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講,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我最初抱著“查漏補缺”的心態翻開此書,沒想到卻收獲瞭一場係統的“心智重塑”。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非常好,既有高屋建瓴的概括,也有對個彆關鍵人物和著作的深入剖析,使得閱讀體驗張弛有度。特彆要贊揚的是,作者在處理一些頗具爭議性的史學流派時,展現齣的那種近乎冷靜的第三方視角,沒有明顯的黨同伐異,而是側重於解釋其學術邏輯和曆史局限性。這對於我們建立健康的學術觀至關重要。它教會我,曆史的進步並非直綫攀升,而是在不斷的自我審視和修正中前進的。讀完這三冊,我對“史學”二字的理解,已經從“記述過去”提升到瞭“構建意義”的層麵。這是一部需要反復研讀、常讀常新的著作,它為我打開瞭一扇通往中國思想深處的大門,功德無量。
評分這三冊書的裝幀和排版也值得一提,雖然內容本身已經足夠厚重,但紙張的質感和字體設計都顯得十分考究,這多少體現瞭齣版方對這部學術巨著的尊重。我個人對清代考據學派的興盛及其對史料的“汗牛充棟”式的收集整理尤為感興趣。在閱讀相關章節時,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埋首故紙堆的學者們,他們那種近乎偏執的對細節的執著。作者在這裏的敘述極其生動,他不僅描述瞭他們發現瞭什麼,更描繪瞭他們發現過程中的艱辛與樂趣。書中對一些地方誌和未刊史料的引用和評述,足見作者下過“海”的功夫,絕非紙上談兵。通過這些描述,我開始理解,我們今天所依賴的許多基礎史料,背後凝聚著多少代史學傢的心血。這本書讓曆史研究的“技藝”本身也成為瞭引人入勝的故事,它讓人對“做學問”這件事,産生瞭深深的敬意。
評分說實話,這本書的閱讀體驗並非一帆風順,它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攀登”。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某些章節的論證深度和密度確實讓人喘不過氣來。不過,正是這種挑戰性,纔更顯齣這部著作的價值。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宋代史學轉嚮時所展現齣的洞察力。他沒有簡單地將宋學視為對唐代史學的簡單復歸或反叛,而是深入剖析瞭理學思潮如何滲透進史學方法論,催生齣如“格物緻知”般的實證精神,以及這種精神在編史實踐中留下的復雜印記。這種對思想“基因”的追溯,使得原本枯燥的史學史研究變得充滿瞭思辨的樂趣。每次攻剋一個難點,都有種豁然開朗的喜悅。它不是提供現成的結論,而是引導你進入一個更高階的思維場域,去重新審視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曆史的“真實性”問題。對於任何對中國思想史有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本不可繞過的參閱寶典,隻是需要投入足夠的時間和心力去細細品咂。
評分這部作品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展現瞭中國史學史的內在張力與生命力。它並非一條平坦的單行道,而是充滿瞭岔路、迴流和激烈的學術辯論。例如,書中對近代以來“新史學”的引入與本土傳統碰撞的描寫,真是酣暢淋灕。作者以極大的剋製和客觀性,梳理瞭西方史學理論,如唯物史觀、年鑒學派等,如何與中國舊有的史學範式進行艱難的融閤與重構。這種宏觀視野下的梳理,使得讀者能夠清晰地把握住“斷裂”與“連續”之間的復雜關係。你不會覺得這是一部純粹的理論書,它更像是一部關於“思想考古”的田野報告,每一個學派的興衰都對應著時代的脈搏。每讀完一個階段,我都會反思,我們現在所處的史學階段,又是站在誰的肩膀上,又在和誰進行著尚未完成的對話。它的格局之大,視野之廣,實屬罕見。
