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30
1. 叶家家庭传记,叶永烈回忆和妻子相爱相识相守至今的幸福生活,叶永烈妻子日记更是细腻地记载了夫妻感情和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点滴。
2. 叶家的发展见证时代的变迁,对过去岁月的回忆是一代人的共鸣。
作为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这次写了自己的家庭传记,写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婚姻生活。勤奋工作、赡养老人,养育子女,“五十年的婚姻,虽已白发苍苍,仍心贴心”。叶永烈在北京大学读化学系期间,参与写作了《十万个为什么》,毕业之后转行进电影行业做了导演,得了“百花奖”,后开始写作科幻小说、童话,《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了一代人的回忆,从80年代开始用笔记录历史,成就有目共睹。他的成就离不开他的妻子,家庭的支撑,而他的勤奋和成就又影响了他的家庭。
叶先生写他的家庭,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我们所能想到的一个家的幸福与爱,都在这本书里。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及《邓小平改变中国》等。201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历史的注脚》、《历史的侧影》。
1989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8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台湾《传记文学》在推出叶永烈传记文学作品时,编者按曾这样评价:作者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也是最有成绩的作家。
自序
双人伞
双人伞/3
“同是天涯沦落人”/9
相亲/14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定情物/19
见父母/23
叶家身世/27
杨家寻根/33
橱窗里的订婚照/39
“执手相看泪眼”/44
两地分居/48
“背水一战”/52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55
小家情
大儿子来到人世/63
“小舟的脚印”/69
突然遭到抄家/76
从三口之家到四口之家/82
充满爱的家/88
“冬眠”中苏醒/93
“巨额”稿费/96
从蜗居到新居/98
为母还债/ 103
“太平洋警察”/ 109
婆媳情/ 116
家里的“总理”/ 120
阳台书斋/ 126
妻也投稿/ 129
“三脚猫”/ 135
扮妻记/ 141
在“沉思斋”中沉思/ 146
各行其是/ 152
对孩子的引导/ 156
我的第一读者/ 160
儿子的趣事成为我创作的素材/ 164
大儿子的作家梦/ 170
小儿子成了“数学迷”/ 178
相思表
“半个美国人”/ 183
大儿子走出国门/ 187
相思表/ 189
思念是双重的/ 192
弟弟跟着哥哥走/ 198
小儿子笔下的美国校园/ 202
空巢之家/ 207
团圆节
头一回去美国看儿子/ 215
巴顿将军帮了大忙/ 221
小儿子成为“开国元勋”/ 224
小儿子出差上海/ 227
大儿子回国讲学/ 233
难得的“团圆节”/ 238
“三足鼎立”/ 241
美国的公寓生活/ 244
硅谷买房/ 250
当儿子成为朋友/ 254
美国学车/ 257
美国走透透/ 261
天伦乐
台湾儿媳/ 267
赴台不易/ 274
不得不绕道香港/ 280
隔着海峡给小孙女取名/ 286
圣诞大团聚/ 291
小“台胞”的“破冰之旅”/ 298
相聚在海南/ 302
小孙子在台北降生/ 308
第一次见到小孙子也在美国/ 311
终于获准赴台探亲/ 317
在台湾当家长/ 326
“只想与孩子们说说话”/ 333
金婚庆
重温春梦/ 343
男女双打/ 350
我签名,她盖章/ 356
蒙着眼睛写作/ 360
家中倒了“顶梁柱”/ 368
癌症朝我袭来/ 374
重上“战场”/ 389
妻再度倒下/ 399
手牵手 游全球/ 405
金婚之庆/ 410
奉献之举/ 417
人生大盘点/ 423
后记/ 433
充满爱的家
面对“文革”中艰难的生活,妻写下了《充满爱的家》:
当我们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后,生活负担更重了,生活正在严峻地考验我们。爱,使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
在“文革”中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们除了用这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外,还要寄钱给两家母亲,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平时是非常节省的。每当发下工资,我们就分成几包,一包是给我妈妈的,一包是给婆婆的,一包是买米的,一包是买菜、日用品和水电煤的,一包是孩子的托儿所费。另外剩下一点点是机动的,可以给孩子看病什么的。
“文革”期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好买的,但由于我们的住处离郊区近,蔬菜还是可以买到的,只是油要定量。如果两个孩子都太太平平不生病还好,要是哪个孩子生病了,家里就很苦。
大儿子舟舟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感冒发高烧,经常去医院,有一次居然一个月里去了十一次医院。一天,他高烧到40摄氏度,烈又出差不在家,我坐在他身旁急得直流眼泪,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小舟舟很懂得母亲焦急和关爱的心情,高烧中的他居然安慰我,说:“妈妈别哭,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妈妈别哭!”爱的暖流在母子心中交汇,有什么比这更让作母亲的我更欣慰的呢!
