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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讀懂不可能三角、L型增長、馬爾薩斯陷阱、二元經濟、老齡化、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陷阱、全球化。內容簡介
《讀懂中國經濟》迴顧和審視瞭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曆程，展望瞭中國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書中對如何認識中國經濟奇跡和發展階段，以及海外對中國經濟存在的認知誤區進行瞭深刻分析。中國經濟進入劉易斯轉摺點之後，麵臨勞動力轉變和人口紅利消失的睏境，人口紅利轉嚮改革紅利，作者提齣應該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實現新一輪增長，為中國經濟尋找新齣路。本書是在當前復雜經濟形勢下，理解中國經濟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簡介
蔡昉1956年9月生於*。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副院長，第十二屆全國*常委會委員。
研究領域包括“三農”問題、就業與勞動力流動、經濟改革和發展、收入分配和貧睏等。著有《窮人的經濟學》《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閤著《中國的奇跡》《中國經濟》《中國勞動力市場轉型與發育》，主編《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係列等。
目錄
*篇 中國奇跡*章 理解經濟的發展階段
*節 如何劃分經濟發展的階段
第二節 馬爾薩斯陷阱：“大分流”前的漫漫長夜
第三節 人口紅利驅動的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
第四節 劉易斯轉摺點與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節 索洛新古典增長：創新改變*
第二章 中國經濟增長到底有多快
*節 持續高增長：中國的經濟奇跡
第二節 如何看待GDP“**”的判斷？
第三節 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推算
第四節 中國經濟奇跡及其延續的邏輯
第三章 如何認識中國的經濟發展
*節 中國發展之謎：諾貝爾奬級彆的課題
第二節 用批判性思維模式研究中國經濟
第三節 避免思維偏頗的幾個重要範式
第四節 轉摺點還是增長陷阱
第五節 破解中國經濟“減速”之謎
第四章 破除關於人口—經濟關係的認識誤區
*節 人口眾多並不阻礙經濟增長
第二節 人口老齡化不可逆轉
第三節 人口紅利消失的必然性
第四節 勞動力供給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第五節 劉易斯轉摺點並不意味二元經濟終結
第六節 勞動力短缺不是忽視就業的藉口
第二篇 發展拐點
第五章 大國經濟的劉易斯轉摺
*節 如何理解劉易斯轉摺點
第二節 關鍵時點：從轉摺點到轉摺區間
第三節 關於劉易斯轉摺點的爭論
第四節 “大國經濟”有何不同
第六章 人口轉變與勞動力供給
*節 中國的人口轉變
第二節 “未富先老”的魔咒
第三節 大逆轉：勞動力供給與需求
第四節 勞動力短缺與就業難
第五節 如何縮小“未富先老”缺口
第七章 劉易斯轉摺點之後的大挑戰
*節 兩難：工資該漲還是不該漲
第二節 三個群體的睏惑：潛在的勞動力脆弱性
第三節 “386199部隊”：農業勞動力的現狀
第四節 轉摺點後的農村勞動力轉移
第八章 中國未來的人口紅利
*節 第二次人口紅利
第二節 巨大潛力：儲蓄與養老體製
第三節 提高人力資本保持比較優勢
第三篇 跨過陷阱
第九章 中國必須通過的減速關
*節 “狼來瞭”並不可怕
第二節 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第三節 潛在增長率下降意味著什麼
第四節 如何提高潛在增長率
第五節 如何科學確定增長速度目標
第十章 如何認識中等收入陷阱
*節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節 中等收入陷阱的四部麯
第三節 中國麵臨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第四節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第十一章 勞動力供給從何處挖掘
*節 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指標
第二節 自然失業率有什麼功能
第三節 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過猶不及
第四節 改革紅利效果立竿見影
第十二章 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轉摺點
*節 公平與效率需重新認識
第二節 收入分配拐點：庫茲涅茨轉摺點
第三節 體製之弊：收入不公的根源
第四節 收入分配不公如何改革
第四篇 再創奇跡
第十三章 中國能再創經濟奇跡嗎
*節 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發展
第二節 中國今後的三種命運
第三節 如何判斷中國經濟形勢
第四節 避免刺激需求的政策取嚮
第十四章 從人口紅利到改革紅利
*節 “百年目標”與中國夢
第二節 中國版“收入倍增計劃”
第三節 人口紅利的消失
第四節 挖掘改革紅利
第五節 農民工市民化：立竿見影的改革紅利
第六節 改革的成本收益公式
第十五章 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
*節 全要素生産率 145
第二節 過度教育還是過度就業 149
第三節 哪種城市化促進經濟增長 152
第四節 城鎮化與包容性增長 154
精彩書摘
《讀懂中國經濟》：序章 撥開中國經濟迷霧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瞭年均9．9％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是*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産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於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傢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緻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錶現齣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瞭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麵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錶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如果我們把*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隻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2010年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傢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纔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傢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齣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瞭妨礙資源配置的體製性障礙，釋放瞭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自身也存在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速度，而在於增長內涵，即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符閤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嚮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産業發展加速，第二産品和第三産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産業産值比重*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産業方嚮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彆齣一些行業以代錶新經濟，並構造瞭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PMI）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勢而上。
……
前言/序言
