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憶錄四部麯之4：文學江湖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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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 著

圖書標籤:

• 迴憶錄
• 文學
• 江湖
• 成長
• 人生
• 寫作
• 故事
• 自傳
• 思考
• 感悟

齣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9787108042194

版次：1

商品編碼：11145386

品牌：三聯書店

包裝：平裝

叢書名： 王鼎鈞作品係列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3-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64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多少人都寫自傳，因為人最關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讀者並不愛看彆人的自傳，因為讀者最關心的也是他自己。王鼎鈞先生的迴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藉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他希望讀者由此能瞭解、能關心那個時代，因為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
　　用等待一輩子的自由
　　寫盡20世紀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
　　齊邦媛、硃西寜、楊照、高華、王奇生推薦

內容簡介

　　“我寫迴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藉著自己寫齣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迴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王鼎鈞“迴憶錄四部麯”第四部《迴憶錄四部麯之4：文學江湖》，描述瞭1950-1970年代在颱灣由文學、政治和特務交織組構的奇妙江湖。作者的獨特經曆，使他可以在局內觀察理解當年文藝政策執行者的真實關懷與具體睏擾，也可以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交錯産生的矛盾緊張，使得這段詭異卻現實的文藝曆史，在書中明白彰顯。作者所親曆的這個“文學江湖”同時也是颱灣風雲變幻三十年的縮影：從五十年代初期的睏窘和茫然，到白色恐怖中的屈辱和驚慌，再到冷戰時期的“心理疲憊”，及颱灣經濟起飛、“反攻大陸”的宏願成為笑柄之時無奈地選擇落地生根……

作者簡介

　　王鼎鈞，1925年齣生於山東蘭陵；抗日戰爭爆發，他在山東老傢跟著父親打遊擊；1942年，他穿過日占區，到達安徽阜陽就讀國立二十二中學；抗戰末期，他成為國民黨憲兵，曆經徐州、南京、上海、葫蘆島、瀋陽，洞悉國民黨真實麵目；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軍俘虜，穿著解放軍服跋山涉水，逃到颱灣，亂中景象盡收眼底；1950年代，他進入（颱灣）中國廣播公司做編審組長、節目製作組長、專門委員，先後主編颱北《掃蕩報》副刊，颱北《公論報》副刊，擔任《中國時報》主筆和“人間”副刊主編，幼獅公司期刊部總編輯，閱盡颱灣文化界內幕和各色人物的苦辛與沉浮。
　　王鼎鈞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長期齣入於散文、小說和戲劇之間，著作近40種，以散文産量最豐，成就最大。在颱灣，他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和當代散文“崛起的山梁”。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王鼎鈞具備瞭局內、局外雙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內觀察理解這些文藝政策執行者的真實關懷與具體睏擾，也可以從局外洞悉各方勢力交錯産生的矛盾緊張，唯有同時提供局內局外視角，這段詭異卻現實的文藝曆史，纔有機會明白彰顯。
　　——楊照

　　《文學江湖》一書，既是為曆史做見證，也給我們啓示和教益，讓我們知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過去的二十世紀所經曆的痛苦和所懷抱的夢想、希望。……從本書中既可窺見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時代潮流的演變，也能感受作者對國傢命運、曆史教訓的獨立思考，是一份極具曆史和人文價值的個人總結。
　　——高 華

目錄

代自序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十年燈
用筆杆急叩颱灣之門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我從瞭望哨看見什麼
投身廣播見證一頁古早史
張道藩創辦小說研究組
小說組的講座們
鬍適從我心頭走過
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反共文學觀潮記
特務的顯性騷擾
我與《公論報》的一段因緣
難追難摹的張道藩
走進廣播事業的鼎盛繁榮
十年亂花
我從鬍適麵前走過
魏景濛一半是名士一半是鬥士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
藝術洗禮現代文學的潮流
霓虹燈下的讀者
我能為文藝青年做什麼
特務的隱性睏擾
省籍情結拆不完的籬笆
張道藩的生前身後是是非非
冷戰時期的心理疲倦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亮光
十年一綫天
你死我活辦電視
鄉土文學的鏇渦
與特務共舞
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與學校的已瞭緣
我與文學的未瞭緣（上）
我與文學的未瞭緣（下）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王鼎鈞颱灣時期文學生活大事記

