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价值:1.胡兰成巅峰之作,绝版20多年的经典之作,纵论文学、科学、哲学、佛学,究天人之际,穷东西之辩,代表作最完整简体版,大陆首次出版。2.专业人士校订,胡家后人充分认可。
阅读价值:胡兰成的文字别具特色,现代文学别开蹊径,民国风情流泻笔端,他的气象与格局当代无人能比。著名诗人柏桦称胡兰成是“文学水平的试金石、人品人格的照妖镜”,周作人大弟子俞平伯谓之“清新素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他“文笔轻灵圆润,用字遣词别具韵味”,安妮宝贝说“胡兰成的文字让我惊艳”,贾平凹认为胡兰成的文字“慧美双修”。
学术价值:他对文化的阐述,对文明的见解,对东西文化的辩论,及他文学、佛学、哲学上的观点都非常深刻独到,深得梁漱溟器赏,备受唐君毅、牟宗山的推崇,乃至当代许多大学教授、博士对他引起新的关注和评价。
胡兰成于1974年受聘到中国文化学院讲学,1976年返回日本侨居。彼时,仙枝、朱天文、朱天心等一群年轻人正通过胡兰成的书信指导,在文坛领袖朱西宁的直接引导下,办起了文学刊物《三三集刊》,开始追求文学理想。为了鼓励青年写作者,胡兰成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胡兰成作品: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是胡兰成给仙枝、朱天文等年轻弟子的文学教材。
礼乐文章
一
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知“无”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无”相生,西洋的社会惟是物质的“有”,不能对应它,中国文明的人世则可对应它。文明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
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则,其第一法则是:大自然有意志与息,而意志亦即是息。人世亦是有意志与息。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觉,凡物之生都是善的。有息则是有灵气。西洋社会不能对应,而说世界末日,则是志气先已短了。也不知万物皆有生。也不知有息,所以西洋的东西缺少幅。
第二是阴阳法则。人世的是礼乐风景。礼尚异而乐尚同,即是阴阳的变化,异是个性,同则统一。但是西洋社会不能对应阴阳法则,故不知同异之理,现在的东西即是多样而重复,雷同而不统一,成不得风景。
第三是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法则。中国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数表现无理数,凭栏处可以是无限江山,草草离伤,可以贻千年之思,永生乃在于人生。西洋社会可是只有有限的时空,而现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时空也都破坏尽了。
第四是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法则。人世的是报应不爽而亦每有天幸,所以喜气。西洋社会则一个个死于合理主义,讲目的论而不知有明日。挑战只是向着可知的,不是向着未知的。
第五是循环法则。人世是天道好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文明是当初发明了轮,至今用之不尽,但西洋人自己的作为则都是直线的,他们用数学也求证不得一个圆。现在的环境污染就是因为不能物质还元。
张爱玲有说“出去到日月山川里”,最是句好话。中国的第一首诗歌虞舜的: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后来如李白苏轼的诗文里的都是这样的人世。
二
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文明是悟得了“无”与“有”,这也才知神,而如希腊人的惟知世界是有,那宙斯神就是个大俗物。无与有的话,在今世纪的物理学上可得新的见证。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则其电子轨道有数十公尺大,其间当然是无,连所谓宇宙尘亦没有的。然而有着息,但因息不是物质,所以不能说是有。无即是息。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
古希腊人发见了无理数非以数学的方法可对应,所以他们说绝对精密是没有的。如今日本东大的生物化学教授野田春彦义说地球上生物的出现,十亿年的岁月中,其进化所选择条件的回数是十之四十次方,即百亿倍的百亿倍,又百亿倍,又百亿倍,所以他断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因为不能再有这样的凑巧。但是中国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无与有之际,可以做到绝对精密。所以人世皆真。记得看过旧小说上有这样的写法:
那秀才自於潜到临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他,看之不足,观之有余。
我就喜爱的这真山真水说得好。
还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话是,便如当初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若要说是选择条件得来的,那就回数还不止十之四十次方。但那是因为悟得了,遂而妙手偶得之,并非经过选择条件斗辏了得出来的。是所谓结论在先,方法在后。中国的日常器物,皆有与发明轮与数学与音乐的那种创意的新鲜,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轮与数学与音乐的方法来加以结构而已。
中国的器物如殷铜器、汉陶器、宋瓷器,非他国可及,是因中国人制器用的方圆与直线曲线,皆有着个无限,所以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数学上有这样的圆与方,与直线曲线,但是不得以数学的方法去求得,而在中国的器物里则皆为自然之姿。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国人是已离了动物身,人身是如来身。素粒子为究极的自然的意志与息所生,所以充满灵气,是物质亦非物质,是象征亦非象征,是尚在于无与有,空与色之际。
人身亦可以是像这样的。旧时婚姻单凭媒灼,结果远比现在男女自己拣中的好,因为旧时的姑娘都是花,虽分等级,总也是花,男子也都生于人世的礼教,有相差也不会太差到哪里。如日本的和服,是悟得了一个无字,裁制得虚实之妙,所以谁穿了都可以合适,人与人之间也可有这种亲和。《大学》的一句“在亲民”,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找结婚的对手像定制适合于自己身材的西装,穿穿又不合适了。
