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5
一部極富思想含量的傳記作品。作為中國本土生長的思想啓濛先驅,黃宗羲從“遊俠”到“大儒”的一生,是亂世裏知識分子尋求救國之道的曆史縮影。
文史專傢 孫 鬱:
作者以非正宗的史筆寫傳主的苦路之行,內心活動與環境勾勒均有動人之色。既有士大夫內心的還原,又帶學術史的奇思。小心的考證,大膽的陳述,將社會氛圍、士人之雅好與現實生活之抵牾,進行瞭多角度的透視。全書行文散淡灑脫,沉靜的敘述裏峰迴路轉,演繹瞭一代人的心史。
文學專傢 賀紹俊:
成熟新穎的名人傳記,瀟灑自由的學術隨筆。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傢、史學傢、教育傢,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為清初三大儒。他早年多磨難,父親作為東林黨人被魏忠賢等“閹黨”迫害緻死,青年時期逢明末離亂,身為復社成員又遭吳大铖迫害。明亡後他投身抗清活動,一度以“遊俠”形象往來於各抗清組織。終於在抗清一次次失敗、清朝統治日趨鞏固之後,他開始以孔孟為楷模,一邊著書立說,一邊坐館授徒,立倡文明救世,質疑帝製法權,從朝代更迭的曆史教訓中,生發齣積極進步的民主思想,成為中國本土生長的思想啓濛先驅。
《天崩地解:黃宗羲傳》作者多年研究明末清初曆史,對黃宗羲思想有深切的理解認同。本書將傳主的身世、生平重要活動和其學術思想,融會在相關曆史資料的梳理之中,條分縷析,夾敘夾議,使傳主的形象漸漸凸現、清晰,在闡述其思想時,對照現實並提齣自己的深刻見解。作為一部思想傢的傳記,它在呈現傳主思想價值的同時,也融入瞭作者的思考探索,最終使其成為一部極具思想含量的作品。
李潔非,男,1960年生於安徽閤肥。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係,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當代室主任,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多年從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及文學史研究,亦以明史方麵著述見長。主要著作有“典型三部麯”(《典型文壇》《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李潔非明史書係”(《龍床:明六帝紀》《黑洞:弘光紀事》《野哭:弘光列傳》)和《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共和國文學生産方式》《文學史微觀察》等。曾獲首屆馮牧文學奬、第五屆魯迅文學奬。
序言
零壹 麟兒
零貳 隨任
零叁 黨禍
零肆 成人
零伍 頌冤
零陸 同難
零柒 讀書
零捌 應試
零玖 友遊
壹拾 復社
壹壹 脫難
壹貳 彆師
壹叁 起兵
壹肆 魯王
壹伍 遊俠
壹陸 行朝
壹柒 乞師
壹捌 竊伏
壹玖 絕望
貳拾 多難
貳壹 梨洲
貳貳 西席
貳叁 聚徒
貳肆 反思
貳伍 留書
貳陸 撰史
貳柒 故人
貳捌 汰存
貳玖 偏見
叁拾 呂怨
叁壹 餘波
叁貳 辨訾
叁叁 變化
叁肆 玄燁
叁伍 忭忻
叁陸 天下
叁柒 史學
叁捌 掮任
叁玖 後聖
肆拾 裸葬
肆壹 謝世
附錄一 黃宗羲係年簡錶
附錄二 《清史稿》捲四百八十黃宗羲傳
附錄三 梨洲末命
附錄四 文孝梨洲先生私謚議
附錄五 《交遊尺牘》選注
附錄六 近人評騭小輯
後記
零壹 麟兒
紹興古稱越,寜波古稱甬,餘姚大緻居它們中間。如今餘姚隸屬寜波市,四百年前卻在紹興府治下。本書主人公乃餘姚人氏,他一生許多故事與以上三地有關,故而我們先取得一點地理的概念。
餘姚東南一帶,眼下稱梨洲街道,那是二○○一年為瞭城市化,將梁輝鎮、餘姚鎮等十餘村閤並後新改的名稱。四百年前,這裏的古名乃是通德鄉。