精彩書摘

　　匪諜是怎樣做成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颱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颱聯閤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颱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瞭本省人，另一件煙颱聯閤中學冤案懾服瞭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颱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曆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韆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曆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傢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隻是念及“身傢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編劇傢趙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學生，他去世後，編劇傢張永祥寫文章悼念，談到當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學半夜失蹤，“早晨起床時隻見鞋子”，那些強迫入伍後不甘心認命的學生，班長半夜把他裝進麻袋丟進大海。這是我最早讀到的記述。小說傢張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長篇小說《海兮》以山東流亡學生在澎湖的遭遇為背景，奔放沉痛，“除瞭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筆到，我很佩服。然後我讀到周紹賢《澎湖冤案始末》，傅維寜《一樁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讀後》，直到《煙颱聯中師生罹難紀要》，張敏之夫人迴憶錄《十字架上的校長》，連人名地名都齊備瞭。
　　可憐往事從頭說：內戰開打，山東成為戰場，國軍共軍進行“拉鋸戰”，山東流亡學生兩萬多人逃齣故鄉。國軍節節潰敗，大局土崩瓦解，山東學生一萬多人奔到廣州。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德純齣麵交涉，把這些青年交給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雙方約定，讓十六歲以下的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的孩子受文武閤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戰場，天下無事升班升學。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在颱灣澎湖當傢做主的陳誠都批準這樣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學生分兩批運往澎湖，八所中學師生近八韆人登輪，八校閤推煙颱聯中校長張敏之為總代錶。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把年滿十六歲的學生連同年齡未滿十六歲但身高閤乎“標準”的學生，一律編入步兵團。學生舉手呼喊“要讀書不要當兵”，士兵上前舉起刺刀刺傷瞭兩人，司令颱前一片鮮血；另有士兵開槍射擊，幾個學生當場中彈。三十年後，我讀到當年一位流亡學生的追述，他說槍聲響起時，廣場中幾韆學生對著國旗跪下來。這位作者使用“汴橋”作筆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歸時方始休！”可憐的孩子，他們捨死忘生追趕這麵國旗，國旗隻是身不由己的一塊布。
　　編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颱上監督進行。流亡學校的總代錶張敏之當麵抗爭，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動學生造反。李振清雖然是個大老粗，到底行軍打仗升到將軍，總學會瞭幾手兵不厭詐，他居然對學生說：“你們都是我花錢買來當兵的！一個兵三塊銀元！”他這句話本來想分化學生和校長的關係，殊不知把張敏之校長逼上十字架，當時學生六神無主，容易輕信謠言，這就是群眾的弱點，英雄的悲哀。自來操縱群眾玩弄群眾的人，纔可以得到現實利益！為他們真誠服務卻要憂讒畏譏。張敏之是個烈士，“烈士殉名”，他為瞭證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顧，隻有與李振清公開決裂，決裂到底。
　　張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帶信給颱北的秦德純，揭發澎湖防衛司令部違反約定。咳，張校長雖然與中共鬥爭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隱藏夾帶一封密函，帶信使者在澎湖碼頭上船的時候，衛兵從他口袋裏搜齣信來，沒收瞭。張敏之又派煙颱聯閤中學的另一位校長鄒鑒到颱北求救，鄒校長雖然也有與中共鬥爭的經驗，沿途竟沒有和“假想敵”捉迷藏，車到颱中就被捕瞭。
　　最後，張敏之以他驚人的毅力，促使山東省政府派大員視察流亡學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廳長徐軼韆是個好樣的，他“膽敢”會同教育部人士來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認強迫未成年的學生入伍，徐廳長請李振清集閤編入軍伍的學生見麵，李無法拒絕，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帶到海邊拾貝殼。徐軼韆告訴參加大集閤的學生，“凡是年齡未滿十六歲的學生站齣來，迴到學校去讀書！”隊伍中雖然還有幼年兵，誰也不敢齣頭亂動。張敏之動瞭感情，他問學生：你們不是哭著喊著要讀書嗎？現在為什麼不站齣來？徐廳長在這裏，教育部的長官也在這裏，你們怕什麼？這是你們最後的機會，你們錯過瞭這個機會，再也沒有下一次瞭！行列中有十幾個孩子受到鼓勵，這纔冒險齣列。李振清的謊言拆穿瞭。後來辦案人員對張敏之羅織罪名，把這件事說成煽動學生意圖製造暴亂，張校長有一把摺扇，他在扇上親筆題字，寫的是“窮則獨扇其身，達則兼扇天下”，這兩句題詞也成瞭“煽動”的證據。
　　徐軼韆對張敏之說：“救齣來一個算一個，事已至此，我們也沒有彆的辦法瞭！”澎湖防衛司令部認為此事難以善瞭，於是著手“做案”，這個“做”字是肅諜專傢的內部術語，他們常說某一個案子“做”得漂亮，某一個案子沒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煙颱聯中有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鼓動山東流亡學生破壞建軍。立意之後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層著手，下層人員容易屈服。那時候辦“匪諜”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株連。
　　做案如作文，有瞭材料便要布局。辦案人員逮捕瞭一百多個學生（有數字說涉案師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勞審問，從中選齣可用的訊息，使這些訊息發酵、變質、走樣，成為情節。辦案人員鎖定其中五個學生，按照各人的纔能、儀錶、性格，強迫他們分擔角色，那作文成績優良的，負責為中共作文字宣傳；那強壯率直的，參與中共指揮的暴動；那文弱的，首先覺悟悔改自動招供，於是這五個學生都成瞭煙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分團長，他們的供詞就成瞭其他學生成為匪諜的證明。
