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体大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之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极为广泛。
评分《文心雕龙》是刘勰在入定林寺的后期所写,是“齿在逾立”之年的作品,他曾帮助僧祐整理佛经,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多少有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饶宗颐〈《文心雕龙》与佛教〉说:“他的文学理论之安排,却建筑于佛学根基之上。”僧祐所使用的“原始要终”一词,[3]在《文心雕龙》之中共使用四次。日本学者兴膳宏例举《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的相似处。[4]
评分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刘勰还看到,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而是和理、志、气相联系的“情”,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而是和“象”与“文”相结合的有“采”之言。两者的关系是:“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它们相辅相成,形成质文统一的完美的艺术。而这种统一在创作过程中是通过“神思”达到的。“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他看来,“神思”虽受理的支配,但不象抽象的逻辑思维那样受着概念的规定,而是“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与物、象、言相结合,始终在感性形象中运动,并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和自由抒发。书中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认为语言文学既再现着客体的物貌,又抒发着主体的情与理、志与气。所以,刘勰侧重从“体性”来划分文学的风格,即所谓“才情异区,文体繁说”。刘勰对文学的形式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从语言文学的角度总结了平衡、对称、变化统一等形式美的规律。
评分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评分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评分《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编,每编25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等五部分。其中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打下理论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创作论19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批评论5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及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探讨,也是全书精彩部分;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总序,说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全书受《周易》二元哲学的影响很大。[2]
评分 评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
评分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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