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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著

店铺： 英典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9787807407447

商品编码：10431942270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1-09-01

页数：316

编辑推荐

　　文艺随笔集《绘色》，是葛亮用电影为载体，通过观影的感受来记录自己心灵成长的路程。电影是葛亮在文字之外的另一至爱，电影用镜头记录生活，葛亮则用文字，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是对生活的提炼，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葛亮在书中的文字也极富镜头感，用观影的感受串成了自己成长的片段，可以说是一部文字的《天堂电影院》。
　　从过去到现在，从童年到壮年，电影既是葛亮的新朋也是故交，拼成了光影交织的一段人生，从《城南旧事》到《追捕》《望乡》，这些电影也是中国人的集体回忆，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印记，更是一个小说家心中的电影中国。

内容简介

　　小说频频获奖的葛亮，在这本书里，以影评与有关电影的散文，和读者见面。电影是葛亮在小说之外的另一至爱。本书所谈影片范围广泛：有香港片、内地片、台湾片、日韩片，也有欧美的老电影和近年上映的片子。
　　从影片内容谈到男女主角，从文化背景谈到导演手法，作者都用一种清新的、很有生气的笔触来叙述或评论。他敏感有致的观察和山色的文字功力，在书内表现得淋漓尽致。尤为精彩的是他对光影中的童年、少年与青年生活的追忆与思索，读后令人感怀。

