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厚重的作品,初翻阅时便被其磅礴的气势所摄。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历代史学的源流梳理得井井有条,简直像是在为一部庞大的知识体系构建清晰的脉络图。特别是对于先秦诸子的史学思想,解读得尤为精辟,那些看似晦涩的文本,在他的阐释下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能与古人隔空对话。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史家们所折服,他们的治学态度、他们的学术困境,都通过作者的叙述得到了深刻的再现。这本书不仅仅是罗列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史学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那些关于史官制度的变迁,关于“实录”与“褒贬”的争论,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考证精神。读完一部分,便忍不住要停下来,细细回味,那种被知识洪流冲刷后的充实感,是久违的体验。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对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全新认知,远超我预期的收获。
评分这三册书的装帧和排版也值得一提,虽然内容本身已经足够厚重,但纸张的质感和字体设计都显得十分考究,这多少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学术巨著的尊重。我个人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及其对史料的“汗牛充栋”式的收集整理尤为感兴趣。在阅读相关章节时,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埋首故纸堆的学者们,他们那种近乎偏执的对细节的执着。作者在这里的叙述极其生动,他不仅描述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更描绘了他们发现过程中的艰辛与乐趣。书中对一些地方志和未刊史料的引用和评述,足见作者下过“海”的功夫,绝非纸上谈兵。通过这些描述,我开始理解,我们今天所依赖的许多基础史料,背后凝聚着多少代史学家的心血。这本书让历史研究的“技艺”本身也成为了引人入胜的故事,它让人对“做学问”这件事,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评分说实话,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非一帆风顺,它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攀登”。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某些章节的论证深度和密度确实让人喘不过气来。不过,正是这种挑战性,才更显出这部著作的价值。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宋代史学转向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将宋学视为对唐代史学的简单复归或反叛,而是深入剖析了理学思潮如何渗透进史学方法论,催生出如“格物致知”般的实证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编史实践中留下的复杂印记。这种对思想“基因”的追溯,使得原本枯燥的史学史研究变得充满了思辨的乐趣。每次攻克一个难点,都有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它不是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引导你进入一个更高阶的思维场域,去重新审视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对于任何对中国思想史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不可绕过的参阅宝典,只是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心力去细细品咂。
评分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展现了中国史学史的内在张力与生命力。它并非一条平坦的单行道,而是充满了岔路、回流和激烈的学术辩论。例如,书中对近代以来“新史学”的引入与本土传统碰撞的描写,真是酣畅淋漓。作者以极大的克制和客观性,梳理了西方史学理论,如唯物史观、年鉴学派等,如何与中国旧有的史学范式进行艰难的融合与重构。这种宏观视野下的梳理,使得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住“断裂”与“连续”之间的复杂关系。你不会觉得这是一部纯粹的理论书,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思想考古”的田野报告,每一个学派的兴衰都对应着时代的脉搏。每读完一个阶段,我都会反思,我们现在所处的史学阶段,又是站在谁的肩膀上,又在和谁进行着尚未完成的对话。它的格局之大,视野之广,实属罕见。
评分坦白讲,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我最初抱着“查漏补缺”的心态翻开此书,没想到却收获了一场系统的“心智重塑”。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既有高屋建瓴的概括,也有对个别关键人物和著作的深入剖析,使得阅读体验张弛有度。特别要赞扬的是,作者在处理一些颇具争议性的史学流派时,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静的第三方视角,没有明显的党同伐异,而是侧重于解释其学术逻辑和历史局限性。这对于我们建立健康的学术观至关重要。它教会我,历史的进步并非直线攀升,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审视和修正中前进的。读完这三册,我对“史学”二字的理解,已经从“记述过去”提升到了“构建意义”的层面。这是一部需要反复研读、常读常新的著作,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思想深处的大门,功德无量。
评分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维运教授纵论了中西史学会通的层次及如何实现。他认为,中西史学的会通应分为三个层次:思想会通、理论会通、方法会通。在思想层次,主要是中国史学的经世思想、和平思想、大同思想与西方“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之间的会通。具体而言,经世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春秋》的主要作用就表现为经世,用历史辅助政治,正是如此,“资治”两字基本上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史学,而到司马光则直接把自己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和平思想是《春秋》大一统的应有之义。所谓“大一统”就在于人们在一起过一致的和平的幸福生活。就中国历史来说,如果没有和平思想,春秋战国的情势将会保持不变,则中国历史将会与西方历史无异。两千多年来中国保持分合局面而以统一为主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维系。所以,在古代中国史书中,对文景之治大加称赞而对秦皇汉武批评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和平思想连带的大同思想的深入人心。杜维运教授认为,就西方思想来说,虽然有所谓“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之说,但总体来看,西方史学的政治化倾向并不严重,相反,“为历史而历史”的思想却是深入人心,在此思想中,历史学的尊严得到捍卫。总而言之,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如果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将归之无用。史学必须超然于政治之上,如果只为政治,作用必然有限;在理论层次,杜维运教授认为纵观历史,有很多历史理论,比如属于历史发展论的直线发展论、进化论、退化论、循环论等,属于历史性质的相对论、绝对论、唯物论、唯心论等,属于写史理论的求真、阙疑、记实、虚己、平情、善善、恶恶等。而在中国,从孟子直到清末流行的是循环论与绝对论。杜维运教授说,为了如实呈现历史,就必须多角度看历史,就是后现代主义史学,也为看历史提供了不少新角度。在方法层次,方法的会通,标志着中西史学会通的完成,具体到实践中,最主要的就是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儒家五经作为取舍标准,到魏晋则以“聚群籍考其是非而辨其异同”,到《资治通鉴》,司马光则通过编目、长编、通鉴的彻底归纳法来写就,反观西方史学则过于注重修辞、想象的运用,虽有象修昔底德这样完全通过想象写就的伯利克里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但与中国史学相比,西方史学史料的厚重度明显不足。所以,在方法上,如果两者适当会通,史学将趋于完美。在演讲中,杜维运教授结合自身的经历,特别是写《史学方法论》的过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评分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你的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方法。 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
评分什么西方学者应该审查东方。研究东方学问的人可能不原惊我,但是如果我说西方学者必须注意中国仅是为了习知历史学(historical Scholarship)如何可能走错路就好了,他们将会了解我。”(注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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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cial history),实际上只含着一些历史的意味,是由委员会产生的,这够令人惊讶的了!中国丰富的史著,像是备官僚偶然的参考,而不是较广大群众的普通读物。我时常怀疑,当西方史学脱离兰克(Ranke)的一些健全的指导时,是否不走此同一的路线?这里或许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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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台灣學者的作品風格,中西比較
评分答礼,颇有风度。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的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
评分杜维运教授的报告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括中西史学的会通。他认为有人类的地方不一定有历史,有历史的地方不一定有史学,史学的产生必须有相当的文明作为积淀。在整个人类史上,史学最为发达的地区为中国和西方,除此之外,阿拉伯世界的史学虽然有相当程度,但难以与中西史学相匹敌。中国史学从上古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周边国家民族史学深受影响,与之相应,西方史学也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但作为世界史学的两大遗产,直到晚清民国之际两者才相遇。之后,西方史学优秀于中国史学的论调甚嚣尘上,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典史学的代表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四弊二病三恶果”总结中国史学。基本上,到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学术界而言,中国总体落后于西方成为共识,而在西方,在非西方国家民族没有历史观念上则达成一致。杜维运教授认为,综而观之,中西史学各有优劣,都不是一种史学的理想型态,因此,心平气和的中西史学会通才是走向理想史学型态的正途,相互之间的攻击贬斥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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