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23年前開始研究智庫。那時皮尤慈善基金會(PTC)的幾位同事問我,為什麼我們要在智庫上投入大量資金。當時,皮尤基金會每年花費約1100萬美元用於公共政策研究。這個簡單的問題促使我去探究智庫和智庫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智庫和智庫思想值得我們的支持。1983年,美國的政治和政策建議領域仍以進步年代的觀念來界定自身,即知識應被用來影響政府決策。此後,隨著共産主義在歐洲的衰落、福利國傢麵臨的挑戰、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的革命、政黨政治的興起和“9·11”事件之後的新挑戰,獨立非營利研究機構或智庫的工作環境及其概念範式和組織範式都發生瞭徹底的改變,在美國尤其如此。不斷加快的信息交流和每天轟炸我們的海量信息,使決策者和大眾更加難以獲得對當代問題的全麵瞭解。人們更加需要智庫來彌閤以下領域之間的鴻溝:思想領域與政治領域;原始信息與相關數據;學術研究與政策相關性;媒介與資訊。 然而,隨著運作環境的變化,智庫作為評論傢、分析師和顧問來發揮作用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美國智庫與政策建議:學者、谘詢顧問與倡導者》旨在記錄和分析這些變化,同時對美國1700多傢智庫在政治、公共政策和治理能力領域的影響加以探討。在全美20傢頂級智庫主席的閤作和支持下,本書深入研究瞭美國智庫的政治和思想生態,且從一個業內人士的角度,分析瞭智庫在美國社會中發揮的作用和産生的影響。自我1991年完成博士論文《公共政策研究行業中對金錢、學者和影響力的競爭》(The Competition for Dollars, Scholars and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Policy Research Industry)以來,世易時移,公共政策研究機構最初的承諾和目標不得不加以調整。 20世紀初期以來,在選定政策議題和提供分析方麵,為數不多的精英智庫發揮瞭重大作用,但在過去的20年中,智庫數量有瞭大幅度增長。隨著智庫“産業”的不斷壯大,這些組織發揮的作用也發生瞭變化,從提供客觀的學術研究轉變為傳播專業化和行動導嚮的政策評估,而後者旨在影響決策過程和政策製定。 首先,我研究瞭美國政治製度和公民社會的特點,正是這些特點為智庫從最初的創立到持續的大幅增長提供瞭可能性。我還發現,除其他因素外,美國的分權和多元化政府結構也推動瞭智庫産業的發展。此外,即使政府規模不斷擴大,對政府和政策製定而言,智庫及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有益的補充。顯然,美國政治文化中的滲透性、分權化和多元化性質,即一些人所描述的“美國例外主義”和“過度多元主義”,推動瞭美國1736傢智庫的發展和多樣性。 其次,根據智庫的組織結構及其提供建議和影響公共政策的策略,我嘗試著對美國智庫進行分類。為瞭區分現代智庫,我對獨立智庫進行瞭下述分類:研究多樣化型與研究專業化型智庫;受托/閤同研究組織型智庫;倡導型智庫;政策企業組織型智庫。對某些最有影響力的智庫進行分類時也考慮瞭政治傾嚮因素,以顯示智庫在整個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另外,本書還簡要討論瞭隸屬政府和政黨的智庫,使讀者能夠全麵瞭解美國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 根據以上分類,我提齣瞭一些方法,用以檢驗智庫對公共政策和輿論的實際影響。其中一些指標包括瞭智庫的資源規模、受眾範圍,以及被政策製定者納入考慮範圍的政策建議數量。研究錶明,盡管在智庫所言與政策製定之間找到一定的因果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智庫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尤其體現在政策辯論的早期階段。 此外,我就資金對智庫議程、智庫研究戰略及智庫效率的影響展開瞭討論,並在書中展示瞭美國頂級智庫資金開銷情況的圖錶,圖錶中的數據源於我對這些智庫展開的一項調查。該項調查為本書的齣版奠定瞭基礎。根據該調查結果,盡管所有政治傾嚮的智庫和所有類型的智庫都擁有相當可觀的預算,但仍存在一定差異。 在概述瞭美國智庫行業格局和討論瞭該行業當前所麵臨的挑戰之後,為確保智庫有效性和促進智庫建言獻策,我提齣瞭若乾建議。此外,為保障這些機構研究成果的獨立性和高質量,我認為周期較長的資金支持和相關標準的采納是必要的。 本書的後半部分介紹瞭20傢美國頂級智庫主席所撰寫的論文,這些論文就智庫的作用、價值和影響進行瞭探討。這些論文還討論瞭一係列的環境因素(包括黨派政治;倡導自由團體和倡導保守團體的發展;資助政策研究的挑戰;專業化智庫和“527免稅組織”的發展;捐助者和政策製定者的短期導嚮;全天候有綫電視新聞網絡的崛起)。這些環境因素改變瞭智庫提供分析和建議的市場環境。論文內容闡述瞭過去15至20年間各類智庫的情況,並強調瞭智庫這一機構群體所麵臨的種種挑戰。 這些挑戰齣現的部分原因在於最近齣現的兩極化趨勢和政治結盟壓力。華盛頓特區和公共政策進程的政治屬性是不言而喻的,思想競爭成為美國民主經驗的標誌,當下的黨派偏見亦達至“狂熱”狀態。在善與惡的鬥爭中徵募智庫來提供彈藥,似乎成為現在許多政治傢的所思所想。黨派政治和“思想的鬥爭”變得更加復雜,黨派機構也變得更加普遍。其結果就是政治光譜的兩極趨勢,形成一方是自由主義組織而另一方是保守主義組織的兩分法,中間則是少量的中立組織。因此,在審視某一議題的一係列想法、意見和政策選擇之時,越來越難找到客觀的分析。 許多人認為智庫的主要責任是為國會議員和行政部門提供政策建議,而本書中的章節會闡明智庫的其他作用,例如,提供辯論場所,通過政治對話來發現真正的問題,對構成公共政策的問題進行定義,為各種政策選擇提供支持,以及拓展政策選擇的範圍。作為創始人,詹姆斯·艾迪生·貝剋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James A. BakerⅢ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的愛德華·傑雷吉安(Edward Djerejian)提醒道,“很少有智庫思想能夠一舉成為公共政策。通常而言,思想更有助於全國性辯論,從而間接影響政治氣候。有時候,這種影響可能是巨大的。”這種持續影響的可能性,為我傳達以下重要認識提供瞭動力,即智庫是什麼、智庫的作用是什麼,以及智庫對政府和市民社會有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