作者简介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精彩书摘

　　木兰?电影院
　　木兰阿姨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那个边远的文化馆的短暂工作，是一个意外。人一生中有许多的意外。这些意外，有时是一种造就，有时候却也就将人磨蚀了。然而，时间是微妙的。当人们将这种意外过成了日常的时候，造就与磨蚀就都变得平淡与稀薄，不足挂齿。
　　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于很多人的意外都已变得风停水静。我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后，终于无法子继父业。选择了他并不爱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了一种可接近理想的东西。他又可以与纸与画笔打交道，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对于一个九岁可以临摹《西斯廷圣母》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有点晚，又有点牵强，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将他经手的宣传画、伟人头像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生产出来，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审慎与严苛。父亲保存着当时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丰富的程度，解释了他工作成绩的低产，也拼接出了我对于文化馆这个地方的回忆与想象。在很多年后，我看了一出叫做《孔雀》的电影。那里的文化馆是个令人意志消沉、压迫与阴暗的所在，与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我的文化馆是颜色明朗而温暖的。
　　父亲在三十七岁的时候，*次代表馆里参加了画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张叫做《听》的油画已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油画的背景是一片葱绿的瓜田。有一个满面皱褶的老农叼着旱烟袋，含笑看着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身边摩托车后架上夹着写生画板，暗示了她的身份。女孩的手里捧着一只饱满的西瓜，贴着自己的耳朵，做着敲击的动作。神情专注，几乎陶醉。现在看来，这张画有着浓重的”主旋律“意味，却为我年轻的父亲赢得了声名。木兰阿姨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手里正举着这张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父亲，说，我要跟你学画。木兰阿姨拜师的举动，在现在看来有点唐突。父亲有些无措地看着我目光警醒的母亲。这时候，陌生的年轻女孩将三张电影票塞到我母亲的手中，说，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收买。但由此而引发的好感，却是实在的。那部叫做《城南旧事》的片子，对我是*初的关于电影的启蒙。
　　当我跟着父母走进这间外表略显破落的影院，电影刚刚开始不久。在色泽温暖的银幕上，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大而纯净的眼睛，并且深深地记住。同样纯净却丰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黄萧瑟的秋。骆驼、玩伴、学堂，构成了*简洁而丰厚的旧城。这双眼睛忧愁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年轻人。耳边响起柔软哀婉的童声旋律，这童音逐渐远去，为阔大的弦乐所替代。银幕下的孩童却被这异于现实的影像与声音打动，几乎热流盈眶。多年后，再次听这首叫做《送别》的歌曲，恍然孩提时对于其中内容的无知，更不知道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约打动我的，只是这歌声的内里，叫做人之常情。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便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部电影，虽然这印象其实已有些模糊。
　　散场的时候，我们走到影院门口，看到叫木兰的年轻女子，急切地走过来。她这时候穿着石蓝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发污，上面溅着星星点点的墨彩。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了两把刷子，倒是十分干练。声音却发着怯，问：好看吗？妈妈说，很好看，谢谢你。爸爸的眼神有些游离，落到了她身后的电影海报上。爸爸问：“是你画的？”一问之下，木兰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头绞在了一起，轻轻应，是的。爸爸又看了一会儿，说，蛮好。比例上要多下点工夫。
　　木兰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个几岁的孩童看来，这画和“蛮好”也还是有些距离。画上色彩是浓烈而乡气的。构图的即兴，也令画面芜杂。人物的神情似乎也变了形。那瞳仁中的纯真不见了，变成了一双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着近乎诡异的懒散。
　　爸爸微笑了说，周末来我们家吧，我借一些书给你看。
　　当我们已走出很远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木兰还站在海报下面，眼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地区电影院的美工容木兰，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喜欢上了木兰。大家似乎都有些忘记当初她拜师的唐突举动。木兰阿姨其实是个天性随和谦恭的人，并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来表示欣喜，用点头表示肯定。以后，我们发现，她将学习这件事情看得十分郑重。即使在影院加过班，无论多么疲惫，也要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肯出现在我们家。她会带了自己的习作来，将拿不准的地方用红笔勾出。依然不怎么说话，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请父亲解答。在我们家，她不怎么动笔。但有时候，却仅仅为了细节，比方一只手弯曲的弧度，反复地琢磨。老实说，父亲并不是个天生的老师，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见解之中。所以对木兰的辅导也不算是很系统，每每点到即止。而木兰阿姨却是悟性非常高的学生。这是后来从影院海报质量上的突飞猛进看出来的。