通德鄉有座橋,叫黃竹浦。它還有彆的名字,“黃傢竹橋、竹橋、黃竹浦是一座橋名的不同說法”。橋至今仍在,石製;從那個“竹”字來看,原來大約是竹造的,後來變成瞭石橋。至於黃竹浦中的“黃”字,則確因周圍住著一支黃姓宗族。他們分布於一個較大範圍,包括周傢埠、後新屋、前園、李傢塔幾個自然村,黃竹浦本身並非村落,但黃氏以之為中心點,來指代全族的聚居區域。
明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八日1610年9月24日,黃傢李傢塔一支的長媳姚氏臨盆。戌時,暮色剛落,誕一男嬰。孩子的父親預先做過推算,“年月庚戌乙酉,得日時庚辰丙戌”,實際竟然分毫未爽。
乳名也早就起好,單喚一個“麟”字。
它得自姚氏一個夢,夢見自己生瞭一隻麒麟。這是很好的夢。古以麒麟為仁獸,“聖王之嘉瑞也”。魯哀公十四年前481有獵獲麒麟一事,《春鞦》記之:“春,西狩獲麟。”寫完這一句,孔子便輟筆瞭。杜預於此注道:“時無明王齣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鞦》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說孔子本是為發揚周的道德而作《春鞦》,現實卻很令人失望,故對“時無明王”而仍有“獲麟”之事發生,孔子感到無法解釋,灰心而且傷心,索性就此擱筆其後至哀公二十七年這段尾聲,非其親筆,由門徒續完。
姚氏是否果有“獲麟”之夢,無從考究。據說,新生兒“額角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我們知道麒麟是頭上生角的,這描寫自然意在印證“夢麟”之確。還有人查閱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發現“與孔子生歾,隻差一字”。凡此種種都預示著,降生在黃傢的這孩子,非比尋常。古時對一般所謂“人傑”,喜歡就其身世搞一點穿鑿附會,我們姑妄聽之。但無論如何,男嬰乳名叫“麟”卻是事先起好的,並非後來另改。
說起黃竹浦黃傢,嗣胤雖繁,在當地卻還稱不上望族。宗譜上所載前十世,似乎都無名諱,僅以排行相稱,如“萬二”“亞一”“從二”“辛六”“端十四”“福十”“順六”等。這是門戶低微的特徵。古時村野之夫,除有姓氏之外,隻以排行區分,非得具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傢,纔有專門起名的必要。
黃傢這一支,到瞭第十一世,始有確切名諱。不過仍不穩定,有時又“失諱”無載、僅具排行。至第十四世,終於穩定下來,族中不僅各有名諱,甚至可以知道他們的錶字。第十五世,齣現第一個讀書人,諱曰坤,字龍蟠,是“郡庠生”府學學生。第十六世,齣現首位為官者——此人非他,正是麟兒的父親黃尊素。
黃尊素,錶字真長。生麟兒那年,他二十六歲。這是他初次得子,他本人是長房長子,他的父親黃曰中也是長房長子,到麟兒這兒,連續三代長房有子,從倫序角度說,意義非常,十分可喜。這種好兆,很快有瞭進一步的驗證。麟兒齣生的第六年,黃尊素“舉於鄉”。明清兩代,當上舉人便有做官的資格。過去族中無人中舉,學曆最高的叔父黃曰坤,僅為府學生。黃尊素中舉後,絲毫沒耽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翌年會試一舉再登進士第。科舉途中,能從鄉試而會試連捷,甚是難得,多少人都蹉跎不已,屢試屢敗。
不單功名得意,黃尊素子息也來得旺盛。成進士當年,次子齣生,隔一年,又得第三子。這三個兒子,日後名望都很高,人稱“浙東三黃”。他們便是長兄黃宗羲錶字太衝、仲弟黃宗炎錶字晦木、叔弟黃宗會錶字澤望。後又有第四、五子黃宗轅、黃宗彝。
零貳?隨任
黃尊素成進士,時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第二年得授寜國府推官,於是攜眷赴任。此後九年,麟兒都跟著父親隨任而往,度過一段官宦人傢子弟生涯。
這正是他從童年到少年的階段。此時他的生活,無憂無慮,多少顯得平淡,所以《年譜》記載極簡,似乎沒有特彆值得一敘者。
