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繁华过尽，人世沧桑，她一一抖落，让生命还原到人之初始——单一，孤立，勇敢。她在文字里生活，在书的世界与人类对话；那是一个简单、沉默、自给自足的生活境界。
——季季《张爱玲的晚年生活》
1.张爱玲看过什么书，写过哪些魔力十足的文字，有过怎样的人生故事和心路，本书融此三者，呈现出多维度多棱角的传奇张爱玲小像。只看过她小说的，可以恶补一下她的阅读史和人生经历；只知道她情感纠葛的，可以从她与文字的耳鬓厮磨，直抵她内心深处的华美苍凉。无论你从哪里启程，都能抵达张爱玲。
2.本书巧妙融入了张爱玲的诸多金句，它们必以她的人生经历来句读。她说，出名要趁早。果然，在20来岁的时候，她就凭一枝妙笔红遍上海滩。她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果然，她在爱情里卑微到失去尊严。而后，挥剑断情丝，从此人成各，天涯渺渺永不见。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果然，华美的只是表象，人生的苍凉深入骨髓。
3.读完全书，你能勾勒出原本难以琢磨的张爱玲，她的“三观”、她的人生哲学、她的小癖好……她不耻谈物质，不故作清高，喜欢逛街，迷恋奇装异服，不喜欢小孩……所有你猜不透看不清的，都可以在本书找到答案。她有感情甚笃的姑姑，无话不谈的闺蜜炎樱，在上海文坛像缤纷的海上花开红火了两年，作品如群星灿烂；有过浪漫的婚姻承诺，有过平实的第二次婚姻；度过孑然一身的晚年，最后以“没有子嗣”的句号客死异国，直至今日享有不可磨灭的文坛地位。万象缤纷处，她依然是孤独前行的灵魂。
内容简介
《读解张爱玲——华美苍凉》从张爱玲早期的阅读入手，切入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现代小说，以及戏剧、小报、唐诗等古今中外影响其创作的“潜文本”，分析其小说创作源泉，并联系其童年家庭生活、青年情感生活、晚年独居生活，揭开其绚烂文字背后复杂的人生底色——华美苍凉。人与文的相互纠缠，成就了张爱玲。
作者简介
万燕，女，张爱玲研究专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家。著有《女性的精神——有关或无关乎张爱玲》、《张爱玲画话》、《心灵的性别》、《画说红楼梦》、《落红萧萧——萧红导读》等，主编《当代女学人文丛》（十卷本）。
目录
自序 不是贵族的张爱玲
引言 海上花开
对于生活着的芸芸众生来说，只能承认，“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第一章 天使与魔鬼：人性重奏
“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世界把“生命”写成了变质的“圣经”，那么这个世界里的人又如何能够把握自己的真性情呢？
独一无二的“准天使”
人的非理性和情欲
没有面孔的“魔鬼英雄”
永恒的不彻底的人物
两个男人： 吕宗桢和佟振保
倾城无恋： 范柳原和白流苏
张爱玲的无情和有情
第二章 苍凉的人生：家园幻梦
张爱玲是把“人间”作为荒凉中的人生诱惑来支撑她的幻灭意识。她的人生观是“哀矜而勿喜”的。
从精神记忆走出来的家园幻梦
古旧空间的回忆与租界文明的现实
荒凉时代的景象
大悲哀中的“人间”诱惑
第三章 命运在叩门：女性群像
“女人总是藏于暗夜的深处，昼间不露姿态，只是如幻影一般出现于‘梦无绪’的世界”，她正寻觅着那美的极致；朦胧的、幽迷的、弥漫着低回不已的情与思。
“钗黛如一”的女性二重奏
女性神话和女性生存现实的对照
麻将与《色，戒》
崇尚地母娘娘
女性的自我救赎
第四章 镜花和水月：爱情神话
爱情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神话，爱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镜中花水中月，只能观赏、想象而不能去碰她。一旦碰到，她就碎了、走了，于是人们便说爱情是假的。
个人情感和“潜文本”的爱情主题
爱情小说的“反爱情”
“恋父情结”的表达与断绝
爱情的新维度：命运
改写与重写：《十八春》和宝黛故事
《半生缘》、《华丽缘》：幻灭之情的祛魅方式
第五章 世俗的空灵：艺术整合
世俗的空灵属于《传奇》，也属于《小团圆》，这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小说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了。
源自《红楼梦》的技巧：古典亦现代
色彩：超凡的造意功能
潜意识： 超越时空限制的梦
物化：精致繁复的意象感觉
故事和情节的冲击力量
“通俗文学”的标志和生命力
结语 海上花落
因为不同凡响的“张爱玲体”，张爱玲小说像海上花开一样，在沦陷区的上海怒放了两年，可是，开得最盛的花，往往凋谢起来速度也最快，和灿烂的时候相比，也更显得寂寥、枯败，常令人有今昔相错的失意。
附录一 张爱玲笔下
小说题目
街道
“一文二作”
附录二 关于夏衍和张爱玲
附录三 寻访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
精彩书摘
