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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建筑界，曾经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中国*一代现代建筑大师，他与梁思成、陈植、林徽因等人同学，他曾师承美国水彩大师道森，他的建筑设计遍布上海、南京等地，至今成为地标，很多年以来，他都是建筑界的标志性人物，桃李满天下，因为不屈服的性格，也因为不凡的气度，人们称他“花岗石般的脑袋，水晶石般的胸怀”，他就是本书的作者，童寯。
　　童寯的文笔是清晰简练的，但简洁的形式却无法掩盖其丰富的学识和内涵的光芒，因此，从一般读者的视角来看，本书是进入园林艺术领域的启蒙书，而从专业视角来看，本书又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园林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论园》是著名的建筑大师、中国园林研究的开创者童寯先生多篇园林文章的合集。他以精到和洗练的笔法，对中国园林和世界园林的历史、特色和区别，以及中国园林对东西方园林的影晌，加以详尽的论述。这13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类是基于世界文化视角对于中国园林的审视，除第一篇《中国园林——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的主要意图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之外，《《中国园林设计》前言》、《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则是从中外对比的角度介绍并分析中国园林的特殊性。而《造园史纲》则可看作是一部极简园林史，为中国园林研究提供了一种世界园林及造园历史的基底。另一类则是以《江南园林》《石与叠山》《苏州园林》《亭》等专题文章为代表，着重探讨江南造园中的技术问题。
　　童寯先生对于江南园林的研究进入到江南园林的深刻内涵之中，显示了先生对于江南园林研究的意趣，他并且将园林的营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园主的人生格调关联起来看，体现了他人文视角的特点，而这一点则是园林研究中较为独特而珍贵的。
　　童寯的文笔是清晰简练的，但简洁的形式却无法掩盖其丰富的学识和内涵的光芒，因此，从一般读者的视角来看，本书是进入园林艺术领域的启蒙书，而从专业视角来看，本书又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园林研究著作。

作者简介

　　童寯（1900—1983），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大师、建筑教育家。字伯潜，满族。1900年生于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1925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期间，曾获全美建筑系学生设计竞赛二等奖(1927)和一等奖(1928)。1928年毕业，获建筑硕士学位。后在费城、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两年。1930年赴欧洲考察建筑后回国，1930—1931年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2—1952年在上海与建筑师赵深、陈植共同组织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主持绘图室工作。该所设计工程近两百项，其中三人合作设计的有南京外交部大楼、上海大戏院、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大楼等。1944年起先后在重庆和南京兼任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1952年后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直至逝世。
　　童寯参加设计的工程约一百项。主要建筑创作除上述外还有南京首都饭店、上海金城大戏院、南京下关首都电厂、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资源委员会办公楼、重庆炼钢厂、南京公路局办公楼等，以及上海、南京私人住宅多处。他在建筑创作上，反对因袭模仿，坚持创新，作品比例严谨，质朴端庄。童寯在3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典园林研究，调查、踏勘和测绘、拍摄江南一带园林，是中国*一代园林学家。作品有造园学巨著《江南园林志》，以及《东南园墅》《造园史纲》《随园考》等。

