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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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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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4538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1287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6-08-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296

字数：240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在历史的天平上，他们都是重要的砝码
　　十一位传奇人物，处在中国版图的边缘，却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曾纪鑫读解历史人物系列，“历的在场性”写作实验成果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作者简介

　　曾纪鑫，国家一级作家，《厦门文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各类体裁作品数百篇，出版专著二十多部，多次获国家、省市级奖励，著作进入全国热书排行榜。其作品被报刊、图书广为选载、连载，部分作品入选面向21世纪课程《大学语文》教材，被全国媒体广泛关注、评论。享有实力派作家、学者型作家之称。
　　代表作有文化历史散文《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千古大变局》《历史的张力》，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等。

精彩书评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显示出丰富的历史知识、开放的文化思想、敏锐的人文触角、纵横捭阖的叙述技巧以及流畅有力的语言风格，大视野、文化味和历史感构成了他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独特性。
　　——林兴宅（文艺理论家，象征论文艺学倡导者）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风格刚健硬朗，是“学、行、思”的统一，是史笔、诗情与哲思的会通，达到了“人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是非同凡响的跨文体写作，是新千年中国文化历史散文的重要收获。
　　——李钧（文学评论家，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的真正魅力，除了突破传统散文单一的抒写和抒情模式，创造一个更为广阔丰富带有全景色彩的审美时空以外，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化视角，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更为隐秘的内涵部分，从而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沈世豪（作家，中国写作学会副秘书长

苏颂：中国古代唯一的科技丞相
苏颂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今日则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俞大猷：不该忽略的抗倭名将
在当年抗击倭寇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贼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
李贽：另类思想家
李贽性格倔强，思想活跃，不甘摧眉折腰，不肯受人挟制，不愿巴结奉迎，所受之磨难与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黄道周：大明孤臣
黄道周是知行合一的理学家、道学家，是少有的易学大师，是忠孝节义的榜样，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硬骨头”，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不得不面临多种痛苦而艰难的抉择，虽然勉为其难，但他竭尽心智，欲以一己之力挽大厦于既倾，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洪承畴：千古贰臣
这些降清汉臣中，唯有洪承畴做得最多，走得最远，最为彻底！他一旦降清，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站在明朝的对立面，从清廷的角度设身处地，竭尽心智，出谋划策，以效犬马之劳，在某种程度上比清人还要清人。
施琅：复仇与超越
复仇，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支撑与动力。施琅原本就心高气傲、胸怀狭隘、睚眦必报，如今“枕戈谋复仇”，更是不择手段。
李光地：理学名相
其实，理学家才是李光地的本色，他并不恋栈贪图禄位，自步入仕途，便多次告假还乡。但李光地又称得上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连后来的雍正皇帝都称他“卓然一代之完人”，追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此祠至今仍在。
陈化成：天风海涛铸英魂
陈化成，这位从社会底层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一品大员，五十多年来驰骋海疆奋勇向前从来不知“退缩”二字，国难当头，他的剽悍、他的血性、他的阳刚、他的胸襟，决定了他的最后归宿只能是血战沙场，死而后已。
陈嘉庚：华侨旗帜
陈嘉庚携巨资踏上了归国航程，与某些衣锦还乡的成功者相比，他的归来并非为了炫耀，而是投资教育，造福乡梓。陈嘉庚心中装载着的，是国家的振兴与富强，远远超出了个人与家庭的狭隘范围。
林语堂：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
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与功绩，是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后记：边缘的力量

