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剳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目录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目录：前言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史学的起源与史官的设立
第一节 民族、文化与史学
第二节 东方的史学摇篮
第三节 史官的设立
第三章 史学原理的出现
第一节 纪实
第二节 阙疑
第三节 求真
第四节 怀疑
第四章 几部较早的史书与史学的放出异彩
第一节 《尚书》
第二节 《春秋》
第三节 《左传》
（一）《左传》的作者问题
（二）《左传》叙事的翔实、生动与柔美
（三）《左传》的内容
……
《中国史学史（第二册）》目录：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的衰乱与史学的极盛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
用户评价
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展现了中国史学史的内在张力与生命力。它并非一条平坦的单行道，而是充满了岔路、回流和激烈的学术辩论。例如，书中对近代以来“新史学”的引入与本土传统碰撞的描写，真是酣畅淋漓。作者以极大的克制和客观性，梳理了西方史学理论，如唯物史观、年鉴学派等，如何与中国旧有的史学范式进行艰难的融合与重构。这种宏观视野下的梳理，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住“断裂”与“连续”之间的复杂关系。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部纯粹的理论书，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思想考古”的田野报告，每一个学派的兴衰都对应着时代的脉搏。每读完一个阶段，我都会反思，我们现在所处的史学阶段，又是站在谁的肩膀上，又在和谁进行着尚未完成的对话。它的格局之大，视野之广，实属罕见。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非一帆风顺，它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攀登”。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某些章节的论证深度和密度确实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过，正是这种挑战性，才更显出这部著作的价值。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宋代史学转向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将宋学视为对唐代史学的简单复归或反叛，而是深入剖析了理学思潮如何渗透进史学方法论，催生出如“格物致知”般的实证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编史实践中留下的复杂印记。这种对思想“基因”的追溯，使得原本枯燥的史学史研究变得充满了思辨的乐趣。每次攻克一个难点，都有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它不是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引导你进入一个更高阶的思维场域，去重新审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任何对中国思想史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不可绕过的参阅宝典，只是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心力去细细品咂。
评分坦白讲，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最初抱着“查漏补缺”的心态翻开此书，没想到却收获了一场系统的“心智重塑”。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既有高屋建瓴的概括，也有对个别关键人物和著作的深入剖析，使得阅读体验张弛有度。特别要赞扬的是，作者在处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史学流派时，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静的第三方视角，没有明显的党同伐异，而是侧重于解释其学术逻辑和历史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建立健康的学术观至关重要。它教会我，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攀升，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修正中前进的。读完这三册，我对“史学”二字的理解，已经从“记述过去”提升到了“构建意义”的层面。这是一部需要反复研读、常读常新的著作，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思想深处的大门，功德无量。
评分这部厚重的作品，初翻阅时便被其磅礴的气势所摄。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历代史学的源流梳理得井井有条，简直像是在为一部庞大的知识体系构建清晰的脉络图。特别是对于先秦诸子的史学思想，解读得尤为精辟，那些看似晦涩的文本，在他的阐释下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能与古人隔空对话。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史家们所折服，他们的治学态度、他们的学术困境，都通过作者的叙述得到了深刻的再现。这本书不仅仅是罗列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史学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那些关于史官制度的变迁，关于“实录”与“褒贬”的争论，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考证精神。读完一部分，便忍不住要停下来，细细回味，那种被知识洪流冲刷后的充实感，是久违的体验。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全新认知，远超我预期的收获。
评分这三册书的装帧和排版也值得一提，虽然内容本身已经足够厚重，但纸张的质感和字体设计都显得十分考究，这多少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学术巨著的尊重。我个人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及其对史料的“汗牛充栋”式的收集整理尤为感兴趣。在阅读相关章节时，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埋首故纸堆的学者们，他们那种近乎偏执的对细节的执着。作者在这里的叙述极其生动，他不仅描述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更描绘了他们发现过程中的艰辛与乐趣。书中对一些地方志和未刊史料的引用和评述，足见作者下过“海”的功夫，绝非纸上谈兵。通过这些描述，我开始理解，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许多基础史料，背后凝聚着多少代史学家的心血。这本书让历史研究的“技艺”本身也成为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让人对“做学问”这件事，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评分帮朋友买的，朋友说书还不错