现在是对物但有贪欲,没有了爱惜之心,对人亦岂知爱惜?用的东西都是短命的,对人的情意亦岂能长久。凡有东西,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没有得可思念。不带一个无字的,原来亦是不得长久的。数学的圆与点线不毁,因为是无的圆,无的点线,但用圆规与三角板画成的圆与点线就粗恶,不得永生。而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以物质表现无与息,所以得永生。
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其间也有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但是都像昆曲与平剧里的,富,富得有贵气,穷,穷得有志气,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这个气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平剧里一个小偷,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旧剧里李三娘落难,多得小叔子照应她,她在戏台上唱:“那有情有义小叔叔”,真是惊心动魄。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若说爱国,这就是我的爱国。
三
在绍兴城内高等小学读书时,问同学借了几十种林纾译的西洋小说来看,从侦探小说到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有,看完之后只觉心都黯淡、杂隘了,很不喜。在蕙兰一年级时,读英文讲一个小孩爬树到了天上,只见一个蓝灰色的妖魔坐在门边要吃他,那妖怪没有一点风情。蕙兰是教会中学,上课有《天国历程》,我不喜它的没有一点景致。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暑夜读厨川白村的《现代文学十讲》,很激情。及回学校,路上在曹娥旅馆读孟浩然集,当下觉得亲切、安舒,心里着实,像仰天睡在草地上。原来西洋的文学里就没有人世的风景,不可以逍遥游,又总是使人不安。
拜伦与雪莱的诗有名的《哀希腊》、《西风》、《夜莺》,我读了都不觉得好。中国诗如刘禹锡的怀古,有渔樵闲话里的天意人事,拜伦的哪里算得。要讲西风,单是范仲淹的词“塞上秋来风景异”一句,就好过雪莱的不知多少。又那《夜莺》,也怎及《牡丹亭》里的“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贝多芬的《月光曲》与英国王尔德童话里的写月光,也单调冷严。唐诗里的月亮是远比宇宙火箭到达的月亮,于文明更有意义,岂是西洋文学的所可及。
西洋文学没有人世,其冷淡的严刻的境界是天主教的,有热情亦如唱的男高音女高音,都是肉声,不像平剧的嗓子是以息。西洋的音乐与文学因为不知息,所以没有息之波为调,而以力的旋律,而到头是趋向事务文学。和这比起来,我还是喜欢他们中世纪的,如张爱玲说:
上帝坐在他的天庭里,
地上都和平了。
像我也爱看果戈理的小说,那里写古老俄罗斯农村家过的笨重凝固的日子。但亦是人与神不得在一道。
西洋的人世,是早在希腊以前已因奴隶社会与征服而失去了,遗留在旧约圣经里的纪念是失乐园。这也已想象不起了人世的风景,那伊甸园其实没有什么好,惟是从此人与神不在一起了的重大事实,可记忆得不错。中国文明的人世是人与神同在,即在这里是永生,是归宿,但西洋的社会则无可归宿,凡是人所为的都不能算数,所以托尔斯泰晚年要离家出走,到神那里去。
四
日本文明也有人世。但中国的是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日本天皇的御宇却是悠远的,有朱色的明丽与紫色的深艳,朱色是日本神道的,而深邃则是佛教极乐世界的。这成了日本文明的境。
人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为境,如《红楼梦》里黛玉宝钗等谈《六祖坛经》,说的“无立足境,方是干净。”
中国文明的人世是现实的,而且有一种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汉武帝与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并不以自己的青春为得意。是要这样才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与佛教的极乐世界则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与美术,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术的,中国民族则不是,中国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术的发想,但是不耽溺于美术。
中国文明的人世的现实性,多有政治与产业制度的发想。是多有作为的,无为之为。日本人却只信御宇是无为的。文人如保田与重郎即以为天皇可以不必亲政事,最好是长于宫女之手的幼帝,以诗歌与管弦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为天皇以不亲政为宜。如保田甚至对明治天皇的维新大业亦不以为好。
但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极乐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无为,所以只要奉幼儿为喇嘛。日本许多尊奉神道与天皇的人,却连天皇亲政这个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称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与佛教极乐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传说里尚有早先迁来的古老记忆,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称“妣之国”,与中国传说的西王母瑶池相似。我喜欢这说的常世,使人缅想。但中国文明的人世称为礼乐之治,是学问化了的,礼乐是人世自身的言语,是知性的,行动的,而日本的则是情的,所以美术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语,所以于思想理论不亲切,其历史上每有大的行动亦多是情绪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论不亲切,见于头山满犬养毅等对于孙文先生。他们同情孙先生革命,帮助筹军资,运武器,可是对于孙先生如何创建中国自己的政治的与产业的新制度的发想,则不感兴趣。对于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他们连不提及。现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个志士,也肯热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以及政治的与产业的制度新案,他们多是不在心上。像冈洁与汤川秀树讲要做思想运动,到得制度的问题就不去触及。