目录

中国园林(1)
一、中西互映(1)
二、中国造园(5)
三、中国园林沿革(10)
《中国园林设计》前言(34)
中国园林对东西方的影响(36)
江南园林（一）(46)
江南园林（二）(50)
苏州园林(54)
《苏州古典园林》序(68)
满洲园(71)
石与叠山(74)
北京长春园西洋建筑(86)
亭(110)
随园考(127)
造园史纲(140)
一、引言(140)
二、波斯(143)
三、西班牙(145)
四、希腊(149)
五、罗马(151)
六、法国(160)
七、英国(168)
八、欧洲大陆(176)
九、美国(179)
十、中国(181)
十一、日本(188)
十二、东西互映(193)

精彩书摘

　　中国园林
　　以江苏、浙江两省园林为主
　　一、中西互映
　　一位法国诗人说，“我很爱野趣弥漫的园林”。这恰当点出了西方与中国园林的差异，后者毫无山野气息。中国园林实非旷地一块，而是分成走廊和庭院，是房屋而非植物在那里起支配作用。中国园林建筑是如此悦人地洒脱有趣，以致即使没有花木，它仍成为园林。在西方园林中，风景成分比建筑重得多，偶现一座房屋亦是赫然独立。树木、花草和泉池之间的关系比之它们与房屋的关系紧密得多，尽管人们也曾努力按建筑方式甚至对称轴线布置它们。
　　第一位认真研究中国园林的欧洲人是W�鼻�伯斯爵士，他在《东方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中试图证明中国园林的高妙。他有幸在清高宗乾隆帝治下来华，正值中国造园的黄金时代。不过，争辩中国与欧洲园林谁更优越是毫无意义的。只要二者各与所在地区的艺术、哲学和生活谐调，二者都同样伟大。
　　介于中西之间的是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在这里可以发现:一组庭院颇合中国风范，花木水池则按欧式几何轴线布置。尽管它有强烈的对称性，却毫无欧洲园林的生硬和单调。
　　罗马是欧美园林的源泉。尤以台地和林木为最佳，这皆为地形和气候的慷慨赋予。花坛、雕像、阶梯和小瀑泉布局规整，高大柏树排列森严。然而，尽管有众多轴线和重复，意大利园林借助于层层台地，确实达到了一个目的——使人惊奇。这也是中国园林存在的原因之一。走进蒂沃利的艾斯泰庄园穿过昏暗的走廊和大厅，眼前豁然出现一片无比壮丽的风光。在所有中国园林中，游人都会获得类似体验，但他之所见，也只是整个诱人景色的一部分而非全貌，漫游中他将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意外。在罗马园林中，层层升起的台地具有相似的空间的境界。而在诸如法国的平坦地面上的园林，这出人意料的因素尽失，尺度扩大更增强其单调感。
　　中国园林从不表现宏伟，造园是一种亲切宜人而精致的艺术。中国园林很少出现西方园林常有的令人敬畏的空旷景象。即使规模宏大，中国园林也绝不丧失其亲切感。但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园，只有星期日的拥挤人群才能驱散荒凉气氛。中国纪念性建筑甚至居住建筑都含有对称性，然而在园林布局中全然不用，因为决定的因素是寻求悠闲而不是理性。
　　在所有西方园林中，对称性的确可笑地走到极端。勒诺特尔批评道，只有二楼女仆才能经由窗户欣赏美景。但是，甚至连勒诺特尔本人也未完全摆脱其束缚。
　　中国园林并非大众游乐场所。西方园林令人钦佩地用纵横轴线和十字道路解决的交通问题，在此全不存在。因为游人是“漫步”而非“径穿”。中国园林的长廊、狭门和曲径并非从大众出发，台阶、小桥和假山亦非为逗引儿童而设。这里不是消遣场所，而是退隐静思之地。
　　诚然，中国园林是一种精致艺术的产物，其种植物却常不带任何人工痕迹。那里没有修剪整齐的树篱，也没有按几何图案排列的花卉。欧洲造园家在植物上所倾注的任何奇特构思，中国人都融于园林建筑中。虽师法自然，但中国园林绝不等同于植物园。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人工修剪的草地，这种草地对母牛具有诱惑力，却几乎不能引起有智人类的兴趣。高高的柏树排成大道，被修剪的黄杨形同鸟兽，受控的泉水射向定高。用王尔德的话说，这一切似乎是“大自然的两笔”。尽管如此，西方园林从未成功地消除其荒漠气息。
　　中国园林旨在“迷人、喜人、乐人”，同时体现某种可称为蒙蔽术的东西。我不想武断地说，游人都完全明白被蒙蔽，一旦忘却“园”而沉湎入“画”，他就不再感受到尘世沉浮的烦扰。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诗铭唤起他的想象，美景激发他的好奇。的确，每件景物都恰似出现在画中。一座中国园林就是一幅三维风景画，一幅写意中国画。
