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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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建榕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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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2

图书介绍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06499
版次:1
商品编码:11519036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4-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8
字数:146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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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民国历史爱好者

  随笔式的近代中国金融史 银行家之于上海城市文化生态风貌的长长投影
  这里,有你所不知道的老上海往事, 有历史风尘中的民国名士背影
  银行家——宋汉章 章乃器 张嘉璈 陈光甫 杜月笙 周作民 贝祖诒 ……
  文化名人——梅兰芳 金岳霖 茅盾 鲁迅 胡适 宋春舫 ……

内容简介

  《非常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上篇写标志着上海银行家崛起的小万柳堂事件,写1916年抗拒“停兑令”风潮,写陈光甫与胡适为抗战甘做“过河卒子”,写国民党统治崩溃时期的“轧金子”与黄金风潮案,写银行家集体逃亡香港,可以看作是随笔式的近代中国金融史,金融之于政治的长长投影一览无遗。下篇写金岳霖、梅兰芳、宋春舫、林同济等文化人,写国际饭店、中国银行、大陆商场等沪上著名建筑,写金融业、银行家与城市社会的密切关系,折射出金融业和银行家对上海城市文化生态和风貌的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局副局长,知名学者、作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和档案文献研究,现任复旦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兼职教授、特约研究员。著有《外国文化名人在上海1919-1937》、《老上海珍档秘闻》、《陈光甫日记》、《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等。另在《史学月刊》、《史林》、《民国档案》及《解放日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数百篇。

精彩书评

  本书内容聚焦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史研究。其着重点在于叙述民国银行家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过去的研究者很少涉足。
  ——杨天石

目录

上篇
宋汉章自述小万柳堂事件
不听袁令抗中央——1916年的“停兑令”风潮
餐桌上的银行家
恒泰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政治内幕
银行家墨迹
段祺瑞南下秘辛
杜月笙:“曲蟮修成了龙”
章乃器自掉金饭碗
金融元老叶景葵
“做了过河卒子”——胡适诗赠陈光甫
白银危机与傅筱庵的命运
“灰色银行家”周作民
银行家的三种颜色
金融痛史不忍看
“特券”:冲击日伪沦陷区的假币
从《乌鸦与麻雀》看“轧金子”
银行家冷觑黄金风潮案
李铭案中案
一封伪造的周总理函
金岳霖的经济学根底
……
下篇

