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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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笹川裕史，奥村哲 著，林敏，刘世龙，徐跃 译

图书标签:

• 抗战
• 后方社会
• 战时动员
• 农村
• 社会史
• 中国近代史
• 战争史
• 民生
• 经济史
• 文化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54672

版次：1

商品编码：1153416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开本：20开

出版时间：2014-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4

字数：21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的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那些受时代摆布、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了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其变化，展示了一个复杂的、和学术界的既存认知很不一样的大后方基层社会，揭示了长期战争环境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丰富了抗日战争的立体图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

笹川裕史，男，1958年生，日本埼玉大学教养学部教授。著有『中華民国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一国家-農村社会間闋係の構造と变容』(汲古書院，2002年)，『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共著，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榷の研究』(共著，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等。。奥村哲，男，1949年生，日本首都大学东京都市教养学部、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教授。著有『中国の現代史—戰争と社会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桉井書店，2004年)，『興亞院と戰時中国調查—付刊行物所在目錄』(共著，岩波書店，2002年)，等。。林敏，女，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毕业于日本国立广岛大学。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与日本近代史。主要学术论著有《伊藤博文与亚洲——对华认识及其对应策》《日俄战后的“满洲”问题——伊藤博文的对华政策》《试论伊藤博文在近代中日关系格局形成中的作用》《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从<遥拜队长>看日本国民与战争》《从<花之城>看日本征用作家的战争责任 》《日本女流作家与战争》等。。刘世龙，男，1955年7月生，四川人。2000年12月毕业于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工作。曾任日本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问教授，并曾多次应邀到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及日本文化史。代表论著有《中国的工业化与清末的产业行政----以商部、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为中心》《独立思考、学术个性与横山英先生》《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中央产业行政机关 ----商部的创立》《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的产业振兴政策》等。。徐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绪　论／1
第一部　粮食征收的状况
　　第一章　民众井喷而出的不满与政府的退缩——粮食负担分配问题／3
　　第二章　饥民抢粮——粮食运输、保管环节中的矛盾／18
第二部　征兵的状况
　　第三章　生命无法取代——五花八门的兵役逃避行为／37
　　第四章　瞄准穷人与外乡人——抓丁的行为原理／54
　　第五章　招我吧——“买卖”士兵／68
第三部　地方权力构造的变动
　　第六章　飞黄腾达之辈——新的地方权力者之肖像／85
　　第七章　不择手段的攫取——地方恶霸的抵抗／101
第四部　解决事态的动向及其限度
　　第八章　分摊负担——对出征军人家属的优待／117
　　第九章　沸腾的民族主义及其光与影——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33
　　第十章　支撑战时征收，而后崩塌——各级民意机关的活动／151
　　第十一章　收夺方式的精练与彻底——接近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政策／165
结　语——日中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183
附　录　多元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研究
　　　　——评《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徐　跃】／187
参考文献／203
后　记／213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自本著原文版（日文版）出版以来，已过去六年时光。本著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支撑中国抗战大局的后方社会的实际状况，出版当时，在日本历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专业学术刊物上登载的书评以及对本著的介绍文章达十余篇，《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也刊载了不少肯定的书评。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不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就连日本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对本著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日本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历史的研究，视点大多聚焦在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直接且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以及战争时期日本国民遭受的创伤上。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问题方面，研究视点也多局限于毛泽东、蒋介石等中国政治领导人卓越的战略和业绩。
有别于以上视角，本著力求从正面探讨支撑中国抗战大局的基层社会，详实地描绘那些受时代摆布、名不见经传的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变化状况。笔者以为，就此而言，本著与日本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问题的其他著作相比，独具特色。阅读过本著的日本读者就曾表示，本著令他们再一次感受到抗战期间中国民众的残酷经历。
本著日文版出版之际，正值日本史研究学界开始反思过去的法西斯体制论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他们立足于战时问题与战后问题的连续性这一研究视角，提出了“总体战导致的社会变迁”这一全新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著具备了可与日本史研究的新趋势积极呼应的元素。虽然本著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期间，但笔者认为，其中所窥见的中国基层社会的混乱与变动，不仅只作用于当时的社会，同时也为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动荡埋下了伏笔。20世纪的战争所具备的总体战特征分别给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基层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本著试图立足于全新的视角，通过比较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2007年5月，以本著的出版为契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基层社会史研究会。在该研究团队中，关注相同问题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与日本史研究学者打破专业界限，坦诚地交流学术思想。在大家的努力下，以上提及的在比较史研究领域的尝试，视野愈加开阔，分析研究愈加深刻，研究活动一直持续至今。2010年7月，还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中国的优秀学者出席。作为这一共同研究的中期报告，今年3月，本著的另一执笔人奥村哲主编并出版了《变革期的基层社会——总体战与中国?日本》（创土社出版。除奥村哲之外，原田敬一、笹川裕史、王友明、吴毅、吴帆、山本真、野田公夫、丸田孝志、泉谷阳子等人也参与执笔）。此外，笔者还以国共内战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这一时间段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社会史》（讲谈社，2011年9月出版）。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作均是对本著研究问题的继承与发展。笔者也由衷地期待以上研究成果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与中国读者见面。
最后，对承担本著中文译本翻译工作的四川大学的刘世龙教授、林敏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对毅然决定出版本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教授，还有为联系出版事宜而尽力的四川大学徐跃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中国的读者将如何看待本著呢？对此，笔者既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