稍有興味的,或許在於他的資賦和求學。古時纔子碩儒,往往幼年即顯異稟,麟兒卻完全不曾留下類似美談,好像隻是一個很普通的孩子。天啓二年1622,父親把他從寜國單獨送迴老傢,去郡城紹興“應童子試”。那是獲取生員資格的考試。當時念書由私塾開濛,念到一定程度,參加官學考試,縣、府、院共考三道,全都閤格通過,就取得官學入學資格,成為生員亦即俗稱的秀纔。勿要小看童子試,那是通往仕途的第一扇門,也殊為不易,考瞭一輩子到七八十歲仍通不過的,大有人在。麟兒一次成功,次年“補仁和博士弟子員”。博士弟子員是生員彆稱,仁和是當時浙江一個縣。換言之,麟兒就此成為仁和縣縣學的學生,那年他十四歲。
不過此事或許有些名堂在內,主要看那個“補”字,作何解釋。
明代從太學國子監到地方上的府、州、縣學,名額都是一定的。洪武年間,“生員之數,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以後曆朝具體人數有所增減變化,而有定額這一條不變。原因是,凡入官學,朝廷就要每月按人頭支齣,“師生月廩食米,人六鬥,有司給以魚肉”,換言之,每個學生將由國傢所養,故必然有額度限製。既有定額,不言而喻是缺一個補一個。補缺機會,無非是有人升瞭太學、考取舉人或因過黜免。每次招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廩膳生指“初設食廩者”,增廣生則近乎後代的擴招生、走讀生。
麟兒“補仁和博士弟子員”,自然可以是這種正常的“補”,但並不排除另一可能。《思舊錄》鄧锡蕃條記:
鄧锡蕃,字雲中,金壇人,嵊縣知縣。餘弟司輿補弟子員,為公所薦。
“司輿”是四弟黃宗轅的錶字。又,馮元飚條也記:
塘棲卓大丙年十六七,其婦翁引之見餘,餘言於公,即為緻書杭司理宋璜,大丙即補博士弟子員。
顯然,“補”還可以通過請托亦即“走後門”達到。這種事,黃宗羲親自運作過兩迴。一次為四弟宗轅宗轅四歲時父親已被害,宗羲長兄如父,補弟子員一事必齣彼手,另一次是為一個叫卓大丙的熟人傢子弟。以此佐證,我們設想黃尊素當日為瞭麟兒亦曾如此,大抵並不離譜。
我們作此猜想,主要依據是少年時黃宗羲不算刻苦用功的孩子。按他的錶現,應試會有相當難度,更不必說還一考即中。他自己迴憶說:
宗羲此時年十四,課程既畢,竊買演義,如《三國》《殘唐》之類數十冊,藏之帳中,俟父母熟睡,則發火而觀之。
他的興趣,不在正經功課上。所熱切去讀的東西,如今雖是堂而皇之的“文學經典”,以當時來論,則並不高於瓊瑤古龍之類在今下的地位,耽於其間,不能不意味著疏怠學業。
麟兒保守著自己的小秘密,以為瞞得甚好,實則和每個背地裏搗蛋的孩子一樣,自以為得計而已。“一日齣學堂,忠端公見其書,以語太夫人,太夫人曰:‘曷不禁之?’忠端公曰:‘禁之則傷其邁往之氣,姑以是誘其聰明可也。’自此太夫人必竊視宗羲所乙之處,每夜數十葉,終不告羲為忠端公所知也。”古時讀書,愛在書上畫“乙”字作為標記,類乎今人打鈎畫杠之類。麟兒不知,他每夜標注過的幾十頁,悉為母親姚氏所掌握。
黃尊素縱容麟兒讀閑雜書,說明他不是功利心很重的父親,無意將兒子精神空間擠壓到唯以舉業為念的扁平態,以緻傷瞭“邁往之氣”。這是對的,於黃宗羲的精神格局發生瞭良好影響。然而話分兩頭,從應試角度我們得說,未來第一等的學問傢黃宗羲並非優等生,拙於考試在他可謂始終的短闆,一生最高“功名”止於“博士弟子員”。從日後崇禎間的屢次鄉試不中,我們自有理由認為,連當初那個生員齣身,多半也未必是靠“真本事”掙來的。
天啓二年,黃尊素在考評中升官,得授禦史,位子一時無缺,乃先迴鄉待命。第二年任命下來,去都察院做山東道監察禦史。這樣,麟兒又隨著父母北上,來到遙遠的北京。
北京是大碼頭,麟兒很開眼界,見識瞭各種場麵和人物。晚年他曾有一筆述及:“餘十四歲時,隨先公至李皇親園看牡丹,公指硃大典方較射園中,得一見之。”印象新鮮如昨。而更開心的,還是雜書易得。先前,不論故鄉或是寜國,不會有北京那麼發達的市肆供他遊逛。“竊買演義”之“竊”字,暗含瞭違禁少年所特有的快樂喜悅,那感覺,想來也為現在偷泡網吧的孩子所共有。
可這無憂無慮的光陰,沒有維持多久。麟兒並不知道,當自己享受“少年不知愁滋味”時光的同時,父親卻正捲入一場嚴酷鬥爭。
……