　　一个人游历中西两类园林，会受到完全相反的两种情感作用。人们在离开弗拉斯卡蒂弗拉斯卡蒂(Frascati)为意大利主教区，距罗马21公里，中世纪起为罗马贵族避暑胜地，今为旅游区。——晏隆余注和蒂沃利时，对意大利园林的生动、壮观和纪念性无不留下强烈印象。中国园林不使游人生畏，而以温馨的魅力和缠绵拥抱他。身后的门戛然关闭，他方从一个愉快的梦中醒来。
　　日本园林源于中国，但其布局与中国相比则成规多而变化少。日本造园家在用一石块时，很少不着眼于它的象征意义，他甚至可以不用水而仿造瀑布水池。树木或被束矮化，或被修剪齐整。日本园林追求内向景观，但整体依然开敞，与中国原型不同的是它没有分划成院廊环绕的迷宫。事实上，日本园林具有与西方相似的“原始森林”气氛，但它赋予“原始森林”以神秘含义并成功地构成一个缩微的世界。
　　……

前言/序言

　　亲切的启蒙
　　韩敬群
　　《唐人绝句启蒙》一书初稿成于1989年5月12日之前，大约1990年元旦之前完成修改，由开明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唐宋词启蒙》成稿大概在1991年6月，开明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第二本书的完稿到出版中间隔了两年多的时间，首印数也比第一本书少了6000册，其中消息颇堪玩味。这两本书的编著者李霁野先生是新文学名家，更是知名的翻译家。他之广为人知一是他以译事受知于鲁迅先生，入未名社，由此追随鲁迅先生并终生受其影响；二是他是《简·爱》最早的译者之一，还译过乔治·吉辛那部有名的《四季随笔》。
　　五四那一代的作家学者多是博洽古今、淹贯中外的通才，更不必说，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包括古典诗词修养在内的“旧学”本来就是童子功。在《唐人绝句启蒙》的“开场白”中，李霁野先生这样写道：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我到北平辅仁大学教书，住在白米斜街，课后十五分钟可以到家，要喝两杯茶，休息二十分钟后吃午饭。我想忙里偷闲，读点中国古典诗词最合适，便找书放在案头，一边喝茶，一边翻阅几首，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其实，早在这两本书问世四十多年前，正值人生盛年的李霁野就已经有过编选唐宋诗词娱妻课子的尝试。这一点，在“开场白”下面的一段文字中交待得很清楚：
　　稍后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书，国立北京图书馆已迁往附近。我在那里借到了《全唐诗》，又从别处借到《全宋词》……便用一向只浏览的习惯，看到喜爱的诗词，随时抄录下来。你们的祖母已到我的故乡，随时准备携二子入川，我想用这些诗词首先娱妻；其次选些较为浅显的诗课子，使他们也得到点我童年所感到的喜悦。
　　陈漱渝先生在《鲁门弟子李霁野》一文中说：“李霁野先生是诗人，写过语体诗，也写过格律诗——仅旧体诗就多达600多首。”1948年，李霁野曾整理所写旧体诗，集为《乡愁集》。1961年，集解放后所写旧体诗为《国瑞集》。1985年，又将二者合而集之，更名为《乡愁与国瑞》问世。他在写格律诗的同时，还尝试着用五七言绝句翻译了菲兹杰拉德用英语转译的《鲁拜集》。可见他始终保持了对旧体诗词写作的兴趣。
　　他的旧体诗词写作能达到怎样的水准，可以举他比较得意的一首诗为例：
　　曾记温泉晚渡头，
　　斜阳帆影恋碧流。
　　今朝白鹤腾空去，
　　不负此番万里游。
　　诗风平易自然，眼前景，心中意，信手拈来，不事雕琢，这与他的文风也完全是一致的。
　　李霁野先生以八十多的高龄，为自己的孙儿辈，编选这两个选本，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诗歌陶冶性灵、澡雪精神的作用的重视。他引用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句说“我知道天下没有比好诗更灵巧的教师”，他认为“好诗能启发我们发觉生活中的真善美，纯化我们的心灵”，他的选诗讲诗的实践承续的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中国“诗教”的传统。另一方面，从相关材料可以得知，李霁野先生对从这三个孩子身上体现出的当代学校教育的弊端深有体察，极为愤怒。吴云《缅怀李霁野先生》一文中写道：
　　八十岁以后，有件事很让李先生恼火：孙子和孙女在两所重点中学读书，这两所学校留的作业较多，他们每晚都要十点或十一点才能完成作业。我那时每次去看李先生，谈话重点总是这件事。他让我到市教育局上告这两所学校，说他们办的是“摧残孩子的教育”。他还曾一人拄着手杖，到其中一所学校找校长，大骂他办的学校是“杀人教育”。