　　每一個分團當然都有團員，五個分團長自己思量誰可以做他的團員，如果實在想不齣來，辦案人員手中有“情報資料”，可以提供名單，證據呢，那時辦“匪諜”，隻要有人在辦案人員寫好的供詞上蓋下指紋，就是鐵證如山。這麼大的一個組織，單憑五個中學生當然玩不轉，他們必然有領導，於是張敏之成瞭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鄒鑒成瞭中共煙颱區市黨部委員兼煙颱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主任。
　　辦案人員何以能夠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術是酷刑，所以審判“匪諜”一定要用軍事法庭秘密進行。澎湖軍方辦案人員花瞭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種酷刑，像神創造天地一樣，他說要有什麼就有瞭什麼。最後全案移送颱北保安司令部，判定兩位校長（張敏之、鄒鑒）五名學生（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同樂、王光耀）共同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各處死刑及褫奪公權終身。時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敏之四十三歲，鄒鑒三十八歲。同案還有六十多名學生押迴澎湖，當局以“新生隊”名義管訓，這些學生每人拿著一張油印的誓詞照本宣讀，聲明脫離他從未加入過的中共組織，宣誓儀式拍成新聞片，全省各大戲院放映，一生在矮簷下低頭。當時保安司令是陳誠，副司令是彭孟緝。
　　那時候，軍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五韆多名入伍的學生從此與世隔絕。還有兩韆四百多名學生（女生和十六歲以下的孩子），李振清總算為他們成立瞭一所子弟學校，繼續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颱中員林成立實驗中學，使這些學生離開澎湖。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纔零零碎碎拼湊齣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颱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産品，它是藝術産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錶”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麵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雲天，代替他所瞭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捲，結論是一切閤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閤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瞭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彆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今天談論當年的“白色恐怖”應該分成兩個層次：有人真的觸犯瞭當時的禁令和法律，雖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當的，當時執法者和他們的上司還可以采取“純法律觀點”原諒自己；另外一個層次，像張敏之和鄒鑒，他們並未觸法（即使是惡法！），他們是教育傢，為國傢教育保護下一代，他們是國民黨黨員，盡力實現黨的理想，那些國民政府的大員、國民黨的權要，居然把這樣的人殺瞭！雖有傢屬的申訴狀，山東大老裴鳴宇的辨冤書，監察委員崔唯吾的保證書，一概置之不顧，他對自己的良心和子孫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難道他們是把這樣的案子當做藝術品來欣賞？藝術欣賞的態度是不求甚解，彆有會心，批準死刑猶如在節目單上圈選一個戲碼，完全沒有“繞室彷徨、擲筆三嘆”的必要。
　　多年以後，我偶然結識一個從火燒島放齣來的受難者，從他手中看見軍法機關發給他的文書，他的姓名性彆年齡位置之下，赫然有一個項目是“罪名”，並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僅是一個名詞而已！實在太“幽默”瞭。
　　可憐往事從頭說：那時逃到颱灣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隨國民黨，與中共有長年對抗的經驗，多半反對國共閤作、國共和談，多半對國民黨的黨務和政績有一肚子批評責難，他們甚至懷疑“領袖”是否英明。這些人來到颱灣以忠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煙颱聯中冤案重挫這些外省人的氣焰，他們從此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俯首貼耳。流亡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受審時，也曾慷慨陳述自己對“黨國”的貢獻錶明心跡，辦案人員反問：像程潛和張治中那樣的黨國元老都投共瞭，你這一點前程算什麼？據說，辦案人員指著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訴他們，全國隻有一個人不會站在這裏。（除瞭“最高領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黨叛國受審。）那時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他們已完全失去信心。
　　如果他們當時以殺人為策略，真相大白、局勢大好時應該接著以平反為策略，他們又沒有這般魄力智慧，堅決拒絕還受害人清白。說到平反，冤案發生時，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貴為“國防部次長”，鄒鑒的親戚張厲生是國民黨中樞大老，都不敢齣麵過問，保安司令部“最後審判”時，同意兩位山東籍的“立法委員”聽審觀察，兩“立委”不敢齣席。人人都怕那個“自下而上”的辦案方式，軍法當局可以運用這個方式“禍延”任何跟他作對的人。獨有一位老先生裴鳴宇，他是山東籍“國大代錶”，曾經是山東省參議會的議長，他老人傢始終奔走陳情，提齣二十六項對被告有利的證據，指齣判決書十四項錯誤，雖然案子還是這樣判定瞭，還是執行瞭，還是多虧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獻，使天下後世知道冤案之所以為冤，也給最後遲來作平反創造瞭必要的條件。裴老是山東的好父老，孫中山先生的好信徒。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後，多濛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過正義火炬，更難得民進黨“立委”謝聰敏、範巽綠慷慨參與，謝委員以緻力為“二二八”受害人爭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廣闊，推己及人。在這幾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俠肝義膽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復是：“為國傢留些顔麵！”這句話錶示他們承認當年暗無天日，仍然沒有勇氣麵對光明。隻為國傢留顔麵，不為國傢留心肝，所謂國傢顔麵成瞭無情的麵具，如果用這塊麵具做擋箭牌，一任其傷痕纍纍，正好應瞭什麼人說的一句話：愛國是政治無賴漢最後的堡壘。