评分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维运教授纵论了中西史学会通的层次及如何实现。他认为，中西史学的会通应分为三个层次：思想会通、理论会通、方法会通。在思想层次，主要是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和平思想、大同思想与西方“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之间的会通。具体而言，经世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的主要作用就表现为经世，用历史辅助政治，正是如此，“资治”两字基本上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而到司马光则直接把自己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和平思想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所谓“大一统”就在于人们在一起过一致的和平的幸福生活。就中国历史来说，如果没有和平思想，春秋战国的情势将会保持不变，则中国历史将会与西方历史无异。两千多年来中国保持分合局面而以统一为主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维系。所以，在古代中国史书中，对文景之治大加称赞而对秦皇汉武批评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连带的大同思想的深入人心。杜维运教授认为，就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有所谓“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之说，但总体来看，西方史学的政治化倾向并不严重，相反，“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却是深入人心，在此思想中，历史学的尊严得到捍卫。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如果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将归之无用。史学必须超然于政治之上，如果只为政治，作用必然有限；在理论层次，杜维运教授认为纵观历史，有很多历史理论，比如属于历史发展论的直线发展论、进化论、退化论、循环论等，属于历史性质的相对论、绝对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属于写史理论的求真、阙疑、记实、虚己、平情、善善、恶恶等。而在中国，从孟子直到清末流行的是循环论与绝对论。杜维运教授说，为了如实呈现历史，就必须多角度看历史，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也为看历史提供了不少新角度。在方法层次，方法的会通，标志着中西史学会通的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最主要的就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儒家五经作为取舍标准，到魏晋则以“聚群籍考其是非而辨其异同”，到《资治通鉴》，司马光则通过编目、长编、通鉴的彻底归纳法来写就，反观西方史学则过于注重修辞、想象的运用，虽有象修昔底德这样完全通过想象写就的伯利克里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但与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史料的厚重度明显不足。所以，在方法上，如果两者适当会通，史学将趋于完美。在演讲中，杜维运教授结合自身的经历，特别是写《史学方法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评分体的血管流动，使你感到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
评分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维运教授纵论了中西史学会通的层次及如何实现。他认为，中西史学的会通应分为三个层次：思想会通、理论会通、方法会通。在思想层次，主要是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和平思想、大同思想与西方“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之间的会通。具体而言，经世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的主要作用就表现为经世，用历史辅助政治，正是如此，“资治”两字基本上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而到司马光则直接把自己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和平思想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所谓“大一统”就在于人们在一起过一致的和平的幸福生活。就中国历史来说，如果没有和平思想，春秋战国的情势将会保持不变，则中国历史将会与西方历史无异。两千多年来中国保持分合局面而以统一为主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维系。所以，在古代中国史书中，对文景之治大加称赞而对秦皇汉武批评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连带的大同思想的深入人心。杜维运教授认为，就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有所谓“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之说，但总体来看，西方史学的政治化倾向并不严重，相反，“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却是深入人心，在此思想中，历史学的尊严得到捍卫。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如果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将归之无用。史学必须超然于政治之上，如果只为政治，作用必然有限；在理论层次，杜维运教授认为纵观历史，有很多历史理论，比如属于历史发展论的直线发展论、进化论、退化论、循环论等，属于历史性质的相对论、绝对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属于写史理论的求真、阙疑、记实、虚己、平情、善善、恶恶等。而在中国，从孟子直到清末流行的是循环论与绝对论。杜维运教授说，为了如实呈现历史，就必须多角度看历史，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也为看历史提供了不少新角度。在方法层次，方法的会通，标志着中西史学会通的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最主要的就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儒家五经作为取舍标准，到魏晋则以“聚群籍考其是非而辨其异同”，到《资治通鉴》，司马光则通过编目、长编、通鉴的彻底归纳法来写就，反观西方史学则过于注重修辞、想象的运用，虽有象修昔底德这样完全通过想象写就的伯利克里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但与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史料的厚重度明显不足。所以，在方法上，如果两者适当会通，史学将趋于完美。在演讲中，杜维运教授结合自身的经历，特别是写《史学方法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评分很好的书，帮老师买的，不过这年代已经不看杜维运了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中国史学未能到达西方“综合”的境界，也没有发展历史解释的艺术。
评分，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好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好的、
评分《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剳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中国史学史（套装共3册）》包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国史学史（第二册）》、《中国史学史（第三册）》。从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正式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到二○○四年的六月，第三册问世，前后历时十七年。旷日持久，不堪回首。惟写史年岁，难以精确计算。十年二十年一直写一部书，心无旁骛，是极为不可思议的。撰写前所做的酝酿工作，也甚为耗费时间。我在大学时代，即做了史学史上的纠谬工作。所写<廿二史剳记考证>一文，费时将近两年。接着撰写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戴名世、钱谦益等史学家的史学，耗时在十年以上；负笈英伦，扩展史学视野到西方世界写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又数历寒暑。如此算起来，应是增加了另外一个十七年。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当我写完此书的第二册以后，兴起而写中国通史者三年，那么撰写十七年，又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了。写史年岁，确定非易。论定《史记》历二十余年写成，《新唐书》历十七年写成，《资治通鉴》历十九年写成，只是檄论，其中多少有其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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