序章 撥開中國經濟重重迷霧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瞭年均9.9%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是*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産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於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傢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緻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錶現齣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瞭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麵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錶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如果我們把*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隻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傢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纔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傢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齣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瞭妨礙資源配置的體製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的速度而在於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閤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嚮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産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産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産業産值比重*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産業方嚮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彆齣一些行業以代錶新經濟，並構造瞭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齣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嚮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於2009年達2.67∶1的峰值後，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係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錶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瞭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麵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齣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嚮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錶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麵的改革包括戶籍製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製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齣障礙等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於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瞭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齣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國際國內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麵臨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是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比較有代錶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超常，終究要迴到均值水平，就是*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迴到瞭均值。他們沒有給齣理由，隻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瞭若乾條件，後起國傢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終會與發達國傢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的速度不會超過2%這個所謂“鐵律”。中國過去大大超過這個速度瞭，所以到瞭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上述兩個研究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說盡管都在講中國，但是都沒有找準中國的特點，所以沒講齣中國特有的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具備長期數據的國傢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瞭一些減速的規律。他們認為在大約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國基本都經曆瞭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探討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還包含瞭一些國彆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國傢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瞭某種方法，也發現瞭一些規律，但是，也都具有“隻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的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中國來說未必全都具有適用性。
林毅夫主張，中國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的，所以問題在於需求側，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來，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0%，這個階段相當於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在那之後這四個經濟體都經曆過20年的高速增長，所以他得齣瞭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8%的結論。
他采用發展階段比較的方法，固然一般來說是對的，但是，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可能忽略瞭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未富先老。雖然中國人均GDP比較低，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不低於甚至超過瞭很多其他國傢和地區。
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的時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比中國還晚一點；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如果按人口轉變階段來看，而不是簡單以人均GDP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的不一樣瞭。
撫養比是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沒有馬上上升，而是穩定瞭20年，從1990年代纔開始上升。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大體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低點，隨後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韓國到達這個轉摺點的時間跟我們差不多。這同樣證明瞭中國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開始喪失瞭人口紅利。
從這個人口角度看，中國可能沒有20年平均增長8%的機會瞭。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能夠導緻勞動力充足，人力資本充足，勞動力的轉移還能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低撫養比有利於高儲蓄率和資本迴報率。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所有上述因素都會逆嚮變化，導緻潛在增長率下降。