作者代表　笹川裕史
2013年3月


绪　　论

研究视点——中国后方社会
20世纪以来，世界战争的特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进入了“总体战”时代。国家为了支撑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动员全社会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对社会组织进行重新整编。在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总体战”的特征也毫不例外地在中国社会得到体现。
在研究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时，人们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日军的直接破坏以及大量掠夺方面。然而，战争留下的创伤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不可忽视的是，作为抵抗日军侵略的一方，中国举全国之力与日军抗衡的事实。与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情况一样，中国也大量、紧急地征用并动员了应对战争所必需的一切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在战争初始阶段，中国沿海一带相对发达的便被日军占领，这意味着抗战之前占国家税收约八成的财源已被日军掠夺。因此，中国国内经济落后的内陆农村便成了支撑抗战的大后方。抗战期间的大后方，数目庞大的以粮食为主的物资被征用，动员了不计其数的民工直接从事战斗或从事其他劳役。
国民政府开始正式实施战时粮食征用的时间是在1941年的下半年，直至抗战结束，大致历时4年。在国民政府统治区（日本占领区、中共统治区除外）大约共征用2310万千升（参见表0-1）的米、麦（包括稻壳。此外，当时统计粮食容量的正式单位为“市石”，1市石=100升）。需要说明的是，该数字不包含在农村最基层征收的各类名目繁多的临时征收项目。除此以外，抗战8年间，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大约有1405万青年男子被征兵服役（参见表0-2）。其中，大约1204万人被分配至各个部队。同时，为了应对战争，还有大量的体力劳工被强制征用于各类工程及防卫设施等的建设中。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后方社会便不会有如此长时期的巨大付出。后方人民所遭遇的灾难也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之一。
毋庸置疑，在抗日战争这一艰难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也不乏充满救国热忱、毫不吝惜地贡献出自己生命财产的人。对于他们的奉献精神，固然应该彰显，然而，笔者认为他们并不代表中国后方社会的全部。其原因主要在于，如果将这一特殊群体置于社会主角位置的话，描绘出的景象便与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社会的实际状态相去甚远。其次，这一视点还将掩盖抗战时期矛盾重重、乱象丛生的社会特征，并妨碍我们客观地认识战后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刻、厚重的历史遗产。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更多地关注后方社会的普通群体，在本著登场的对象也大多是在抗战时期各种战时征用的严酷压迫下，苟延残喘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姓。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探讨展现出虽未被纳入“胜利的民族主义”的成功事例中，却能如实反映抗战时期在呻吟声中挣扎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
大相径庭的后方社会——日本与中国
在“总体战”态势下，中日两国同样都面临着严酷的战时征用。然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中日两国的社会条件截然不同的事实，这也是本著重要的研究视点之一。对于该问题的阐述，将在各章中进行，在此仅简单概括如下要点。
大体而言，当时的日本社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近代日本在发展进程中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波澜曲折，却率先在亚洲实现了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型的目标，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得以迅速实现。比如，1873年实施的“地租改正”，使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注册登记。又如，日本自1871年便开始完善户籍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以“全民皆兵”为理念的征兵制。在政府的主导下，即便是退役军人，也作为“在乡军人”被有组织地编入了预备役、后备役。1910年，日本各地的“在乡军人”团体联合组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不但能有准备地接受紧急状况下的再次征召，还积极从事各类与征兵有关的活动，如对即将入伍的士兵进行预备教育，士兵入伍、退伍时举行送迎活动等。总之，在日本，应对战争所需的粮食征集、士兵征召等的行政基础早已健全完备。
