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汪曾祺回忆拜沈从文为师之后的成长经历时曾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是散文化的小说,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汪曾祺在作品中表达了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
★本书收入汪曾祺早期和后期的代表作。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开创了“80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受戒》被人们盛赞为新时期文坛的一只“报春燕子”、一枝芳香四溢的“奇花”。
“世纪文学经典”精装书系,华文20世纪名家荟萃,读者和专家共同评选,名作汇聚,学者作序,宜读宜品宜藏。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散文和小说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还能写一手小说。如果说读汪曾祺散文我们享受的是闲情逸致,读汪曾祺小说我们感受到的则是诗情画意。
《世纪文学经典:汪曾祺精选集》精选汪曾祺在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精华,涵盖成名作、口碑作,是作者小说创作全貌的较好缩影,包括《复仇》《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汪曾祺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个性。早期追求诗化的风格,小说中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中年的小说语言糅进了不少方言,不同地域人物的对话犹显文化差异;越近晚年越平实,基本上走了一条从奇崛向平淡的发展道路。
汪曾祺,于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汪曾祺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他的父亲受过新式教育且多才多艺的人。汪曾祺受家庭影响,从小养成了平易、温和的性格。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得以在闻一多、朱自清和沈从文等名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21岁,开始在校刊《文聚》上发表诗歌和小说。浓郁的乡愁与市井人物,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风格。1946年起,在上海的民办致远中学教书两年。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
★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
★(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汪曾祺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
——铁凝
★汪曾祺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较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
——黄永玉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季红真
复仇
小学校的钟声
冬天
翠子
囚犯
老鲁
戴车匠
艺术家
邂逅
异秉(一)
异秉(二)
受戒
大淖记事
岁寒三友
故里三陈
鸡毛
晚饭花
鉴赏家
徙
八千岁
求雨
小姨娘
露水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
薛大娘
名士和狐仙
礼俗大全
侯银匠
黄油烙饼
七里茶坊
八月骄阳
讲用
金冬心
云致秋行状
天鹅之死
安乐居
子孙万代
祁茂顺
瑞云
双灯
樟柳神
鹿井丹泉
创作要目季红真
(本书目由季红真选定)
复仇
——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
一缶蜜茶,半支素烛,主人的深情。
“今夜竟挂了单呢,”年青人想想暗自好笑。
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走到这样冷僻的地方,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也会自己设法寻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所以只说一声:
“对不起,庙中没有热水,施主不能洗脚了。”
接过土缶放下烛台,深深一稽首竟自翩然去了,这一稽首里有多少无言的祝福,他知道行路的人睡眠是多么香甜,这香甜谁也没有理由分沾一点去。
然而出家人的长袖如黄昏蝙蝠的翅子,扑落一点神秘的迷惘,淡淡的却是永久的如陈年的清香的烟。
“竟连谢谢也不容说一声,知道我明早什么时候便会上路了呢?——这烛该是信男善女们供奉的,蜜呢?大概庙后有不少蜂巢吧,那一定有不少野生的花朵啊,花许是栀子花,金银花……”
他伸手一弹烛焰,其实烛花并没有长。
“这和尚是住持?是知客?都不是!因为我进庙后就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连狗也不养一条,然而和尚决不像一个人住着,佛座前放着两卷经,木鱼旁还有一个磬,……他许有个徒弟,到远远的地方去乞食了吧……
“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俩和尚是什么都不适合的……”
何处有丁丁的声音,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掉入静清的水里,一圈一圈漾开来,他知道这绝不是磬。他如同醒在一个淡淡的梦外。
集起涣散的眼光,回顾室内:沙地,白垩墙,矮桌旁一具草榻,草榻上一个小小的行囊,行囊虽然是小的,里面有破旧的物什,但是够他用了,他从未为里面缺少些什么东西而给自己加上一点不幸。
霍的抽出腰间的宝剑,烛影下寒光逼人,墙上的影子大有起舞之意。
在先,有一种力量督促他,是他自己想使宝剑驯服,现在是这宝剑不甘一刻被冷落,他归降于他的剑了,宝剑有一种夺人的魅力,她逼出青年人应有的爱情。
他记起离家的前夕,母亲替他裹了行囊,抽出这剑跟他说了许多话,那些话是他已经背得烂熟了的,他一日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也决不会忘记那些话。最后还让他再念一遍父亲临死的遗嘱:“这剑必须饮我的仇人的血!”
当他还在母亲的肚里的时候,父亲死了,滴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吐出这一句话。他未叫过一声父亲,可是他深深地记着父亲,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深。
他走过多少地方,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从未对连天的烟波发过愁,对蓊郁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即使在荒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
起先,燕子和雁子会告诉他一声春秋的消息,但是节令的更递对于一个永远以天涯为家的人是不必有所在乎的,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岁,虽然还依旧记得哪一天是生日。
“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他曾经跟母亲承诺过。
曾经跟年老的舵工学得风雨晴晦的知识,向江湖的术士处得来霜雪瘴疠的经验,更从背箱的郎中的口里掏出许多神奇的秘方,但是这些似乎对他都没有用了,除了将它们再传授给别人。
一切全是熟悉的了,倒是有时故乡的事物会勾起他一点无可奈何的思念,苦竹的篱笆,络着许多藤萝的;晨汲的井,封在滑足的青苔里的,……他有时有意使这些淡漫的记忆浓起来,但是这些纵然如秋来潮汐,仍旧要像潮汐一样的退下去,在他这样的名分下,不容有一点乡愁,而且年青的人多半不很承认自己为故土所累系,即使是对自己。
什么东西带在身上都会加上一点重量,(那重量很不轻啊)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想送他一个盛水的土瓶,但是他说:“谢谢你,好心肠的姑娘,愿山岚保佑你颊上的桃红,我不要,而且到要的时候自会有的。”
所以他一身无赘物,除了一个行囊,行囊也是不必要的,但没有行囊总不像个旅客啊。
当然,“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他深深地记着。但是太深了,像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
今晚头上有瓦(也许是茅草吧),有草榻,还有蜡烛与蜜茶,这些都是在他希冀之外的,但是他除了感激之外只有一点很少的喜悦,因为他能在风露里照样做梦。
丁丁的声音紧追着夜风。
他跨出禅门(这门是圆的)。殿上一柱红火,在幡帐里跳着皈依的心,他从这一点静穆的发散着香气的光亮中走出,山门未闭,朦胧里看得很清楚。
山门外有一片平地,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
夜已深,星很少。但是有夜的光。夜的本身的光,也能够照出他的剑花朵朵,他收住最后一着,很踌躇满志,一点轻狂圈住他的周身,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一些干草飞起来,落在他的袖上。带着满足与珍惜,在丁丁的声息中,他小心地把剑插入鞘里。
“施主舞得好剑!”