张爱玲的无情和有情
这里，我们有必要离开张爱玲笔下那些人物的人性，去聆听人性四重奏里的第四声部，同时也是支撑着前三个声部的背景声部——张爱玲作品背后自己的人性和表现方式，这样才能解释她为什么要塑造吕宗桢、佟振保、范柳原、白流苏、曹七巧、言丹朱等众多人物，重点又偏在“不彻底的人物”身上。
张爱玲有一颗“冷酷”的心——这是很多人在读完她的小说后，不得不承认的一种事实。在“不得不”的背景中，有惊诧、无奈、不可思议和敬佩等丰富的涵义，而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来源在于：她是个女人，她的小说是一个女人写出来的小说，而她又以张爱玲的方式几乎摒弃了“女人式小说”的全部特征。
小说是最多彩的艺术形式，它可以将戏剧、诗歌、散文全部包容其中，将冷酷与热烈放置在同一面具里，小说家在小说里必须是一个进得去出得来的自由人。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女作家手上，小说变成了囤积个人情感的“回收站”，我们总是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她”自己，好像时时在提醒我们：这是她的故事，她的感觉。这样的小说像一个令人腻烦的温暖的小老太。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张爱玲失踪了，如果说我们意识到别的什么，那就是一台洞察人物心灵奥秘的冰冷的显微镜。吊诡的是，这台显微镜又非张爱玲莫属。无疑，这个女作家是罕见的，因为她具备了超凡冷静的创作态度。
我们可以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她也许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女人的，非常镇静而强有力的头脑，来抗拒自恋的诱惑；比如也许作为作家，她的心灵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和支持。然而就算这些因素是重要的，前者不过是某种客观条件，后者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她的心灵很早就受到了伤害。
在前文和引言里，我们多次谈到张爱玲从来不讳言自己人性的阴暗面，她曾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赤裸裸的自白和她一贯自爱以及自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她是很看重自己，也很看重自己的快乐的，换个角度说，她这种思想仍是她极其自卑、无爱的早年生活，向另一个强烈自尊、自我承认的自我极端反弹的结果，那就是她人性中的孤独、冷漠和自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引言中已详细分析了。在散文《烬余录》里，她惊人地向大家展示了她的这一面。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吧？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冷漠行事，还回过头来分析上海比香港有涵养。再看她是怎样看守伤兵的。
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
……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她对自己看得很清楚，很透彻，没有惭愧与内疚，但是有坦率和真实。然而——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她描绘了一幅她自己——同时也是现代人的全息人性图像，并作了自我批判。但也仅此而已，没有更深一步的超越。所以柯灵说“坦诚披露自己的内心，是张的难能可贵处，她并不讳言自私；但这种思想的本身并不是值得尊崇拜倒的”。在这一点上她很像毛姆，都说毛姆生性凉薄，从张爱玲晚年的散文集《对照记》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冷漠与怀疑。毛姆的童年和张爱玲一样阴郁痛苦，因此某种意义上的冷漠无情，使他们对世情有着同样深刻的观察和冷嘲，具有共同的现代人特征。而从曹雪芹、朱瘦菊、韩邦庆身上，则看不到这种现代人的人性。曹雪芹虽然在苦闷的环境里写《红楼梦》，就靠自己家里的二三知己给他打气，也仍然“是个正常的人，没有心理学上所谓‘死亡的愿望’”，也并不冷酷，他也需要倚赖脂砚（有一种观点认为脂砚和畸笏实为一人），心理上有着丰富温暖的情感需求。海上说梦人（朱瘦菊）虽然在《歇浦潮》中表现的全是人性的狭隘丑恶，那也只不过是他眼光不够开阔，他自己仍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他是因为对人性丑恶的难以容忍，而“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鲁迅语）。而韩邦庆写《海上花列传》，“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胡适语），所流露的淳朴宽容和其他人相比，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尽管张爱玲自私，她对待人性的态度却是虔诚的、忠实的、无奈的，犹如看到好友炎樱为她再版的《传奇》画的封面：“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所以西洋有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这种态度转化到她写小说，就不可避免地使她对笔下的人物在怜悯、同情中裹着冷漠的外壳，在冷漠之外却又无处不让你感到隐隐的温暖，是精神上俯视的超然态度，既无情又有情的态度。
