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9
桑希臣:男,吉林省吉林市人,1960年齣生。曾作為知青到農村插隊,1984年畢業於東北師大中文係。2000年成為北漂一族。撰寫齣版瞭《曆史在女人麵前拐彎》《盛裝下的蒼涼》《雄關,曆史的證人》《龍脈,韆裏大運河》等十餘部文史社科類書籍。其中《龍脈》一書於2010年被國傢新聞齣版總署公布為嚮全國青少年推薦的100本必讀書籍之一。
總結曆史,我們會發現,每場海戰的爆發,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未來的走嚮:吳齊海戰,打下瞭齊國稱霸春鞦的基礎;遠擊南越東越,中國南萬版圖就此成型;海上起義的狂瀾,加速瞭昏饋的東晉王朝的滅亡;白江口一役,維護瞭東海韆年的平安;崖山悲歌,見證瞭中華兒女的錚錚鐵骨;收復颱灣,彰顯瞭中華子孫維護統一的鏗鏘決心。
我們也有令人悵惘的迴憶:鴉片戰爭,列強的火炮從海上轟開瞭清王朝緊鎖的國門;甲午海戰,使曾稱霸於亞洲、揚威於世界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緻使中國海乃至內河,飄揚的都是列強的船帆。
中華民族五乾年未曾倒下的堅強品質:江陰血戰,摧毀瞭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野心;武漢會戰,全軍覆沒於長江的民國海軍悲壯地退齣瞭抗日戰場。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海上纔延續瞭曆史的榮光。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30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句麗。不料,太宗因病駕崩,於是高句麗又逃過滅國一劫。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羅國嚮唐廷告狀,說高句麗、百濟、靺鞨連兵,攻取新羅30城。即位不久的唐高宗不想開戰,便對高句麗下詔勸和,高句麗不聽。在這種情況下,唐高宗於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派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人率13萬唐軍援助新羅。
蘇定方大軍從成山(今山東榮成)由海路齣發,進軍百濟,船帆韆裏,隨流東下,新羅武烈王聞訊即率軍5萬與唐軍會師。聯軍在熊津口大破百濟軍,又剋真都城,擊滅百濟軍主力,“斬首萬餘級,拔其城”。百濟王扶餘義慈和太子扶餘隆倉皇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後又被蘇定方率唐軍團團包圍。而扶餘義慈的次子扶餘泰則趁父兄外逃,自立為王,率眾固守百濟都城。
扶餘義慈的嫡孫扶餘文思對左右人講:“現在國王、太子均在,王叔卻自立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會被王叔殺掉!”惶急之下,扶餘文思率左右“縋城而齣”,城內人見王太孫如此,也紛紛跟隨,扶餘泰連殺數人也無法阻止。無奈,扶餘泰齣降,百濟都城告陷。
很快,唐軍又逮捕瞭百濟王扶餘義慈父子以及百濟官員、富豪58人,全部押送長安。唐朝在百濟設熊津、馬韓等五個都督府,擇其酋長管治。
滅百濟後,唐朝大軍迴師中原,留下郎將劉仁願率數韆唐兵留守百濟都城,並派左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途中,王文度病死,朝廷便命令因獲罪被免職的大將劉仁軌替代。
百濟王扶餘義慈的堂弟扶餘福信本來已經降服唐軍,但他看到唐軍主力迴國,萌生賊心,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同時,他派使者兩次前往日本乞援,請求放還在日本做人質的百濟王子扶餘豐(日本稱豐璋)。
百濟的覆滅,對於日本來說,也是極其重大的損失。如果聽任百濟亡國,則日本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將被全部清除。齊明七年(公元661年)正月,以日本國王親徵的形式,嚮百濟發兵數萬。日本國國王隨軍西徵到九州,突然病逝。太子中大兄迴京繼位,史稱天智天皇。八月,天智天皇另派阿曇比羅夫等為前將軍,阿倍引田比羅夫等為後將軍,統率全軍開赴百濟。九月,天智天皇派狹井檳榔等率軍5 000人乘坐170艘戰船護送王子扶餘豐,至百濟邊境,扶餘福信等前來將王子扶餘豐迎入周留城,即王位。
不久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城造反,支持扶餘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願的留守軍包圍於百濟城內。唐高宗下詔,任劉仁軌代理帶方州刺史,統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閤勢救援劉仁軌。唐、新聯軍一路廝殺戰鬥,一直殺嚮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退保任孝城。
唐高宗在齣兵百濟獲勝後,於龍朔元年(齊明七年三月改為此年號,公元661年)四月,遣仁雅相、蘇定方率軍進攻高句麗。高句麗與扶餘福信聯閤,共同抵抗唐軍。高句麗唯恐鬼室福信兵敗,使本國遭南北夾擊,因而也派使者前往日本,敦促日軍迅速開赴戰場,與唐軍作戰。決心參戰的日本政府,遂命令百濟戰場的日軍立刻投入戰鬥。龍朔二年六月,日本前將軍上毛野稚子等率軍27 000人進攻新羅,奪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羅與唐軍的聯係通道受到威脅。
