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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由英国政体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的有关文化的著作，此书一经推出即被英国学术界赞誉为文化领域的“经典教科书”。作者弗雷德·英格利斯是英利物浦大学的名誉教授，他从文化的概念入手，从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详尽地解剖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文科学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此外，他还从文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该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学研究新进展的窗口之作，尤其是《文化》就当代文化在学术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那些挑战性特征的展开，对我们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理念、角度和方法不无裨益。

内容简介

　　 当前，“文化”是这样地流行，以至于人们在描述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细节时，不使用“文化”这个词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人们走进学校，能够感受“校园文化”；来到企业，可以体会“企业文化”；进入政府部门，就会遭遇“管理文化”；如果在超市购物，也会被融化在“消费文化”之中。事实上，是人们选择了“文化”这个词语，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在今天，“文化”这一用法指的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的存在，人们才拥有自我的意识，并强烈地感觉到生活是如此有意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概念的起源
第二章 文化与政治
第三章 文化与人文科学
第四章 文化与救赎：文学和批判
第五章 文化的社会生产
第六章 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真、善与美
注释
参考文献
术语对照表

精彩书摘

这种对人的自我完善性的不容分说的憧憬在文化的一种全新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其可以接受的形式。理性社会将致力于建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政治体制。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们，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作为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理性政治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公用事业和福利？”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微积分数学，即“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指的是物质福利的最佳分配，如食品、住所、健康和燃料等。
在后来的几乎两百年里没有人嘲笑这样的算术。但詹姆士·米尔之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无可辩驳。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主要向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发难。他写道，边沁只是不能认识到“人类是一种有能力将追求精神至善作为终极目标的生命体”，因为边沁概念中的人类存在完全为他人生的借贷账簿所限制，账簿中仅有的条目归于“快乐”和“痛苦”之下。“精神至善”是个用起来感到对现状有一丝愧疚的词语，但它也引出从一开始就隐藏于文化福音中的其他意义范畴。
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边沁认为人类事务的商业部分是人类事务的全部，着实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他又对边沁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他所能给的）评价：“[他]理顺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开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想尽力解开却使之更紧的结。”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作的最准确、带有个人倾向的批评是在他最著名的那个引用里。面对父亲詹姆士·米尔和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体制，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假设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所希冀的所有制度和观点的变化也在即刻完全实现了，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个快乐和幸福的事呢？’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则会很清楚地回答：‘不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他非常诚实也极为勇敢地——而这也是他一贯的特点——讲述了那时他内心深处将他击垮的情感危机。在他看来，一个完全按照其父亲的合理的商业理论运转的社会必将是无聊和没有活力的。

