大學，主修曆史和政治科學，之後在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並獲得該校的博士後研究資助，主攻歐洲史，尤其是德國史。格瓦特曾在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和巴黎政治大學進行項目研究和講學，著有《俾斯麥神話》《希特勒的劊子手》等，《戰敗者》是其2016年齣版的力作。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這是一部重要且引人注目的著作，作者的講述既令人著迷也令人恐懼……格瓦特試圖嚮人們揭示，被遺忘的戰後暴力衝突其實成為瞭歐洲墮入黑暗的關鍵一步。
——亞曆山大?沃森，《BBC曆史雜誌》
正如羅伯特?格瓦特在書中所描述的，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及其人民來說，衝突和流血事件直至1923年纔暫告結束……作者基於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文獻，展現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暴力衝突的完整圖景，稱得上是一項開創性的研究。
——布倫南?西姆斯，《華爾街日報》
本書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大陸亂局的描述，可以讓我們更容易地理解，為什麼在20世紀30年代秩序成為歐洲諸國極度渴望的目標，甚至勝過瞭自由……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戰爭幾乎不會帶來秩序的結論：一個社會一旦摒棄瞭其對殺戮所持有的本能的、社會的和法律的厭惡，它通常是很難恢復的。
——馬剋斯?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報》
這項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戰敗國失序的研究無疑是開創性的，在其廣泛而清晰的敘述中，格瓦特探尋瞭戰後歐洲中部的政治和軍事動蕩，透徹解釋瞭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團體的興起，而它們已經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好瞭準備。
——《科剋斯書評》
目錄
導 言
第一部分 戰 敗
1 一次春天的火車之旅
2 俄國革命
3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剋
4 勝利的滋味
5 命運逆轉
第二部分 革命與反革命
6 戰爭沒有結束
7 俄國內戰
8 民主的大勝
9 激進化
10 布爾什維剋主義的恐懼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第三部分 帝國的崩潰
11 潘多拉的魔盒：巴黎和帝國的問題
12 重塑中東歐
13 敗者遭殃
14 阜姆
15 從士麥那到洛桑
結語：“戰後時期”與歐洲20世紀中葉的危機
注釋
參考文獻
緻謝
精彩書摘
萬物分崩離析；中心難以維係；
世界上到處彌漫著混亂，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騰洶湧……
何等粗野的猛獸，它的時辰已至，
正慵懶地走嚮伯利恒往生？
歐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混亂“和平”的充滿暴力的過渡，是本書的主題。它不談我們較為熟悉的英國和法國，或是1918年西綫的和平，其目的是重現那些當時生活在戰敗國的人們的經曆：哈布斯堡、羅曼諾夫、霍亨索倫和奧斯曼帝國（及其繼任者）以及保加利亞，不過，那些失敗者的曆史還必須包括希臘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傢在1918年鞦都是戰勝國，但國運很快就開始衰敗。對於雅典來說，希土戰爭把勝利變成瞭 1922 年的“大災難”。與此同時，很多意大利人感到，1918 年對哈布斯堡帝國軍隊來之不易的勝利並未獲得相應的迴報，六十餘萬人傷亡的代價令他們耿耿於懷—最有力的錶達是當時流行的概念“殘缺的勝利” —由此滋生瞭激進的民族主義，此時嚴重的工農騷亂讓很多人相信，意大利的布爾什維剋革命已迫在眉睫。在很多方麵，意大利在戰後的經曆相較於英、法兩國更類似於中東歐的戰敗國，其高潮便是1922年首位法西斯總理貝尼托·?墨索裏尼的上颱。
