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4
收到朋友发过来的一条微信,标题绊住了我的目光:“帝都堵车有多堵?”不消说,这是有人对路上大摆长蛇阵发发牢骚。憋屈在不到4平方米的铁盒子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在谁,都免不了嘟囔几句。这第一个“堵”字,抱怨的是状态,第二个“堵”字,吐槽的是心情。
不过,绊住目光的,不是状态与心情,而是另外两个字:“帝都”。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名称与京城的现实完全疏离,不知怎的,现在它又悄悄溜回到了人们的口中,带着调侃谐趣。心情不佳的时候,有人愤愤地揶揄这座古城;心情大好的时候,也会听到“帝都亲们”的爽快呼声。陈年旧月,北京曾经有过不同的代指,如“京师”“京兆”“京都”,还有“首善之都”“天子之城”,现如今,唯有“帝都”这个尊号备受青睐,从故纸堆中飞升,登上了现代媒体搭建的交流平台。
它左手拉着时间,右手拉着人物,大大咧咧做成了文章的题目。
不消说,堵车这事儿,与彼时彼地的帝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然而文字有一种神奇的呼唤力,它唤起了沉睡的记忆。这座已经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否应当向历史转身,拜访一下为自己奠基的往昔?当年皇城北京的大路上,是不是也会堵个水泄不通?过往的故人,行路匆匆,挂在脸上的是何样表情?光阴倒回100多年前,我看到了重访帝都的门槛儿。亲眼见过帝都春秋的老人,时至今日,恐怕比从沙里淘出的金子还要少,说屈指可数,恐怕不夸张。2016年5月,一代文化宗师杨绛先生走了,她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大清皇朝垮台的年份,距今百岁有五了。帝都和它的传统,那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就寿终正寝吗?还是会像人一样,百岁之后,往事并不如烟,遗容旧貌益发受到后人的怀念?
一条微信的标题,拨动了我忆旧怀古的神经。我喜欢重温帝都的那些事儿。北京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我出过一本书叫《京华遗韵》,借着西洋古董版画,回望西洋媒体初识的明清帝都。我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老图旧画,最珍贵的是几幅地图,它们是我居家的文化雅伴。今天,在写字台前,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问,“帝都当年堵不堵,你能不能给我个答案?”
作为东方帝国的中心,帝都曾如日中天,光照大地,又如北辰,众星拱之。对它的历史研究排山倒海,随便拎出个问题,相信导师们都能给出答案。古老的东西,在时代进步的滚滚车轮下,总会受到各种碾轧。当社会、政治、主流审美取向都视古旧为敌人,弃传统为垃圾,那么帝都的答案,整体上也是批判的、悲观的、无关现实的,值得传承的遗产,数一数甚为有限。地面上的古都,经年累月不被珍惜,已如珍瓷失手,破碎凌乱,寻找故人往昔京城出行闲话,也不是那么容易。我的地图之问,不知道会翻出什么答案。
转身后退的第一步,我决定去请教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泰斗、老北京的知音侯仁之教授。2007年,侯教授接受了一次采访,被问到他心目中的北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听到的回答,第一句很有底气,北京将“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任何城市都不能和中国北京相比”;第二句就有一点气短了,北京的“四合院拆得太厉害了,整个城市保护不了,皇城要保护下来”。四合院是城市民居的缩影,皇城是帝王统治的根基。前者是质朴的、民间的、环绕皇城的;后者是帝都的主轴与核心。两类建筑相辅相成,共同为整个京城奠定了基础。教授的回答显然对现状有所担忧,民间质朴的保护不了了,尽力留下以皇城为代表的帝都吧。
现状为何如此?往后再退一步,时间回到了2004年,北京刚刚推出了最新一稿的城市规划。这是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首都发展的目标蓝图,为达成共识,专家学者们整整苦干了一年。文件出台的时侯,京城房地产新高潮正热气腾腾,蔚为大观。四合院的临终判决书—圆圈中一个“拆”字,老城中随墙可见,旁边还常跟着四言四句的宣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这几句话是原动力。京城,像一列已经冲出了站台的动车,风驰电掣,谁也没见过这样的发展速度。奥运开幕前夕,大街上拉出时代气息更为浓厚的彩色大横幅—“建设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人文北京”。此刻,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城市需要的是新名片。帝都的建筑遗产四合院,既不科技,亦非绿色,仅凭着人文,在新名片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