　　《唐宋词启蒙》中，讲解贺铸的词《石州引·薄雨初寒》“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时，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
　　你们为啥有点愁眉不展呀？这个愁眉不展，你们容易懂，因为学校作业太难太多，考试看不清意思，答不上来，你们都会愁眉不展。
　　对拘束在“塞与考两重夹板中间”、深陷当代教育深井之中的孙儿们的窘境，老人有多么深切的感受与同情！他的重拾中国家塾传统，重拾自己四十多年前曾操的旧业，这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两个选本都名为“启蒙”，一方面从字面上表明它们只是入门的初级读物，只能供初学者“囫囵吞枣”后“略尝点枣味”；另一方面也是李先生预留后路式的自谦。对自己的孙儿辈，他老实坦率地说：“我没有深入的学力”“我对词并无专门的研究，鉴赏的能力也不高。”但读者不可对他的夫子自道信以为真。这里面有三分的真实；但专门家的、学究式的“别裁伪体”、“考镜源流”以及钩深抉隐、旁征博引本也不是他的志趣所在。他希望的是他的孙儿辈，包括他的读者借由他这两个选本的导引，通过一点启蒙的常识，由浅入深，一步一步接近中国诗歌的美善之境。他的目标是通过诗歌之美指向人生之美，指向充实健康的身心平衡，“要有知识和勇气，抓紧时机，使生活向高、深、广处发展”，或者，就像他喜欢的英国诗人兰多（SavageLandor）的诗句所写：
　　NatureIloved,andnexttoNature,art
　　Iwarm’dbothhandsbeforethefireoflife
　　Itsinks,andIamreadytodepart.
　　我爱自然，其次我爱艺术
　　我在生命的火前温暖我的双手
　　一旦生命的火消沉，我愿悄然长逝。
　　唯有生命的火光可以照亮诗歌之美，亲切的人生经验是我们通往诗歌殿堂的门票。这就是李霁野的“诗教”，是他从四十年代开始在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为学生做演讲写作《给少男少女》直到这个时期为孙儿选诗解诗一以贯之的诗学ABC或骊龙之珠，其中最为要紧的两个关键词就是：“经验”、“亲切”：
　　读书必须是自己的有机的一部分，必须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熔为一炉。若是书和生活经验发生了亲切的关系，书便有了味道，变为自己的朋友一样了……书将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根本改变，是常有的例子。反之，实生活的经验越丰富，读书的欣赏和理解力也就越深广，也就越能领略书中的真味。所以读书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必须两者并进，才可以达到佳境。光读书而无生活，只尝得到间接的经验，和吃嚼过的饭差不多。光生活而不读书，却势必空虚、狭小。（《给少男少女·读书与生活》）
　　说的是读书，与读诗正是一个道理。实际上，后文举例时，分别提到韩愈《山石》“黄昏到寺蝙蝠飞”，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以及张继《枫桥夜泊》“夜半钟声到客船”，恰恰都是诗词的例子，而四十多年后，同一段话在《唐人绝句启蒙》中解析张继诗时几乎完全重复了一遍。
　　将亲切的经验作为入诗的津梁，解诗的钥匙，这样的例子，在《唐人绝句启蒙》和《唐宋词启蒙》中俯拾皆是：
　　有点小小的经验使我对这首诗感到特别亲切。前几年我游长沙，在橘子洲头看到一叶扁舟在湘水里缓驶，一直看着它在碧空消失，我便低吟李白这首诗，看着准备送别的朋友。（《唐人绝句启蒙》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抗战胜利后回乡时，坐长途汽车顺嘉陵江岸颠簸前进，旅客们都怕翻车落到江里，我却“笑看嘉陵波溅珠”。我时时想旧地重游，但总未能实现。我读这首诗特别觉得亲切，同这点经验很有关系。（《唐人绝句启蒙》析元稹《嘉陵江》）
　　诗人所写的诗，若与自己的经验有吻合之处，就会觉得格外亲切。抗日战争后期，我在四川白沙住了两年，常常遇到巴山夜雨的情况，奶奶住在安徽故乡常来信问我归期，我就把这首诗抄寄给她看，因为这首诗仿佛是替我写的。（《唐人绝句启蒙》析李商隐《夜雨寄北》）
　　我游过灞陵旧址，还折柳送赠想象中的友人，所以读这首词觉得特别亲切。（《唐宋词启蒙》析李白《忆秦娥》）
　　酸风射眸子的滋味，没有经验过是写不出的。我确知这个细节写得十分真实，增加了亲切感。（《唐宋词启蒙》析周邦彦《夜游宫》）