通過聚焦於那些戰敗的歐洲內陸帝國，以及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形態，本書將要厘清不是被戰時宣傳所歪麯，就是被1918年成王敗寇式觀點所左右的情況，那時新成立的中東歐單一民族國傢為瞭自身閤法性的需要，都對它們所脫離的那個帝國進行妖魔化。這種解讀使某些西方曆史學傢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描繪為民主的協約國和專製的同盟國之間一場史詩般的戰鬥（然而忽略瞭一個事實，即最為專製的俄羅斯帝國正是協約國的一分子）。但是近年來，越來越多對於奧斯曼、哈布斯堡和霍亨索倫帝國晚期的學術研究，都對同盟國僅僅是流氓國傢和抱殘守缺的“民族監獄”這些黑色傳奇提齣瞭不同意見。這種重新評價對於德意誌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來說都很重要，在今天的曆史學者看來，它們比之 1918 年後的八十年帶有更多仁慈的光芒（起碼是具有更多的兩麵性）。甚至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盡管戰時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似乎確定瞭這個壓迫少數民族的國傢的凶惡本質，但更為復雜的圖景正在逐漸顯現。最近有些曆史學傢指齣，直到1911年至1912年，奧斯曼的未來仍然存在著某種可能，即生活在帝國的各民族和宗教團體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公民權。而秉持民族主義的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UP），在通過 1908 年革命取得政權之後，與奧斯曼帝國更加包容的公民民族主義形成瞭鮮明對比，到瞭1911年，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已經失去瞭大量民眾的支持。 14 1911年意大利對奧斯曼帝國的黎波裏塔尼亞省（利比亞北部的一個地區）的入侵，以及1912年的第一次巴爾乾戰爭，使得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建立瞭獨裁統治，並深刻改變瞭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有高達30萬的穆斯林，包括一些統一與進步委員會領導人的傢庭，被粗暴地從巴爾乾半島上的傢園連根拔起，從而在伊斯坦布爾引發瞭一場難民危機和政治風潮。
即便有人認為，近來學術上對於戰前帝國的“修正主義”觀點是誇大的或過度的，也很難想象後帝國時期的歐洲比起 1914 年是一個更好、更安全的地方。自從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以來，歐洲還沒有像1917年至1918年之後數年那樣發生過一連串綿延而血腥的、互相牽連的戰爭和內戰。內戰交織著革命與反革命，以及新興國傢之間的邊界衝突，它們還沒有明確界定的國界或得到國際承認的政府；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至1923年7月《洛桑條約》簽署之間的“戰後”歐洲，是地球上最為混亂的地區。即便我們排除1918年至1920年間死於西班牙流感的上百萬人，以及從貝魯特到柏林成韆上萬因協約國的戰後經濟封鎖而死於飢餓的人們，仍然有超過 400 萬人死於戰後歐洲的武裝衝突—這一數字已經超過瞭英國、法國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傷亡人數之和。此外，還有無數來自中歐、東歐和南歐的陷入貧睏的難民，遊蕩在飽受戰爭摧殘的西歐鄉村以尋求安全和更好的生活。所以，一些東歐的曆史學傢把1918年之後數年稱為“歐洲內戰的延伸”是很有道理的。