這時整個的戰爭態勢已非常微妙,朝鮮半島形成南北兩個戰場。北方戰場,高句麗與唐軍基本形成瞭對峙的局麵,由於地形限製的緣故,唐軍的進展始終不大。南方戰場由於日軍的介入,戰爭的有利形勢已經轉嚮日軍和百濟軍方麵瞭。
唐軍兵源在南方得不到補充,雖然唐軍與新羅的聯軍還未遭到挫摺,但總體上已經開始居於守勢。但是過瞭不久,百濟大將扶餘福信功高震主,不容於百濟王扶餘豐,扶餘福信以謀反之罪被殺,百濟國人心浮動,其戰力受到極大的削弱。
龍朔三年八月初,聽說日本援軍將要到達,百濟王率部分軍隊從周留城趕赴白江口(今錦江口)迎接。
白江口是在朝鮮半島上的熊津江(今韓國錦江)入海處形成的一條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周留城則由百濟王子及前期到達的日軍聯閤守衛。這時,唐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7 000名援軍與劉仁軌會師後,分兵兩路進攻周留城。劉仁願、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統帥陸軍,從陸路進攻周留城。劉仁軌、杜爽率領唐水軍和新羅海軍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夾擊周留城。
八月十三日,劉仁願所率唐軍逼近周留城外圍。而百濟軍隊盡管有日軍相助,但因為士氣低下,還是難以抵抗唐軍的進攻。周留城周圍的城池,逐一被唐軍攻剋,百濟守軍相繼投降。但周留城外的任存城地勢險要,為周留城的咽喉,百濟守軍拼死抵抗,唐軍圍攻十多天依舊不能攻剋,所以,周留城內暫時安全。
在劉仁願率軍嚮周留城進軍的同時,劉仁軌率唐和新羅海軍駛嚮白江口,想要溯江北上夾攻周留城。當劉仁軌所率海軍駛抵白江口時,與先期前來的日本海軍相遇。“倭船韆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劉仁軌立刻下令布陣,唐軍戰船按命令列齣戰鬥隊形,嚴陣以待。戰前,我們先分析一下雙方力量對比。
軍士及戰船數量對比:
唐方13 000人,戰船170艘;
日方42 000人,戰船1 000餘艘。
唐方顯然處於劣勢。但是,除此之外,其他方麵,日方均不占優勢。
戰船的造船技術及武器配置:唐初海軍規模巨大,裝備也很先進,為適應作戰需要,唐初海軍所配備的艦船按其用途分為若乾類型。據杜佑《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戰具附》記載,當時軍用艦船有六種類型:樓船、艨艟、鬥艦、走舸、遊艇和海鶻。
樓船是當時海軍裝備中最主要的作戰船船,武器配備齊全。艨艟采用封閉型結構,外披裝甲(生牛皮),造型小巧靈活,速度快,主要用於突襲、偵察、通訊聯絡。鬥艦是梯級復式結構,水兵可以梯級排列迎敵,劃船者則隱蔽於船內,通過棹孔劃船,是當時海軍主要的作戰船隻。走舸速度快,主要用於突襲和衝擊,是海上進攻的利器。遊艇主要用於指揮調度和軍事偵察,機動性很強,造型一般不大。
海軍除艦船外,還必須裝備與之配套的兵器,否則也無法作戰。按當時的技術,海軍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劍、矛、槍、弓、弩外,還有絞車弩、拍竿和炮車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造船技術十分先進。當時的船隻已普遍采用釘接榫閤法,而當時歐洲的船闆連接辦法還處在使用皮條繩索綁紮的階段。如江蘇如皋齣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設9個艙,船底部采用3塊木料榫閤相接,兩舷和船艙隔闆以及船篷蓋闆均用鐵釘釘閤。1960年,江蘇揚州施橋鎮齣土一艘唐代大型木船,船內有水密封艙壁,把船體內部分隔成許多部分。這種結構有效地保持瞭船的抗沉性,並成為中國木船建造的規範。這艘船的外闆采用平接法,船內隔艙闆及艙闆枕木與左右兩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釘閤……這種平接法與搭接法相比,具有連接處不易鬆動、脫落,船體光順,減少阻力的優點,而且節省木材,減少船體自身重量。唐朝時期的木船從建造工藝和技術水平上講都是很先進的,這種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而當時日本的造船技術則要落後得多。據考證,日本當時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後拉力小,且多為單層船隻,一旦觸礁,或因巨浪而顛簸,便馬上會從中間斷開。遣唐使船應該是日本當時最先進的船隻,尚且如此,其批量生産的戰船技術水平便可想而知瞭。
唐初海軍的編成及編製充分體現瞭當時的科技文化水平和閤理性,因為它能充分發揮當時先進的裝備、技術和人員的戰鬥力。唐初海軍配備的艦船有大小多種,具體作戰時,各種艦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協調互補。“凡水戰,以船艦大小為……以金鼓、旗幡為進退之節,其戰則有樓船、鬥艦、走舸、海鶻,其潛襲則有艨艟、遊艇,其器則有拍竿為其用,利順流以擊之”。唐初,海軍已有嚴格的條令:“船戰,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
總之,唐初海軍戰船種類多,各艦行動協調,訓練有素,陣位清楚;戰船所載人員也按其職責分為將吏、戰士和什伍,大傢職責明確、配置嚴謹、紀律嚴明。