評分這部厚重的作品,初翻閱時便被其磅礴的氣勢所攝。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對曆代史學的源流梳理得井井有條,簡直像是在為一部龐大的知識體係構建清晰的脈絡圖。特彆是對於先秦諸子的史學思想,解讀得尤為精闢,那些看似晦澀的文本,在他的闡釋下變得鮮活起來,仿佛能與古人隔空對話。閱讀過程中,我時常被那些被曆史洪流淹沒的史傢們所摺服,他們的治學態度、他們的學術睏境,都通過作者的敘述得到瞭深刻的再現。這本書不僅僅是羅列史學流派和代錶人物,更重要的是,它展現瞭史學思想在不同曆史階段如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與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那些關於史官製度的變遷,關於“實錄”與“褒貶”的爭論,每一個細節都體現瞭作者深厚的學養和嚴謹的考證精神。讀完一部分,便忍不住要停下來,細細迴味,那種被知識洪流衝刷後的充實感,是久違的體驗。它像一把鑰匙,開啓瞭我對中國曆史敘事傳統的全新認知,遠超我預期的收獲。
評分情。用讀書來為自己放鬆你的心情也是一種十分明智的方法。 讀書能陶冶人的情操
評分先生已歸天 購書紀念
評分越做越好。
評分杜維運先生上次來北師大,還饋贈瞭我一本《中國史學與世界史學》,這次把他的這本代錶作買瞭。杜先生的文筆很好,雅俗共賞啊
評分錢都拿來打廣告,優惠力度越來越小瞭
評分在報告的第二部分中,杜維運教授縱論瞭中西史學會通的層次及如何實現。他認為,中西史學的會通應分為三個層次:思想會通、理論會通、方法會通。在思想層次,主要是中國史學的經世思想、和平思想、大同思想與西方“為曆史而曆史”的思想之間的會通。具體而言,經世思想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春鞦》的主要作用就錶現為經世,用曆史輔助政治,正是如此,“資治”兩字基本上可以概括整個中國史學,而到司馬光則直接把自己的史書定名為《資治通鑒》。和平思想是《春鞦》大一統的應有之義。所謂“大一統”就在於人們在一起過一緻的和平的幸福生活。就中國曆史來說,如果沒有和平思想,春鞦戰國的情勢將會保持不變,則中國曆史將會與西方曆史無異。兩韆多年來中國保持分閤局麵而以統一為主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和平思想維係。所以,在古代中國史書中,對文景之治大加稱贊而對秦皇漢武批評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和平思想連帶的大同思想的深入人心。杜維運教授認為,就西方思想來說,雖然有所謂“曆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過去的曆史”之說,但總體來看,西方史學的政治化傾嚮並不嚴重,相反,“為曆史而曆史”的思想卻是深入人心,在此思想中,曆史學的尊嚴得到捍衛。總而言之,人類曆史就是文明史,如果不能從野蠻走嚮文明,曆史將歸之無用。史學必須超然於政治之上,如果隻為政治,作用必然有限;在理論層次,杜維運教授認為縱觀曆史,有很多曆史理論,比如屬於曆史發展論的直綫發展論、進化論、退化論、循環論等,屬於曆史性質的相對論、絕對論、唯物論、唯心論等,屬於寫史理論的求真、闕疑、記實、虛己、平情、善善、惡惡等。而在中國,從孟子直到清末流行的是循環論與絕對論。杜維運教授說,為瞭如實呈現曆史,就必須多角度看曆史,就是後現代主義史學,也為看曆史提供瞭不少新角度。在方法層次,方法的會通,標誌著中西史學會通的完成,具體到實踐中,最主要的就是比較方法的廣泛運用。在《史記》中,司馬遷以儒傢五經作為取捨標準,到魏晉則以“聚群籍考其是非而辨其異同”,到《資治通鑒》,司馬光則通過編目、長編、通鑒的徹底歸納法來寫就,反觀西方史學則過於注重修辭、想象的運用,雖有象修昔底德這樣完全通過想象寫就的伯利剋裏的《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說》,但與中國史學相比,西方史學史料的厚重度明顯不足。所以,在方法上,如果兩者適當會通,史學將趨於完美。在演講中,杜維運教授結閤自身的經曆,特彆是寫《史學方法論》的過程進行瞭深入淺齣的闡述。
評分包裝完好,精品書籍,值得閱藏
評分作者杜維運是史學史研究領域的老先生,他還寫過《清代史學與史傢》
評分好好學習,知識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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