“见笑,”他有一点失常的高兴,羞涩,这和尚什么时候来的?
“师父还未睡,清韵不浅。”
“这时候,还有人带着剑。施主想于剑上别有因缘?不是想寻访着什么吗?走了这么多路。”
和尚年事已大,秃顶上隐隐有剃不去的白发,但是出家人有另外一副难描画的健康,炯明眸子在黑地里越叫人认识他有许多经典以外的修行,而且似乎并不拒绝人来叩问。
“师父好精神,不想睡么?”
“出家人尽坐禅,随时都可以养神,而且既无必做的日课,又没有经诵道场,格外清闲些,施主也意不想睡,何不谈谈呢。”
他很诚实的,把自己的矢志告诉和尚,也知道和尚本是行脚来到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把这个久已经颓圮的废庙修起来,便把漫漫的行程结束在这里,出家人照样有个家的,后来又来了个远方来的头陀,由挂单而常住了。
“怪不道,……那个师父在哪儿呢?”他想发问。
“那边,”和尚手一指,“这人似乎比施主更高一层,他说他要走遍天下所有的地方。”
……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
季红真
……
汪曾祺的一生是为艺术的一生。
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以民间生活的题材引人入胜。五行八作中的能工巧匠、倒了运的农民、各种各样的小商人、邂逅的囚徒、见多识广的食客、淳朴的劳动妇女、亦僧亦俗的和尚、风流倜傥的名士,是最基本的人物。从中可以看到他思想的丰富渊源,对于时代的独特回应。
他的思想有过明显的变化,一生经历了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
20世纪40年代的战乱时期,他正值民族与个人的双重危机,精神陷入极度的迷惘。另一方面,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风气,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他的第一篇小说《复仇》是以仇雠和解为主题,而且写了两遍,可见他对于这个题材与主题的重视,其中是大有深意的。和平民主是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的社会理想,汪曾祺的业师中多有从学者到民主斗士的典型,比如闻一多和朱自清。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他在晚年的不少文章中,以自己切身的感受表达了对于残酷的文化专制制度的愤懑,从中可以看到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
经过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漫长的思想改造,他曾经真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好,可以解决生活中遇到的许多问题。80年代,主流理论界正以人道主义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希望有人能够写文章,论述一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可见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者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这样的文化心理基础也是他理解、选择传统文化的枢机。他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孔子是一个很可爱的普通人,甚至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他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作品中一再出现具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佛教的思想更是一开始就流露在他的笔下,“冤亲平等”的观念使他的《复仇》被选入佛教小说集,晚年撰写的《释迦牟尼》,更是充满了景仰之情。而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以艺术为轴心,融汇在他的思想血脉中。他称赞孔子以自然中的潇洒生命状态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推崇《庄子》的艺术成就,多次写到具有充满世俗精神与艺术趣味的僧人,都可以看出艺术化了的丰富思想源泉,成为他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尽管他迷恋传统文化,但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有着明显的批判。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深受封建文化毒害与压迫的,另一种则是具有健康的人性。而这一类女性多数来自民间,属于乡村和市民阶级的劳动女性。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风,不仅是对贞操观念的否定与对情感价值的肯定,也包括了对民间文化的重视。此外,对于民间人物的赞美,也体现着他对于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对文化失范的痛切感受。有读者写信称赞他的《七里茶坊》,写的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这比任何专家的评价都使他更高兴。他评价一个青年作家的创作,用了“礼失求诸于野”的古语,反映了他对于民间文化所保留的先民道德的激赏。这些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成为他思想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他对于民众的愚昧有着深刻的洞察,愤怒于统治者的“神道设教”对于民众思想的钳制,说“愚昧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五四”运动的启蒙理想,融化在他的思想血脉之中,使他和20世纪激进的民粹主义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以存在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与美学。他在西南联大的自由阅读中,存在主义是重要的部分,而以之为背景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他的启发是决定性的,法国作家加缪、纪德,英国意识流小说家伍尔芙,西班牙作家阿左林,都是启发了他创作的重要人物。他在获得艺术滋养的同时,也相当程度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他真诚地主张“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忏悔早年对于现代主义的心仪,但是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一直像暗流一样,隐蔽地存在于他的创作中。直到晚年,他才可以坦诚地说,一个完全没有困惑的人不是现代人,人经常是寂寞的、无聊的、孤独的,人都是孤儿。甚至劝告青年作家不要过早归于平淡,在作品中多注入一些悲悯。坦然地说,赞同加缪的观点,任何小说都是形象化了的哲学。
这样丰富的人文思想,使他的作品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之间,以艺术的方式完成了个性化的表达。或者说,他在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大冲撞、大交汇处,确立了艺术的精神。在这里,艺术具有世界观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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