从张爱玲中学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在校刊《国光》上发表的小说《牛》（1936年作）和历史小说《霸王别姬》（1937年作），两篇习作来看，在选题、叙述上就已经奠定了俯视人性的风格。当时她只有十六七岁，但是她的经历使她超越了充满幻想、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用和自己的年龄、情感毫不相称的凄艳笔触，书写与她个人经历相去甚远的两个领域：农村和历史。
张爱玲出生在官宦世家，1946年2月以前足迹未履农村，可十六岁的她在《牛》中表现的，却是农村的男人、女人为着最基本的生存，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境况。那种最基本的生存，正是她以后从人的“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的再发现中，认识到苍白、渺小的人，认识到人性的日常普通的价值与意义的先声。那些“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的景象，俨然出自一个熟悉乡间生活的人之手，反衬出她少女时期的早熟。
《霸王别姬》更预示了她写“琐屑”人性的态度。前人的重心一贯放在霸王这个英雄身上，而她却将焦点以反英雄的姿态转向虞姬这个弱小的女人，写女人为男人活着的悲哀、荣耀和勇气以及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虞姬身上建立起她的“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的人性观的基础。同是软弱的凡人，《牛》中的禄兴和禄兴娘子代表了凡人的渺小、卑微，而虞姬却代表了凡人的坚忍和勇气。
两篇小说中，张爱玲都毫不吝惜地描写了主人公的死，尤其是虞姬在微笑之后，“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如此果决的自杀。她居然对霸王说：“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透露了张爱玲潜意识里很欣赏这种冷艳、凄丽的场面。在这种“欣赏”中，张爱玲开始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了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的位置上。作为作者，她无情地自如地安排她的人物生生死死；作为读者，她冷静却又人性地进入作品，在感受艺术的同时并不忘却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从这时候开始，她已经对人性选择了一种俯视的超然态度（注意：是态度而不是角度）。这“俯视”中有她洞察人性的超越感，也有她对这些彻底或不彻底人物的挑剔和同情。她对世界上的每个人，抱着审慎的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又是人生的阅读者，她以全面的胸怀不拒绝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组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青年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以《心经》为例，可以看到冷漠和悲天悯人的张爱玲，同时不即不离地却又完全地笼罩在作品人物上空。小说的基调是弗洛伊德式的，是张爱玲常用的以情欲、非理性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的方法，但是在“恋父情结”之外，“心经”这个题目界定的含义是不能忽略的。“心经”用的是佛经的题目，让人联想到梵语里“虚妄”的主题，也就是人物欲望上的幻想及自欺，他们各自追求对方的幻象，暗示着追求最完美最理想的人性却又根本不可能的虚妄。许小寒和她的父亲许峰仪之间，虽然是父女畸形的恋爱，但在小寒还没有长大的七八年前，他们这种关系却“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没有猜忌，没有试探，没有嫌疑”，象征着人类和谐温暖的关系，是纯洁无瑕的人性世界。可是随着小寒年龄的增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外在冲击因素的替身），两人都感到了一种危险性，这时候他们都暴露出人性的弱点。小寒表现为人性的自欺，时时刻刻装作长不大的小孩子，许峰仪则露出了他人性虚伪自私的一面，他考虑的并不是乱伦或道德，而是小寒对他造成的伤害：“你牺牲了自己，于我有什么好处？”如此自私的话打破了小寒对理想幻象的虔诚，要知道，她简直是在宗教似的心灵祈祷——心经中寄托着她父亲的完美形象，她不敢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
