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是“鲁迅学”科学体系当中的重要分支，也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园圃中收获至为丰饶的一个领域。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的、自在的客体，他必然跟周边世界发生千丝万缕的有机联系，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人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鲁迅当然也有着自己的人际环境。仅根据《鲁迅日记》记载，跟鲁迅交往的各界人士近2000人；在实际生活中，他交往的同时代人当然绝不止此数。鲁迅临终前曾经感叹：“我这个人社会关系太复杂了。”正是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这种交往，形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文章，类似于西方的多传主传记（group biography），不仅能通过比较和鉴别充分显示鲁迅的文化个性，而且能呈现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生态，对当时的文化思潮和文坛状况进行一种独特观照和深度研究。

内容简介

《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收入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夫人许广平、兄弟周作人、元配夫人朱安，以及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沈从文等50位鲁迅同时代人与鲁迅来往的事迹——鲁迅的亲情、爱情、友情；论敌之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点滴；始于误解、终于冰释前嫌的始末……鲁迅与他同时代人的交往形成了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呈现了民国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
所收文章分为《周氏家族》、《鲁迅师友》、《五四先驱》、《文坛故交》、《莘莘学子》、《文艺才俊》、《笔战论敌》7辑。

作者简介

陈漱渝，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汉语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现名鲁迅中学任语文教师。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至今。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姜异新，女，1972年11月生，山东龙口人。200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员。

目录

编辑说明
周氏家族
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俞芳
鲁迅夫人许广平李浩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陈漱渝
礼物与遗物——鲁迅元配夫人朱安乔丽华
师友之间
章太炎和鲁迅唐文权
帮助鲁迅改变命运的人——鲁迅挚友许寿裳陈漱渝
鲁迅和蒋抑卮彭定安
鲁迅与顾琅陈江张铁荣
陈仪与鲁迅的交往初探伍国
“我的老同事”——鲁迅与齐寿山姜德明
柳亚子和鲁迅——纪念柳亚子诞辰百周年兼谈南社与越社姚锡佩
鲁迅与沈兼士姜德明
五四先驱
蔡元培与鲁迅高平叔
鲁迅与李大钊吕漠野
在路上——鲁迅与陈独秀片影孙郁
鲁迅与胡适：从同一个战阵到不同营垒陈漱渝
从并肩战斗到“默不与谈”——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陈漱渝
鲁迅和刘半农马蹄疾
文坛故交
诤友方为真友——鲁迅与魏建功的交往陈漱渝
鲁迅与郁达夫姜德明
君子之交淡如水——略谈鲁迅与郑振铎的友情陆荣椿
朱自清与鲁迅的关系略说李东轩
莘莘学子
阿Q的催生者：孙伏园陈漱渝
鲁迅与乡土文学家许钦文张炳隅
我谈“鲁迅与许羡苏”余锦廉
从李秉中致鲁迅的信看他与鲁迅的交往荣太之
鲁迅和荆有麟马蹄疾
留洋女博士、压不扁的“橡皮垫子”——陈学昭与鲁迅唐正杰
也说章衣萍与鲁迅散木
鲁迅与《绛洞花主》陈元胜
鲁迅和李小峰马蹄疾
鲁迅和常维钧马蹄疾
鲁迅和尚钺马蹄疾
文艺才俊
曹靖华与鲁迅潘德延
鲁迅和台静农马蹄疾
《伤逝》与《卷葹》——冯沅君与鲁迅唐正杰
鲁迅在韦素园改名之后张学义
鲁迅和冯至马蹄疾
鲁迅和孙福熙马蹄疾
鲁迅和章廷谦马蹄疾
鲁迅和李霁野马蹄疾
鲁迅和陶元庆彭定安
鲁迅和司徒乔彭定安