精彩书摘

　　郑成功：勉为其难的民族英雄
　　这一年五月，清军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弘光政权仅仅存活了一年时间，就土崩瓦解了。
　　清军继续南进，汉人的地盘越来越小，而反清烽火却越燃越烈。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受到郑芝龙、黄道周、苏观生等人拥戴，在福州称帝，建立南明隆武政权。
　　隆武帝没有自己的军队，他所倚仗的，主要是以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为主的军事力量。为拉拢重兵在握的郑氏集团，让他们尽力效命，隆武帝不得不一再封侯赐爵：先封郑芝龙为平虏侯，不久晋升为平国公加太师；封郑鸿逵为定虏侯，后升为定国公，拜大元帅。
　　正因为置身拥有实力的郑氏家族，郑成功也受到了隆武帝朱聿键的特别重视与格外青睐。
　　隆武元年（1645）八月十七日，郑芝龙带长子郑成功（时名郑森）陛见皇上。隆武帝见他长得器宇轩昂、英俊非凡，问了好几个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不禁十分赞赏，拍着他的肩膀道：“难得的人才呵！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的话，就招你为驸马了。你可一定要尽忠朱家，不忘故国啊！”隆武帝说着，当即赐予国姓，将他的原名改为成功，并命他担任御营中军都督之职，在礼仪规格上与驸马相同，后又封忠孝伯。
　　郑成功祖籍福建，降生处“儿诞石”旁有一棵松树，父母便叫他福松。后改为郑森，取其茁壮、茂盛、兴旺之意。自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改名后，他便叫朱成功了。但后人仍用原姓，习惯称他郑成功。因皇帝赐姓，所以民间又叫他“国姓爷”。
　　面对皇上亲自赐姓改名、封官晋爵这莫大殊荣，郑成功不由得感激万分，一次陛见隆武帝时，他俯首跪拜，含泪奏道：“臣受厚恩，义无反顾，愿以死报效陛下！”
　　除了想报答隆武帝的知遇之恩，母亲田川氏的惨死，也更加坚定了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意志与决心。
　　那年，郑芝龙将儿子郑成功从日本接回时，自然也想将爱妻田川氏一同迎回。可日本幕府有女人不准出境的规定，田川氏只好继续留在平户。直到隆武元年（1645）十月，郑芝龙才疏通关系，将郑成功母亲田川氏接回福建。她在石井只生活了一年多，清军就攻入南安，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在冲天的火光与放荡的淫笑中，田川氏惨遭清兵蹂躏，“被淫缢死”。
　　郑成功闻讯赶回故乡，抱着母亲尸体，剖开她的肚子，掏出肠胃，用清水洗涤干净，重新放入腹中，再行归葬。“质来洁来还洁去”，母亲受辱而死，郑成功悲恸至极，采用“倭法”还其洁净，用一种在国人看来十分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挚爱和对清军的愤恨。
　　清军如此之快地占领福建侵入南安，实则与郑芝龙密切相关。
　　郑芝龙以海盗行径奠定基业，深知实力之重要。没有实力，在一个政治腐败、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你什么也别想干。因此，正义责任、诚信忠贞之类的荣誉与训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存军队、扩充实力。于是，一旦遭遇风险，郑芝龙那注重实利、首鼠两端的本性便暴露无遗。隆武二年（1646），清军进攻福建，隆武帝领军御驾亲征，命郑芝龙扼守入闽重地仙霞关。当清兵主力逼近仙霞关时，郑芝龙未经一战，就全线撤兵，“拱手奉山河”，使得清军从容过关，轻而易举地攻入福建，直接导致朱聿键兵败身死，隆武政权迅速覆亡。
　　郑芝龙为了继续保全实力，守住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财富，在清廷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利诱下，决意效仿明朝招安前例，故技重演。于是，郑芝龙下令闽军全部南撤，退守安平。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仅带五百名士兵前往福州受降。为表忠心，他还“密献舆地于大清”。郑芝龙一降，闽东南屏障尽失，清军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南安民众以为郑芝龙做了降臣，故乡可以免遭涂炭，也就未加任何防备。不料清军暴掠成性，进入南安后兽性大发，烧杀掳抢，无恶不作。郑芝龙一念之差，不仅累及乡亲、爱妻，也将自己推向险恶莫测的深渊。清军担心纵虎归山，并没有将他放回，而是挟持北上，在北京软禁起来。可怜一代豪杰，从此失去人身自由，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地的凄惨下场。