日本人除了美术优异,还有是科学技术也在世界上称优异,因为他们做科学技术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业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学不及中国的,虽然日本文学远比中国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国的有创造性,日本文学是人世的风景不足,而以艺术的境来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艺术的境。但是艺术也要不宜境才好。
五
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么的对待自然界。中国人于自然界亲,对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亲,对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亲,对之是欲,讲征服掠夺。
中国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质的自然界连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质的究极的自然。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情,对大自然却要讲知。而对物质的自然界讲攻打掠夺的西洋人,则终要被大自然所除灭。
文学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样的对待自然界。这里西洋文学是完全落第。小时喜爱希腊神话,那其实并不好。
小时喜爱的东西有的不可算数,但那喜爱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还佩服了荷马史诗好多年,自叹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这个。在文章里写出对荷马史诗不佩服的只有保田与重郎。我是后来虽佩服而已渐渐失去了喜爱,但要到了现在我才能说明那原因,取消了对它的佩服了。一句话,荷马史诗是怪力乱神。
特罗伊的战争,有郊野的战地篝火,有城砦市街,有许多人群,奥地赛出征回来路上,有海有岛,有风浪,只觉是像油画的光影浓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没有张爱玲说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马其顿的青年亚历山大在军队的前头骑马入雅典,他平埃及,灭波斯,东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业,然而何以没有一篇伟大的文章来写他。原因就在于没有能把英雄事业与大自然的无限风景结合在一起。美国电影有亚历山大的片子,也是没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没有一篇伟大的文学。近代是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只是事件的报告与追记。
海音寺潮五郎写历史小说,受文化功劳赏,我赠以诗:
人事历然天道疑,英雄无赖有真姿。
女子关系天下计,渔樵闲话是史思。
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写大文学的。
希腊的东西是数学与物理学好,还有是神殿建筑与神像雕刻好。其神话与文学则不好。后世西洋是连建筑与雕刻都变恶了,因为多了个巫魇与力,而把巫魇与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义。后世西洋的文学也一直没有好过,像他们的唱歌,都是肉声。
买了《星座与神话》的图本来看,希腊的那些神话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还不及中国的讲牵牛织女,斗与芭箕,有天上人间的亲切,又如说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与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气,与荧惑星化为绯衣小儿在暑夜与众小儿唱童谣,预兆天下将大乱的话,虽然也是与希腊的星座神话一般的不合科学,但是中国的说着了天道消息。中国的是诗,借星座为兴,与科学可以两不相妨,却远比科学更直接说着了大自然。
……
这是一本我最近翻看的书,虽然我本身对中国文学史并非专家,但胡兰成的笔触却能将那些古老而沉甸甸的名字,以及他们字里行间的情感,一点点拨弄出来,让它们在我眼前鲜活起来。他讲的不是枯燥的年代划分和流派分析,而是将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诗歌、词赋,看作是文人内心最真实的回响。读到苏轼的词,他描绘的不是“大江东去”的壮阔,而是其中蕴含的那份豁达与超脱,那种即便身处逆境,依然能看到生活美好,并与之共舞的智慧。他仿佛能走进这些古人的灵魂深处,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然后用一种近乎诉说的口吻,将其娓娓道来。我常常被他引用的诗句打动,有时是寥寥数语,却仿佛凝聚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一个文人心中的世界。他对于“情”的解读尤为深刻,认为文学最终都要归于情,无论是家国情怀、离愁别绪,还是山水之乐、人生感悟,都是情感的载体。这种以情观史的方式,让原本疏离的文学世界变得触手可及,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挖掘出我之前从未留意到的深度和美感。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深的感受是胡兰成先生对于“趣味”的极致追求。他笔下的中国文学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堆砌,而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光辉。