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响非常大、声誉非常有名的华人历史学家、畅销120万册的《万历十五年》作者、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黄仁宇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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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漕运》通过讨论明代漕运运输图景和管理方式,勾勒出明代的财政税收管理模式、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等诸多问题,反映了漕运(大运河)对明代商业运输、国库收入所起的关键影响,这对学界进一步研究明代财税政策,把握其背后滞后保守的思想观念有重要意义。
本书系学界研究明代京杭大运河(漕运)之力作,数据资料详实,对国内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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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认为,每个王朝崩溃时,政府机器毁坏的迹象就出现在忽视水利的问题上。由于漕运不能再进行有系统的输送,大明帝国才失去了活力,直至最后崩溃。这是真的吗?
《明代的漕运》系黄仁宇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是他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以扎实的数据和考证为基础,还原明代的漕粮运输图景和漕运管理方式,并由此触及明代的政府模式、官场惯例、经济制度、地理环境、工艺技术和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暴露出明廷依靠漕运作为国库收入主要渠道长达两个世纪,其背后的主导思想观念,通过剥茧地分析更进一步指出:为何一个政治、经济、环境都远优于西方的国度,却未能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黄仁宇(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知名度非常高的华人历史学家之一。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曾于抗日战争时期辍学并加入国民党军队,1950年退伍后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的历程》《黄河青山》等畅销书。
第七章
结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牢固的地理决定论例证。首先,为了对付游牧在北部前线地区草原地带的蒙古族部落,明廷选择北京为首都。由于物品必须从1000英里以外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性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运输仍然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但是,它也反过来限制了明廷的财政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最后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历史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是由地理决定的。看来,这种地理决定论在漕运体系的运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这些证据虽然看来令人信服,但是完全依赖于明确因素的支持。关于明代时期主流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未提到。在这里,我们要从完全离开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对主流思想的影响作出概括。
过于强调历史的物质方面,有时不但未能澄清问题,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就漕运事例来看,人们会问:在向京城供应成问题时,为什么不以海运方式来解决呢?为什么明廷在其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依赖于漕河这条充满缺陷的内陆水道呢?即使明政府感觉到漕河是一条更安全的运输干线,为什么完全中止海运,甚至禁止臣民从事远洋活动呢?在供应问题日益严重时,为什么在北京的明政府不减少臃肿的人员,不取消许多不必要的机构,不简朴节俭,甚至不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呢?宫廷维持10万多人员,忙于产生和分配消费品,从而导致已经承担着过重税收的漕河运输更加紧张,这有必要吗?显然,明廷所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并不都是根据自然需要所决定的。
为了把整个问题放入合适的角度加以透视,我们必须探讨思想观念和全国性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上述问题确切的回答。
应该指出的是,明廷在处理运输问题和具有重要性的国家事务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情况下所形成的特有方法。即是说,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很少以可以受益发展的眼光对待对外贸易。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表现。
虽然难以确定明廷是什么时候发布第一道命令禁止海洋事业活动,但是毫无疑问,明廷在15世纪后半期严厉而清楚地推行了这一政策。只是在1560年,由于辽东地区的粮食储备短缺,明廷暂时准许渤海湾进行海运。随着禁令解除,渤海沿岸商业发展起来。但是,明廷从未准许这种发展继续向前。一旦短缺得到缓解,明廷就再次禁止海运。在推行禁海令时,明廷拒绝商船的支持,致使自己后来在同后金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孤立境地。此外,明廷于1585年发布一道命令,声称谁要是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谁就是要叛乱,就要受到死刑处罚。这一系列法令,表明了明廷竭力永久地维持孤立主义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明廷依赖于没有条件的内陆运输,只不过是关门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关门政策,是有意设计推行的,其性质并不是强迫中国依赖外在环境。