第二，从社会层面上看，日本已经具备进行战时征用的社会土壤。如同“村落社会”一词所代表的那样，近世以来逐步形成的日本的社会构造具有极强的“集团性”特征，它要求“村落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即便牺牲个体的自由意志，也必须将集体的共同法则置于首要位置。此外，日本还于1886年实施了义务教育，对其善恶利弊姑且不予评论，就结果而言，在教育、媒体舆论的宣传诱导下，为了国家不惜生命的意识已经在国民心中形成。当然，使国民达成这种共识的思想基础便是“教育敕令”等所代表的天皇制意识形态。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如果有谁被指责为“非国民”，便意味着他的存在被社会彻底否定。
由于具备了以上社会条件，日本政府通过一张薄薄的“红纸”（征召令）便可轻而易举地从农村征募大批的青年男子入伍，政府也能够较容易地掌握每户农家的详细状况，并严格实施战时粮食管制。总之，可以认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完全具备了支撑“总体战”的特征。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因素，使日本失去了对战争前景的正确判断，大大延迟了战争的终结。这一结果，不仅加剧了战争带给亚洲各国的灾难，也使日本国内的冲绳、广岛、长崎败战的悲剧更加深重。
另一方面，奋起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国内社会的状况又如何呢？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由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然而，事实上，其权力并未细微到能够掌控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点，也是常常被误读之处。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基本上是到县一级为止，且严禁县级官吏（知县，后改为县长）赴本籍地做官，任职地也必须几年一换，时常变更。那些非本地出生、不熟悉管辖地状况的官吏，却不得不与数名辅佐官（幕僚）一起统治辖下数十万百姓，真正能够切实执行的行政治理仅限于最低限度的征税、维持治安等而已。在这一点上，近世日本的幕藩统治反而更能将其行政权限延伸至社会最底层。在从清末至民国的近代化进程中，由于其间伴随着反复不断的政局动荡，因而，除部分发达地区或大城市之外，并未能加快国家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受这些因素影响，直至抗战爆发前夕，中国连户籍、地籍这些作为战时征用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制度都尚未完善，基层行政对农村社会的统治也极其粗放。此外，征兵制度也是在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才终于得以在部分地区实施。以上事实，极富象征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社会面临的困难也十分巨大。中国传统的社会构造，组织性低下，缺乏日本社会中的“集团性”。在中国的村落社会中，靠约定俗成的规定去严格限制百姓行为的自律能力十分欠缺。即便是牢牢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宗族（父系血缘集团）以及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其组织能力都千差万别，与其说是具有严格规范的稳定的团体，不如说其组织特征在于较大程度地依赖强有力的个人及其人脉关系。毋庸置疑，社会构造上的这一特征与以上所论的国家对社会统治能力的低下不无关联。
另外，即便是中国社会迈入近代化进程以后，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教育、舆论信息的普及程度仍十分低下，一种思想理念很难在国民意识中得到渗透。虽然中国的近代教育可以追溯到清末，但从法制上确立全国义务教育的时间则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以后。