笔战论敌
鲁迅和章士钊彭定安
吴宓与鲁迅任葆华
鲁迅与陈西滢论争中的“关键词”阎晶明
鲁迅与徐志摩论辩述评刘炎生
高长虹与鲁迅——从友人到仇人廖久明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鲁迅形象覃宏勇
尊鲁反鲁，翻云覆雨——苏雪林与鲁迅唐正杰

精彩书摘

鲁迅的母亲——鲁瑞（图）
鲁太夫人鲁瑞（1857—1943年）是鲁迅先生的母亲，绍兴安桥头人。我和她老人家离别虽然已经42年了，但老人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在我眼前闪现，因为我自幼受到她老人家多年的关怀和教育，她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一
我自幼就跟着大姐姐们称呼鲁太夫人为太师母。记得第一次见到太师母是在1922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那时我才11岁。太师母第一次到我们家（北京砖塔胡同61号）来做客。这之前，常听我大姐和她在绍兴读书时的老同学许羡苏姐姐谈到太师母，知道太师母从绍兴搬到北京，话听不懂，生活不习惯，每遇到绍兴人，听到乡音，她就非常高兴。特别是许羡苏姐姐和大姐，在绍兴读书时是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学生，所以太师母待她们格外亲热，平时常托她们代买东西，戏称她们是她老人家的“活脚船”。她们每一两星期往八道湾去看望太师母，经常是完成了“任务”，又带来新“任务”。
太师母第一次来我们家做客，在我的印象中是贵客临门，又激动、又兴奋。那天一清早起来，就主动地帮着大姐姐们做准备工作。十点钟左右，太师母到了。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头上梳着发髻，瘦高身材，腰不弯、背不驼，一双放大脚，走起路来很利落。目光慈祥有神。上身穿着藏青色上衣，下系黑色绸裙。给人以整齐、健朗的印象。那天大姐显得很忙，又做点心、又烧菜。许羡苏姐姐负责招待，连忙迎接，让坐。我和三妹有些怕陌生，很拘束，站在一边，手足无措的样子。谁知太师母一看到我和三妹，和蔼又憐惜地问，她们就是老二、老三吧？于是拉我们到她老人家身边，就和我们谈开了，问我们几岁了？在什么学校读书？想不想爸爸（她老人家知道我们是没有母亲的孩子）？等等。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她老人家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喜欢孩子，同情孩子，是一位很可亲近的老人。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老人非常照顾我和三妹，经常提醒大姐姐们给我们搛菜。这一天，我们过得很愉快。这之后，太师母还来过两次，每次都受到我和三妹发自内心的欢迎。当然，也受到大姐姐们的热情款待。
进一步和太师母接近，是1923年8月2日至1924年5月25日这一段时期。当时，鲁迅先生一家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61号暂住，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期间，太师母有时住在八道湾，有时来砖塔胡同住。每当太师母到砖塔胡同时，我们真开心啊！她老人家很理解孩子的心情，当她知道我们没有什么玩具时，就送给我们皮球、毽子、气球等，另外，还把香烟包里的图片等都收集起来，分给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当时最喜欢得到的玩具。她老人家还常讲故事给我们听，有时也讲讲绍兴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吃过晚饭，鲁迅先生到太师母房里谈天，我们也挤进太师母房里，听他们谈时事、讲故事、说笑话……这些，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饶有兴味呢。
1924年5月25日，鲁迅先生家搬到西三条新屋。星期日我们常到鲁迅先生家里做客，去看望太师母。
1928年，我的大姐离开北京，我和三妹住校了。我们就把鲁迅先生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每个星期天都到西三条去，太师母总是留我们吃中饭。
1930年，许羡苏姐姐离开北京往河北大名府教书。于是，过去许羡苏姐姐帮助太师母办的事，有部分由我办了。记得1930年3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我第一次代太师母给鲁迅先生写信，信完全按照太师母的口气写的，太师母说：“称呼是豫才，结尾是母字（俞芳代笔）。”鲁迅先生的回信就直接写给太师母了。她老人家收到这封回信很高兴，因为从这时起，太师母和鲁迅先生直接通信了。（过去，鲁迅先生写信，谈到太师母和北京家里的事，都是写在别人信中，由别人转告的。）代太师母给鲁迅先生写信时，先是她老人家把来信给我看，然后说明回信的要点，我写好草稿，念给太师母听，她老人家再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改到她老人家满意了，我再誊写寄出。此外，我还代太师母给她老人家的亲戚（如阮和森先生等人）写信。在写信过程中，是经常受到她老人家表扬的。