　　反共文學觀潮記
　　五十年代，颱灣興起“反共文學”，那時我拿不動這樣大的題材，沒有作品，隻有心情。
　　一九四九年五月，國軍失上海，我隨軍撤到颱北。六月失青島，八月失福州，美國發錶白皮書，聲明放棄颱灣。九月失平潭島，十月失廣州，失廈門，逼近颱灣門戶。共軍乘勝攻金門，國軍大捷，仍然震撼颱灣人心。就在這幾個月，小諸葛白崇禧、反共長城鬍宗南節節敗退，華中、西北、西南盡失。十二月，國民政府遷颱北，雙方中間僅隔一道大約九十英裏寬的海峽。中共反復宣告將革命進行到底，文宣用詞竟使用血洗颱灣。
　　逃難來颱的人喘息未定，頓覺呼吸急促。
　　民國以來，直係、奉係、皖係、什麼係輪流收稅，人民社會組織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價值標準不變，老百姓容易適應。共産黨的革命彆有大誌，他們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尋常改朝換代，中國人從未有過那樣徹底的境況。可是外麵的人對裏麵的情況一無所知，仍然當做“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颱灣正是如此，八百萬居民麵臨巨變，他們心理上毫無準備。
　　這年年底，颱北《民族報》聘請孫陵主編副刊，“孫大炮”齣語驚人，他以痛快淋灕的口吻痛斥當時的文風，共軍咄咄逼近，颱灣已成前綫，作傢委靡不振，副刊隻知消閑。那時女作傢的情感小品一枝獨秀，抒寫一門之內的身邊瑣事，小喜小悲，溫柔婉轉，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孫指責她們的作品脫離現實，比擬為歌麯中的靡靡之音。當時文壇傳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傢讀瞭孫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孫陵曾當麵道歉，但是道歉之後，炮聲依然隆隆不絕。
　　馮放民（鳳兮）也在此時接編《新生報》副刊，他開門見山要求作傢寫戰鬥性的作品，他的主張比蔣介石總統的“戰鬥文學”早瞭好幾年。當時副刊注重趣味，鳳兮強調戰鬥，如果魚熊不能兼得，為瞭戰鬥寜可犧牲趣味。許多“外省流亡作傢”對他的說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燒眉毛，“趣味”又算什麼！
　　多年後鳳兮談起此事，他說他跟孫陵並沒有事先商量過，他們各行其是，不謀而閤。他說那時中央政府癱瘓，中央黨部空轉，達官貴人哪裏顧得瞭文學？再說《新生報》由省政府經營，《民族報》由報人自己經營，中央若要發動什麼，怎會他們齣頭叫喊、黨營的媒體反而沉默觀望？
　　鳳兮說，當時副刊稿源枯竭，沒有生氣，他看準大陸流亡來颱的作傢都有強烈的動機寫作，可以使副刊活起來。從事文藝批評文藝創作的人應該知道“心的傷害”，知道“無沙不成珠”、“鮮血變墨水”，知道“骨鯁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國共內戰的炮火下逃齣來的作傢，並不需要高壓逼迫纔勉強錶現他們的親身經驗。
　　有些文化人逃到颱灣，謹守本業，深居簡齣，遠避政治氣味，以備中共解放颱灣以後給一綫生存空間，國民黨對這些人聽其自然。也有人認為逃到颱灣來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絕望亦不可束手待斃，國民黨百事俱廢，對這些人也無暇一顧。
　　惟一的安慰鼓勵是這些作傢促膝長談。劉珍說：“就算是殺一隻雞，它也要掙命。”那時王聿均還沒進“中央研究院”做學者，他是文學評論傢，主編《公論報》副刊，主動支持反共文學，他說：“我現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說傢楊念慈說，颱灣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我們一定要把外麵的情況告訴他們，如果不寫不說，太對不起颱灣人。小說傢田原說，我們在經曆浩劫巨變之後，發現中共的“宣傳如此迷人而事實如此駭人”，來颱後卻不肯嚮颱灣人一一道破，將來颱灣人會怎樣批評我們？
　　流亡作傢渴望訴說，他們以為本土生民應該聆聽。那是斯大林時代，西伯利亞海濱有一個勞動營，萬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來此，用簡陋的工具開發森林，食物不足，醫藥缺乏，工作十分勞苦，每天有許多人死亡，也不斷有大批新人補充。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有人趁著伐樹的機會剝掉樹皮，在樹乾上寫字，寫他們原是什麼樣的人，現在有什麼樣的遭遇，沒有筆墨，大傢捐齣鮮血。寫好之後，他們把樹乾丟進大海，讓海浪帶走，希望外麵的人能看到他們的控訴，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麼。當時有些大陸流亡作傢的心情仿佛如此。
　　一九五○年三月，蔣公於“引退”一年零一個月之後宣布復職，“國王的人馬”各就各位，動用一切力量鞏固颱灣，抗拒中共擴張，文藝成為其中一個項目。
　　且從我自己切身的事說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報》以“副刊編者作者聯誼會”的名義發來的信，約我到中山堂參加聯誼，今考其時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那時未改下級軍官的生活習慣，提前十分鍾到場，場中隻有一個接待人員站在門內，西裝整齊，和藹可親，後來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業主編。他引我入內，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時毫無社會經驗，完全不知道會場的席次怎樣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編很客氣，他指的是上座，結果我坐在張道藩旁邊，中間隻隔一個人。他們真是寬宏大量，後來沒有因此怪罪我。
　　聯誼會並無輕鬆的聯誼活動，反而很嚴肅地通過成立全國性的文藝團體，那天齣席的編者作者都是發起人。可想而知，當時文壇大人物該到的都到瞭，我一個也不認得，隻在報上見過張道藩的照片。我對彆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隻記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間的人是個麻臉胖子，他用寒暄的語氣輕聲問我：“你是哪個單位的？”後來知道他是陳紀瀅。隻記得有個大漢起立發言，個子大聲音也大，他談文藝運動的領導，主張“我們還是自己領導自己吧！”惹得張道公立刻聲明，他不在未來的全國性文藝團體中接受任何名義，但保證全力支持。後來知道大漢是小說作傢穆中南，他後來創辦《文壇》月刊。
　　緊接著齣現中華文藝奬金委員會和中國文藝協會，張道藩是兩會的主持人，一連串工作展開，徵求反共文學、反共歌麯、反共劇本，補助這些作品的齣版、演唱和演齣。
　　後來瞭解，國民黨的文藝運動者最重視戲劇，劇場集中觀眾，有組織作用。其次是長篇小說，作傢一麵發展故事，一麵大量描述現實細節，有記錄功能。長篇寫作費時，短篇先行登場，愛聽故事是人類天性。當時反共文藝活動，對戲劇的投資多，對小說少，今天對反共文藝的檢討責難，卻是對戲劇少，對小說多。
　　鼓勵作傢寫小說，你得有園地供他發錶，文奬會特地創辦瞭一個月刊。那時已有好幾傢文學期刊，作傢辦雜誌，長於編輯，拙於發行，內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讀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藝運動的人看上瞭報紙副刊這輛順風車，報紙的銷數超過文學期刊幾十倍，反共文學上副刊，真叫做不脛而走。早期反共文學的質量都不高，給人的感覺卻是聲勢浩大，可以說是副刊的功勞。以後現代文學除舊布新，鄉土文學拉風造勢，也都多虧瞭副刊加持。報紙副刊對颱灣文學的發展，影響難以估計。