　　我读这首词特别觉得亲切，因为引起一些童年的愉快回忆。（《唐宋词启蒙》析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亲切的经验对于赏读诗歌既是如此重要，而对于人生尚未打开，阅历还是空白的孙儿辈，经验不足却正是他们先天不足的短板。所以李霁野先生始终在鼓励他们“多接近大自然，培养多方面的乐趣”，学着“观察、体会、捕捉、描绘”生活中随处都有的美。他甚至时常直接向孙儿们发出建议，身体力行，在日常生活中再现诗的情景与意趣。如在讲元稹《东城桂》一诗时，这样说道：“不知你们可有过诗人的妙想，问问嫦娥要不要在月宫中再种两株桂树？……你们可以写一封信给嫦娥，请她答复诗人提出的问题。她既服过仙药，我想她一定还健在。”在解析杜牧《盆池》中又说：“我家后园虽小，你们也可以仿他的办法掘一个盆池，把明月白云收进盆里。若在池里养几尾金鱼，种几株芙蓉，那就更锦上添花了。”这样的讲诗，不再是干巴枯涩的文字铺排，而是将生活与诗打成一片，生气灌注，现场感十足。有这样一位热爱生活，富于童心童趣，风趣随和的爷爷，用这样一种别开生面，亲切平易的方式，导引自己进入“自然”与“艺术”的高广深远之境，那三位孩童，正辉、正虹与正霞，该有多么幸运。
　　在李霁野的诗歌家塾中，生活的经验与诗歌的美感就这样共生在一起。一方面，“生活不仅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艺术欣赏的源泉”，另一方面，诗歌提纯美化了生活，把自然的一花一草，一丘一壑，个人的一悲一喜，一颦一笑包容到人类共通的美感经验之中，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应该说明的是，李霁野先生欣赏诗歌的“亲切的经验”都得自个人真实鲜活的生活经历，在明确的时间、地点发生，与特定的人物对象相关联，具有饱满丰盈的细节。有的学者在赏读诗词时，也会给生活经验留出一席用武之地。如沈祖棻先生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评析李商隐《夜雨寄北》有这样一段：“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已经摆脱了使自己的感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情之后，时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分析得很细腻深入，但因为缺少与个体经验有温度的勾连，仍不免抽象肤廓，不如李先生回忆夫人来信的亲切可感。在赏析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一词时，李先生一共用了不过1000字，其中有700多字都是有关“童年愉快的回忆”，讲词本身的不过200多字而已。那一段童年回忆有场景，有细节，其实就是一篇有关皖北小城元宵灯市的优美散文，其中描写了“不仅不舞，也不动，只偶然晃一晃头，仿佛刚刚醒来一样”的“懒龙”，甚至还提到“看到了以后同台静农爷爷结成恩爱幸福夫妇的于姐”这样让人读来兴味盎然的小插曲。从来讲这首词，多少名家，能讲得如此亲切有味，让人真有身历其境之感的，大概也只有李霁野先生了。
　　读者阅读李霁野先生这两本启蒙，如果能够懂得以个人的经验观照文学，同时以文学的美感升华人生，让文学与人生在亲切之中互为镜像，互相生发，他以后无论品鉴文学还是阅历人生都会有别样的眼光与发现。
　　李霁野先生的选诗解诗，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素人的消遣”。所谓素人，大概意思接近于约翰逊博士所说“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他有他专门家不及的过人之处，自然，也会有素人之所短。譬如，不是那么讲究版本，有些地方可能是依靠记忆导致舛误，如李商隐诗《瑶池》“八骏日行八万里”应该是“三万里”，李群玉《引水行》“十里暗流水不断”应该作“声不断”等；有些词意解释不够准确，如将“危栏”“危堞”之“危”解释成“危险”；其中，还偶有一些史实性错误，如将陆凯折梅寄范晔的陆凯误成“吴陆凯”，大概是把人物属地与人名误连在一起了（考虑到本书的普及性质，对此类明显的错误和版本之讹均直接予以修改）。在分析潘阆《酒泉子》时认为“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这两句是“概括周密在《武林旧事·观潮》中的记载”，这样的说法，以后事证前事，起码是不够严谨。读者于这些地方，也可不必吹毛求疵，刺刺不休，存而学其长，知而略其短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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