精彩书摘

  从《乌鸦与麻雀》看“轧金子”
  晨。黄浦江中烟雨迷蒙。
  中央银行的铁门紧闭着。人们经过一夜晚的搏斗,此刻比较安静多了,都在疲乏地等着开门。
  人们有的大口啃着长长的罗宋面包,狂喝着军用水壶的水;后面的一个饿慌了,眼巴巴地看着,在那儿咽口水;一对中年的夫妇,两人前后围着一张美国军毯,脑袋露在外面;另一个人一根接一根地在狂抽纸烟,后面远处伸出一只手来讨,他是相应不理,而隔两个人之后的那瘾君子急得抓耳挠腮;有人把破雨伞架在肩上,两手脱空,脑袋搁在人家背上熟睡打鼾;……
  这是老上海经典电影《乌鸦与麻雀》里,上海市民奋力轧金子的一幕场景,那些经过一夜排队挤轧的市民,此刻正期盼着中央银行的大铁门缓缓打开,用手中一点浸透着血汗、却又飞速贬值的法币或金圆券,幻想着换得可怜的一点点金子。
  电影里,住在石库门里的小商贩萧老板夫妇,想用金圆券顶下房子,做二房东,但没人愿收这飞速贬值的钞票,于是想出“轧金子,顶房子”的妙招,“我们先把金首饰拿出来卖黑市;卖了黑市,去挤金子;挤了金子,再卖黑市;卖了黑市,再轧金子……啊!本钱有了!……”
  夫妇俩把家里所有值钱的物品:金首饰、香水、玻璃丝袜、盘尼西林,统统拿出来,向“房东”——国民党国防部军官侯义伯及姘妇余小瑛押得4000元金圆券,连夜赶到外滩中央银行排队去轧金子。
  轧金子,关键在“轧”,是上海方言凑热闹、贴上去、挤进去的意思,如轧闹忙、轧朋友。轧,读音“嘎”(ga),想象一下,金子一轧,嘎嘎作响,何等吸引人;不过要轧金子,先要轧人,上海话叫人轧人,人山人海中,哪能介容易落到你头上,所以需要拼命挤兑,那状态实在癫狂。电影里,萧老板夫妇晚上冒雨去外滩排队,说:“今晚拼着不睡觉,明儿还怕轧不到?”路上遇到一个瞎子也去轧金子,便嘲笑:“瞎子也来轧金子!”瞎子回击:“瞎子就不能轧金子!?”
  其实,有来头的早就用军饷、生产贷款,装上贴着封条的军车走后门交易了。轮到要排队的,十有八九是装装门面,虚张声势,真正抛售给市民的黄金,又有多少!连黄牛都轧不到,何况普通市民呢。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梯尔·布勒松1949年在上海拍摄的《轧金子》,就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上海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把一落千丈的金圆券,到外滩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的实况。照片略显模糊,仿佛动态化,以大师的水平,不是有意为之,实在是挤兑人群排山倒海般的躁动,无法使镜头定格。(参见收藏布勒松一书)
  再说萧老板夫妇,非但未轧到金子,反而被黄牛党打得半死,落荒而走。更惨的是,金价又被政府无端加了“平衡费”,每两两千五涨到六千五,萧老板夫妇的金圆券,连一两金子都买不到,抵押的物品又因过了期,被侯义伯扣押不还。
  上海市民轧金子的高潮,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初黄金风潮案时,法币一泻千里即将崩溃之际;第二次是1948年底,法币已改金圆券,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就在眼前,金圆券显然比法币更不如人意,有当事人回忆,当年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可笑的例子是,当年走进小饭铺进餐,千万记得先付帐,保不定一顿饭的功夫,饭价就会上窜不少。
  无奈,上海市民捧着朝不保夕的金圆券,企望轧一点金子保值,野心更大一点像萧老板夫妇,就得陇望蜀了,还想着轧进轧出捞一点,做个二房东,结果可想而知。现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上千人围得中央银行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飞行堡垒”,又将排队的人群团团包围,从高处看,真是黑压压一大片,从头晚开始排队,到早上中央银行开门,人贴人,人轧人,进去容易出来难。更有甚者,竖的进去,横的出来。
  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轧金子的高潮里,着实挤死了不少不幸的市民,1948年12月7日,挤兑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2名警察被打成重伤,9人被捕;23日,7人被挤死,45人受伤。像萧老板夫妇这样捡回一条命的还算幸运。
  当年除了轧金子,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轧,衣食住行,食为先,轧大米当然是重中之重,有一黄一白之说,黄是黄金,白是大米。《乌鸦与麻雀》里,众人听见米店到了一批须凭户口本供应的户口米,连忙一窝蜂地拿着袋子赶去,结果都空手而归。轧不到户口米,吃不饱肚子的上海市民,竟然一反斯文,发生了抢米、抢糖果点心事件,一时人心惶惶。不过比起轧金子的惨烈,轧户口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电影表现的是“麻雀”斗“乌鸦”的故事,“麻雀”指的是租住在那幢石库门里的普通市民,乌鸦不用说就是黑心黑肺的侯义伯夫妇。但轧金子一幕,着实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夕的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的摇摇欲坠。电影之真实如同新闻纪录片,剧组人员只须把眼前的现实,挪到电影里去而已,也难怪,国民党当局的电影检查官,对这部电影特别留意“检查”,在拍摄过程中就几次责令停拍,但都被剧组人员巧妙应付过去。解放后,这部电影还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好评,说演员是在冒着杀头的危险做事情呢。
  李铭案中案
  曾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祯,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一书中,专门列了“李铭案”一节,回忆蒋介石曾在1948年有逮捕李铭的打算。李铭时任浙江实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并被蒋介石委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还兼任着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等职,这么一位在金融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何以惹恼了蒋介石,差点被逮捕呢?难道蒋介石还在为1927年李铭的“杀鸡取蛋”论耿耿于怀吗?当然不是。