这段期间（1930—1935年夏），如果学校里没有事的话，我总是星期六晚上去西三条，星期天晚上回校。在西三条我开始是住“老虎尾巴”里，睡在鲁迅先生曾经睡过的床上。后来太师母住的那间房子的北面接长了，她老人家就叫我睡在她的后房（新接出来的房子）新搭的床上，便于讲话，那时我已经长大成青年了。太师母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很了解，可以说，太师母对我是无话不谈的。
1935年暑假，我在北师大毕业了，由学校介绍到杭州市立中学工作。和太师母离别，真是难舍难分啊！为了“饭碗”，又有什么办法呢？本想以后积些钱，放假时再去北京看望她老人家，可是抗战了，兵荒马乱，后来（抗战后）竟连音信都隔断了，我的愿望没能实现，至今引以为憾。
14年的相处，太师母对我们的关心、爱抚是无微不至的，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多方面的。写在上面的，仅仅是一部分。
二
太师母是位很不平凡的人，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可是她有文化。她老人家告诉我们，在她幼小的时候，她弟弟（也许是哥哥，记不清了。）读书，老师给他上课时，她站在旁边听课将近一年。以后，因为封建制度的影响，家里不准她听课了。她就自己找些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问问别人。记得在北京时，太师母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也问过我们，可是，她老人家不认识的字，往往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就查字典告诉她，她老人家很高兴地说：“这样你们也多认识了一个字。”我们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不懂装懂，不负责地乱告诉她。因为从她老人平时的谈话中知道，她最不喜欢不懂装懂的人。她说，字不认识不要紧，教给别人错字是害人！就这样，她能看小说，也能看报。
在北京时，太师母每天看好几份报，很关心时事。她老人家看了报，还要提出问题和大家讨论。记忆中，那是1925年前后的事，当时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军阀混战，太师母常叫鲁迅先生讲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太师母也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张、冯、吴都有批评。又如有一段时期，大约是1925年，张作霖的飞机经常在北京市上空盘旋，有时竟投掷炸弹，北京八个大学，为抗议军阀暴行，一度停课，记得有一次太师母和鲁迅先生还有许羡苏姐姐，曾就此事进行讨论，他们详细分析学校停课、上课的得失，结论是上课有利。理由是：一，上课学生集中，只要炸弹不落在学校里，学生反而安全；二，学校停课，学生势必分散，就有被炸死或炸伤的可能。在太师母房里，讨论这类时事问题，是经常的。
太师母的记忆力很强，她老人家非常好学，平时看的书不计其数，举凡《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官场现形记》《西游记》《镜花缘》等书，她不知看过多少遍，每当手边没有合适的书可看时，她就把这些书中的一部拿出来再看一遍，用她老人家自己的话说，叫做“炒冷饭头”。有时她老人家也看张恨水著的《金粉世家》等小说。
太师母看的小说，多半是鲁迅先生根据太师母的爱好给买来的。1927年以后，鲁迅先生在上海时，也曾给她老人家寄过小说。此外，她老人家也曾叫我陪着到书店去买书。记忆中有过三次。她老人家到书店买书，很引起书店里人们的注意、好奇，因为当时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认识字的就很少，更谈不上看大部头小说，而且还要亲自挑选。这种情形，在当时是罕见的。
太师母对书籍很爱护，看完了，一部部整整齐齐地放在她房里的书箱里。记得她当时有四个小木箱装书，每到夏天，我就给她晒书、整理书。
太师母看了小说，常常讲给我们听，她讲起来有声、有色、有说、有笑。所以到她老人家那里做客，气氛是十分活跃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我们看了《阿Q正传》，好奇地问太师母，真有阿Q这样一个人吗？她老人家笑笑说，在绍兴家乡有是有一个人叫阿桂的，但《阿Q正传》里写的事不都是他，有些是别人的事，那是许多人的事拼凑起来的故事。