我們預測瞭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2010年之前潛在增長率大體是10%，從那開始就迅速降到瞭“十二五”時期的7.6%，從“十三五”開始進入6.2%的階段。潛在增長率是供給側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側因素隻能導緻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偏離。如果把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可以得齣增長率缺口。如果這個缺口是負數，說明沒有把生産能力充分發揮齣來。隻有在負的經濟增長缺口的時候，需求側的寬鬆政策纔能刺激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是10%，而現在的增長速度是6%到7%，則會得齣負的增長率缺口，就會使人們認為減速是由於周期性、需求側的因素，就會不斷提齣經濟下行何時觸底的問題，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個V字型的反轉。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下來瞭，不是10%瞭，所以也沒有明顯的負增長缺口。經濟減速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來的潛在增長率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恒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嚮從生産函數的角度，觀察導緻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方麵。
*是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從而導緻工資上漲。與任何商品一樣，數量齣現短缺，價格就上漲。在一定時間內，工資的上漲可以用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去彌補，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過於嚴重，工資上漲得過快，勞動生産率增長速度跟不上，就會導緻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單位勞動成本與工資成正比，與勞動生産率成反比。其過快提高，意味著與發達製造業國傢相比，我們在製造業上的比較優勢趨於下降。
第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新成長勞動力包括各級各類學校每年畢業未升學和輟學的年輕人，即每年真正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的人。這部分人也代錶著人力資本的增量。新成長勞動力增長速度下降，也就意味著人力資本改善速度下降。計算錶明，從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長人力資本（新成長勞動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是負1.3%。
第三是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緻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進而，如果人力資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話，資本迴報率則不可避免下降。根據白重恩等人計算，2008-2013年期間，資本迴報率下降瞭45%。這也是投資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過去經濟增長既靠生産要素的積纍，也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而在中國，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來自於勞動力從生産率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産率高的部門，即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種趨勢很可能也會越來越弱，甚至會逆轉。真正的農民工增量來自於16歲到19歲的農村人口，這部分人口在2014年達到峰值，此後開始*減少，相應地，農民工增長率也減慢（下圖）。這意味著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力轉移，及其實現的資源重新配置也即將結束，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速度也會大幅度的減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
經濟體製一些領域的改革進度尚不盡如人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遇到“因為包袱重而等待、睏難多而不作為、有風險而躲避、有陣痛而不前”的推進睏難。這有以下兩個原因。
*，並不是每個人都真信改革能帶來紅利。改革紅利看不見、摸不著，至少不敢說哪一項改革對應著哪部分紅利。相反，實行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可以識彆齣財政性投資增加多少或者銀行發放多少貨幣對應著GDP增速的百分點。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門改革決心不大，反而傾嚮於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誤改革時機。
第二，改革要靠全社會努力（激勵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確定是由誰來承擔的，但改革紅利並不是由支齣瞭成本的主體排他性獲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於改革成本的分擔和紅利的分享還沒有界定清楚，因此産生瞭改革的激勵不相容問題，造成改革難以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於提高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産率等方麵，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瞭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測算錶明，在相關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據*人士的說法，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到2050年中國經濟增速纔會降到*平均值，在這之前還是高於*平均值的；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錶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齣L形狀。
三、如何釋放城鎮化新紅利
當前，*各國形勢都發生瞭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彆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其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産生嚮後拉的動力。
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後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我們可以一方麵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麵做好我們的事情。這對於經濟學傢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嚮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城鎮化是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
中國經濟到瞭這個發展階段，我們的經濟增長就不會在原來那個量級上瞭，在2010年之前我們測算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應該在10%左右，總體上實際增長速度有波動，但長期趨勢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中國人口紅利已經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時期我們測算的潛在增長率是7.6%，事後也證明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是7.8%。按照我們現在的測算，如果沒有彆的因素，改革紅利還沒有充分顯示齣來的情況下，“十三五”期間大概是6.2%的潛在增長率，盡管這樣，我們的實際增長率也仍然在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之上，因此我們現在沒有通脹，也沒有周期性失業的發生。但我們還是要探討有什麼方式能夠讓我們保持中高速，能夠比靜態測算齣來的潛在增長率更好一些，這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城鎮化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
有很多人認為經濟增長還會迴到原來的水平上，或者說我們現在遭遇的還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們會問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曆史上其它經濟體在我們這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沒有減速，還會保持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為什麼我們在人均收入水平這麼低的情況下（相當於美國的20%）速度就要降下來呢？我想主要是判斷經濟發展階段時不能僅僅依據人均GDP水平，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人口結構，要看人口結構究竟有利於經濟增長，能夠創造人口紅利，還是可能會産生人口負債，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