黃宗羲,錶字太衝,晚號梨洲。近世將他與顧炎武、王夫之一道,並稱明末三大儒。他們都以明遺民終世,而自實際影響言,黃、顧在世已負盛名,王夫之當時知者不多,約二百年後纔被發現。顧炎武影響主要在經學,黃宗羲則對清代史學貢獻尤卓。清之代明,是中國史一大節點。它造成作為漢族國傢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從今天觀點講,這是次要的。明代是帝製晚期,嬴政所創的這種極權政體,到明亡時存世近一韆九百年。如此漫長時間,積纍瞭大量矛盾,除早就存在的老問題,又有隨經濟、社會發展而形成的新問題。這令明代一麵在製度上走到盡頭,沒有活力,上下苦悶;另一麵,社會現實、思想現實又充滿躁動。思想方麵,整個中晚明兼有解體和解放雙重特徵,像極瞭歐洲文藝復興對於中世紀的反動。政治方麵,士大夫在朝堂上開始自覺結成利益集團,與皇權係統相抗,“宮”“府”衝突一直伴隨明朝到亡。而在地方或民間社會,鄉紳對地方事務和民心、民望、民風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漸而能與官府相頡頏,東南一帶以鄉紳崛起為背景的社會再組織情形,萬曆以後相當顯明。所有這些,當然以當時經濟、生産的重大變化和突破為底蘊。打個比方,明王朝有如一隻大膿包,細菌等病原體與白細胞的廝殺,以大膿包方式錶現齣來,看上去是很醜陋,但膿包破時毒素也就流盡,曆史將能生長新鮮的肌膚。黃宗羲就活在這大膿包行將潰破的時代,他看得很清楚,膿包僅剩一層薄皮,近乎透明,觸之即潰。偏不承想,潰破的當口兒,白山黑水之滿人,趁亂而入。對此事的後果,當時自有各種解讀,其中,從效忠明朝或華族亡國角度做齣反應的,不乏其人。但以黃宗羲為代錶的一些傑齣人物,則從更高的曆史高度看問題。他們主要看到兩點。一是“大金—大清”文化上過於粗陋野質,他們入主中國,勢必以這較大的文化落差拖中國文明進程後腿;二是當時中國已有明顯的變革跡象,條件頗備,意識亦開始覺醒,而異族統治則勢必以新的矛盾內容、矛盾關係,扭轉中國曆史呼之欲齣的變革主題和方嚮。後來事實證明瞭這種預感。在近代化曆程中,中國與歐洲拉開差距,主要取決於十七、十八世紀這二百年,明亡清興可謂是其節骨眼兒。如今論到中國近代史,習慣以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為起點與視角,其實可以試著將視綫提前二百年。一旦基準點選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而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我們眼光或大不相同,對一些事情看法可隨之刷新。比如中國文化有無自我更新能力,中國曆史可否自發孕育現代性,以及中國有無民主、法製、共和等思想的原創根芽……在鴉片戰爭視角下,這些都被否認瞭,認為非中國所能有,隻有靠從歐美輸入。以後,又有不少人斷言“民主”等是外來物、不適閤中國國情。這兩種看似對立的看法,都認為近代之門,我們不能主動啓之。究竟如何呢?或應越過清代的兩百多年,到明末看一看。黃宗羲當能告訴我們不同的話語。一方麵他平生所曆很精彩,值得一述,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對我們重新確認中國精神資源頗具啓發。黃傳過去已不算少,然而寫得簡明、詳略得當,又能深入淺齣的,似未得見。筆者除把握好主題以外,便想在這兩個方麵多下點功夫。體例上彆無特彆,唯行文之中夾注,通行的方式是加括號,但考慮到引用的傳主一些詩文,頗多自注,若以括號標識,有失古意,故藉鑒中國舊式印書的辦法,凡夾注一律以較小字號排齣;其中引文這一部分,傳主原注則字號略小而字體不變,倘若注齣筆者,則另擇字體。謹序。
後記
一百年來,中華民族翹首期盼的,應不僅僅是器物現代化抑或生活之富足,而是開明、健康、充滿善意、令人愉快的社會。
一九二三年,梁啓超論述五十年間中國走過的路,把它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從器物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是從製度方麵感覺不足,第三期是從文化方麵根本感覺不足。
這確是我們民族覺悟的三個階段,但當中有一個大失誤,就是認為中國補上這些不足,唯有走全盤西化的路——陳獨秀所謂“歐洲輸入之文化”——中國文化則被置於徹底否定的境地。比如魯迅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的書”。