太师母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她七十多岁学习编结毛线。过去，太师母会绣花，会做针线，但不会编结毛线，后来她老人家看见许羡苏姐姐等编结毛线，那时她老人家已是七十多岁了，可是她下决心学编结毛线。许羡苏姐姐和我先后都教过她。不久，她老人家就学会了，自己编结了一条大围巾，后来又结了一件穿在外面的背心。太师母很不服老，是位非常有毅力的老人。
记得有一次我在结毛衣，我边结边说，我结毛线很慢。她老人家和蔼地对我说，我们绍兴有句老话：“做生活不怕慢，就怕贯。”（绍兴方音“贯”，就是把做了一半的活计，放在一边，不再继续做的意思。）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育啊！
太师母很能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就拿她老人家剪头发一事来说吧。在1926年前，北京的妇女都是梳发髻的，女孩子梳小辫子，剪发的女学生是极少数。当时有些女学校，甚至不招收剪了头发的女学生。北伐成功后，女学生大多数剪去小辫子，中年妇女也有部分剪了发，但上了50以上的老太太们，绝大多数还是梳着头髻。太师母看到别人剪了头发，梳头发方便，常常和我们讨论剪发的好处，我们说出很多优点。她老人家心有所动，因为梳头髻躺着看书看报都很不舒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虑，她老人家决定剪发了。剪发之后，她老人家准备了一副理发工具。头发长了，开始是由许羡苏姐姐替她理发。许羡苏姐姐离开北京后，我替她老人家理发。记忆中，她老人家后面的头发生得很低。鲁迅先生后面的头发也很低，很像太师母。
太师母待人很热情，特别对待青少年更是爱护备至。在我和三妹总是在西三条太师母那里度过星期日的那些日子里，她老人家时常炒发芽豆（把老罗汉豆浸在水里，使之发芽，再晒干）。发芽豆晒在自己的房里，她老人家每天亲自随着阳光移动晒具，直到芽豆晒干为止。这中间要付出老人多少精力啊！炒熟后，吃起来又香又甜。她老人家自己，早已装了假牙，不能吃硬食，所以这些都是专为我们准备的。
太师母胃口不大好，食量很小。但却很希望我们能够吃得多些，有时吃完饭，她老人家笑咪咪地问我；“老二，你今天吃了几碗？”我说：“三碗！”（到她家里，我总是放开肚子吃的。）她老人家说：“好！好！”又说：“我自己老了，饭吃不多，可很喜欢看你们年轻人吃饭，吃得多有滋味啊！”
有一次，我在校内不慎被偷去了3元钱，当然，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损失，非常心痛，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自认晦气。星期天，我向太师母讲了。太师母非常同情，而且一再说，以后自己的东西要放好，不可大意！我深深地接受她老人家的关怀和教育。可我实在没有想到，当我要回校时，她老人家竟从她自己的零用钱里拿出3元钱给我。她说：“3元钱在你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我是可以省下来的，所以那3元钱就算我失去了，这3元钱你拿去用吧！”我知道她老人家的脾气，她给人东西，总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不收，她反而不高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收下了这意外的3元钱，心情是极不平静的。
太师母看书报，常常是靠在床上看的，背后有一个二尺见方的靠背枕头，枕套是花布做的，已经旧了，不十分好看，我和三妹合绣了一个枕套送给太师母，枕套用彩色线在白布上绣了四个孩子，花样既不美观，加之我们的绣工粗糙，针线活又不高明，所以整个枕套是很不出色的。可是太师母却不嫌弃，欣然接受了，并且马上使用。记忆中，我1935年离开北京时，她老人家还在用着这个枕头套。
在海婴弟弟5周岁时，太师母送给最心爱的、未见过面的孙儿一件小外套。小外套是叫我到东安市场买来的。我不知道海婴弟弟身材大小，只好按着5周岁这号年龄去买。太师母看了买来的小外套很满意，寄出去了。
太师母格外受到我们的尊敬，是她那不同于一般妇女的倔犟的性格、坚毅的意志。她老人家曾对我们说过：
那是太先生（伯宜公）还在世时的事，有一次太先生的弟弟（不是同母的）不知为什么和鲁迅先生几兄弟发生了纠纷，吵架了。介孚公（鲁迅先生的爷爷）要打孙子，太师母看不过去，站出来说：“孩子们吵架，应由孩子的父亲自己管教。”一个世纪前的封建家庭妇女，能勇敢地说出这样有见识的话来，多么不简单啊！
又如清朝末年兴起天足（把裹小的脚放大）运动，太师母就放了脚。有一个思想落后的人背后说怪话，说她放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太师母听了这种造谣诬蔑，只冷冷地幽默地说：“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顶了回去。