就在那个月到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可是手头只剩下六角钱,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后都要借钱给我们,一位姓路的老师,她一定要给我钱,还说你先拿着,不管什么时候还都没有关系,还有的同事要我申请工会补助,那时候申请工会补助是很普遍的,但这一切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硬是顶着过来。有时全家一天就吃五分钱的青菜和几小块腐乳,也不向别人借钱,也不向工会要求补助。同事们在背后说,别看小杨现在生活条件差,将来定会有出息,真是“人穷志不穷”哪!
那时,我们家没有卫生设备,但是为了孩子们健康清洁,每逢天冷时我与烈便把煤球炉生好,拎到阁楼里,使小小阁楼很快暖和起来,就在阁楼里给孩子们洗澡。夏天虽然洗澡方便了,但由于房子太小,一到夏天很热,舟舟小时候常常在夏天会生热疖子,很痛的。每天洗完澡就给他上药。但他从不因疖子痛而哭。秋天到了舟舟就出运了,人也长胖了,不再生热疖子了。
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家的孩子们都有吃好多东西,我们钱不够。但是再苦也要让孩子有个过年过节的欢乐。于是过年时我们自己动手做年糕,中秋节时自己做月饼,端午节时自己包粽子(不过粽子包得不标准,邻居们帮忙包)。我们还自己做“猫耳朵”,这是一种小孩喜欢吃的零食,我们到粮店里买来面粉,又到食品店里买来苔条、糖,搅拌在一起再切成片,放油锅里炸,做成了“猫耳朵”,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舟舟所在的幼儿园给每一个孩子发了小动物饼干,舟舟居然舍不得吃,把饼干放在小衣服的口袋里,带回家给我吃。他一走进家门,见我坐在门口,急急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饼干,一边喊着:“妈妈,妈妈,给你吃动物饼干,吃动物饼干!”看见儿子这么懂事,我眼泪直流,舟舟用小手边擦着我的泪水,边把动物饼干往我嘴里送……
在“文革”期间,由于家境困难,我们节衣缩食。那时衣服旧了,可烈总想让我穿得好一点,于是他就自己动手重新把衣服染一下。他说他是学化学的,把衣服染一下是小菜一碟。记得他先去商店里,买来一包染料,把染料用水化开,放在我们平时用的搪瓷面盆里,然后把衣服放上去,摆在煤球炉里烧,边烧边不断地搅拌,直至把整件衣服染均匀,再加入食盐,最后在清水里一过,晾起来晒干就可以穿了。
以前我们常穿灯芯绒的衣服,旧了会发白,烈自己染一下又像新的了。我有一件草绿色的灯芯绒上衣,是我怀大儿子的时候买的,穿了几年便旧了,烈把它染成咖啡色,就完全像新的一样,学校里老师们见了,都以为我买了新衣服。我告诉他们是自己染的,后来有的老师甚至就把自己家里的衣服拿来请烈染。烈热心助人,给老师们染了好多衣服。烈作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文革”岁月就这样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两个小孩日长夜大,衣服常常很快就小了,去买吧钱不够,不买吧,那会苦了孩子。于是,烈就动脑筋自己做。当时,家里没有缝纫机,怎么做呢?烈发现徐家汇华山路上有一家出租缝纫机的店。于是他就去买了许多衣服的纸样(当时有卖各种衣服纸样的小店),把布买来自己动手照纸样裁剪,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徐家汇这家出租缝纫机的店里缝好。这样孩子们就有新衣服穿了。因为当时布料便宜,自己做的衣服要比买的便宜得多。
从做小孩衣服开始,慢慢地他就开始做我的衣服,也去买了衣服的纸样给我做。做得最好的是我的一条黑色的“的确凉”(涤纶)百褶裙,我穿起来,老师们都以为是店里买的呢。后来他又给我做棉衣,也做得很不错。有一次他见我冬天没有棉大衣,很冷,可那时流行的脱卸式卡其棉大衣很贵,他就想自己做。他去买纸样,可是脱卸式卡其棉大衣的纸样买不到,他就只好买了最大的女外套纸样。照这纸样裁剪,铺上棉花,加上里子,结果滑雪衫是做好了,样子也不错,只是小了点,因为毕竟是按外套纸样裁剪的。那年冬天很冷,我就穿上了,虽说显小,但穿在身上比买来的还暖和,毕竟倾注着丈夫对我的爱。
会做衣服了,就开始学做鞋子。我们到店里买来鞋面和鞋底,我负责把鞋面缝好,烈则负责把鞋面、鞋底衲在一起,效果很不错。有一段时间,不管大人小孩,我们几乎都穿自己做的这种鞋子。
那年月烈不能写书了,他是个十分勤快的人,所以不管做衣服或做鞋子,做糕饼给孩子们吃,他都很乐意做。烈很疼我和孩子,他自己很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让我和孩子们先吃。