但一個國傢,尤其是一個古老民族,完全用拿來主義辦法,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曆史進化,缺不瞭一門功夫:解釋學。西方的近代之路怎麼來的?很多人忘記它先後做過兩件重要的事情。一個文藝復興,通過祖述希臘,走齣中世紀。一個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核心價值融入資本主義倫理。這兩件事,使西方打通瞭自己的古代、中古和近代文明。不獨西方,其他近代化之路走得紮實的地方,也都不曾將傳統打爛。我們左近,有日本可以觀察。
莫非中國人不懂這個道理?不是。春鞦戰國,是運用解釋學銜接過去未來的典範,孔子就是一位解釋學大師,他通過“述周”,為中國後來兩韆年世界領先的農耕文明奠定基礎。秦代大斫傷後,漢儒又齣色地完成瞭文明接續任務。已經嗅到近代民族國傢氣息的宋明兩代,也是解釋學重鎮,而著手於與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相似的新儒學建設。
說起來,二十世紀中國對自身傳統也並非不曾嘗試新的解釋,但一是專挑中國文化壞的方麵來解釋,二是專把中國文化往壞裏解釋。終迄“文革”,這種思潮達到頂峰。
抹煞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認為它隻有消極麵,造成一大睏難,一大矛盾處境。一方麵,更好社會繞不開人類共通價值;另一方麵,此類價值卻被指為中國所天然匱乏。於是,在中國講民主、個人尊嚴、精神獨立等,變成瞭伸張西方話語。美之者如此,詈之者亦然。
這是我們奮力嚮前的大障礙。中國要將社會改進目標從生産和技術的發達或國力強盛層次,提升到開明、健康、充滿善意、令人愉快這種“好社會”層麵,非得重新解釋自己的文化,使之不外在於人類共通價值;比如,對民主社會、法治社會的追求,不是抄摹外國,不是以夷亂華,而是中國精神資源固有之義。
這不是搞廉價的“古已有之”。人類共通價值根植於普遍人性,本非一時一地、個彆民族個彆文化所獨有。其次,中國文明既然數韆年傲立於世,乃至是唯一從古代延嗣於今、不曾中斷的文明體係,則必有厚德善因,以及正大軒昂的道理。誠然,曆史上我們曾頓挫、停滯,以至有朽腐窳隳的段落。但是,諱疾固不可取,隱善揚惡又豈宜乎?良則良,莠則莠,理應分彆論之。“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從孔子起,倡文明、反野蠻,始終是中國曆史主綫,著眼整體,就能看見這條主綫。
中國欠一個解釋學努力,欠一個自己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沒有哪個國傢可在一味反傳統中完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銜接,走齣健康的現代之路。
實際上,近代中國曾經有過類似嘗試,黃宗羲寫《明夷待訪錄》、重新發明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他的工作,當時在世界範圍甚至具有領先性。這些可貴幼芽,雖因社會條件嚴酷(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未能生長而夭摺,但無疑是我們正麵的精神資源,沿著它、通過它,可以追尋到中華文化嚮善和光明的力量。黃宗羲生前自覺地為吾族做著此事,三百多年後既有機會替他作傳,我自當接過這衣鉢。簡而言之,為中國文化激濁揚清,彰其與人類文明並行不悖的一麵。中國真正交其“大壯”之運——以今天話講是實現嚮開明社會的進化——這將是關乎根本的環節,有巨量的工作在等待我們,幾十個世紀的精神脈絡和底蘊需要整理與重釋,亟盼有識者同襄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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