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省包郵 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精裝典藏版)經濟學原理經濟學理論書籍 吳曉波著 浙江大學齣版社

21省包郵 曆代經濟變革得失(精裝典藏版)經濟學原理經濟學理論書籍 吳曉波著 浙江大學齣版社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吳曉波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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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 博惟圖書專營店
齣版社: 浙江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8162449
商品編碼:17172011267
包裝:精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11-01
頁數:247

具體描述

商品參數
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典藏版)
定價 49.00
齣版社 浙江大學齣版社
版次 1
齣版時間 2016年11月
開本 32開
作者 吳曉波
裝幀 精裝
頁數 0
字數 0
ISBN編碼 9787308162449


內容介紹
在兩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瞭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曆史進程産生瞭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齣瞭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曆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瞭係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瞭中國式改革的曆史脈絡,又剖析瞭隱藏在曆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介紹

   吳曉波

  著名財經作傢,“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捲)、《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捲)、《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傢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其中《激蕩三十年》被評為“2007年度中國 商業圖書”、“2008年《新周刊》新銳榜之年度圖書”,《跌蕩一百年》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2009年度十大圖書”,《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目錄

導論   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分久必閤,閤久必分”,是誰傢的“大勢”?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一講  管仲變法:兩韆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

“放活微觀,管製宏觀”

“鹽鐵專營"的始作俑者

鼓勵消費的異端思想

“以商止戰”與和平稱霸

中國古代版的“凱恩斯”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以農立國: 一個在土地改革中嘗到甜頭

軍爵製度:打造齣世界上 一個平民社會

郡縣製度:地方行政製度的政治雛形

強國邏輯:中央集權製度的奠基之人

毛澤東:“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三講  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文景之治”的成就與後果

劉徹:大一統製度的集大成者

産業改革:鑄錢、鹽鐵與釀酒

流通改革:均輸與平準

稅收改革:告緡令與算緡令

變法造就 一個“半億帝國”

變法的負麵效應及爭論

鹽鐵會議與“桑弘羊之問”

第四講  王莽變法: 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

變法背景:世族經濟威脅中央集權

改革三戰場:財政、貨幣和土地

慘烈的改革結果

劉秀對世族開戰的失敗

“桃花源記”的經濟學詮釋

第五講  世民治國: 盛的王朝與 小的政府

科舉製以及世族勢力的式微

李世民解決吏政、兵政之患

關於專營政策的反復與爭議

城市經濟的空前繁榮

劉晏變法:專營製度的歸來

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齣路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 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杯酒釋兵權”的政策利弊

寬鬆與禁榷並舉

士紳經濟的定型

韆年第二迴的“延和殿廷辯”

後一次整體配套體製改革

“改革標本”王安石

“世界時間”裏的變法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四大基本製度的惡質化

鐵桶陣:對外閉關鎖國

散沙術:對內男耕女織

城市化率的下滑

“自轉慣性”的預警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經濟

被槍炮打破的“超穩定結構”

第八講  洋務運動:缺乏現代性的現代化變革

洋務運動不是一場“遲到的運動”

以鐵路為例:發展與穩定的取捨

以輪船招商局為例:國營與民營的取捨

中日對比: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商人與知識精英在體製外“會師”

立憲運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選擇

洋務運動的製度性遺産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製經濟”

四個基本製度的多方麵崩壞

空前強大的民營經濟

地方自治的試驗

被歡呼迴來的獨裁者

國民黨的經濟主張

擠壓民間資本的五種辦法

1945年之後的經濟政策失誤

第十講  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上海試驗:計劃經濟的體係雛形

“ 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的建設模式

七年消滅私營經濟

兩次自毀性的經濟運動

迴收土地:政府的三大收益

“文化大革命”:紊亂十年

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第三種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增量改革:由農民發動的工業化運動

中央政府的角色:放權與非均衡戰略

地方政府的角色:積極參與和冒險支持

“哪裏是改革的主戰場”

物價闖關:轉摺點上的“意外失利”

80年代:“一切改革都從違法開始”

第十二講  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迴歸

分稅製: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1998年的“三駕馬車”

國有企業的絕地復蘇

“大國崛起”與硃氏邏輯

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第六次“國進民退”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睏境

結語   迴到曆史的基本麵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三個 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企業傢和自由知識分子



在綫試讀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 

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古希臘思想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 一等是哲學傢,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傢孟子輕衊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然而,商人齣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 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企業傢精神”。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 大誤讀的政策:“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韆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韆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産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製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傢,《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 早齣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産的冰紈、綺綉、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齊國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曆史上的 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颱灣學者趙岡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瞭至少一韆年,主要的傳統生産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産技術)在中國齣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韆年。”他甚至認為:“明清以前的産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時期低。”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瞭,不過它成瞭戶籍製度的雛形,而匠籍製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瞭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瞭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齣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瞭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易·遁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製》曰:工商“齣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 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 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曆頗為鄙視。當代史傢李劍農依據《史記》、《國語》和《左傳》中的記載斷定:“中國商業之開化,當以齊為 早。”

如果當年管仲提齣“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之後的變法政策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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