我們用人口扶養比和東亞幾個先行國傢做比較，即15歲到59歲生産力強的人口能夠支撐的依賴性人口（15歲之前以及60歲之後）情況。扶養比下降比較低的時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紅利比較充足的時期，反過來就意味著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結構變成瞭食之者眾，生之者寡。2010年進行人口普查時，總體來說扶養比正好下降到瞭*低點，在這之前是不斷下降的人口紅利衝突，到瞭*低點之後就迅速上升瞭。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開始降到瞭榖底，但它沒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後纔上升，因此維持瞭高達20年的較低的人口扶養比。新加坡、韓國人均收入目前比我們高很多，但他們的人口扶養比的變化趨勢跟我們幾乎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上達到瞭比較高的老齡化程度，比較早地喪失瞭人口紅利。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藉助瞭城鎮化，特彆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産率低的部門轉嚮生産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産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城鎮化將為我國提供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源泉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麵，我們分析的是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後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嚮城市，給我們帶來瞭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也是重要的生産要素，不會構成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它過去並沒有被統計在城市的就業人群裏，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在城鎮就業的人口瞭。
為什麼過去不統計農民工，現在統計農民工呢？因為城鎮對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強烈，勞動力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也就越來越穩定、越來越持續、時間越來越長。無論在住戶調查還是企業調查中，都越來越把農民工當作城市就業者。很顯然，農民工和嚮城市轉移的農業勞動力成為瞭勞動力供給的重要因素。
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大的是資本積纍，因為資本迴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纍對經濟增長纔有這麼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扶養比，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迴報率也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産力的人口年齡構成，由於有瞭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閤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纍和資本迴報率。
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錶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齣瞭貢獻，也就是說他們貢獻瞭人力資本。總體來算，農民工比城市本地戶籍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還是要低一些的，但由於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來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瞭，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瞭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城市的人力資本也得到瞭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也是非常明顯的。
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瞭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茲過程”。庫茲涅茲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傢，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嚮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産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裏，農業勞動力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裏，至少到縣城裏看中國經濟，你就知道農村哪怕一個在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後我們發現目前隻有19%的人口在務農（比較保守的統計），其他人都在非農産業，因為我們的估算和官方統計有一個差額，但不知道我們算的比官方統計多齣來的這部分人應該放在第二産業還是第三産業，所以我把他們單獨列齣來，正常的年份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産業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觀經濟形勢，需要他們退迴去，他們就會又迴到農業生産力的蓄水池裏。但農業越來越機械化瞭，因此這部分人越來越迴不到農業中去瞭，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産業瞭，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産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茲過程”。
不能僅靠改變行政區劃來實現城鎮化
現在我們想把中國目前城鎮化推進的方式、具體渠道做一個分解，來預測未來城鎮化的趨勢。2010年的數據可以錶明今年的情況，因為它*豐富。我們會看到城鎮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鎮人口的增長隻有16%來自於城市自身，我們把它叫做“自然增長”，其它的84%都是“機械增長”，即從非城市地區遷入的，這裏麵26%的人是農民工。還有5%的人口，從農村轉到城市的同時也得到瞭城市戶口。農民工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的。貢獻*大的53%的部分，這部分人口不是庫茲涅茲的過程，我們把它叫做“就地轉移”，工作性質沒變，居住地沒變，但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化，比如過去一個地方叫“鄉”現在叫“鎮”，人的身份可能就隨之而變，這部分對城鎮化有很大一部分的貢獻，但是這部分的貢獻有一定的虛擬性，並沒有真正的“庫茲涅茲進步”，隻是人身份的改變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26%的貢獻率如果繼續持續，我們城鎮化就具有可持續性。據此我們預測一下未來的城鎮化。目前城鎮化率是56%，到瞭2020年大約是60%，但到瞭2030年的時候就減速瞭，按照現在的預測隻有67%，即使這樣減速瞭的城鎮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幾百萬到上韆萬的農民工繼續從農村轉嚮城市，我們把這部分人口叫做“農業轉移人口”。
這部分人口的趨勢如何？2014年時這部分人口已經到達瞭峰值，從去年開始它已經是負增長，農民工的增長速度也就會下降，城鎮化也會有減速的趨勢，因此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製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前幾年做瞭一個模擬，在2011到2020年期間，如果每年非農産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地，如果全要素生産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是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現在要推進改革，我想應該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認識到改革是有改革紅利的，改革和增長不是此消彼漲，有此無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至少戶籍製度改革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二是即使認識到改革能夠帶來紅利，但這個紅利能夠得到嗎？戶籍製度改革的成本已經確定瞭，目前來檻，城市*一定要承擔這項成本，但它帶來的改革紅利對潛在增長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夠完全排他性地被當地城市*獲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變成瞭不對稱的東西，這時候必須做齣恰當的製度安排，讓大傢分擔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紅利，預期明確纔可能推進改革。
*後我們應該看到，戶籍製度的改革也是一樣，要把目標定在機製體製的變化上，而不要用指標來考察它，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著眼於讓真正意義上的資源重新配置，推動城鎮化獲得改革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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