　　是随父亲降清，还是举起抗清义旗报效皇恩，为母亲复仇？忠孝不能两全，郑成功不得不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其实，郑成功对父亲拥兵自重、保存实力一直都很反感，对降清一事，更是极力反对。无法劝转父亲，又担心自己受到挟制，郑成功偷偷渡海逃到金门。郑芝龙受降前夕，专门派人前往金门劝说儿子与他同行。郑成功当即手书一封：“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背叛、变节。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着丧服而已。”在忠与孝之间，郑成功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当郑芝龙受制于清廷，被软禁在京城之后，又多次写信劝儿子投降。郑成功心里十分清楚，他越是对南明朝廷尽忠，父亲的生命也就越发危殆，自己离孝道也就越远。
　　投笔从戎，武力抗清，不仅是忠与孝之间的抉择，也是郑成功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抉择。尽管他在日本从小就喜欢武艺，“学剑道于指南花房某”，回国后继续操练剑术，还喜读兵书，尤爱《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但就本质而言，郑成功算不得武士，也非军人，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儒生。从读书习学的儒生到征战沙场的武将，不仅仅是角色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从外表到内心、从性格到行动的艰难转型。
　　国恨家仇犹如一把烈火，煮沸了郑成功的满腔热血，除了高举义旗、矢志抗清外，他已别无选择。于是，郑成功前往南安孔庙，脱下身上的儒服烧毁，然后对着孔子牌位，痛哭失声地跪拜道：“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仅谢儒衣，祈先师昭鉴！”
　　一番祭告过后，郑成功站起身来，再向孔子作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带着九十多名追随者，辗转前往广东南澳募兵。
　　南澳岛上的驻军原为郑芝龙旧部，郑成功振臂一呼，他们纷纷投入他的麾下，几乎没费多少周折，郑成功就拥有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永历元年（1647）初，郑成功将募集的军队从广东南澳带到厦门鼓浪屿，举行誓师仪式，正式走上武装抗清道路。
　　独撑东南困局的历史命运，就这样落在了年仅二十三岁的郑成功身上。
　　施琅：复仇与超越
　　三
　　施琅第二次降清，不仅是自觉自愿、主动“入伙”，而且目标明确——借助清军力量，报仇雪恨！
　　昔日施琅已死，为了表明自己告别过去的心志，他将相伴三十一年之久的名字“施郎”，改为后人熟知的“施琅”。
　　复仇，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标、支撑与动力。施琅本就心高气傲、胸怀狭隘、睚眦必报，如今“枕戈谋复仇”更是不择手段。他不仅要报复郑成功，郑军过去凡与他有过仇冤的，他都不肯放过。难怪郑成功听说施琅再次降清后，不由得追悔莫及地叹道：“吾留一患与中原矣！”
　　施琅降清之初，因他与郑氏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廷对他并不信任。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驻守军事重镇海澄县的前冲镇黄梧投靠清朝，上疏顺治帝，举荐施琅，他的命运才有所转机，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在定远大将军济度、浙闽总督李率泰帐下效力。