　　事後瞭解，當時倡導反共文學，用“韆金市骨”之計，國王愛馬，以韆金買韆裏馬的遺骨，於是四方爭獻寶駒上駟。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或者說，按照黨部的規格提倡反共的文學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齣反共的文學作品，用“集體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為宜，現在打破慣例，整個版麵刊登一篇長文，搶眼注目，然後一連幾天刊齣文學評論或讀後感來稱贊它，類似和聲迴音。這樣做，預期給讀者大眾這樣的感覺：排場聲勢如此，作品豈能等閑？
　　國民黨對於拒絕響應反共文學的作傢並沒有包圍勸說，沒有打壓排斥，他隻是不予奬勵，任憑生滅。那年代，隻有作傢因“寫齣反共作品”受到調查（因為他反共的“規格”與官方的製定不閤，或分寸火候拿捏不準），並無作傢因“沒有反共作品”而遭約談。那時“中國廣播公司”刻意發展廣播劇，姚加淩寫瞭一個反共的劇本，演齣中共公審大會的“虛僞殘酷”，惹瞭一陣子麻煩。自此以後，“中廣”的廣播劇盡量避免再用這樣的題材，趙之誠專寫市井小民貪嗔愛癡，二十年天相吉人。國民黨畢竟“封建”，“仕”還是“隱”？廟堂還是江湖？你的進退齣處可以自由選擇，當然，除瞭“造反”。
　　後來的人有一個印象，反共文學壟斷瞭所有的發錶園地。其實以張道公之尊，挾黨中央之命，各方麵的配閤仍然有限。《中央日報》號稱國民黨的機關報，它的副刊“正正經經的文章，簡簡單單的綫條，乾乾淨淨的版麵”，數十年後，小說傢孟絲還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靜矜持，從未參與“集體暗示”。陳紀瀅是“立法委員”，《中央日報》董事，中國文協實際負責人，他推介一篇書評給中央副刊，耿老編照樣退迴。蕭鐵先編《掃蕩報》副刊，後編《公論報》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聯閤報》發刊，正值文奬會作業高潮，聯閤副刊登過張道藩、王集叢的論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態甚高。一九五五年《徵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身）增加文學副刊，聘徐蔚忱主編，餘社長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編避免反共文學，和他在中華副刊主編任內判若兩人。
　　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張道藩完成《三民主義文藝論》長稿，發錶之前連開兩天座談會，徵求意見。他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立法院長”，“中國廣播公司”前任董事長，現任常務董事，座談地點藉用“中國廣播公司”新公園大發音室，論文發錶後，“中廣”也沒製作一個節目踵事增華。
　　據我迴憶，當時對反共文學積極捧場的副刊有三傢：民族，新生，中華。文奬會也隻能每月選齣一兩篇樣闆展示一下，三傢副刊大部分時間保持常態，文章可能與反共有關，也可能與反共無關。女作傢的“身邊瑣事”依然熱門，撤退來颱的“六十萬大軍”，戍守外島海岸山地農村，大部分沒有傢庭生活，愛看她們的小孩小狗小貓，編織白日夢。美國雜誌《真實羅曼史》和《讀者文摘》的故事，大傢搶譯搶登。不久，《民族報》副刊主編孫陵與報社當局意見不閤辭職，“孫大炮”未能轟垮敵壘，他自己先彈盡援絕瞭！《民族報》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反共文學運動脫鈎。
　　再看那幾部主要的“反共小說”：陳紀瀅的《荻村傳》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錶，《華夏八年》在《香港時報》發錶，楊念慈的《廢園舊事》在《文壇》月刊發錶，王藍的《藍與黑》在《婦女雜誌》發錶，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錶，薑貴的《鏇風》（原名《今檮杌傳》）由作者直接自費齣版。至於張愛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更是由美國新聞處一手安排。這些小說都沒有“占用”颱北各報副刊的篇幅。
　　若論文學期刊，那時政治部創辦的《軍中文藝》，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創辦的《幼獅文藝》，張道藩不能影響。師範等人主編的《野風》，崇尚純文學；平鑫濤主編的《皇冠》，初期偏重綜閤性商業性；藩壘主編的《寶島文藝》，程大城主編的《半月文藝》，都有自己的理念。孫陵主編《火炬》，高舉反共文學的大旗，奈何壽命太短。想來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創辦的《文壇》投入最多，時間也最長久。
　　一九五○年三月，國民黨成立中華文藝奬金委員會（簡稱文奬會），張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學”時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學時期”並沒有許多人想象的那麼漫長。
　　一九五五年發生瞭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奬會贊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藉用颱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奬的錶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瞭！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齣蘇聯舞蹈，而且還齣力齣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嚮中央黨部提齣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錶示不乾。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瞭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隻有辭職錶示負責。他是嚮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隻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依慣例，辭職就是辭職，等上麵要你推薦繼任人選，你纔可以多說兩句。張道藩迫不及待提齣陳雪屏，據說是防範有人見縫插針，他心中有假想敵。蔣氏對他的辭呈既沒有批準，也沒有召見慰留。事不可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奬會”這輛車進入牛步前行尋找車位的狀態。
　　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奬會”停辦，十二月正式結束，象徵“黨部掛帥”的時代逝去，政治意義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事實上恐怕是到此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總統金口玉言交下“戰鬥文學”，文壇的響應隻有理論和方案，沒有樣闆作品。再過幾年，瀋昌煥擔任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曾經提倡“愛國文學”，文藝界並無迴聲。現在有人認為國民黨對文藝“由明白的操控轉為暗中操控”，我總覺得國民黨放棄瞭推動反共文學成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學失去政治專寵，成為“一般”文學作品的一個門類。鳳兮說，社會變瞭，戰鬥文學是緣木求魚。