如何维持京城地位的方式,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思想观念。朝廷,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它还是举行庆典、仪式的中心,国家财富和富丽堂皇的展览场所,甚至还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群。它的宏伟壮丽,是其神圣至高无上的表现。在这里可以补充指出的是,传统中国的政府,既不是采取互相承认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推行野蛮强迫同意的政策。它从禁锢思想的发展中获取大多数力量。它通过严密完整的伦理说教,向臣民灌输忠诚,而这伦理思想是把理性认识同神秘尊严混合在一起的。既然这样,明廷并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功利性职能。它为了确信自己的权威,必须要精心组织各种庆典和仪式,炫耀自己的富丽堂皇。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它强迫漕河解决供应问题,特别是解决本文在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供应问题。
正如本文在前面几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王朝统治时期的漕运体系的运作,很难认为是获利性的。比如就漕粮来说,尽管为了运输而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仍然不时以低于最初价格在北京市面出售。劳力的消耗,尤其是维持漕河河道的劳力消耗,常常不在漕运当局的考虑之列。在全国竭尽全力把粮食运到北方的同时,商人却在淮河地区把粮食运到南方。但是,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加以思考,这样的滥用和错误做法只不过是一整套错误管理的一部分;而这错误管理,正是那个时代政府行政的特点。由于这样的行政细节很少得到广泛的注意,我们有必要费一点笔墨加以说明。
从整体上来看,明代帝王和大臣在财政金融方面从来没有方法意识和成本意识。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从实际上不可分割的角度设想国家预算。他们随意处理财政问题,好像所有财政问题都是互不关联的。正是由于松散地构建国家财政体系,所以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从未发展出一套有水平的金融体系。不仅银两、铜钱和价值不确定的纸币同时出现在政府分类账上,而且许多种类的物品就以原样缴纳上来,又以原样分发出去;这样,国家预算单上充满了杂七杂八的物品,读起来就像一份仓库清单一样。随着这种情况盛行,明代官员无眼光看清实质问题,思维局限于一些细小、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他们总是从感觉出发,经常把税额提升到小数点下的8位数或10位数。1632年,户部尚书上奏明廷报告说,大量以实物缴纳的税收还未征收上来;其中包括清单上由苏州缴纳的蜂蜜,它的所值还不到28两银子。这份上奏是在全国纳税欠款超过1700万两银子的情况下提交的。此外,钱币流通渠道也能反映缺乏系统。1592年,北京所属宛平县向中央政府规定的27个兵站和机构(其中一些坐落在长城上)交货。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两银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价值不到50两,有一些甚至只有一二两。我们并不感到吃惊,在漕河管理问题上,明代官僚同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
从为明代官员辩护的角度,可以说当时他们管理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既不能受益于统计技术,也无现代通讯设备可供利用。由于地域辽阔,一些陷阱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辩护并不能免除他们所有的错误管理。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指出,导致错误管理的是被扭曲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技术缺陷。
就明代官员的思维来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僵化不变的经济观念。他们认为,中国总是拥有众多的人民,他们生产出来的物品数不胜数,需要多少税,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征收。固定的收入水平,可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固定的花费。这就是明代官员为什么不断指定某项收入用于支付某项开支并试图逐项加以平衡的原因。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也是他们的行政指南。追求个人私利仅仅是一种阻碍个人道德水平升华的表现,谋利是说不出口的罪恶。因此,追求物质享受舒适和生活奢侈,会损害人性,必须予以抵制。即使是有利于社会环境改善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也不能鼓励。明代帝王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康乐挂在嘴边,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恰好使百姓能够生存下来,并不往上努力去改善“子民”的生活。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探讨各个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制定的政策和习惯做法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把一些地方出现的自由市场扼杀在摇篮中。
这样,明代官僚一整套思想观念,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些思想观念支配下,自然地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机遇,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商业管理。由于推行限制和消除商业竞争的措施,他们不再拥有能力去区别什么是获利事业,什么不是。他们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调查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漕河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映。漕河占有突出地位并一直是惟一向北京运输的干线,主要原因是什么?在漕河上运输的物品数量及品种如何?如何管理漕河?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是思想观念。这表明,历史既是人类思想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古代作者可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强调目的性1,或者强调生产力对人类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从真正的事实中看到的只是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它们混合发生作用的方式,使我们难以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更不用说区分它们各自重要性的大小。