　　当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聊得也就深了些。木兰说，她其实是影院里的临时工。她说，影院的领导一直不太满意她，认为她画得“不像”，她不太服气。后来，父亲终于弄明白，这其实是审美方面的分歧，就安慰她，说了很多关于“写实” 与“写意” 方面的道理。木兰笑了笑，说其实她不在乎，总有一天她会考上美术学院走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神里便有一种坚强的东西。
　　刚入冬的一天，木兰来了，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样。妈妈就玩笑她有没有什么喜事。木兰不说话，从背后拿出一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是一顶绒线帽，海蓝的颜色。样式却很特别，有一个漂亮的搭带，是坦克兵的那种。木兰摸了摸我的头，说，咱们毛毛也来当回《英雄坦克手》。那是上个月刚看过的一个老电影，讲抗美援朝的，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六十到八十年代初。这种题材永远都不会过时。当一回英雄也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我立了一正，对木兰阿姨行了个军礼。妈妈接过来看一看，说，真不错，在哪买的，木兰说，我自己打的，照着电影画报做样子。妈妈连连赞叹，突然问，有对象了吗？木兰羞红了脸，说，没有。妈妈就说，这么巧的手，可惜了。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妈妈看一眼正埋头读书的父亲，说，当年你老师连着三年戴我给他织的围巾，我这才嫁给了他。爸爸其实听得清楚，抬起头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经受住了考验。
　　爸爸去了上海出差，买了许多画册，多带了一份给木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我被一张海报深深吸引。那幅海报是完全的黑白色调。依照当时流行的的审美观，素得有点不尽人情。但是有一双女人的硕大的眼，比例夸张地逼视过来。后面是些风尘仆仆的背景，内容我是全忘了。只记得爸爸说，画得好。海报底下的小个子女人还在忙碌。爸爸远远地喊，木兰。
　　木兰阿姨很惊喜地回头，将胳臂上的蓝套袖撸下来。头发剪短了，是个飒爽的样子。木兰说，老师。然后看到我说，你们来得正巧，在放新片子了，给你们留了票，带毛毛进去看。
　　阿姨，这是什么电影。我指着海报问。木兰犹豫了一下，说，这片子，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妈妈问，这部不是说几年前就禁掉了吗？木兰说，没有，现在说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写文章支持呢。我们影院小，没放过。这回市里重放，领导要了拷贝来，我们就借一借光。票一早都卖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出险些被禁掉的片子，叫做《望乡》，说的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政府将一批妇女送到南洋卖身为娼的悲惨遭遇。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部日本电影，因为里面的裸露镜头，一时在国人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多年以后，看了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并无一丝亵渎，也无关情色，只是将主人公的隐痛更深刻了一层。倒是里面扮演年轻女学者的栗原小卷，清新温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木兰阿姨在海报上画下那双伤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说明了来意。木兰很欣喜，恭敬地伸出手接那些画册，却又缩了回来，说，干活的手，太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先洗个手。她一边收拾了活计，说，老师，你们也来我宿舍坐坐吧，喝杯茶。
　　从影院的后门拐过去，又下了几级楼梯。光线渐渐暗了下去。木兰阿姨的宿舍，在地下室里，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灯是日光灯，打开了整个房间便是幽幽的蓝。不过七八平米的一间屋，收拾得十分整齐，没有一点将就的样子。木兰打了盆水洗了手，给爸妈沏茶。屋里只有一张方凳，她便抱歉地请妈妈坐在床边上。妈妈坐下来，看到木兰在床头贴了许多张画报，似乎是一个男人。又看不清晰，便问，是谁啊？我却认了出来，蹦到了床上，嘴里大声说：“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时举起手，砰地开了一枪。木兰阿姨吃吃地笑起来，说，毛毛是天才，学得真像。妈妈便也明白了，是杜丘啊。这海报上的，都是同一个男演员，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仓健。他因为一部悬疑片《追捕》，成为了国人的集体偶像。甚至个人形象也*了人民的时尚。他的板寸头，立领风衣、包括他的不苟言笑，都成了男人们模仿的对象。甚至我年轻的父亲都未能免俗，不过，我个头一米八十的爸爸，穿着米色的长风衣，也的确是极其拉风的。《追捕》在当下看来，也仍然是极难逾越的译制片高峰，且不论这部片子难能可贵地云集了丁建华、毕克等一批配音大腕。单是影片中的台词，已堪称经典。比方我学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谁能想到，这诗意的句子后面，深藏着罪恶与阴谋呢。
　　在这些画报照片里，有一张剧照。背景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飒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紧紧相拥，策马驰骋。然而真由美的脸却被另一张照片遮住了。那是张黑白的两寸证件照。上面是微笑的木兰阿姨，笑得有些僵。
　　妈妈也看到了，打趣地说，我们木兰要找的对象，原来是这样的。
　　木兰有些羞红了脸，却又抬起头，说，硬朗朗的男人，谁不喜欢。又问，师母，你觉得他好么？
　　妈妈想一想，说，好是好。不过电影里的人，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
　　这年入夏的时候，放了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散了伙。爸妈可没了空管我，木兰说，叫毛毛跟我去看电影吧。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你们也放心，有我看着呢。从此，电影院里就多了个小马扎，我当真就老老实实地坐着，看那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旦夕祸福。看完了，就提着小马扎回家去了。那阵子看的，差不多占了我这半辈子看过电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电影，都是些旧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电影的人不多，我安静地坐着，听着有些空旷的影院里响着宏亮的声音。它们如此的清晰，像是来自一些或美或丑的巨人。这些巨人有他们的世界，是我难以进入的。但是，我却可以去经历他们的命运，用眼睛和耳朵。