　　黨部掛帥的反共文學究竟有沒有成就？應該有。遙想五十年代，因為內戰，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停頓瞭，因為廢止日語，颱灣的文學創作中斷瞭。從文學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學延續創作行為，填補空隙，承先啓後。往遠處看，它替後世作傢保存瞭許多特殊的素材。王藍的《藍與黑》、楊念慈的《黑牛與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陽》《鬆花江畔》，能夠拍電影，拍電視劇，能夠在三十年後“市場掛帥”的時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蓮漪錶妹》也重新發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亞洲周刊》邀請兩岸三地的專傢學者評選“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王藍的《藍與黑》上榜，反共文學也有它的生命。
　　我沒有忘記，反共文學傳達的訊息，颱灣作傢並不喜歡，但是文學的學習觀摩者應該可以把內容和形式分彆對待。那時中國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列為禁書，本省作傢無可取法，反共也許討厭，文學技巧尤其是語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時颱灣的同行們正在勤奮鍛煉中文，吳若的舞颱劇本，鍾雷的朗誦詩，鳳兮的雜文，田原、陳紀瀅的小說，反共成色十足，語言的成色也十足，虛心學習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藍、楊念慈、硃西寜、司馬中原的敘述方式，也足以開擴視野，助長文章氣勢。
　　今天史傢和文評傢檢視當年的反共文學，肯定瞭一些作品，這些創作大都和“文奬會”的運作無關。後來瞭解，國民黨中央察覺反共文學將如海潮洶湧，惟恐泛濫為患，特地以奬勵的方式導入河道，否則反共文學可能演變成對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檢討批判。試看陳紀瀅在他的《賈雲兒前傳》裏，暴露瞭特務機構羅織無辜，王藍在他的《藍與黑》裏，記述瞭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接收淪陷區的惡行，反共報人龔德柏演講，痛陳蔣介石在內戰中犯瞭戰略錯誤，稍後王健民齣版《中國共産黨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權，指齣國民黨失國的種種原因，毫不留情。《野馬傳》更是藉著女主角絕望中的悲憤作齣這樣的結論：共産黨，國民黨，都是壞蛋，沒一個好東西！國民黨的防堵確有“先見之明”。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閤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麼颱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傢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颱灣域內的作傢冷暖自知。薑貴告訴我，他在颱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瞭《鏇風》。陳紀瀅的《賈雲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錶齣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颱灣已是百傢爭鳴，《野馬傳》修正瞭，颱灣齣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瞭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錶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文奬會”看重長篇小說，那時小說以創造人物為首要，反共小說裏的中共乾部是什麼樣的角色？事關對中共的認識和研究。那時黨內黨外都跟研究中共問題叫“總裁心理學”，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結論，反共小說（還有戲劇）也成瞭“總裁心理學”的一個章節。中國共産黨興起，並非因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經濟製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為“西風東漸，俄式邪說輸入，國民道德墮落，無賴無恥的人受煽動蠱惑成為暴民”。這就大大窄化瞭題材也降低瞭境界。那年代半個世界（也許該說大半個世界）都在反共，東西對抗，稱為“冷戰”。反共並非國民黨一傢之言，但是颱灣早期的反共文學卻是國民黨閉門造車。
　　當年“文奬會”的真正任務，乃是對反共文學寓禁製於奬勵，這就難怪“反共文學”總是感情太多、纔情太少，紀實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國大陸的文學理論傢黎湘萍指齣，那些反共文學“把小說當做曆史寫”，說得含蓄，也說得中肯。“國傢不幸詩傢幸”，時代對作傢甚厚，作傢對時代的迴報甚薄，“百樣飄零隻助纔”，無奈“一代正宗纔力薄”！他們“我誌未酬人亦苦”，他們盡瞭力。
　　我那時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國文藝協會的通知，約我去參加座談會，座談的主題是反共文學。那時文協在水源路，我如時前往，座上隻有陳紀瀅、王藍兩位常務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銘兩位理事，再無其他會眾，我心中納悶，這怎麼能算是座談會？
　　坐定之後，陳紀老客客氣氣請我發言。我那時不懂事，居然以為有瞭一吐為快的機會。我說我認為最好的反共小說有三部，薑貴的《鏇風》，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張愛玲的《秧歌》，可是這三部小說都沒有受到文壇注意，我很懷疑颱灣究竟是不是一個提倡反共文學的地方。
　　舉座默然無聲，良久，我自己覺得沒趣，告辭迴傢。後來知道，他們本想找我主導一個寫作小組，為他們寫的反共小說作些宣傳，他們預料可以聽到我稱贊他們的作品，順勢把工作計劃提齣來，奈何我那時不懂事，話不投機，計劃隻好胎死腹中。
　　反共文學對我的學習有幫助嗎？有，那時他們任何人都寫得比我好，我有什麼理由藐視他們？看過反共文學的大潮，我體會到藝術和宣傳的分彆，上瞭必修的一課。辛剋萊說“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我以前信服這句話，因反共文學而瞭解這句話，能夠準確地解釋它。黨部掛帥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題，予以放大、延伸和變奏。
　　反共文學完瞭嗎？九十年代我在紐約，一位觀察傢告訴我，反共的人共有五類：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這是真知灼見。我想反共是這五種人的組閤互動，可能一個有病的排斥一個有理想的，可能一個有仇的指揮一個有病的，也可能一個有野心的齣賣一個莫名其妙的。高踞他們之上，有一位總指揮，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薑貴和張愛玲也都未能寫全寫透。
　　……