盡管“戰後”歐洲的大部分地方都發生瞭恐怖的事件，但並未像之前四年中的西綫那樣得到足夠的關注。當時像溫斯頓·?丘吉爾那樣的英國觀察傢，就把戰後的衝突衊稱為後人所熟知的“侏儒族的戰爭” —這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評論，反映瞭在戰後十年盛行的西歐對於東歐的優越感（殖民主義心態不言而喻）。 由此還引發瞭一種思潮，那就是東歐有著莫名的暴力“天性”，反對西歐的文明與和平，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從大東方危機（1875—1878）到兩次巴爾乾戰爭（1912—1913）的若乾年。這些狹隘的假定和1914年至1918年間溝通的普遍不足，使得英、法兩國的政治傢們對於東歐呈現齣來的災難錶現齣驚人的近視。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很多年，那裏一直是守法有禮、文質彬彬的和平地區。
歐洲從戰爭到和平的過渡時期，留給西歐讀者的記憶要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而1917年至1923年的崢嶸歲月，留給中歐、東歐和南歐人民的集體記憶卻非常豐富，對於愛爾蘭和中東地區也是如此。在這些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迴憶即便沒有被1918年前後的獨立鬥爭、民族解放以及革命性的變化完全掩蓋，也是模糊不清的。 舉個例子，在俄國，1917年列寜領導的布爾什維剋革命—而非之前的“帝國主義戰爭” —在數十年中一直是史學上的核心節點。在今天的烏剋蘭，1918年的民族獨立（盡管是短暫的）始終存在於有關普京的俄羅斯所施加的地緣政治威脅的政治辯論中。對於一些“後帝國”國傢，尤其是波蘭、捷剋斯洛伐剋，以及塞爾維亞、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後來的南斯拉夫），舉行紀念1918年民族國傢誕生（或是重建）的慶祝活動，就能讓本國人民很方便地“忘記”曾有上百萬同胞在戰敗的同盟國軍隊中服役。
在其他地方，1917年至1918年之後數年之所以會留下鮮明的集體記憶，是因為它們經曆瞭曆史上極為動蕩的時期：芬蘭並未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1918 年極為血腥的內戰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內導緻全國超過1% 的人口死亡，這在芬蘭的政治生活中至今陰魂不散。1922年至1923年的愛爾蘭內戰所造成的牽絆和睏擾，到今天還影響著這個國傢的政黨政治體係。在中東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隻是一個無人問津的話題，而更為重要的是此後協約國“發明的國傢”（比如伊拉剋和約旦）、國際聯盟所強加的托管製，以及至今衝突不斷的巴勒斯坦。在很多阿拉伯人的眼中，這一衝突肇始於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爵士的保證，即英國將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傢”，也就是後人所熟知的《貝爾福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所呈現齣的復雜圖景，一場導緻近1000萬人喪生、2000多萬人受傷的衝突，已經無法用任何暴力衝突的簡單分類或定義去界定它。不過，盡管存在簡單化的風險，但在隨後發生的“歐洲內戰”之中還是可以界定齣至少三種不同的但相輔相成並有所重疊的衝突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歐洲的“戰後”時期經曆瞭舊有或新興國傢之間爆發的戰爭，如蘇波戰爭、希土衝突，或是羅馬尼亞入侵匈牙利。這些國傢間的衝突使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武器，集中爆發於哈布斯堡、羅曼諾夫、霍亨索倫以及奧斯曼帝國統治分崩離析的地區。在那裏，那些蠢蠢欲動、試圖用武力來鞏固和擴大領土的新興單一民族國傢得到瞭錶現的空間。比如像 1919 年至 1921 年的蘇俄與波蘭的戰爭，造成瞭 25 萬人死亡和失蹤，而 1919 年至 1922 年的希土戰爭，傷亡人數可能高達20萬。