烈的工作能力很强,虽然他并非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却很快在厂里成为“强导”——强有力的导演。“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病重,上海奉中央之命,成立“内片组”,拍摄娱乐性影片,专供毛泽东主席病中观看。这个摄制组五十多人,烈被任命为导演。他常常在摄影棚里通宵工作,每天厂里给通宵熬夜的工作人员都发一份点心。那点心是上海名店——淮海路上哈尔滨食品店生产的,这在当年来说是十分高档的。平时我们从不问津。每当这些点心发下后,烈宁愿自己通宵工作挨饿也舍不得吃,带回家给我和孩子吃,这种爱怎不令人感动!
那时我们家境虽然困难,可家里总是充满笑声,充满欢乐,过得挺温馨的。同事们都说在那困苦的年月,我们的家是个充满爱的家。这爱,使我们战胜了困难。
在“沉思斋”中沉思
我的住房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前已提及,我隔壁一家是华侨教师。后来,他们全家去了美国,房子一直空关。1988年7月13日,妻的学校把这套房子增配给我们,当时要我们交了一万元作为增配的费用。这样,我们家的建筑面积就增加到近九十平方米。一上三楼,右侧的两套房子都是我们家的。
于是,我不再在“阳台书斋”写作。我有了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正儿八经的书房。那时,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森要写几个字送我,问我写什么好,我请他为我的新书房写了“沉思斋”三个大字。从此,我的书斋算是有了斋名。
书房取名“沉思斋”,取义于“历史在这里沉思”。我这些年来目光注视着历史,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我的一部部新著,是我沉思的结晶。韩愈云:“行成于思。”学问产生于多思之中。
从此,作为专业作家,我有了安静的写作之处。妻为“沉思斋”题诗一首:叶氏人家书满屋,千本万本任你读。朝朝夕夕书为伴,增智益脑好处多。由于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我在1980年调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担任常委。当时,组织上要培养我“当官”。我却对此并无兴趣,只是希望能够把有限的生命用于创作。我的岳父曾说:“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我以为此言有理。
1987年,上海作家协会招聘第一批专业作家,共八人,我名列其中。从此,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在这个岗位上退休—虽说对于作家来说,无所谓“退休”,我至今仍在一直写作,与担任专业作家时并无差别。唯一的不同,只是年终不必写本年度的创作小结。
在2000年,我曾经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为三次“转轨”,三次危机。
我的三次“转轨”,都是成功的:第一次“转轨”是从化学专业到电影导演,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专业,转轨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跨越。
然而,转轨之后,在电影创作方面,1980年我获得了电影最高奖——“百花奖”。这表明我的第一次转轨是成功的。
第二次“转轨”是从电影导演到科幻小说作家,同样是两种行当,跨度也很大。
转轨之后,我被人称为中国科幻小说“四大天王”之一,担任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理事(该协会只有七名理事,我是唯一的中国理事)。我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获得第三届全国少年文艺创作一等奖,《腐蚀》差一点获得1981年度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巴金的梦》则被收入198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这表明我的第二次转轨也是成功的。
第三次“转轨”是从科幻小说创作转到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同样是极大的反差。
转轨之后,我成为中国纪实文学创作的主将之一。我的纪实文学不仅在国内广有影响,而且在海外颇受新闻媒介关注。1989年我被聘为美国传记研究所顾问。1999年被香港授予“金龙奖最佳传记文学奖”。2005年我被评为中国首届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一。这表明我的第三次转轨同样是成功的。
我三度从一个专业“跳”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专业,而且都获得了成功,表明了我的创造力和适应力都是不错的。
然而,三次转轨,我的终极目标始终没有改变——献身文学。