前言/序言

　　有關《文學江湖》的問答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捲迴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傢用過，就放棄瞭。
　　“紅塵”是今日的觀照，“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我每次讀到杜甫的“水深江湖闊，無使蛟龍得”，至今猶有餘悸。
　　你把自己的曆史分割成四大段，每段一本，這個布局是“橫斷”的，可是每一時段的曆史經驗又記述始末，采取縱貫的寫法，為什麼采取這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自然形成的，大時代三次割斷我的生活史，每一時段內我都換瞭環境，換瞭想法，換瞭身份，甚或換瞭名字，一切重新開始。“大限”一到，一切又戛然而止。舉個例子來說，我小時候交往的朋友，到十八歲不再見麵（抗戰流亡），十八歲以後交的朋友，到二十一歲斷瞭聯係（內戰流徙），二十一歲交的朋友，到五十二歲又大半緣盡瞭（移民齣國），所以“我隻有新朋友，沒有老朋友”，這是我的不幸。
　　當然我也知道藕斷絲連，但細若遊絲，怎載得動許多因果流轉，既然“四世為人”，我的迴憶錄分成四個段落，寫起來也是節省篇幅的一個辦法。
　　你把十八歲以前的傢庭生活寫瞭一本《昨天的雲》，你把流亡學生的生活寫瞭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內戰的遭遇寫瞭一本《關山奪路》，你在颱灣生活瞭三十年，青壯時期都在颱灣度過，這段歲月經驗豐富，閱曆復雜，為什麼也隻寫一本？材料怎樣取捨？重心如何安排？
　　確實很費躊躇。我的素材一定得經放大和照明，我也隻能再寫一本，篇幅要和前三本相近，這兩個前提似乎衝突，最後我決定隻寫文學生活，傢庭、職業、交遊、宗教信仰都忍痛割愛瞭吧，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文學江湖》。
　　敬答名作傢姚嘉為女士
　　您的迴憶錄不但記錄瞭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瞭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傢國之難，還不時迴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睏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颱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什麼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什麼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曆，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
　　至於颱灣的這一部分，本來想迴去找資料，因健康問題久未成行。後來一看，也用不著瞭，我抗戰八年一本書，內戰四年一本書，颱灣生活三十年也是一本書而已，材料哪裏用得完？我自己記憶猶新，也有一點筆記，一點剪報，也可以在紐約就地查找，各大圖書館之外，　 還可以上網搜索。颱北國傢圖書館的“當代文學史料”網站尤其詳盡可靠。
　　還有，我捨得買書，前後買瞭五六百本，看見書名就郵購，隔皮猜瓜，尋找跟我有關的人和事，瞭解當時的大背景，查對年月人名地名，有時一本書中隻有三行五行對我有用，有些書白買瞭。
　　我寫迴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藉著自己寫齣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迴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
　　寫是苦還是樂？是享受嗎？不寫時是什麼感覺？寫不下去時，怎麼辦？
　　寫作是“若苦能甘”，這四個字齣於鹿橋的《人子》，我曾央人刻過一方圖章。寫作是提供彆人享受，自己下廚，彆人吃菜，“巧為拙者奴”。我做彆的事情內心都有矛盾，像陶淵明“冰炭滿懷抱”，隻有寫作時五行相生，五味調和，年輕時也屢次有機會嚮彆的方嚮發展，都放棄瞭。我是付過“重價”的，現在如果不寫，對天地君親師都難交代。
　　咱們華人有位傢喻戶曉的人物，活到百歲，據說常在祈禱的時候問神：“你把我留在世界上，到底要我為您做什麼？”我劫後餘生，該死不死，如果由我來迴答這個問題，我會說留下我來寫文章，寫迴憶錄迴饋社會。我寫文章盡心、盡力、盡性、盡意，我追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盡己之性。走盡天涯，洗盡鉛華，揀盡寒枝，歌盡桃花。漏聲有盡，我言有窮而意無盡。
　　說個比喻，我寫作像電動颳鬍刀的刀片，不必取下來磨，它一麵工作一麵自己保持鋒利。當然，現在不行瞭，動脈硬化，頭腦昏沉，有些文章“應該”寫，可是寫不齣來，那也就算瞭。
　　敬答評論傢蔣行之先生
　　寫迴憶錄，要怎麼樣纔不會摺損迴憶，或者盡量省著用？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迴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瞭，以後想起來好像彆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迴顧，特彆是那麼久遠的迴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迴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齣來就解脫瞭。天主教徒嚮神父告解，我嚮讀者大眾告解。寫迴憶錄是為瞭忘記，一麵寫一麵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用畫油畫作比喻吧，顔料一點一點塗上去，一麵畫一麵修改，一幅畫是否“新鮮”，這不是因素。
　　還有，怎麼樣纔能正心誠意？我絲毫不懷疑先生的真誠，這正是先生作為大傢的要素之一。然而人總是要作態，被自己感動瞭，希望自己能換個樣子--寫作時如何揚棄這些人之常情？麵對年輕的自己而不寵溺，不見外，不吹毛求疵--您是怎麼做到的？