  吴国桢回忆道:“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瞒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查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了警告。”(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p65)
  蒋介石要抓李铭,似乎是听信了儿子蒋经国的话:李铭违背了政府的指令,没有按规定上缴持有的美元,干扰了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币制改革”。
  据另一位银行家戴立庵(联合银行总经理)回忆,当时在上海“打老虎”的太子蒋经国事先找过李铭谈话。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的一封信,邀请他第二天上午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某号乐义饭店一叙。
  翌日,李铭硬着头皮到饭店见蒋经国,还是为了这件事,要他交出银行内存有的外汇和黄金白银。为此两人争执不下。那天戴立庵同样被蒋经国请去谈话,正好撞见李铭与蒋经国在房间里,两人“讲话声音很大,似有争执模样”,旋即李铭从蒋经国房间里出来,“面红耳赤,神色颓唐”,狼狈而去。
  至于蒋李两人在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蒋经国和李铭均未见记述,但从旋即被召进房间的戴立庵经历也可见一斑。
  戴回忆,房间内朝窗摆了两张沙发,中间搁着一张茶几,旁边沙发上蒋的秘书坐在那里。蒋经国站在那里,很严厉地要他交出金银外汇。戴表示拿不出来,蒋说:“那好,我考虑送你到法庭还是特种刑庭去。”戴也顶了一句:“听你的便。”蒋经国在房间内踱来踱去,似乎马上要抓人的样子。
  想来李铭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天被蒋经国叫去谈话的金融、实业界要人,另有钱新之、周作民、杜月笙、刘鸿生和荣尔仁等。钱新之因要去南京,改期再谈;周作民从蒋经国那里回来,即避入外国人开设的上海虹桥疗养院,后来搭乘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悄悄去了香港。戴立庵被要求具保,即非经准许,不得擅自离开上海。蒋经国为了迫使他们将所有黄金、外汇交出,不惜将这些父执辈的大亨们视作老虎,意欲一网打尽,不仅不看面子,而且连里子也不顾了,可见形势的颓败已到了何等险恶的地步。后来这些大亨们一念及此,无不心灰意冷。
  其实蒋介石心急上火的背后,按当下的说法,是在谋划一个很大的局。
  1948年8月19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索性彻底抛弃法币,另起炉灶,以金圆券代替急剧贬值的法币,谓之“币制改革”,每法币300万元可换金圆券1元;并要求各家银行、所有个人持有的外汇及黄金,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同时规定,各地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价格上。以上措施,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方令”下达,立即执行。
  因为这一措施出台太匆忙,来不及印制金圆券,只得从中央银行提出以前由美国公司印制的废券充数,上面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这样的钞票,老百姓谁敢与真金白银相提并论,信以为真。
  老资格的银行家李铭,被蒋介石委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这场“币制改革”的贯彻。最让他头疼的事,是如何动员各银行以及个人的外汇和黄金白银,去换取必定一文不值的金圆券。经过多次的不情不愿和上当受骗,各银行乃至老百姓早已洞察秋毫,况且现实的形势,谁不了如指掌呢?
  可是李铭职责所在,没有什么办法推脱不干,他与几位金融界头面人物再三磋商,最终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金上缴中央银行,算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其中李铭自己掏了多少不得而知。但蒋介石闻讯大怒,认为李铭身为负责人,不思踊跃组织,仅仅上缴1000万美金,实在是李铭的搪塞之举。据蒋介石9月9日日记:“商业银行李馥生(李铭,字馥生——笔者注)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
  他一个电话打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那里,责令他立即查封浙江实业银行,责令其停业。俞鸿钧同样“畏缩因循不敢任怨”,蒋介石因此“愤怒频作”,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蒋介石一愤怒,后果自然很严重。不得已的李铭一面提高缴纳数额,一面托人向蒋介石疏通,总算勉强过关。
  到了11月,金圆券已开始急遽贬值,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候蒋介石故技重施,开放限价,准许人们持有金银外币,老百姓经过再三再四的折腾,早已心有余悸,自然要用金圆券轧回金子、换回外币,因为放出来的金银外币极为有限,能轧到金子外币的自然寥寥无几,轧死人的消息倒时有所闻。上海最早的打桩模子,或许诞生于此。
  在这场闹剧中,李铭身为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虽然左右为难,仍使出浑身解数,扮演了为政府排忧解难的角色,搜罗上缴据说价值2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白银,藏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内。不久,蒋介石命令俞鸿钧等人把通过发行金圆券搜刮到的外币和黄金白银,分四批运往台湾,为蒋介石治下的台湾经济起飞打下基础。后来蒋经国承认:“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P159)这才是李铭案中案背后的玄机。
  1949年4月29日,身心俱疲的李铭致函上海银行公会负责人,信的原件现存上海市档案馆,内称:“弟因血压增高,医师谓非易地休养不可,拟于日内离沪,兹已函陈银行公会给假。假期中公会事务,敬恳各位常务理事主持。”(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以此为借口,一走了之到了香港。那是银行家心目中的第二个“上海租界”。
  ……