　　郑成功进攻福州，施琅作为先锋被派往驰援。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李率泰亲自带兵攻打郑军占领的闽安镇、罗星镇，施琅一马当先。罗星镇守将正是施琅过去的仇人陈斌。当年陈斌因与施琅有隙而带兵出走，投降清军，后又归顺郑军，被授护卫前镇。复仇心切的施琅以优势兵力围住罗星镇猛烈进攻，陈斌死守待援。经过四天四夜激战，援军仍未到来，陈斌苦苦支撑。施琅久攻不下，担心援兵前来功亏一篑，不禁心生一计，修书一封传给陈斌，劝他投降。陈斌突围不成，援军一时无望，也就顺水推舟地率军降清。当陈斌成为俎上鱼肉之后，施琅便向李率泰进言，劝他杀掉陈斌。于是，李率泰下令将陈斌及其部下五百人全部斩于南台桥。另据《台湾外纪》所载，李率泰杀降不止五百，“枭首有千余人”。
　　施琅在郑军中的仇人，除了陈斌，还有一个黄廷。施琅曾因一点小事大闹黄廷行营，被告到郑成功处，后来他又奉命捉拿施琅，将其羁押船上。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郑成功率主力北伐，留下黄廷、洪旭、郑泰等人镇守厦门。驻守同安的副将施琅，利用地利之便，不断侵扰、袭击兵力空虚的厦门，弄得黄廷多次损兵折将。黄廷愤恨不已，率二千多士兵偷袭同安。殊不知这正是施琅的诱敌之计，他排兵布阵，前后夹击，大获全胜。虽然黄廷逃回厦门岛内，但施琅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报了过去的“一箭之仇”。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施琅曾是郑军劲旅主将，对郑军的战守之策一清二楚。因此，施琅对付昔日的“战友”，可谓轻车熟路，屡占上风。郑成功之所以能纵横东南沿海一带，就因为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令惯于陆战的清军八旗莫可奈何。而善治水军、擅长海战的施琅降清之后，郑军这一优势也开始慢慢消失。他还利用过去在郑军中的影响及故旧关系，招降纳叛，使得郑军士气衰落。《襄壮公传》对此写道：“公运方略捍御，前后擒其骁将十数辈，所招降万人。贼由是气夺，而濒海获稍安焉。”
　　由于施琅死心塌地为清军效命，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清廷命他署都督佥事、同安总兵官；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廷成立福建水师，这也是清朝组建的第一支水师，施琅升为福建水师提督。
　　施琅与郑成功有着多重复杂的特殊关系，他们是同乡是友人，是上下级关系，是一对不共戴天的仇人。就某种程度而言，施琅对郑成功有着一种本能的敬畏之情，对他是既自负又自卑，既敬服又怨恨。施琅再次降清之后，似乎只要有郑成功在，他就难以缓过气来。攻打罗星镇时，他担心郑成功率援军及时赶到；任同安副将时，也只能在郑成功率军北上后乘机袭扰厦门；郑成功回师厦门，哪怕败绩而归，施琅会同乘胜追击的清军大举攻厦，结果仍是几乎全军覆没，经此一战，施琅乃至清廷直到郑成功去世，再也不敢觊觎他的根据地厦门。
　　康熙元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长子郑经继位，施琅这才有了出头之日。乘郑氏内部动乱、相互争斗、实力受损之机，清军大举云集，并借助荷兰人十七艘夹板船（一种置有红夷炮、照海镜的巨大战舰）的援助，攻占厦门，夺取金门，进逼铜山（今东山岛）。原郑成功手下的那些猛将，除少数战死外，大多迫于形势降清。就连留守铜山的黄廷，绝望之际，也只好率三万多官兵投降。当郑军大陆上的所有地盘被清廷纳入囊中之后，施琅的目光，又投向了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的台湾及澎湖列岛，提出进攻台湾的建议。
　　厦金战役大获全胜，被郑军占据十多年之久的厦门、金门被攻克，清廷受到鼓舞，很快采纳施琅的攻台方案。台湾孤悬海外，只有依靠水师才能攻取，那么施琅便是东征台湾的不二人选。
　　在这关键时刻，施琅却上疏朝廷，以母亲洪氏年事已高，身为独子恪守孝道为由，告假终养老母。
　　施琅活着就是为了报仇，郑成功虽死，一报还一报，他的后人非用血债偿还不可！施琅老母也常叮嘱，要他灭尽郑氏以报杀父害弟之仇。盼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一难得的机会，施琅岂肯放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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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边缘的力量