　　电影放完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
　　谁也没想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却在这时静静地生长。虽然，它经常以一些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段经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难以磨灭的。而*难以磨灭的，又似乎是那些台词，它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造成对我父母的困扰。
　　我开始习惯于回到家，向父母作如下报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在父母的瞠目间，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大奸角的一句台词。早上赖床起不来，我会向父亲请求援助， “张军长，看在党国份上，拉兄弟一把。”这又是《南征北战》里的对白。当母亲开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实在很不耐烦，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口吻做出回应： “八年了，别提它了。”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看我迈着老气横秋的步伐，溜掉了。
　　爸妈摇摇头，说，这孩子有点小聪明，可是，要走火入魔了。
　　后来，我竟然和影院里的人都混得很熟。从卖票的小张，到影院的头头蒋主任。大家似乎都很乐意跟我打交道。一时间，小毛孩成了公众人物。不过，我*喜欢的还是木兰阿姨。“会画画”在我看来，是一件“真本事” ，就像我老爸。蒋主任这样的，就只会吆吆喝喝地管人。更何况，木兰阿姨画“潘冬子”，都是请我当模特儿。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海报上，别提多带劲儿啦。这天傍晚，蒋主任跟我说， “毛毛，木兰到哪去了？帮我把她找过来。”我当时正忙于清算刚从他儿子蒋大志那里赢来的“方宝”--这是当时小男孩流行的玩意儿，实在没功夫答理他。就很敷衍地说，等会儿吧。蒋主任就说，“小子，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你敢不听？”我一听，好嘛，他居然引用了《打击侵略者》的台词。想想给他一个面子，就慢慢地站起来，说， “好吧。帮你一回，'看你可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跟我斗智，《小兵张嘎》我可是倒背如流。蒋主任脸凶了一下，我一溜烟地跑掉了。
　　找了一圈，还真不知道木兰阿姨到哪里去了。按理，她是个很敬业的人，这会儿多半应该留在二楼的美工室里孜孜不倦。可是，桌上摊着大张的纸，广告色瓶子都打开着。纸上是张画了一半的老头儿，只有个轮廓，脸相却很阴森。
　　我终于想起来，跑到木兰宿舍门口。影影绰绰地，里面有些光。我一边拍门，一边喊：“木兰阿姨，老蒋找你有事。”里面突然发出了很细微的声响，过了一会儿，木兰阿姨把门打开了，脸色红扑扑的，说，毛毛，进来吧。我走进去，发现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很眼熟。我不禁脱口而出，杜丘！
　　这是个好看的年轻男人，穿了件白蓝条的海魂衫。高个子，壮实实的，长着密匝匝的短发、浓眉毛。面相有些老成，乍看还真像高仓健。不过，他可不像那个日本人整天苦着脸，对我笑呵呵的。
　　木兰阿姨笑起来：毛毛，这是武叔叔，咱们电影院新来的放映员。
　　年轻男人笑一笑，也不新了，半个多月了。
　　说完，他对我伸出了手，说，武岳。
　　我也很郑重地伸出手，他的手真大，使劲握了我一下。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电影院的人脉，怀疑地问，我怎么没见过你。
　　男人说，我刚调过来，只上晚班。那会儿，你早回家了。常听木兰说起你，说你是个机灵鬼儿。
　　这是我*次进入电影放映室，里面有些暗淡。伴着沙沙的声响，巨大的光束，投向了银幕。几乎能够看得见，光束中飘动的烟尘。
　　原来，银幕上的影像、故事、人生，都来自于这间灯火幽暗的放映室，来自于这台安静的机器。电影胶片在镜头前缓缓地掠过，这一刻，近乎令我敬畏。
　　武叔叔拿起另一盘拷贝，准备换片。他做这些的时候，十分专注，几乎可以看到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这时候的他，是没有微笑的。脸色沉郁，便真正酷似了高仓健的轮廓。
　　当沙沙的声音，又微弱而清晰地响起的时候，他便坐下来，嘴上叼起一根烟，看着我，重新又微笑了。
　　也在这间放映室里，有了以后的发生。
　　我的眼里，武叔叔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操纵了整个银幕的光影，同时控制了几百人的视线。仅这一点，已经值得崇拜。
　　木兰阿姨在这个放映室里经常的出现，在我初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两个“有本事”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然而，木兰阿姨来找武叔叔，似乎更多并非关于彼此技艺的交流。大半是些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只是为了送两根奶油棒冰给我们，又或者，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
　　而这时的木兰也不是我熟悉的了。作为一个对衣着并不讲究的人，上了班，木兰四季都裹在一件很旧的工作服里。那衣服上总是挂满了琳琅的油彩。而这时候，却穿了雪白的在袖口打了皱褶的的确良衬衫。头发也不再是用橡皮筋扎成两把小刷子，而是戴了同样雪白的发卡。这样一绺头发便垂在她光洁的额头上。我才发现，圆圆脸的木兰阿姨其实是很漂亮的。这是个漂亮得有些不像的木兰。
　　她对于武叔叔的“本事”，也没有任何的好奇和求知欲。只是静静地看着武叔叔喝绿豆汤。或者间歇从放映室的小窗望出去，眼神空洞地看一会儿电影的情节。这时候，武叔叔也会和她说话，声音也变得低沉，并不是一个“硬汉”应有的格调。
　　回想起来，在放映室里的观影经验，印象其实有些模糊。大约因为视野的居高临下，又或者因为无法专心致志。
　　不过有一部电影，是断断忘不了的。叫《少林寺》。这是我接触到的*部香港投资的电影。但因为主演都是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港气的。十八岁的李连杰，有一种青涩的勇猛，举手投足间浑然的趣味感，在后来那个国际化的Jet Li的神情中，是鲜见的。
　　然而，关于这部电影，更深刻的记忆却是公映时的盛况。后来看了个统计，《少林寺》在全中国的票房超过一亿元人民币。比起现在的大片来，这也实在算是不俗的成绩。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电影票价，仅仅是一角钱。
　　因此，这部片子的社会效应，真的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一个幼童的眼中，更多的感知大约就是街谈巷议。也有一些出其不意，比方，中国的“黄牛”--也就是非法倒卖电影票的票贩子，也是由这部影片应运而生。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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