第二種情況是，在1917年至1923年的短暫時間內湧現齣大量的內戰，除瞭俄國和芬蘭外，還有匈牙利、愛爾蘭和德國的部分地區。在羅曼諾夫帝國的前領土上，頻繁發生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和內戰通常很難區彆，所有這些衝突都是相互關聯和相互激化的。紅軍參與瞭對波蘭的戰爭，鎮壓瞭在西部邊疆和高加索試圖獨立的共和國，但列寜同樣希望能戰勝白衛分子和各種真實的或想象齣來的敵人—那些被懷疑試圖顛覆布爾什維剋革命的富農、無政府主義者和孟什維剋。俄國的形勢還因為國門之外的乾涉而變得更為復雜，包括協約國援助白衛分子的乾涉部隊，以及 1918 年後遊蕩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上萬名德國士兵，他們曾和追求土地、榮耀和冒險的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者並肩戰鬥（後來又反目成仇）。
這一時期睏擾歐洲的內戰，則普遍是因為第三種類型的政治暴力所引起的，即集中在 1917 年至 1923 年間的社會和民族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很多參戰國都經曆瞭因物資匱乏和厭戰情緒而引起的怠工和罷工，在歐洲所有的戰敗國，與停戰相伴隨的是徹底的革命和政權的暴力更迭。1917年至1923年間爆發的革命可能是社會政治性質的，換句話說，就是追求權力、土地和財富的再分配，就像在俄羅斯、匈牙利、保加利亞、德國發生的那樣；也可能是“民族主義”的革命，就像在戰敗的哈布斯堡、羅曼諾夫、霍亨索倫以及奧斯曼帝國統治崩潰的地帶，那些被民族自決思想激發而新興或重建的國傢。這兩種革命潮流同時湧動，相互交織，成為1917年至1923年間的奇特之處之一。
在 1914 年，幾乎沒有人可以預測到大戰要打多久、有多麼血腥，以及隨之而來的劇烈革命。也沒有人可以預見，革命意識形態中兩個特彆激進的變種，即布爾什維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到1923年已在俄國和意大利大行其道。彆忘瞭，很多西歐人還指望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消弭所有的戰爭”，確保“民主的安全”。 結果恰恰相反，突顯的問題不僅沒有因戰爭或 1919年至 1920 年的和會而得以解決，權力的不平衡反而比1914年以前更為嚴重瞭。歐洲在大戰前建立起來的秩序，至少在事後看來是相當穩定的。支配歐洲大陸和中東的陸地帝國雖然並非樣樣都好（發生過像1894年至1896年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或是俄國鎮壓 1905 年革命那樣的典型事件），但在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誰也想不到竟會發生革命性的政權更迭和帝國的徹底崩潰。盡管在1918年後這些歐陸帝國的衰亡通常被描繪為曆史的必然，但在戰前，這些王朝的統治看上去根深蒂固，對帝國的絕大多數疆域有著完全的控製。
在 1914 年以前，歐洲呈現齣大體和平的景象，經濟在蒸蒸日上，但巴爾乾和奧斯曼帝國並非如此。在東南歐和地中海的戰爭不是在 1914年，而是早在1911年就開始瞭，意大利當年奪取瞭之前屬於奧斯曼帝國的的黎波裏塔尼亞省（利比亞北部的一個地區）和多德卡尼斯群島。第二年，巴爾乾國傢聯盟把土耳其人從奧斯曼帝國除色雷斯東部一個小據點外所有的歐洲領土上趕瞭齣去，並引發瞭對該地區穆斯林居民包括屠殺、強迫改變信仰和驅逐的暴力狂潮。
雖然巴爾乾戰爭預示的戰亂將在下一個十年橫掃歐洲，但在西歐或中歐卻沒有類似升級的暴力齣現。在這裏，是1914年8月大戰的爆發——用喬治·?凱南經常用的話來說就是“20世紀災難性的源頭”——突然終結瞭歐洲曆史上難得的長期和平。
就像凱南和其他曆史學傢所認為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極端的年代”（艾瑞剋·?霍布斯鮑姆語）和數十年離亂的開始。1939年後較之第一次世界大戰逐步升級的更具毀滅性的衝突，也提齣瞭一個問題：斯大林、希特勒、墨索裏尼所建立的侵略性獨裁政權是否可以溯源至1914年至1918年間的事件？許多人深信，1919年至1920年的《凡爾賽條約》未能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憤怒。這一“野性論”是由喬治·?莫斯在其著作《陣亡的士兵們》（Fallen Soldiers）中根據德國的情況提齣來的（由此擴展到瞭整個歐洲），實質上就是認為，塹壕戰的經驗把人們對暴力的認同度提高到瞭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社會中都形成瞭一種野蠻性。這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作好瞭鋪墊，而且其恐怖竟有過之而無不及，其間平民的死亡人數超過瞭士兵。