如以上所述，抗战时期，中日两国后方社会的社会条件截然不同，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近代”这一时代，生活在当今的我们，自然能够将其批判性地相对化。于我们而言，中日双方孰为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从支撑“总体战”的视点分析，中国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却远远大过日本。可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者却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为此，我们不得不深刻地认识这一事实，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视点投向完全有别于日本后方社会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后方社会。
本研究的课题与构成
简要概括以上论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抗战时期中国所进行的空前规模的战时征用是在尚未成熟的近代国民国家的状况下完成的。在此条件下，支撑“总体战”的中国后方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日本社会完全不同的特征与矛盾。比如，国家对社会统治能力的低下，必然造成战时征用的粗暴化和极大的不公正，使后方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极度混乱。在这一混乱的深渊中，中国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变化又将带给中国社会怎样的影响呢？本著将以国民政府的战时根据地四川为研究对象，立足史料，详尽地勾勒出抗战时期乱象丛生的四川社会的特征，并借此揭示在混乱中发生转变的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由日本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与日本的后方社会相比具有鲜明特征的另一个后方社会的残酷面貌。
如同在战时体制下所发生的社会变化给战后的日本社会留下诸多遗产一样，在中国，由战时体制所导致的混乱与转变也给战后激荡的中国历史投下了巨大的影子。然而，本著所关注的并非政治、经济的问题，而是后方基层社会的动态。从结论而言，笔者以为，与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相对立的、被牢固地构建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村社会便是以上述的混乱和转变为重要媒介而形成的。
本著由四部分组成。首先探讨构成战争时期农村负担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粮食征收（第一部）和士兵征召（第二部）的实际状况。当然，这一状况本身虽然已经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征，但本著仍将在此基础上关注伴随战时征用所产生的地方权力构造的变动（第三部），以及国民政府为克服因战时征用引发的深刻危机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并阐明其矛盾所在（第四部）。
本著的基本资料来自抗战期间地方一级的报纸、各类行政机关的机关刊物、当事者的回忆录以及近年来得以大量公开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史资料馆所收藏的未公开出版的行政文件。尤其是在这类未公开出版的行政文件的胶片资料中，不仅有数量庞大的政府行政命令和法规资料，还有为数众多的来自民间的各类陈情状以及诉状等史料，生动地记录了生活在严酷的后方社会的民众真切的声音和迫切的诉求。将这些真实的声音和诉求传达给日本的一般读者，也是本著的目的之一。
四川的农村
在进入课题研究之前，有必要预先梳理几个基本概念。首先，概括成为本著主要舞台的四川农村的情况。
抗战时期的四川，行政面积略小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大约为30万平方公里。四川省周边山地环绕，长江呈东西向穿越四川南部，岷江、沱江、嘉陵江由北流入长江，尤其是位于该省中西部的成都平原是农业生产的中心地区。岷江河水在灌县分出几十条支流，灌溉着土地肥沃的成都平原。在四川省内，除成都平原之外，农耕地的大部分都分布在丘陵地带和河流沿岸，耕地面积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9%。主要粮食作物是大米和小麦，在丘陵地带也栽培土豆、芋类作物以及大豆等。
抗战时期，四川省的人口大约为4700万，相当于同一时期日本人口总和的六成以上。据1943年的职业分类统计，13岁以上的人口中约有70%从事农业生产，工业人口仅占6.3%。此外，商业从业者、公务员各占3.7%、2.5%，另有12%为无职业人口。在按教育水准进行的统计中，同样是13岁以上的人口，文盲（指不会读、写的人，但事实上基准的设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包含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例高达82%，上过私学（私塾）或小学毕业者人数合计占13.2%，中学毕业或以上学历者仅占4.4%。从教育水准上比较，中国的状况与同时期的日本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进行以上调查时（1943年），中国的学龄儿童（6～12岁）中，有1/3都正在接受学校教育，这意味着初等教育正逐步在中国普及。