他仿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品茶师,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为读者精挑细选出那些最醇厚、最甘甜的“茶”,然后带着你一同细细品味。他讲述《红楼梦》,不是从它的社会意义或艺术成就说起,而是从贾宝玉的“情不情”,从林黛玉的“愁”谈起,将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描绘得如同眼前发生的真人真事。他对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也总是带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笔触,仿佛他亲身经历过那段风花雪月。这种叙事方式,非常适合那些对文学充满兴趣,但又对学术理论感到枯燥的普通读者。他用一种通俗易懂、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拉近了距离,让你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学的温度和魅力。
评分不得不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一次相当奇特的旅程。胡兰成先生的叙事风格极其个人化,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体系和严谨论证,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的、散漫的、充满个人情感色彩的解读。他常常会跳跃式地在不同的作者和作品之间穿梭,但每一次跳跃又似乎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在逻辑,仿佛他脑海中有一张无形的网,将这些文学片段以他自己的方式串联起来。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介绍作品本身,而是热衷于探讨作者的生活背景、个人经历,甚至是一些旁枝末节的轶事,并试图从中挖掘出作品的“真意”。我时常感到,他写这本书,与其说是为了梳理中国文学史,不如说是为了与他所喜欢的作家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对待那些他欣赏的作家,比如李清照,那种近乎痴迷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仿佛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心灵的契合。这种强烈的个人主观性,既是本书最大的魅力所在,也可能成为一些读者难以适应的地方。你需要放下对“客观”的期待,准备好接受一种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文学解读。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本极具争议性的作品,但正是这种争议,反而让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兰成先生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深刻的见解,将中国文学史变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谈话”。他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与其说是在“分析”,不如说是在“共鸣”。他不是在给文学作品下定义,而是在与作品中的灵魂对话,与作家们的心灵产生碰撞。他所描绘的中国文学,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弥漫着人性的光泽,也跳动着情感的脉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于那些失意文人的描写,他没有回避他们的落魄和痛苦,而是用一种充满同情的笔触,去体察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屈。这种对“人”的关注,让我觉得,文学并非是高高在上的艺术,而是根植于生活的真实情感的流露。虽然书中不乏一些他个人的主观臆断,但正是这些“不羁”之处,让这本书显得格外真实和动人,也让我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快感。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它颠覆了我之前对文学史的许多认知。胡兰成先生的视角非常独特,他似乎更关注文学作品背后所蕴含的“人性”和“生命力”,而非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或影响力。他常常会将一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然后用一种充满洞见的语言,揭示出隐藏在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他的很多观点都极具启发性,比如他对“才”与“情”的辩证关系的探讨,让我对许多文学作品有了全新的理解。我尤其喜欢他对于一些“边缘”文学的关注,他不会拘泥于主流的“正史”,而是愿意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角落,从中发现独特的美。这种解读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和一位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的老者促膝长谈,他将自己对文学、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毫无保留地倾诉给你。虽然有时会觉得他的论述过于跳跃,但这种不设限的思维方式,正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评分11月1日消息,悄然无声间,京东网上商城已经开始了图书商品的布局。今日,记者在京东网上商城首页发现,图书频道已悄然上线,与手机数码、电脑办公商品等并列于京东产品大分类。记者从京东网上商城内部获悉,该公司已经为图书布局良久,随着今日的上线,一场前所未有的低价狂潮将会席卷网购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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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就到賣狗肉攤邊去割一塊狗肉,
评分配送员一心一意为客户着想,值得表扬。赞赞赞赞赞!!!!!!