然而，最近曆史學傢已經對“野性論”的價值錶示瞭懷疑，特彆是戰爭經驗本身不能解釋為何政治和社會的野蠻化隻發生在前述的某些國傢，而不是其他國傢，畢竟協約國和同盟國士兵在戰爭經驗方麵並無本質區彆—隻是結果不同而已。其他批評者指齣，大量為同盟國服役的軍人在1918年以後迴歸瞭平靜的市民生活。不是每個參加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都會變成法西斯或布爾什維剋，渴望在 1918年 11 月大戰正式結束後繼續戰鬥。
然而很明顯，假如離開瞭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參照點，也就無法解釋戰後暴力的任何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應被看作一場無意間推動瞭社會或民族革命，並塑造瞭今後數十年歐洲政治、社會和文化進程的衝突。特彆是在最後階段，從1917年開始，大戰從本質上發生瞭變化。1917年的布爾什維剋革命使俄國退齣瞭戰爭，同時美國的參戰使西方協約國增強瞭把肢解歐洲內陸帝國作為戰爭目標的決心。俄國的事件還有著雙重的影響：彼得格勒承認戰敗，使得同盟國似乎一下子看到瞭勝利的曙光，也同時嚮飽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大陸注入瞭一劑猛藥，為四年大戰後的革命作好瞭準備。
在這一時期，一場傷亡極其慘重但終歸是常規衝突的國傢間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位於一係列相互關聯的，無論邏輯還是目的都更為危險的衝突。與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以迫使敵人接受和談條件（無論有多麼嚴苛）為目的的戰爭相比，1917 年至 1918 年之後的衝突要肆無忌憚得多。它們是你死我活，以全部消滅敵人為目的的戰爭，無論這些是民族的還是階級的敵人—集體屠殺的邏輯隨後在1939年至1945年間主宰瞭中歐和東歐。
關於1917 年至 1918年後發生的衝突，還有值得關注的地方。在它們爆發前的一個世紀裏，歐洲國傢已經或多或少地實現瞭國傢對閤法暴力的壟斷，軍隊國傢化已經成為常態，戰鬥和非戰鬥人員之間的根本性重要區彆已經寫進瞭公法（盡管在實際中經常被違反），然而戰後的衝突扭轉瞭這些趨勢。在那些歐洲前帝國領土上行政功能缺失的國傢裏，各種政治派係的民兵為自己的利益承擔起瞭國傢軍隊的角色，朋友和敵人、戰士和平民間的界限變成瞭可怕的模糊不清。
與莫斯包容卻帶有誤導性的“野性論”相比，本書提齣瞭一些有關歐洲從戰爭過渡到和平的不同觀點。它認為，為瞭理解歐洲—包括俄國和前奧斯曼帝國在中東的領土—20世紀暴力活動的軌跡，與其在 1914 年至 1917 年間的大戰經曆上花太多精力，不如去探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的戰爭結束之路：戰敗、帝國崩潰以及革命風暴。盡管對於其中的一個因素——革命——尤其是對俄國和德國這樣的個彆國傢已經作瞭較多的研究，但這些著作顯然都是以國傢為中心的，仿佛這些從 1917 年至 1920 年初震動歐洲的革命事件之間是互不相關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的“戰敗文化”，已經成為曆史研究的一個主題，但還沒有一部以任何一種語言寫成的囊括所有歐洲戰敗國的著作。這看上去很奇怪，因為其中對戰後暴力逐步升級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就是1918年戰敗動員起來的力量（或者像意大利，感知一種“殘缺的勝利”）。 32在歐洲的戰勝國（除瞭意大利，以及需要再次強調的聯閤王國的愛爾蘭部分），1918年後並未齣現實質性的政治暴力升級，部分是因為軍事上的勝利證明瞭在戰時作齣犧牲的正確性，強化瞭以勝利姿態齣現的國傢的閤法性。然而，戰敗國卻不可與之同日而語，沒有任何一個戰敗國可以迴到戰前那種國內穩定與國際和平的狀態。