小寒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似乎是转念一想，又道：“当然哪，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他嘿嘿的笑了几声。
小寒锐声道：“你别这么笑！我听了，浑身的肉都紧了一紧！”她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去，将背靠在玻璃门上。
然而对于许峰仪来说，小寒何尝又是他原来心目中的纯洁幻象呢？她已经成长为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女性，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了。
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硃漆似的红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指头缝里蠕动。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
情欲对人的支配和控制，使许峰仪认识到他和小寒共同的危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张爱玲曾说：“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那么也正因为是一个充分的“人”，才摆脱不了植根于人身上的情欲。所以张爱玲在许小寒和许峰仪对彼此的欲望和失望里，提供了人类无法逃避自己，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终极的答案。
许峰仪并没有在拒绝小寒之后无所作为，而是选择了和小寒相像的绫卿，作为同居相爱的伴侣，说明他确实不是不爱小寒，而只是“不能够爱”，他无力抗拒现实。而当小寒跳脚向父亲发怒：“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张爱玲让我们看到这个仍在做最后自欺努力的女孩子，是的，她确实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她成熟了，告别了原始的天真时代，进入了“人”的时代，只要她继续爱她的父亲，她就绝不可能再是纯洁的。这就是张爱玲对人性世界表达的虚妄和无能为力。
但是，“悲天悯人的主题也在这小说里出现，一方面是传统的暗喻，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的反应”。许小寒的失败和屈服，有效地说明了抗拒环境和人性的阴暗面是徒然的。张爱玲强调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许太太所体现的人性正面力量，来跟它形成对比，即许太太身上的理性。虽然许太太并没有肯定这原有的世界，但她的行为保留了这世界，是她使这世界避免了毁灭，而且，在小说结尾，她对小寒说：“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儿……”是完全出于理智及真正的怜悯情绪。这是张爱玲在《心经》的世界和其他小说里，所能提供的最佳人性：冷中微热的超然的俯视态度。
她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十八春》、《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小说里，都表现了看待人物的严峻和痛心的谅解，甚至在格调阴森的《金锁记》最后，也还为曹七巧留了一滴“挂在腮上”的眼泪。她在这些小说中的状态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因为她最大的本意并不是要创造什么悲剧，她要的就是胡琴那“拉过来又拉过去”，“不问也罢”的效果，这种理智的悲悯更衬托了她对饮食男女大彻大悟后看破红尘的冷静。