前言/序言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杨天石
  在民国史研究中,上海有其独特的地位,城市内涵丰富,中西文化交融,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事件、著名人物都在这里留下印记。多年来,海内外研究者对上海的兴趣始终不减,相关成果,占了民国史研究的很大比重,蔚然成为显学。
  本书内容聚焦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史研究。其着重点在于叙述上海银行家们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过去的研究者很少涉足;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渴望了解,一般读者对此也饶有兴趣。
  据我所知,研究金融史的学者并不少,仅上海复旦大学一校,就有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近年来成果累累。但是,金融史著作要和大量数字、数据打交道,读起来较为艰深、枯燥,普通读者较难接受。建榕的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学术性、原创性和可读性相结合,选题新颖,内容独特,落笔时始终注意面向广大读者,从而形成了短、信、新、趣四个重要特色。
  短。建榕曾在上海《新民晚报》开设过“海上金融”专栏,时近两年。他的这本书保留了“晚报体”的风格和优点,每篇仅二三千字,读者一口气可以读完。
  信。建榕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多年,近水楼台先得月,本书内容,多来自档案资料,因而所述均有根有据,扎实可信,与道听途说、猎奇觅异,无可查考的掌故、笔记一类书籍迥异。
  新。写书、读书,最忌重复旧知旧闻,让读者啖冷饭,吃腐肉,喝酸汤。本书选题新颖,故事新颖,取材多来自私人日记或书信,因此,大多为人所未知未闻,或鲜知鲜闻,难知难闻。
  趣。著作立说,当然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但是,如能在叙事、说理的同时,注意趣味性,使读者读来津津有味,自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建榕本书,既风云四起、波澜翻覆,又娓娓道来、收放自如,不少篇写得相当生动有趣。
  本书内容似可分上下两篇,上篇写标志着上海银行家崛起的小万柳堂事件,写1916年抗拒“停兑令”风潮,写陈光甫与胡适为抗战甘做“过河卒子”,写国民党统治崩溃时期的“轧金子”与黄金风潮案,写银行家集体逃亡香港,可以看作是随笔式的近代中国金融史,金融之于政治的长长投影一览无遗。下篇写金岳霖、梅兰芳、宋春舫、林同济等文化人,写国际饭店、中国银行、大陆商场等沪上著名建筑,写金融业、银行家与城市社会的密切关系,折射出金融业和银行家对上海城市文化生态和风貌的重要影响。
  尤其令人兴味盎然的是,一些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金融世相,如南京路除夕夜的萧条,鲁迅笔下弄堂的叫卖声,汇丰银行与清末贪官的存款,一发不可收拾的信交风潮等,也都被建榕纳入本书的写作范围。茅盾的不朽小说《子夜》所描绘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如大上海租界、南京路、洋房和巡捕、红头阿三,银行、证券交易所、大饭店、跑马厅以及回力球馆,汽车、口红、高跟鞋,等等,也都可以在建榕的笔下得到印证。文学源于生活,可以有虚构和想象;历史则忠实还原生活本相,无一语无来历。文学与历史交互并读,定然别有滋味。
  建榕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和档案文献研究,主编过《陈光甫日记》、《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等档案史料,写过不少得到学界称誉的论文。前不久,他来电告诉我,他已将有关民国银行家的文章结集,希望我写几句话,听闻非常高兴,因写此序以为祝贺,并向读者推荐。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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