1918年後暴力風起雲湧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歐洲內陸帝國的突然解體，以及後續國傢的艱難誕生。《凡爾賽條約》把數百萬人——特彆是那些少數民族，如在捷剋斯洛伐剋、意大利和波蘭的德意誌人，在捷剋斯洛伐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在羅馬尼亞、希臘的保加利亞人——分配到瞭各個新成立的國傢，它們麵臨的根本性睏境在於：盡管它們想建立一個單一民族國傢，但波蘭、南斯拉夫、捷剋斯洛伐剋等國仍然都是些小型的多民族帝國，它們和哈布斯堡帝國時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並非是建立瞭單一民族的國傢，而僅僅是疆域縮小和民族層次結構翻轉瞭而已。
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歐洲領土修正主義嘗試的重心位於舊的多民族帝國土地上並非偶然，這些帝國的解體創造齣瞭新的“暴力邊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有的地方甚至到1945年以後，收復“曆史上的”領土和恢復 1918 年損失的人口，在中東歐的內政外交政策上仍然扮演瞭關鍵性的角色，例如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德國。這對於蘇聯來說也同樣重要，它發現自己被剝奪的不僅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徵服的土地，還有俄羅斯帝國的西部邊疆。莫斯科企圖重新奪迴那些“失去”的領土，並把自己的影響力更為普遍地在中東歐建立起來，這種努力在難以想象的暴力環境下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以後。革命、同盟國的戰敗，以及對戰前帝國領土的重新劃分，為新的持續衝突提供瞭良好的溫床—然而，任何對於衝突擴大的解釋，都不能忘記當地傳統和環境的重要性，其源頭常常存在於更久遠的衝突之中，從而形成瞭戰後突顯的暴力行為，比如巴爾乾遊擊戰中的切特尼剋傳統，愛爾蘭共和黨在1914年前的激進主義，以及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緊張的革命氣氛，都是很好的例子。
總體來說，前麵所說的這些因素—革命、戰敗和民族國傢在帝國碎片上的“重生” —是在歐洲某些地方掀起跨國武裝衝突浪潮最為重要的原因，這一浪潮直到1923年纔得以平息。這一暫時的終點是《洛桑條約》的簽署，它通過一場大規模的強製性人口交換確定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的領土，終結瞭希臘對小亞細亞的野心。
盡管歐洲經曆瞭 1924 年至 1929 年間短暫的穩定，但 1917 年至1923年間沒能解決的核心問題，在1929年大蕭條之後被十分迫切地擺上瞭內政外交的議事日程。因此，想要理解 20 世紀歐洲大陸暴力循環這一特點，1917 年至 1923 年間的故事是十分關鍵的。這一故事的起點必然是 1917 年初在俄國發生的災難性事件，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口最多的參戰國，第一個跌入革命和戰敗的無底深淵。
前言/序言
導 言
無論是戰勝者還是戰敗者，雙方都毀滅瞭。所有的皇帝及其繼承人都被殺死或廢黜瞭……所有人都是戰敗者；所有人都遭瞭殃；他們所給的一切都屬徒勞。沒有人能得到什麼……那些從戰場上數不清的日日夜夜中幸存下來的老兵們，歸來時無論是帶著勝利的桂冠還是失敗的噩耗，他們的傢園都已被戰禍吞噬。
—溫斯頓·丘吉爾，《不為人知的戰爭》（1931）
這場戰爭是暴力的開始而非結束。在這個熔爐裏，世界被鍛造齣新的邊界和社會。新的鑄模想要被鮮血灌滿，而權力則被鐵拳掌握。
—恩斯特·?榮格，《作為內在經曆的鬥爭》（1928）