古人说：“大善即大伪。”难得的是张爱玲从不标榜自己是善良的，真诚的，这反证了她的真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强调超然“态度”而不是“角度”的缘故，“态度”说明她是从小说人物的情感欲望里面“打出来的”，是从对人物此岸世俗生活审美的、人性的、生命的体验与关怀基础上，上升到自己与此相应的情感方式上的，“角度”则是她强行拔高自己，选择一个“隔岸观火”的视点，如果真是那样，张爱玲才叫残忍。因此，张爱玲的小说里没有张爱玲，但时时有张爱玲的精神闪着光亮，说她“冷”，她又如此给予你抹不掉的人生最切实的温暖，就像她在《到底是上海人》里说的：“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她的超然与冷漠皆来自她个人精神上的大劫难和大冶炼，从而获得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能进入各种空间，这里面有作者的空间，有读者的空间，也有俯视空间。后来她又在与胡兰成的相恋中，受到感情上最冷酷无情的打击，成为恋爱悲剧的主角，更多了一分悲苦无依，也逼她写出《小团圆》。她的空间太多，我们隔着这空间，自然认为她是“冷酷”的。
可是，她的小说仍然使我们“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的世界，那是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的富有人间烟火的尘俗此岸，在那平凡中有着最广大的英雄，在那黑暗中有着最真实的明亮。
前言/序言
自序 不是贵族的张爱玲
做张爱玲研究断续二十四年了，因为断续，故常常遗憾；因为研究，又每有所得。至今不敢妄撰一本“张爱玲传”，时间愈长，此念愈消，只觉学界对于张爱玲的许多基本问题尚未搞清，如何为之比较完整地做传？“张学”热到现在，连“张爱玲年谱”都无法完整。
这倒也不全是学界的问题。
2006年9月底，因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王安忆同住一室，私下言谈甚多。因拙文《张爱玲小说题目释义》话题而起，她说我对张爱玲已过度挖掘，我却以为挖掘不够。因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每每发现张爱玲就像一桩扑朔迷离的案件，充满种种疑点，不解决这些疑点，对张爱玲的认识就是片面的。学界一直有人致力于此，其中当属陈子善先生功推最高，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止庵、张惠苑，中国香港的宋以朗、林幸谦和中国台湾的周芬伶、符立中，美国的周蕾也屡见成果。可是，由于张爱玲没有文人的写日记习惯，一生书信、作品也只能像挖金矿一样陆续出土，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对外更是三缄其口，很多一手资料需要不断补充更新。张爱玲去世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将十四个装满了张爱玲遗物的箱子寄给宋淇夫妇，如今十一个箱子在皇冠，三个箱子被宋淇夫妇的儿子宋以朗保管着。其中与宋淇夫妇的通信和长篇自传体小说等陆续面世，成书有《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张爱玲私语录》等。此外夏志清先生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庄信正先生编注的《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苏伟贞女士主编的《鱼往雁返——张爱玲的书信因缘》等书信集也都给人惊喜。疑点似乎逐步被破解，却因为头绪的复杂增加了更多的疑点。
比如，最大的问题恰恰出在《小团圆》。
一贯极其注重个人隐私的张爱玲，却奋力吐槽了一本《小团圆》，她真是如挚友宋淇所说的要“一吐为快”啊。
“一吐为快”的形式却是小说！这真是“祖师奶奶”一个狡猾高明的陷阱！
说实话，很惭愧，作为半个张爱玲研究者，在《小团圆》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并没有看。有学者对我说，此书写得一塌糊涂，不忍卒读。又耳闻另一种极好的评价，说是从繁复转向朴素的好。同行们包括《小团圆》校订者止庵的评价我都未关注，只是曾经翻过几页手上的皇冠版，像“盘玉”那样触摸了一下气息就放下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从2005年开始，自己的生命正经历着生育孩子和其他脱胎换骨的挣扎与变化。而2005年，也是张爱玲的作品出版、传播和研究大小事件不断的特殊时段。就连我这样孤陋寡闻的状态，各种关于张爱玲的消息也会渐次传来，电影《色，戒》也跟着看。直到2016年夏天，捧起《小团圆》，捧起陈子善先生的《沉香谭屑》，才知道，这期间，我的世界发生一场颠覆，外面的“张学”更是天翻地覆。
2016年7月16日，给友人发短信：
《小团圆》昨晚全部看完了，从小说角度来讲，写得真是成功。张彻底地暴露了自己和所有人。用高难度的跳跃手法，将亲情、友情、爱情、性情击得粉碎。以前的创作，她还有替人物修饰美化的地方，现在是纯粹地撕裂，里面的病态和阴暗却用艺术的方式织成了镂空纱的效果，有艺术的美。她真是非凡的、控制了自我的人。
她完全是创伤表达，敏感到过分。不断地在用创作疗伤，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肯定痛苦吧？
友人立即回复：
张是别格的，和她生活在一起会相当痛苦，这是必然的，只看她的作品就好……还有好多艺术家也如此，能够生活与创作处处出彩，面面俱到而玲珑的作家、艺术家是极少的，那样反而成不了真正的大家。诸多大家是生活海洋里的弱智者和残障者，这是不完美的人生和人生的另一种完美。