我也经历了危机,那是在1983年寒冬,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到了我的头上,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我的作品接二连三遭到“批判”,特别是1983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思想上的黑影》,猛烈抨击我的长篇小说《黑影》,编者按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是另一部《苦恋》。尽管《黑影》当时改编成电影的计划受挫,但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三度再版,被称为“精品”。
我曾为我的书房“沉思斋”写照——
我“进驻”这间屋子时,全部“装修”工作只花了个把小时——往地上铺了绿色的化纤地毯,如此而已。没有糊墙纸,因为四壁摆满“顶天立地”的书架(从地上直至天花板),书成了“墙纸”!即便如此,我的书还是堆不下,不得不把一大批不常用的书放在另一个房间里。
我的书房是一座“书城”。我在书房里读书、著书,与朋友们切磋读书心得、著书经验。书橱里,存放着我的大批著作手稿、专访记录本以及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
小小书斋,一片繁忙。桌上的三“U”管台灯从清早亮到夜深,差不多三个来月就得换上新灯管。圆珠笔芯成了我的“收藏品”,起码有上百支了,我用的是“丰华”牌粗芯,每支可写六七万字。我想,灯管厂或圆珠笔芯厂要征求用户意见的话,我该算一个。
作家“钟在寺内,名声在外”。外人看来,在许多报刊上常见到我的作品,够“风光”的了。其实,“坐家”生活是非常寂寞的。书斋如“单身牢房”。终日枯坐,笔耕不辍,只有耐得寂寞的人才能长年累月地过这种青灯黄卷生涯。
我的长篇,通常是三十至四十万字,有的五十万字、七十万字。一旦开了头,如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必须一口气扛到底,才能撂下。这是一种连续性很强的脑力劳动,无法半途到什么地方转悠一下,透口气。
刚刚甩完长篇,正想歇口气,可是在写长篇期间欠下一大堆报刊“文债”,得一一“偿还”。还未“还清”,新的长篇又要开始了。
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一年到头,我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假日,连春节也往往在写作中度过。我原本喜欢交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如今我几乎辞去一切社会职务,以彻底排除种种对于写作的“干扰”。
每天除了一大堆信件之外,电话成了我与外界之间的“通道”。国内长途如“家常便饭”,港台长途以及国际长途也频频打来。有时,台湾朋友打来长途,一打便是半个小时以至一个小时。
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之上的。一部长篇,采访几十人、上百人是常事。外出采访,成了我的“休息”之机。我与电子为友。每日清晨六时半,床头的钟控收音机便自动打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我一边听新闻,一边起床,“电子”为我的一天揭开了序幕。
吃过早饭,开始伏案写作。放在书桌上的一只电子表,每隔一个小时,发出清脆的“嘟”的一声,让笔耕中的我意识到时光已经有多少凝固在方格纸上。
当电子门铃奏出迎宾曲,我放下手中的笔去开门。客人的来访,给我带来了友谊,也带来了种种新的信息。
中午,困倦的我,那被笔搅得一片混浊的脑子,巴不得有片刻的安憩,以求沉淀一下。不过,我只是打一个盹儿而已。下午一时整,电子表便会发出三十声“嘟”。尽管那声音如同金铃子的鸣声般轻微,我却如同听见上班的汽笛声,从躺椅上一跃而起,又伏案劳形了。
晚上,从六时半至七时半,我总消磨在电视机前。先是看上海台新闻,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七时半之后我便与这位“有声有色”的“电子”朋友“拜拜”。其实,我从小便是“影迷”、“戏迷”,可是如今繁重的写作任务使我无法成为“电视迷”。一位友人曾问我看过上海电视节的几部电视片,我只得摊摊双手摇摇头——一部也未曾看过!
倒是我的那位“坐”在书桌方架上的“电子”朋友——立体声收录机,常有机会跟我“聊聊”。我不时把采访录音磁带放进去,细细凝听。劳累时,我则把电钮拨到收音机开关上。立时,从两只喇叭中泻出悦耳的立体声音乐,使我为之一爽。中外名曲,使我沉醉于行云流水般的琴声和亲切甜美的歌声之中。一曲听毕,关上,屋里一片沉寂,我又埋头于方格纸上的“世界”,沙沙握管。
夜深,当我看到钟控收音机上那亮闪闪的红色数字“23”出现,哦,它催我该入梦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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