其实,老城的心,一直忐忑不安。20世纪中期以来,北京曾经历了6次主要的城市规划,每一次都提出不同的发展主题,也对老城何去何从予以新的定义。
1993年,一份关于未来20年的建设规划面向世界庄严宣告:北京,不但要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它永远是“著名古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这是一次难得的安慰。规划中对旧城保护措施列得相当具体,例如,“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建筑高度除规定的皇城以内传统风貌保护区外,分别控制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传统的民居是古都保护的重点之一,今后的新建,要“保持皇城内青灰色民居烘托红墙黄瓦的宫殿建筑群的传统色调”。城门城墙虽已拆除,只剩下了前门、正阳门与德胜门,但仍然可以“沿城墙旧址保留一定宽度的绿化带,形成象征城墙旧址的绿化环。原城门口的建筑应体现城门旧址的标志特点”。对京城中轴线的保护,规划写得景中有情,“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点”“中轴南延长线,要体现城市南大门形象;中轴北延长线,要保留宽阔的绿化带,在其两侧和北端的公共建筑群作为城市轴线的高潮与终结”。
这个建筑规划是对80年代的回应。那时的北京城,站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它抱着巨大的希望,力图找回自己昔日的辉煌。然而古老的城墙城门、街头牌坊已经随风而去;寺庙宫观年久失修,香客不再,人断烟绝;老四合院中见缝插针修建简易房,已经成了“大杂院”。当世时,到处吹拂的是四个现代化的春风,北京要加快建设,老城还有什么戏好唱?90年代的安慰虽然来得晚了些,毕竟让残砖断瓦看到了希望。
在此之前的“文革”期间,北京在百忙中也出了一版城市规划,时间是1973年。老城在此规划中被隆重推出,唱了一场大戏。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北京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高朋贵宾。长安街上新建起了北京饭店,建国门外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外交公寓。与此相配合,被毁坏的宫殿坛庙重新修复,关闭已久的保留景区重新开放。帝都留下的文化遗产,装上五彩灯饰,仍旧是城市开放中无可替代的亮点。
重温那一段岁月,有助于反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北京对待帝都老城的保护态度。1950年1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三服务”的口号,即首都要“服务生产,服务劳动人民,服务中央”,要把“北京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引入轻重工业生产线。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基础的扎实,也直接决定着上层建筑的稳固,因为只有工业发展了,作为执政基础的工人阶级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60年代,不但京郊烟囱处处,老城区的王府宅门也塞进来各行各业的的生产车间。记得我参加工作时的街道工厂,就是借了一座大宅院,旁边有一座精致的小庙,每天定时接受生产车间吹过去的滚滚浓烟。
帝都命运起伏坎坷,并非始于20世纪的下半期。往历史深处再退一大步,就回到了世纪的早期。正是1911年的革命,决定了帝都必定会被时代冷落。城市的每一步变迁,都意味着它的颓败。民国拆改的铁锨,急不可耐,仅仅一年后就插在了城头上。失去了主人的帝都,风蚀雨浸一哄而上,比人世还无情。它浑身都带着皇朝遗老遗少的毛病,谁会为“肿瘤”的切除手术给予文化的怜悯与超越理性的说情?
我的脚已站在了帝国的门槛儿上,再退一步,踩到了古都留下的老旧地图。
这些泛黄的遗存,以点线涂画,平淡冷峻,每一张都是一段时间切片,是不可分割的整个城市的代言人。它们在等待我的到访,欢迎我的发问。一刀一刻,一墨一印,它们带着我,挖掘微信中呼唤着的帝都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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