那几天，我和友人反复讨论张爱玲的《小团圆》，觉得此书对做张爱玲年谱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她在小说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她不是归于繁华落尽，而恰恰是把繁复，把“张爱玲笔触”推向了极致——从语言转向结构的繁复。真的要感谢所有推动《小团圆》出版的人，如果这本小说不出版，对张爱玲的终极评价将是致命的残缺！它的面世如珠玉编结，使《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十八春》、《相见欢》、《色，戒》等小说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张腔”流苏，打破了我二十五岁面对张爱玲“潜文本”研究至今数十年的症结和困惑。一直不相信她后来没有好的作品，私下和公开都言及这点——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的诱惑意味着在世的诱惑，更不用说张爱玲这样充满巫性的作家——但是拿不出依据，就只能在张爱玲的起点和终点之间出现研究的断痕。
所幸，1992年选择的“潜文本”论证方向，今天还算经得起时间的撕扯。
因为《小团圆》，一切符号的链条衔接上了。
要用智商和情商同时阅读，才能体味《小团圆》的好。
特别推荐读者去品味她写九莉和母亲牵手过马路的场景，以及九莉做家务笨拙，推着沙发到客厅被母亲呵斥的场景，那样的表达，别人是写不出来的。惊动我的不是小说的“爱”情乃至“性”情部分，而是九莉与亲生母亲之间的这种亲情的惶恐与可怕。同样，唤醒九莉少女情欲的并不是邵之雍，而是九莉的母亲将九莉带向“性”。
她的笔致比从前更加故意艺术化地败兴，煞风景。
连姑姑这个最亲的原型也不放过，更不用说邵之雍了。
但是第六章里写佣人的那部分，却像诗一样，且温厚无比，此处摘录一小段：
打雷，女佣们说：“雷公老爷在拖麻将桌子了。”
雨过天青，她们说：“不会再下了，天上的蓝够做一条裤子了。”
她们种田的人特别注重天气。秋冬早上起来，大声惊叹着：“打霜了！”抱着九莉在窗前看，看见对街一排房屋红瓦上的霜，在阳光中已经在溶化，瓦背上湿了亮滢滢的，洼处依旧雪白，越发红的红，白的白，烨烨的一大片，她也觉得壮观。
“打风了！”
刮大风，天都黄了，关紧窗子还是桌上一层黄沙，擦干净了又出来一层，她们一面擦一面笑。
童年九莉的所见是张爱玲的所见吗？这样的早慧灵颖又非张爱玲莫属吧。
最危险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包括我自己，一不小心，就可能在表述中把九莉等同于张爱玲。当学生帮我从图书馆把《小团圆》借来时，此书已被无数人借阅翻看得烂旧——有多少人是带着窥探隐私的心理在看这本书呀。
将自传体小说等同于传记，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虽然并不擅长虚构的张爱玲喜欢叙事、人物皆“有所本”，在《小团圆》里更是达到了高峰，可是她也埋下了许多地雷似的疑点。
还有炎樱和张爱玲的通信，遗失的《海上花列传》的英译稿，都是悬而未决的疑点，不知何时能浮出水面。随着未写完的《异乡记》和张爱玲英文小说《少帅》的出版，2016年9月30日《收获》杂志发表张爱玲未写完的散文《爱憎表》，预示着张爱玲的作品挖掘和未完成将是学界不断要面临的冲击。
再比如，张爱玲童年在天津的居处也是疑点之一。曾经去过她的祖籍地丰润，也曾经满天津寻找她童年的家，虽然张爱玲的父亲曾在天津所购萧伯纳剧本上留下详细地址，即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但由于年代久远，且天津不透露任何住户资料，至今未有结果。只知道是个简朴的半旧花园洋房，没有草坪。张爱玲在散文《私语》里详细描绘过天津的家，这个家藏着她的真气，如今却不像她上海或美国的居处有迹可寻。
在天津，张爱玲度过了两岁到八岁的童年生活，这六年的童年生活对她非常重要，且不说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心灵之本，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就更是解密作品的符码所藏。正是在天津，张爱玲经历了家庭的缺陷；正是在天津，张爱玲汲取了北国的滋养和氤氲。天津变成张爱玲的重要配方，与她后来的上海配方和香港配方发生关系，造就了一个天才的张爱玲。我一直认为，天津使张爱玲超越了上海和香港的南方地气，否则，你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文字华丽精致的张爱玲却对北方蹦蹦戏（评剧的前身）的花旦情有独钟，而被她视作女神的地母娘娘竟是位“粗鄙熟诚”的妓女，她那无处不在的苍凉又从何而生？