　　我很想以當年的我錶現當年，那樣我寫少年得有少年的視角，少年的情懷，少年的口吻，寫青年中年亦同。我做不到，也許偉大的小說傢可以做到。我隻能以今日之我“詮釋”昔日之我，這就有瞭“後設”的成分。
　　“曆史是個小姑娘，任人打扮。”要緊的是真有那個“小姑娘”。至於“打扮”，你總不能讓她光著身子亮相，事實總要寓於語言文字之中，一落言詮，便和真諦有瞭距離。我們看小姑娘的打扮，可知她父母的修養、品位、識見還有“居心”，而生喜悅或厭惡，小姑娘總是無罪的。
　　當時的局麵有太多棋步是您不知道的，重新拼湊的過程您也曾提及，但如何從拼湊曆史的所得汲取養分而又不磨滅、乾擾原先的認知？
　　您所說的“重新拼湊的過程”，就是我說的“一麵畫一麵修改”。我在《關山奪路》中已顯示許多“原先的認知”大受乾擾。坦白地說，內戰結束前夕，我的人格已經破碎，颱灣三十年並未重建完成。
　　敬答紐約華文文學欣賞會會友
　　你跟同時代彆人齣版的迴憶文學如何保持區隔？
　　有句老話：“不得不同，不敢苟同；不得不異，不敢立異。”我們好比共同住在一棟大樓裏，每個人有自己的房間，房間又可分為客廳和寢室，或同或異，大約如此。
　　恕我直言，今天談颱灣舊事，早有意見領袖定下口徑，有人缺少親身經驗，或者有親身經驗而不能自己思考，就跟著說。我倒是立誌在他們之外，我廣泛參考他們的書，隻取時間、地點、人物姓名，我必須能寫他們沒看到的、沒想到的、沒寫齣來的，如果其中有彆人的說法，我一定使讀者知道那些話另有來源。
　　說到這裏趁機會補充一句：有些話我在颱北說過寫過，有些事我齣國以後寫過說過，這些材料早有人輾轉使用，不加引號。我深深瞭解某些寫作的人像乾燥的海綿吸收水珠一樣對待彆人的警句、創意、秘辛，這些東西我當然可以使用它，本來就是我的。我已齣版的散文集裏也有幾篇“迴憶文學”，那些內容我就不再重復瞭。
　　你在《關山奪路》新書發錶會上說，你寫迴憶錄一定實話實說，那時你用感慨的語氣設問：“到瞭今天，為什麼還要說謊呢，是為名？為利？為情？為義？還是因為自己不爭氣？”寫遠事、說實話易，寫近事、說實話難，颱灣生活環境復雜，忌諱很多，你是否把所有的秘密都說齣來瞭？
　　颱灣的事確實難寫，這得有點兒不計毀譽的精神纔成。
　　我沒有機會接觸政治秘密，我寫的那些事件，大都是和許多人一起的共同經曆，隻是有些事情彆人遺忘瞭、忽略瞭，或是有意歪麯瞭，現在由我說齣來，反倒像是一件新鮮事兒瞭，可能引起爭議。
　　我說齣來的話都是實話。敘事，我有客觀上的誠實；議論，我有主觀上的誠實。有一些話沒說齣來，那叫“剪裁”，並非說謊。《文學江湖》顧名思義，我隻寫齣我的文學生活，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我隻能寫齣我認為有流傳價值、對讀者們有啓發性的東西。
　　還有技術上的原因。一是超過預定的篇幅，實在容納不下，還有我敘述一件事情，總要賦予某種形式。內容選擇形式，形式也選擇內容，倒也並非削足適履，而是碟子隻有那麼大，裏麵的菜又要擺齣個樣子來，有些東西隻好拿掉，那些拿掉的東西也都對我個人很有意義，無奈我不能把文學作品弄成我個人的紀念冊是不是？
　　可以說，我的迴憶錄並非畫圖，也非塑像，我的這本書好比浮雕，該露的能露的都露齣來瞭。塑像最大的角度是三百六十度，任何人寫的迴憶錄最多是一百八十度，我沒有超過，也不應該超過。
　　最後我說個笑話助興吧，有一對年老的夫妻，結婚六十年瞭，一嚮感情很好。有一天老兩口談心，老先生對老太太說，“有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問過你，現在咱們年紀都這麼大瞭，沒有關係瞭，可以談談瞭。”什麼事呢，他問老太太：“你年輕的時候，你還不認識我的時候，也有男孩子追過你吧？”老太太臉上飛起一朵紅雲，柔聲細語：“我十六歲的時候，有個男孩寫信給我，還到學校門口等我，要請我吃冰。”老先生一聽，伸手就給老太太一個耳光，“好啊，到瞭今天你心裏還記著他！”老太太掩麵大哭，老先生站起身來怒氣衝衝而去，兒媳婦孫媳婦圍上來給老太太擦眼淚，連聲問這是怎麼瞭，老太太的迴答是：“不能說啊！不能說啊！不能說的事到死都不能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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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哈哈哈哈哈哈郭德綱嘎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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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買書就來京東，總是停不下來買買買，京東速度快，快遞小哥會把快遞放在豐巢，方便我們不用一直呆在傢裏等待，真好。書籍正品。繼續購購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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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等瞭好久纔到，不過貨品質量還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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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書，京東活動很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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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好，就是價格不好，同比最高價，京東自營牛比，一值信任京東自營，今日一比，纔知今日京東巳非昔日

評分☆☆☆☆☆

四部麯是分開包裝的，分彆有塑封，質量和封麵設計還是很不錯的

評分☆☆☆☆☆

京東活動多，很優惠，質量有保證，配送也很及時，很滿意的一次購物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