前言/序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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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英国政体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的有关文化的权威著作，此书一经推出即被英国学术界赞誉为文化领域的“经典教科书”。作者弗雷德·英格利斯是英利物浦大学的名誉教授，他从文化的概念入手，从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详尽地解剖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文科学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此外，他还从文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该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学研究最新进展的窗口之作，尤其是《文化》就当代文化在学术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那些挑战性特征的展开，对我们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理念、角度和方法不无裨益。这种对人的自我完善性的不容分说的憧憬在文化的一种全新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其可以接受的形式。理性社会将致力于建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政治体制。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们，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作为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理性政治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公用事业和福利？”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微积分数学，即“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指的是物质福利的最佳分配，如食品、住所、健康和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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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边沁认为人类事务的商业部分是人类事务的全部，着实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他又对边沁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他所能给的）评价：“[他]理顺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开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想尽力解开却使之更紧的结。”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作的最准确、带有个人倾向的批评是在他最著名的那个引用里。面对父亲詹姆士·米尔和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体制，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假设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所希冀的所有制度和观点的变化也在即刻完全实现了，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个快乐和幸福的事呢？’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则会很清楚地回答：‘不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他非常诚实也极为勇敢地——而这也是他一贯的特点——讲述了那时他内心深处将他击垮的情感危机。在他看来，一个完全按照其父亲的合理的商业理论运转的社会必将是无聊和没有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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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英）英格利斯，他的每一本书几本上都有，这本文化很不错，这是一本由英国政体社于2004年推出的有关文化的权威著作，此书一经推出即被英国学术界赞誉为文化领域的经典教科书。作者弗雷德·英格利斯是英利物浦大学的名誉教授，他从文化的概念入手，从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详尽地解剖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文科学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此外，他还从文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该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学研究最新进展的窗口之作，尤其是文化就当代文化在学术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那些挑战性特征的展开，对我们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理念、角度和方法不无裨益。当前，文化是这样地流行，以至于人们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细节时，不使用文化这个词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了。人们走进学校，能够感受校园文化来到企业，可以体会企业文化进入政府部门，就会遭遇管理文化如果在超市购物，也会被融化在消费文化之中。事实上，是人们选择了文化这个词语，然后赋予它某些意义，这样它就构成了一个概念。在今天，文化这一用法指的是人们具体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的存在，人们才拥有自我的意识，并强烈地感觉到生活是如此有意义。这种对人的自我完善性的不容分说的憧憬在文化的一种全新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其可以接受的形式。理性社会将致力于建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政治体制。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们，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作为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理性政治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公用事业和福利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微积分数学，即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指的是物质福利的最佳分配，如食品、住所、健康和燃料等。在后来的几乎两百年里没有人嘲笑这样的算术。但詹姆士·米尔之子，约翰·斯图亚特·米尔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无可辩驳。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主要向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发难。他写道，边沁只是不能认识到人类是一种有能力将追求精神至善作为终极目标的生命体，因为边沁概念中的人类存在完全为他人生的借贷账簿所限制，账簿中仅有的条目归于快乐和痛苦之下。精神至善是个用起来感到对现状有一丝愧疚的词语，但它也引出从一开始就隐藏于文化福音中的其他意义范畴。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边沁认为人类事务的商业部分是人类事务的全部，着实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他又对边沁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他所能给的）评价[他]理顺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开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想尽力解开却使之更紧的结。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作的最准确、带有个人倾向的批评是在他最著名的那个引用里。面对父亲詹姆士·米尔和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体制，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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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英国政体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的有关文化的权威著作，此书一经推出即被英国学术界赞誉为文化领域的“经典教科书”。作者弗雷德·英格利斯是英利物浦大学的名誉教授，他从文化的概念入手，从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详尽地解剖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人文科学以及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此外，他还从文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入手，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与地位。该书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学研究最新进展的窗口之作，尤其是《文化》就当代文化在学术以及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那些挑战性特征的展开，对我们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学的研究理念、角度和方法不无裨益。这种对人的自我完善性的不容分说的憧憬在文化的一种全新思想体系中找到了其可以接受的形式。理性社会将致力于建立能够实现其目标的政治体制。最早的功利主义者们，如边沁和詹姆士·米尔作为答案提出这样的问题：“理性政治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公用事业和福利？”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微积分数学，即“最大数量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指的是物质福利的最佳分配，如食品、住所、健康和燃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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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写道：“边沁认为人类事务的商业部分是人类事务的全部，着实犯了一个错误。”接着，他又对边沁在这个领域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他所能给的）评价：“[他]理顺了几个世纪以来沉积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解开了一代又一代最有才华的思想家想尽力解开却使之更紧的结。”约翰·斯图亚特·米尔作的最准确、带有个人倾向的批评是在他最著名的那个引用里。面对父亲詹姆士·米尔和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社会体制，他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假设一个人生活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所希冀的所有制度和观点的变化也在即刻完全实现了，这对他来说是不是个快乐和幸福的事呢？’自然而然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则会很清楚地回答：‘不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中，他非常诚实也极为勇敢地——而这也是他一贯的特点——讲述了那时他内心深处将他击垮的情感危机。在他看来，一个完全按照其父亲的合理的商业理论运转的社会必将是无聊和没有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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