1922 年 9 月 9 日，由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而引起的仇恨降臨到士麥那城。當土耳其騎兵開進這座奧斯曼帝國曾經最為繁華的國際化都市時，占居民人口大多數的基督徒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著。幾個世紀以來，穆斯林、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希臘東正教基督徒一直在士麥那和平共處，但近十年的戰爭改變瞭這種民族關係。奧斯曼帝國在1912年至 1913 年巴爾乾戰爭中喪失瞭幾乎所有的歐洲領土，1914 年 8月它作為德國的盟友參加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發現自己又一次淪為戰敗國。在被剝奪瞭阿拉伯地區（這一地區後來被稱為“中東”）的領土後，戰敗的奧斯曼帝國及其羞愧萬分的土耳其穆斯林很快又麵臨新的威脅：在英國首相戴維·?勞閤·?喬治的鼓動下，一支希臘侵略軍於1919年在士麥那登陸，他們決心要在小亞細亞半島基督徒居民的稠密區為自己開闢齣一個新帝國。
三年的殘酷衝突給穆斯林和基督徒都造成瞭慘重傷亡，而今戰爭已經明顯不利於希臘。希臘軍隊被富有纔乾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他將來有個更為人熟知的敬稱—“土耳其之父”）引誘進瞭安納托利亞中部，他們戰綫過長，指揮無能，在凱末爾 1922年夏季發動的大規模反攻下被擊潰瞭。倉皇撤退的希臘人對安納托利亞西部的穆斯林居民一路燒殺搶掠，這使得在士麥那的基督徒有充分的理由擔心會遭到報復。但是，這座城市的希臘占領當局的虛假保證，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至少21艘協約國船隻給瞭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錯誤的安全感。既然當初是西方協約國—特彆是英國—鼓勵雅典政府齣兵占領士麥那的，那麼在穆斯林打算報復的時候，他們肯定會齣手保護基督徒吧？
隨著這座城市悲劇大幕的開啓，這種想法很快就被證明是錯誤的。土耳其軍隊攻占士麥那不久，士兵們就逮捕瞭希臘入侵的堅定支持者東正教大主教剋裏索斯托莫斯，把他送到少將指揮官薩卡裏·?努爾丁帕夏那裏。少將把剋裏索斯托莫斯扔給瞭住所外麵聚集的一群土耳其暴徒，他們叫囂著要取大主教的人頭。一個旁觀的法國水手迴憶道：“人群尖叫著撲嚮剋裏索斯托莫斯，把他沿著街道拖到一個理發店，理發店的猶太老闆伊斯梅爾從門口緊張地張望著。有人把理發師推到一邊，抓瞭一塊白布勒在剋裏索斯托莫斯的脖子上，叫道：‘給他颳個臉！ ’他們扯下主教的鬍子，用刀挖齣瞭他的眼睛，砍掉瞭他的耳朵、鼻子和手。”沒有人來管這些事，飽受摺磨的剋裏索斯托莫斯被拖進一條背街小巷，扔在一個角落裏直至死去。
士麥那東正教大主教的慘死，隻不過是暴力狂歡節的前夜序麯，這令人想起瞭17世紀歐洲宗教戰爭時期對敵人城鎮的洗劫。在接下來的兩周內，估計有 3 萬名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被屠殺，還有很多人被土耳其士兵、準軍事部隊或是當地的青少年團夥搶劫、毆打和強奸。
9月13日傍晚，第一座被點燃的房屋是在這座城市的亞美尼亞街區。到瞭次日上午，大部分基督徒的房屋都起火瞭。幾個小時之內，成韆上萬的男女老幼逃到海邊碼頭避難。英國記者喬治·?沃德·?普萊斯在港口停泊的一艘戰艦上目睹瞭屠殺，記錄下瞭這“令人無法形容”的場麵：我站在“鋼鐵衛士”號上看到的是一道連綿不絕的火牆，足有兩英裏長，鋸齒狀排列的20多處熊熊烈焰如火山爆發般噴吐而齣，火舌扭動著躥嚮 100多英尺的空中……海水被映成深深的紅銅色，最糟糕的是，成韆上萬的難民擁擠在狹窄的碼頭上，身後是不斷進逼的烈火，麵前是深不見底的海水，從那裏不斷傳來恐怖絕望的瘋狂尖叫聲，幾英裏外都能聽到。
當土耳其軍隊封鎖碼頭時，許多鋌而走險的難民試圖逃到盟國停泊在碼頭的船隻上去。越來越清楚的是，協約國不打算介入或是嘗試用船隻來搭救難民。很多恐懼至極的希臘人跳海自盡瞭，還有一些則拼命遊到某條協約國的船上。老人和孩子慘遭被熱浪從建築物裏驅趕齣來的瘋狂人流踐踏，牛馬在無法撤離的情況下摺斷前腿被推進海裏淹死—這是短篇小說《在士麥那碼頭上》中的經典場景，作者是當時尚未成名的《多倫多星報》記者歐內斯特·?海明威。
海明威隻是記錄士麥那之劫的許多西方記者中的一個，這座城市的可怕遭遇占據瞭好幾天世界各地新聞的頭條。英國的殖民地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寫信給加拿大總理譴責這一暴行，稱這是一場“人類罪行史上罕見的地獄狂歡”。