没有多少人明白张爱玲的苍凉含着北方的粗犷，很多人把她看作“小资教母”或者“最后的贵族”，绝对是巨大的误读。其实张爱玲绝少在作品中提到酒吧、咖啡店这些小资场所，也绝少描写贵族的故事。她的祖辈虽有贵族气派，到她父亲手上早已没落，她连遗少都算不上。她对贵族充满了嘲讽，对贵族祖辈的满足只存在于不可及的想象中。她写的大都是普通人的心理生活，普通人的痛与伤，有些痕迹甚至无处告白，她只是借用了贵族的文字形式，偷渡现代人的内心，她的立场也是非贵族的，甚而是小市民的。她的作品中有几个重要的命题：反爱情、反浪漫、反小孩、反女权的女权、反文明的文明。许多人只钦慕她的华美文采，并不曾领略她直抵心魂的“雾数”和“深刻”。她是一个有文化的作家，却被消费了。
我虽做点张爱玲研究，却不是“张迷”，曾经有人说我是，其实我不是。所谓“迷”者，必得心仪万分，如痴如醉，连她的缺点亦奋力维护，且不容他人臧否，我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没有“迷”的资格。记得有一次看到报纸上测试“张迷”的题目，我大部分回答不出。总觉得作为研究者，要特别警惕“迷恋”所带来的偏颇。而且，一些伤害张爱玲的事情，不恰恰是某些“张迷”干出来的吗？把一个作家当成偶像剧的主角，这是很麻烦的。从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身世开始，看她的眼光就始终是复杂的，故而钦仰她的才华，却不喜欢她的某些方面，比如自私、自恋，等等。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也是现代中国第一代问题家庭的儿童，因为她天才的光辉，往往遮蔽了她年轻时个性和人格上的负面。这些负面，说得好听点，是特立独行；说得彻底点，其实就是有心理疾患。“张迷”们听见这话，要敲我的栗子了，但事实的确如此。
可贵的是，这个聪明、坚硬的女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负面所限，她用写作超越了内心的疾患，将它们磨衍成深刻的解剖和表达，既表达了自己，也表达了别人。她经历了那么多不幸，父母离异、家暴、战争、遇人不淑、堕胎，乃至政治的污名和写作的冰点，她被逼孤绝，在她孤绝的姿态里却有着对人生无限的懂得。
超越负面，张爱玲以自己的作品构筑了普通人的心理疾病长廊。如曹七巧从受害到受虐到施虐的心理变化，小寒的恋父情结，聂传庆从自卑自哀到发泄的心态，佟振保的男性性心理，阿小的母性心理，王佳芝的报复心理和自我人格的确立，九莉的生命心理，等等，张爱玲深刻地表现了心理和生活的互相影响乃至互相伤害。
后期的张爱玲离群索居，反倒活得更加真实，心态更加正常，那才是完全符合她个性的生活方式。她不用如年轻时为了摆脱心理上的压抑而刻意张狂，也不用因拙于待人接物而使自己痛苦，真正达到了她所谓“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充满生命的欢悦”的孤独理想。虽然有许多艰难，但都是常态的情状，看她这时期的信件文字，真叫“温柔敦厚”。非常喜欢晚年的张爱玲，让人感动。
只是，由于蕴含复杂的心理质素，张爱玲的小说不断地被误读，包括目前拍得最成功的张氏电影《色，戒》，李安也在最关键的戒指环节误读了她（不知杨德昌的“暗杀”改编若如愿，会如何表现），就连许多研究者，至今都在误读《色，戒》，实在令人无所适从。其中有一点常被忽视，张爱玲强调的是王佳芝和易先生各自的内心独白，即都认为对方是爱自己的，却没有认为自己是爱对方的，包含着深刻的讽刺。这话说起来太长，要另外写篇文章，书中也有部分论述，但没法全面展开，总之，这个特别的短篇必须用多维的理论来阐释。邵迎建是做得比较好的。
再有她的《相见欢》，为众人忽视却非同寻常的杰作，其哲学上的意义不亚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这篇小说里，张爱玲做了最冒险的探索，用毫无故事和情节的方式，用中产阶级重复的乏味，用人性的根本，将人生的“无聊”表现到了极致，使人看到穷途末路的民国岁月。
1992年，我的张爱玲“潜文本”研究确定了十章，由于精力的限制只做了五章，其余的如“改写重写”、“翻译”、“孩子与少年”、“电影”、“土地文明”都只能搁下。好多次把选题想法告诉别人，希望有人延续深挖，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没人能完全驾驭。我自己的文学兴趣更在创作、古典和外国领域，早已不想做了。令人欣喜的是，陆续有学者在“改写重写”和“电影”两方面拓展突破。
从前因为涉世未深，有些地方误读了张爱玲，后来发现，生活原来就是张爱玲道破的虚无天机。只是她和鲁迅不一样，鲁迅是启蒙主义者，所以临终的时候还在说：“我要骗人。”张爱玲是个人主义者，不抱启蒙的想法，没有明亮，黯淡破败地就表现了。但她骨子里是外冷内热的，所以温厚的姑姑、开朗的炎樱、小火炉似的苏青、粗线条的赖雅、古道热肠的宋淇夫妇、性情中人的夏志清、憨实的庄信正、真诚的司马新、单纯的林式同……会冲破冰冷的外壳，到达她的世界。读她，要结合她的散文书信读；读她，要有阅历做本钱读。她可能会是相对主义时代的宠儿，也可能是任何时代令人争议的对象。她真实到可怕。但她始终在精神之路上行走着，陪着她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幽暗的女性。
2016年11月10日定稿于上海阜新路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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