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石室賸言》是辛德勇教授的一部有关中国古代碑刻文献和出土文献、器物铭文的学术论文集。“石室”表示以正史为核心的基本传世典籍,而“賸言”是指基本史籍弃而未取的碑刻和其他各类出土文献。本书在把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碑刻、出土文献进行考证,从中获得基本史料中看不到的历史细节。
作者简介
辛德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兼治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和地理学史。代表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和《旧史舆地文录》等。
目录
自序金匮石室与残砖断瓦开头的话:金匮石室之说与年号纪年制度的创建时间一、传世建元至元封间年号纪年文物二、历史文献所见伪制汉武帝前期纪年文物的事实三、所谓考古发现之建元至元封间年号纪年文物四、漠代真实行用的纪年文物足以印证传世文献的记载
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一、当前普遍认同的首次出土简牍——《汲冢书》二、真正最早见于史籍的出土简牍——《茂陵书》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一、《里程简册》的性质二、《里程简册》的拟名
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一、江陵至淯口间水路二、南郡境内陆路通道三、南郡北出南阳郡通道
由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景公疟》补释陆梁地问题龟山楚王墓塞石刻铭与秦地所谓“百二”形胜补证项羽北上救赵所经停之安阳补谈所谓“匆匆不暇草书”北齐乐陵王暨王妃斛律氏墓志与百年太子命案本末一、命案缘起二、太子黜位三、祸从天降四、志文释疑
《马天祥造像记》与北齐武平九年纪年北齐《大安乐寺碑》与长生久视之命名习惯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一、《禹迹图》与贾耽《海内华夷图》无涉二、《禹迹图》与宋代的《禹贡>>学三、贾耽《海内华夷图》的流传与阜昌石刻《华夷图》的出现四、《禹迹图》碑与北宋时期关中的碑刻地图
精彩书摘
一、传世建元至元封间年号纪年文物 然而,从很早起,就有人依据一些所谓纪年“文物”,怀疑以至否定《史记.封禅书》上述记载。在这一方面,近人陈直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陈直在1977年校补印行的《汉书新证》一书中曾举述一系列所谓纪年文物,以之证明汉武帝在太初以前即已使用年号,具体地说,就是建元至元鼎问所有年号,都是当时所定,用于纪年。所以,后来李崇智撰着《中国历代年号考》一书,即谓“以上诸器年款足以证明汉武帝建元、元光等并非后来追命”。 但这些建元至元鼎年间的纪年文物,都只是在金石收藏家之间流传的所谓传世藏品,而不是得自科学的考古发掘,既然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抵牾,便完全有可能是出自后人赝造,即因作伪者不谙汉代年号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依照后世通行的年表来臆造“罕见”纪年文物。 清人俞正燮在《癸巳存稿》中列有“金石文”条,早已专门论述过诸多古人伪制金石文的问题,其中还讲到两个伪称年岁的典型事例,对我们分析这类问题更易有所启示: 《唐阙史》云:“裴休亲表宰曲阜,士人垦田得古铁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齐桓公会于葵丘岁铸’。刘蜕曰:‘葬而虞卒哭,乃谥。葵丘岁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谧称也。’休悟,命击碎之。”炙五代史.唐六臣传》云:“张策父同,为邕管经略使。策少好学,同居洛阳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铭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二器皆初出土者,盖已先售其欺矣。所谓“初出土”者,尚有此等欺人伪器,说明赝造古物,确实有着悠久的传承。 类似的例子,还有南宋初学者薛季宣,也专门考辨过所谓“歙州进务官李廷珪实(保)大元年正月奉旨造”墨。盖“其岁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实(南唐)烈祖(李升)升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李璟)以三月己卯朔践祚,改元保大,则保大元无正月”,因此,自然绝对不会存在所谓“宝(保)大元年正月”奉旨造作之物。薛氏同样也是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来揭穿行骗者的把戏。 当前也有个别学者,主张尊重《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的记载,审慎对待这些所谓纪年文物。如裘锡圭教授即曾谈到:“武帝前期在当时亦无年号,建元至元鼎年号皆后来追加。观《史记.封禅书》自明,前人多已言之。《汉金文录》、《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等书所着录漠器中记元朔、元狩、元鼎年号诸器,皆为伪作,字体卑弱,与武帝时真器迥然有别。”②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更愿意相信这些器物铭文,这显然与时下偏好以出土文献来改订基本史籍记载的学术风尚具有直接关系。 其实只要静下心来,加以科学审视,陈直一派学者举述的这些所谓汉武帝前期年号纪年文物,大多都可以找到明显的破绽。下面即针对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几件,加以具体说明。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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