士麥那基督徒的殘酷命運，以及前述土耳其穆斯林進行的屠殺，無情地告訴人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沒有立即帶來和平。實際上，丘吉爾有關暴行罕見的說法是錯誤的，恰恰相反，與在安納托利亞西部發生的同樣悲慘的事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絕非罕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一個界限明確的時間段，通常認為始自1918年11月 11日停戰協定的簽署，迄於 1939年 9月 1日希特勒進攻波蘭。然而，這個時間段隻是對主要的戰勝國，即英國（愛爾蘭獨立戰爭算是一個明顯的例外）和法國纔有意義，它們在西綫停止瞭敵對活動，的確意味著戰後時代的開始。
然而，對於生活在裏加、基輔、士麥那，以及中歐、東歐和東南歐許多地方的人們來說，1919年沒有和平，隻有連綿不絕的戰亂。俄國的哲人和學者彼得·?斯特魯韋，在俄國內戰期間從布爾什維剋轉嚮瞭白衛運動，這使得他能從當時公共知識分子更為有利的角度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隨著停戰協定而正式結束瞭。然而實際上，從那一時刻開始，我們所經曆的和正要經曆的，都是這場大戰的延續和轉型。” 不需要看很多就可以證明斯特魯韋的話：大大小小抱有各種政治目的的武裝力量，在整個東歐和中歐到處廝殺，暴力無處不在，新政權的更迭充滿瞭血腥。僅在1917年至1920年間，歐洲就經曆瞭至少27次以暴力方式進行的改朝換代，許多都伴隨著可能或已經爆發的內戰。
最極端的情況當然就是俄國本身，1917年10月列寜的布爾什維剋政變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衝突，迅速升級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內戰，最終導緻300多萬人喪生。即便是在其他較為平靜的地區，很多同時代的人也都有著和斯特魯韋相同的觀念，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未帶來穩定，局麵反而高度動蕩，和平就算不是完全虛幻，也危如纍卵。在革命後的奧地利—現如今已不再是那個歐洲最大內陸帝國的中心，而隻是阿爾卑斯山中一個弱小的共和國— 一份發行很廣的保守派報紙在 1919 年5 月的一篇社論中，以“和平時代的戰爭”為標題發錶瞭同樣的看法。
針對戰敗的奧匈帝國土地上頻繁發生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它看到戰後的衝突已經延伸成為一道從芬蘭到波羅的海國傢，穿過俄羅斯和烏剋蘭、奧地利、匈牙利、德國，一直通過巴爾乾半島到達安納托利亞和高加索的弧形。
奇怪的是，這篇文章並未提到愛爾蘭。這個西歐新興國傢有著和1918年至1922年間的中東歐國傢相似的曆史進程，至少在愛爾蘭獨立戰爭（1919—1921）和隨後的內戰（1922—1923）期間是這樣的。這種相似性沒有逃過當時都柏林的精明觀察傢的眼睛，他們認為，愛爾蘭的戰亂是一場更為廣闊的歐洲動蕩的一部分，這場持續的動蕩源自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危機，而後又有所不同。就像諾貝爾奬得主葉芝在其最著名的詩歌之一《基督重臨》中所描寫的那樣：
用戶評價
好書大傢讀。京東買書又方便又快捷還便宜。希望以後多送券。。還會繼續買 的。
評分金鳳凰單核細胞想不到不打擊等級等哈哈
評分不錯的選擇。一個星期就可以看到
評分介紹瞭間戰期各國的情況，算是填補瞭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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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絕對是好書，價格也便宜，搞活動買的。
評分一戰尾期和之後，鮮為人之的歐洲故事，好看！
評分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革命與暴力，1917—1923
評分一本好書‘溫故知新，值得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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