根据抗战时期的调查（中国农民银行四川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数据，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农民中佃农约占一半，其佃耕面积也占了总耕地面积的1/2以上。然而，实际上，地主制的普及率因地域不同差异甚大。一般而言，在成都平原以及陪都重庆附近，农业生产优势较强，商品经济也相对发达，地主制较为普及，在部分地区，农民中的佃农甚至高达70%～80%。相反，在平原周边地区，因平地较少，土壤贫瘠，土地较难成为投资对象，故贫穷的自耕农居多。
佃农的形态多种多样。通常，地主收取高额的保证金，将土地租给佃户并按主要农作物收成的45%左右的比例征收实物地租。至于地主的分类，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四川的地主也可分为“居乡间地主”与“居外地地主”两种类型。“居乡间地主”大多居住在自己所有土地的周边或农村中的城镇。他们中也有做商业买卖的，但基本上仍然从事着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活动。而“居外地地主”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些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居外地地主”，大多是具有一定势力的军人、官僚、政治家、富裕商人以及拥有众多土地的上层士绅。
抗战初期的另一调查表明，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地主的急速没落，作为新兴地主的“军阀、官僚”势力抬头，他们的总数虽然不多，却拥有最多的土地，其中亦不乏拥有数千亩土地之人，甚至还有超过了3万亩的。可见，地主的盛衰变化十分显著，军人、官僚一旦步入权力阶层，其富裕（=拥有土地）的程度也就随之提高。
然而，一般农民的经济状况却在不断恶化。上述1941年的调查还表明，绝大部分农民都负有债务，其中，佃农的贫困化尤其明显。由于缺乏资金，他们很容易成为地主、放高利贷者的牺牲品，社会的贫富悬殊日益加大。
抗战时期，粮食的战时征收便是在以上调查结果公布后的同一年秋天开始的。同时，与粮食征收政策并举的士兵征召也意味着从农民家中夺走劳动力。总之，抗战时期严酷的战时征用正是在农民的贫困加剧、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的社会状况下全面展开的。
抗日战争与四川的战时征用
本节将简要概括抗战时期四川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该省进行战时征用的规模。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后，经过淞沪会战等抗战初期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不断地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至1938年10月末，武汉、广州相继失守。然而，此后战争呈现出胶着态势，抗日战争也随即进入相持阶段。对日军而言，过长的战线导致其应对能力严重不足，达到极限，也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预期成为泡影。
此时的国民政府已于1937年12月由南京迁至重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拥有战时陪都重庆的四川，作为持久战堡垒的重要性随即凸显出来。为了支撑“总体战”，向重工业倾斜的各类经济建设迅速开展。然而，事态并非如此简单，随着日军经济封锁的加剧，国民政府对四川的物质、人力资源的征用量也大大超过其他地区，变得日益严苛。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马来半岛并突袭珍珠港，侵华战争扩大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使作为同盟国一员的中国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然而，即便如此，也并不等于四川以及其他内陆省份的战时负担可以减轻，相反，事态变得更加严峻。此后不久，日军占领了香港、上海租界等，并入侵印度支那、缅甸，封锁了中国接受外援最重要的通道。这一局面客观上加重了内陆地区物资严重不足以及通货膨胀的困境，国民政府的财政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因此，在这种状况下，四川的战时负担非但没能减轻，反而不得不提供更多的物资、人力支援。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四川占据着尤其重要的地位，战时征用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这一特点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关于粮食征用。从粮食征用正式开始的1941年下半年到抗战结束，中央政府从四川征用的粮食多达841万千升左右。其数量占国民政府整个统治区征粮总量的1/3（参见表0-1）。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粮食产量丰富，与其他内陆各省相比，征用量之巨大尤为突出。此外，“大户献粮”（以改善士兵待遇为目的的强制性分摊捐献，1944年秋后实行）约23万千升，征收“积谷”（应对紧急状况时的储备谷物，1943～1945年）约92万千升。在四川，除以上征收事项之外，为缓解地方财政困难还进行了各种无法统计的临时摊派。