……
说实话,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本很沉闷的专业著作,但翻开之后,就被作者那种讲故事的能力所吸引住了。与其说是读历史,不如说是跟着作者一起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水路探险”。书中对运河的航行体验描写得尤其生动,想象着那些巨大的粮船在狭窄的河道里穿行,遇到沙洲淤塞时的那种焦急与无助,真是感同身受。作者将漕运的“政治意义”和“实用功能”进行了巧妙的融合。它不仅仅是把粮食运到北京,更是皇帝权威的象征,是北方贵族生活质量的保障。我记得有一段讲到漕运总督的任命与权力更迭,简直就像一部宫廷权谋剧。总督既要对皇帝负责,又要应对地方豪强和河工的压力,稍有不慎便可能万劫不复。这种对人物命运和制度困境的刻画,让这本书有了超越一般学术专著的魅力,读起来酣畅淋漓,对明代官僚体系的运作效率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评分我对环境史和地理变迁一直很感兴趣,这本书在这一点上完全没有让我失望。它清晰地展示了明代漕运在选择和利用水系时所体现出的工程智慧,以及这种智慧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特别是作者对运河沿线堤坝、闸口维护的描述,展示了古代水利工程的复杂性和维护的艰巨性。书中引用了大量关于“浚河”的奏折,那些关于“挖多深”“用多少民夫”的争论,细致地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并未回避漕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那些为保证通航而进行的围湖造田、水体分流,在几百年后留下了怎样的地理遗迹,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它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观察角度,让我们看到,人类为了维持帝国的运转,付出了怎样的环境代价,这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具有警示意义。
评分这本《明代的漕运》读起来,让人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宏大而又充满烟火气的时代。作者的笔触极为细腻,不仅仅是罗列了漕运的制度和路线,更是将这项庞大的国家工程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黄河水患对漕运的影响那一部分。文字里那种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以及官僚体系在面对天灾时的那种手忙脚乱和精疲力竭,跃然纸上。书里详细描绘了扬州、淮安这些漕运枢纽城市的生活图景,那些漕丁、船工、监察官员之间的复杂关系,各种利益的纠葛与制衡,使得原本枯燥的行政史读起来充满了戏剧张力。尤其是提到漕粮转运过程中的“耗羡”和“火耗”,那种层层盘剥下,最终损害的还是最底层的百姓和漕运本身的效率,令人深思。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一本纯粹的技术手册,而是一部关于权力、经济与地理如何深度交织的社会切片。它让我意识到,每一次粮食的安全抵达京师,背后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汗水、智慧,甚至还有牺牲。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张弛有度,读起来非常流畅。它不像某些史书那样堆砌人名和年份,而是以“漕粮流向”为主线,串联起了明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关键节点。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梳理“漕粮征收额度”的变迁时所展现出的逻辑清晰度,从太祖的严苛到中期的缓和,再到后期的弊端丛生,每一步的政策调整都有其深层的原因。通过对漕运制度的剖析,我们得以窥见明代中央集权的成熟与衰落过程。例如,当漕运官员的权力过大,地方督抚的权力被削弱时,朝廷的控制力就相对稳固;一旦地方力量崛起,漕运的效率和安全便会受到直接威胁。这本书就像一把精密的解剖刀,将明代国家机器中最核心的“输血系统”层层剥开,让我们看清了其内部精密的构造和易损的关节。对于想要了解明代政治运作逻辑的非专业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佳的入门和深入的桥梁。
评分我最近在看一些关于明代财政史的书籍,而这本《明代的漕运》无疑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部。它采用了非常新颖的视角,不再将漕运视为一个孤立的部门来研究,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国家财政的命脉上进行解构。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作者对于“粮价”与“漕粮征收额度”之间的动态平衡分析得极为透彻。比如,在东南地区发生歉收时,朝廷如何调整征收标准,以及这种调整对地方经济产生的连锁反应,书中都有详尽的案例支撑。那种严谨的考据风格,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下了多少功夫去挖掘那些散落在各地的档案。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漕运成本核算”的章节,作者甚至尝试还原了当时船只的燃煤消耗、船员的口粮标准等细节,这些微观层面的数据,为宏观的财政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石。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但行文并不晦涩,对于任何想深入了解明代中央集权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地方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它揭示了漕运对于维持大明王朝“南北共治”格局的根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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