在北京太师母的生活费原议定是由鲁迅先生和周作人共同担负的。鲁迅先生总是如期奉上，而周作人却常过期不送。太师母对此很不满意，有时就亲自坐车到八道湾去讨账。有一次被鲁迅先生知道了，劝老人家不要去了，免得淘气。并说，要钱我这里有。太师母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接着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鲁迅先生也不止一次地说过，太师母遇到不平的事情，是要斗斗（斗争的意思）的。
1925年，北京学生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太师母态度明朗，她把自己日常用的日本伞、面盆都砸碎了。在这些方面，她老人家从不考虑周作人的老婆（信子——日本人）的情绪的。不考虑这些东西是她买回来的。
太师母也常谈自己的身世。她39岁时，太先生就去世了，加之那时家境困顿，她独自带着四个孩子。在旧社会，孤儿寡妇是要受人欺的，而太师母却经得住种种艰难、辛酸的考验。
太师母很有主见，很有远见，她老人家非常喜欢鲁迅先生，信任鲁迅先生，总是鼓励鲁迅先生兄弟前进。鲁迅先生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走异地，入异途，学洋务，是为“读圣贤书”以及“赴京赶考”之流所唾弃的。而太师母不顾流言飞语，坚决地顶住来自各方面的责难，想方设法张罗了8元路费，打点简单行装。鲁迅先生临行时，她老人家因为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前途又很渺茫，所以心里很难过。但仍鼓励鲁迅先生说：“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意思是穷人的孩子读书是会读好的，“有出息”的富人的孩子读书则相反。）她老人家要鲁迅先生争口气，好好读书。当鲁迅先生放假回家时，她老人家发现他的黑棉袄破了，为了不使白棉絮露出来，他在破处糊了一张纸，用墨把纸涂黑。太师母又知道南京冬天很冷，鲁迅先生为御寒而学会吃辣椒，她老人家是多么心疼啊！可是当鲁迅先生假期满了，回南京时，她老人家仍是愉快地送他上路。
在北京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太师母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和鲁迅先生一致的，她老人家明明知道和反动派斗争是有生命危险的，内心也很担忧，但太师母无限信任鲁迅先生，认为他是正义的，所以总是支持鲁迅先生，她老人家当时已是近70岁高龄的人了，情愿到处奔走避难，从来不拖鲁迅先生的后腿。
太师母这一生，不说生活，就是感情上、精神上经过多少打击啊，许多亲人都先她老人家去世。当她的唯一女儿——端姑一周岁多病死后，太师母说她有好几个月都是和衣而睡，总是忘不了这位一直贴在怀里的可爱小女儿。伯宜公卧病三年，终于大吐血而死。沉重的家庭担子，顿时落在太师母肩上。接下去是幼子椿寿病逝，太师母久久不能忘怀，为了纪念他，找人画了一张像，一直随身带着。在西三条时，画像挂在吃饭间。
1936年，我不在北京。听三妹说，鲁迅先生逝世，对于太师母，真是晴天霹雳，噩耗传来，她老人家伤心到了极点。鲁迅先生1926年离开北京，1929年、1932年两次回北京看望太师母，都留给她老人家健康的印象。太师母万万没有想到1932年11月28日和鲁迅先生一别，竟成母子永诀！可是太师母在这种极度悲伤的处境中，还能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基本上做到不在别人面前哭泣，只是在鲁迅先生逝世的第七天（10月25日）那天，她老人家实在忍不住了，大哭了。她老人家说：“一个女人，最伤心的是死了丈夫和孩子。”接着说：“端姑死得早，太先生病了三年，他的逝世，总有些想得到。老四（椿寿）死了几十年，自己还常常想着他，老大（鲁迅先生）是我最心爱的儿子，他竟死在自己的前头，怎么能不伤心呢？”又说：“论年龄，他今年已经56岁了，也不算短寿了。只怪自己寿太长！如果我死得早些，现在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老年丧子，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何况太师母失去的是她老人家最心爱的鲁迅先生呢？但她老人家很坚强，能正视现实，顽强地战胜一个个无情的、灾难性的精神打击。所以我们都认为太师母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