反觀日軍,1 000艘戰船蜂擁而上,海戰中毫無章法。於是乎,勝敗立判。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日軍戰船首先開戰,衝嚮唐朝海軍陣營。由於唐軍船高艦堅,利於防守,日軍船小不利於攻堅,雙方戰船一接觸,日軍立刻處於劣勢。日軍統帥慌忙下令將戰船撤迴本隊,他們商議說:“隻要我們奮力衝鋒,唐軍自然就會敗退。”於是日軍將領各領一隊戰船,爭先恐後、毫無次序地衝嚮早已列成陣勢的唐海軍。其實,日軍的戰法恰好落入唐軍的圈套。劉仁軌見日軍軍旅不整,蜂擁而至,便指揮船隊變換陣形,分為左右兩隊,將日軍圍在陣中。日軍被圍,艦隻相互碰撞無法迴鏇,士兵大亂。日軍指揮樸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釁”,奮勇擊殺,直至戰死,但亦無力挽迴戰局。不過片刻之間,日軍戰敗,落水而死者不計其數。《新唐書》記載:唐軍與倭軍海戰,“四戰皆剋,焚四百船,海水為丹”。百濟王本來在岸上守衛,見到日軍失敗,乘亂軍之際,逃往高句麗。
唐海軍白江口大捷的消息傳到周留城,守城的百濟王子餘忠、勝忠等率守軍投降。隨即,日本陸軍連忙從周留城及其他地區撤離。
白江口之戰奠定瞭七世紀以來東北亞地區的基本格局。百濟的滅亡使高句麗失去瞭南麵的屏障,5年後的668年,唐朝和新羅的聯軍滅掉瞭高句麗。大唐帝國開始瞭對朝鮮半島的統治,因而對唐來講,白江口之戰是大唐經略東北和朝鮮半島的第一個裏程碑。對新羅來講,白江口之戰奠定瞭它統一朝鮮半島的基礎,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對日本來講,白江口一戰使得它的勢力徹底被逐齣瞭朝鮮半島,使其感受瞭自己落後的社會形態和唐朝先進的政治、軍事、文化之間的差距。之後,日本接連派遣唐使赴華,對唐朝的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進行深入的學習研究,將唐朝的律令製度、學術文化陸續傳入本國,客觀上促進瞭日本的進步和發展。
海洋之於人類的意義早已無需多言。很久以前,中國人便認識到瞭海洋對於文化交流、商業貿易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藉由海洋,中華兒女劈波斬浪,將華夏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也造就瞭兼容並蓄的獨特的中華文明。
我們常說中華曆史五韆年,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在7 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便已經開始挑戰海洋瞭。待到《山海經》橫空齣世之際,人們已經開始瞭遠洋之旅,就連美洲都已經有瞭中國人的足跡。
隨著曆史的不斷發展,國人對於海洋的開發和利用程度也日趨提升。從春鞦時期齊國管仲的“官山海”政策開始,海洋資源的利用正式成為瞭官方行為,也就是從那個時期開始,有瞭國傢雄厚實力的支持,海洋事業纔有瞭高速的發展。從戰國時期的大翼到漢代的樓船,從唐代的福船、廣船到宋代的客舟、神舟,從元代的四桅遠洋海船到明朝的鄭和寶船,從收復颱灣的舊式帆船到北洋水師的鐵甲戰艦,更到巡洋艦、驅逐艦、潛艇、航母、科考船、郵輪,等等,都體現齣中國人徵服海洋的堅定自信。
正如先哲曾經說過的那樣,“需要是發明的動力”。中國人民的聰明纔智在航海技術上彰顯無遺:船尾舵、多重桅杆、指南針等許多改進航海技術和導航技術的發明及傳播,讓整個世界受益匪淺;海圖的繪製和對洋流、風嚮及海洋氣候的掌握,更令中國人馳騁海洋如履平地。從硬件到軟件,中國的海洋事業全麵發展;從內陸到遠洋,中國人的足跡印滿瞭四大洋。
隨著被稱為“海洋世紀”的21世紀的到來,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再一次邁齣瞭海上交流的新步伐。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分彆提齣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時期開通以來,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而東南亞地區自古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和組成部分。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在世界格局發生復雜變化的當前,主動創造閤作、和平、和諧的對外閤作環境的有力手段,為中國全麵深化改革創造良好的機遇和外部環境。這條新的海上絲路,平行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産業金融閤作和機製平颱建設,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深沿綫區域經貿閤作,加強安全領域交流與閤作,籌建亞洲基礎設施,加強基礎文化建設,優先發展海上互聯互通,在港口航運、海洋能源、經濟貿易、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人文交流等領域,促進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攜手共創區域繁榮。
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一帶一路”偉大構想的實施,中國的海洋事業必將進一步延續祖先的輝煌,在廣袤的海洋中,掀起一片中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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