评分貌似很久没看过跟专业的书了,要补充能量了
评分清楚得多了。
评分近代中国以“变”著称,二十世纪各方面的变化尤其显 著。在众多大致属于文化层面的变化中,有一个贯穿百年且 与两千年文化传统相当冲突的倾向,即对物质的注重。 中国文化轻“术”而重“学”有着长期的传统。然而,近代 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人们 对物质的注重。“学”与“术”到清季已有新的表述方式,即邓 实所谓“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近于后之所谓“精神文 明”)。当时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 学术之“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 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 “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尤其是后者。一言以 蔽之,学术之“用”正在于能经世保国。 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 《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他强调近代已是重物质竞争 的“新世”,时代既变,内在的“道德”遂让位于外观之“文明”, 而且评判标准也已落实在战场 之上,即“兵”的胜负成为“文明 之标志”。既然“各国强弱视物 质之盛衰为比例”,则“欧洲中 国之强弱不在道德、哲学”,战 败的中国便不能不从“文明”降 为“野蛮”。这样,“仓廪实而知 礼节”的管子学说便有了新的 时代意义,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 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 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 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 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 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 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不过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时曾经出现过一个逆反的潮 流。与我们今日基本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五四时期 人们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时也往 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 大概是数理化,近年则多为工科一类;但五四时期人们更注 意的是科学那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在实践层面更 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 (后者包括唯物史观)。 在近代注重物质和“学要有用”的语境下,新文化运动的 主流学人特别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他们 凸显的是科学那不够“物质”亦即相对“文质”的一面,这其实 远承了中国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运 动;当然,其反传统的全面性不仅体现在要打倒远古的孔家 店,而且对晚清以来重术轻学的新传统也要逆流而行。 这一做法显然引起一些“老新派”的不满,从清季起便实 际主张全盘西化的吴稚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曾一度赞成整 理中国古学,到1922年却发现“上当”了,从而明确提出应注 重“物质文明”的“工艺”一面,主张将中国的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 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 故,毫不嫌迟”。新文化运动本已主要侧重文化层面的变革, 但此时又出现从“文化”回归物质层面的趋向。 正当梁启超在欧战后质疑人类运用“科学”’的能力之时, 其昔日的老师康有为将其《物质救国论》在1919年正式刊印 出版。强调“欧洲大战之效”恰证明他“凡百进化,皆以物质” 的观点不误。他甚至认为,当强敌要挟之时,“虽数十万士卒 皆卢骚、福禄特尔、孟的斯鸠及一切全欧哲学之士、曾何以救 败?”以重“学”轻“术”、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看,被许多 人认为此时已“守旧”的康有为其实仍在激烈地反传统,而以 激进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人无意识中反倒在继承传统。 与康有为刊发旧论大约同时,张禄也提出了“理科救国” 的类似观念。他将“理科”定义为“物质科学”而非时人已在 使用的“自然科学”,所谓“物质科学”当然更多落实在今人所 说的“科技”之上。张禄认为“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 方面”,实乃“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 邪说、视机器为鬼怪”这一趋向的延续。吴稚晖更明言,当年 张之洞等人重张乾嘉学者的妖焰,“暗把曾国藩的制造局主 义夭折了”,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复兴了张之洞时代的谬 说。他提出要回归到咸同时人努力的“制造”这一富强之路, 认为中国“科学、工艺太后于人”,二者皆应积极提倡。虽然 “科学在二者中为尤要”,实际却应“多趋工艺一方面”,才能 真正推广科学。 此后强调“科学”之物质层面的倾向日益增强,连在“科 学与玄学之争”中曾因提倡“玄学”而著称的张君劢也逐渐转 向物质一方,他于1934年声明其“受过康德的洗礼,是不会看 轻科学或反对科学的”。到1948年,张君劢以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对和学技术的依靠为例,强调“现在国家之安全、人民 之生存无不靠科学,没有科学便不能立国。有了科学虽为穷国 可以变为富国,虽为病国可以变为健康之国,虽为衰落之国也 可以变成强盛之国”。
评分明“不求甚解”的读书观,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书
评分胡先生的书,乃为其人格的发露,堪称当今绝品。优雅之中藏有峻烈,内刚外柔,羞涩之美时而华丽,令人思念人生永恒的寂寞。”而在同一篇序言里,保田亦有提到川端康成对胡兰成书法的评价:“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作者以其一贯的笔法风格、思想体系,写世界文明与劫毁大自然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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