鲁迅先生一生，坚持正义，不畏强暴。为了寻求救国途径，数易专业。之后，他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找到了革命真理，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度评价，国际、国内人民无限景仰。我常常这样想，鲁迅先生的卓 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民国那些人:鲁迅同时代人》收入鲁迅先生的母亲鲁太夫人、夫人许广平、兄弟周作人、元配夫人朱安，以及章太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沈从文等50位鲁迅同时代人与鲁迅来往的事迹——鲁迅的亲情、爱情、友情；论敌之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点滴；始于误解、终于冰释前嫌的始末……鲁迅与他同时代人的交往形成了色彩纷呈的人际网络，呈现了民国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所收文章分为《周氏家族》、《鲁迅师友》、《五四先驱》、《文坛故交》、《莘莘学子》、《文艺才俊》、《笔战论敌》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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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同代文化名人：历史评价两重天 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收藏着三十年前从北大荒带回来的一些书籍，主要是七十年代出版发行的鲁迅作品丛书。其中，有一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选编的“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的《鲁迅杂文选》上、下集。闲来翻翻，发现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在当年极左思想路线指导下，对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给予了全盘否定。在这套书的注释中，凡鲁迅骂过的和骂过鲁迅的文化名人都被冠以“反动”帽子。同时，鲁迅视为战友的和视鲁迅为战友的文化名人也几乎无一幸免，同样被冠以各种“黑”帽子。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现在我把这套书注释中对鲁迅同代文化名人的人物评价摘录一二，同时又从“百度·百科”上摘录对这些文化名人的评价，供博友参考。 （宋体字为七三年《鲁迅杂文》注释文字，楷体字体为《百度·百科》文字） 钱玄同——“五四”后逐渐消沉，政治上走向堕落。（见上集第13页） 钱玄同(1887一1939)浙江省吴兴县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留在北平，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1939年1月，钱玄同还处理了李大钊遗留图书《九通》，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 刘半农——后期思想倒退，鼓吹复古。（见上集第12页） 刘半农（1981-1934）江苏江阴人，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同时，他又是我国语言及摄影理论奠基人。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专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大奖的语言学家。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5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1926年出版了诗集《扬鞭集》和《瓦釜集》，1934年在北京病逝。病逝后，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胡 适——五四运动后，以胡适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反动口号，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实践。（见上集第27页）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林语堂——一度与鲁迅有交往，后堕落成为买办文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提倡小品文，宣扬“闲适”，“性灵”，反对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为国民党反动政权效劳。（见上集第43页）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一生著述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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