在征兵方面，抗战八年间，在四川征召的青年男子多达256万人，约占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征兵总数的18%。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征兵人数年年递增。1941年以后，每年都超过35万人，尤其是1944年，征召人数最多，达39万余人（参见表0-2）。抗战期间在四川征召的256万青年男子，约占抗战之初四川总人口的5.4%。另外，据笔者依不完整统计数据所做的粗略估算，四川征兵适龄年龄（18～45岁）男子中有近三成被征召入伍。
当然，人力动员并非仅限于征兵一项。在政府财政困难的局面下，要进行后方所急需的各项事业开发以及国防设施建设，也不得不大量依赖民众的劳动力。整个抗战期间，在四川，为了公路、河川等交通的设施修筑，共动员了民工250万人以上。修建33处空军基地时也动员了90万名民工。两者合计人数达340万人之多，大大超过了征兵总数。这些民众动员最初被称为“国民工役”，1944年后改称“国民义务劳动”。
以上概述，着重强调了作为本著研究对象的四川省战时负担的巨大程度。然而，本著研究的目的并非只刻意关注四川的特殊性。在抗战战场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治区，甚至是被日军掠夺的被占领地区，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所面临的严酷状况或多或少都与四川类似。
战时地方行政机构概况
国民政府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战时征收、征用，构建起能够延伸到社会最基层的权力体制便成为必然。如前所述，中国既有的松散的地方行政组织远远无法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为此，国民政府基于1939年9月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开始实施“新县制”。对新县制的分析，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在此，仅就其制度构成做简单概括。
新县制包含多种要素。其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介于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之间的省级政府的权限，并将省级政府权力的一部分下放到县级行政以下，由此强化对基层社会的统治。
首先，在加强县级人力、财力的同时，在县以下设立乡、镇行政机构，并设置乡公所、镇公所。在正副乡长、镇长之下设民政、经济、文化、警卫（主任称为“乡队付”）四股，各设主任一名，干事数名，并支付薪资。1940年，四川全省共有135个县，按每县平均5万～6万户计算，管辖34万～35万人。乡镇总数3508个，平均每县26个，各乡镇平均2000余户，管辖13000～14000人。
此外，乡镇之下还设有保甲。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于1931年在部分地区开始实行的。抗战前夕，该制度被扩大到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各地。保甲制度的基本形式是10户为甲，10甲为保，各设甲长、保长负责。在1940年，一个乡镇下面平均有20个左右的保。县的指令传达到乡镇，再由乡镇传至各保，并由各保通知到各甲。战时征用、征收的指令也基本上是按这一渠道下达的。10户（1甲）的规模大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互有往来、相互熟悉的范围，100户（1保）之间，人们也基本上相互认识。因此，保甲制度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其机能，战时征用征收便能行之有效地进行（参见图0-2）。
除以上保甲制度之外，为了体现民意，监督地方行政，国民政府还在基层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这也是新县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县级有县参议会，乡镇有乡（镇）民代表会，保里有保民大会。对此问题的论述将在本著第十章中展开。此外，乡（镇）长还兼任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以及乡（镇）壮丁队队长，保长兼任保国民学校校长以及保壮丁队队长。可见，乡（镇）长以及保长不但承担起了抗战时期最基层的行政职责，还必须担负所在地公共教育、社会治安等的责任。

（笹川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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