　　如果没有2003年的举家南迁厦门，也就没有这部书稿的形成与问世。

　　古时的厦门，是一个位于东南沿海、偏远蛮荒的岛屿。尽管三千年前就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活，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唐朝的薛、陈两个家族迁居岛内。据最新考古资料表明，唐时厦门称嘉禾屿，又名嘉禾里。宋、元沿袭此名，《鹭江志》载：“宋太平兴国时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抗击倭寇加强海防，命江夏侯周德兴前来福建增设卫所，筑城十六座，构建沿海防御体系。厦门城作为其中之一，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开始兴建，洪武二十七年（1394）建成，称“中左所”。“厦门”之名，则因该岛位于九龙江口外侧，与内侧的海门岛相比，位居下方出海口，故称“下门”，后雅化为“厦门”（谐音）。明末清初，嘉禾屿、中左所、厦门三名并用，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才以“厦门”之名统称全岛。

　　厦门东南，越过浩瀚的大海，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得厦门成为“八闽门户，海防重镇”，而且也是中国的大厦之门。

　　闽南人的生活区域，主要为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以及莆田市、三明大田县和龙岩的新罗区、漳平市等地的部分区域。生活在这块中华版图边缘地带的闽南人，却从国中之国的河南等地迁徙而来，至今仍保留着古中原地带的部分语言、习俗、文化与信仰。

　　随着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生活区域又相应地扩展至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居民约百分之八十为闽南人后裔，海外祖籍闽南的华侨、华裔约两千万；闽南话属全国八大方言之一，海内外操闽南方言的人口将近六千万，被誉为海外华人第一方言母语。

　　闽南人虽属汉族，却如客家人一样，是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闽南民系。作为移民，千百年来，他们在与原住民闽越族的不断磨合，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闽南文化。

　　闽南民系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及三国时期的孙吴时代，如晋江、惠安一带的黄氏家族先祖，便于东汉末“弃官入闽隐居”，迁于惠安锦田。晋时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就有相当一部分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隋唐时期，北方汉人大规模迁入闽南地区。唐总章二年（669），闽粤交界处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矛盾激化，爆发了所谓的“蛮獠啸乱”，唐高宗派遣河南光州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人入闽平叛。当地土著激烈反抗，陈政寡不敌众，“退保九龙山”。唐高宗又命陈政的两位兄弟陈敏、陈敷再率府兵三千驰援，其子陈元光一同随军南下。陈敏、陈敷在增援途中战死，两军会合后奋勇反击，这才打退蛮獠，进军云霄，建寨屯田。出征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靖边平叛战争进行得异常艰难而漫长，“蛮獠”实力强大，作战勇猛，唐军伤亡惨重，陈政苦战八年，终因“备极劳瘁”病逝军中。陈元光继承父职，“剿抚结合，恩威并重”，又经三年，这才消灭“蛮獠”主力，基本肃清动乱。此后，陈元光采取长期戍边政策，鼓励部属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在此落籍繁衍，推行中原制度文化，安抚蛮民，和集百越，以夏变夷。永淳元年（682）八月，陈元光以《请建州县表》上疏朝廷，“其本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请求在泉州、潮州之间的漳江流域新建一州，以江命名，是为“漳州”。垂拱二年（686），朝廷准奏，并任陈元光为首任漳州刺史，他也因此而被当地民众奉为“开漳圣王”。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爆发，中原战乱频仍。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乘机起兵，率五千兵士及其家属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西、广东。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氏兄弟进入福建，由闽西攻取漳州，第二年占领泉州。他们以漳州、泉州为根据地，休养兵马，安顿百姓，实力大增。景福二年（893），王氏兄弟率军攻占福州，福建各地纷纷降服，王潮被唐昭宗任命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任，唐亡后又被梁太祖封为闽王。因此之故，王审知被后世尊为“开闽王”。王氏兄弟虽统领福建，但其大本营却在闽南，这里是他们的发迹之地。此次中原移民大开发，对闽南民系的形成，对闽南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厦门同安区北辰山便有王审知衣冠冢，立有王审知塑像，建有王审知庙——广利庙（又名王公庙、忠惠尊王庙），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这里要举办广利庙会。

　　中原汉人与本地土著之间的争斗之激烈，对峙时间之长久，融合之艰难，仅从泉州辖下的南安县、惠安县、安溪县、同安县，漳州治下的长泰县、南靖县（元代设立时名南胜县）、平和县、诏安县、华安县等寄寓长治久安的县名，即可窥见一斑。

　　历经数百年孕育，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终于在五代末年、宋代初期得以同步形成，逐渐发展，走向成熟与辉煌。

　　随着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的形成，闽南这块长期被人忽略的边缘蛮荒之地，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开始缓慢而执着地发挥它的作用与影响——除外向南洋、台湾等地播迁外，并朝内地与中原回向“发力”。

　　因时局的演变，这种回向“发力”于明清之际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闽南在中国历史所占据的地位日趋重要。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自飞黄（郑芝龙号）、大木（郑成功别名）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

　　从宋元时期全国的最大港口泉州港，到街市繁华、商贾云集的漳州月港，再到厦门港的兴起，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厦门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于1843年11月2日正式开埠。闽南地区在整个世界发展大格局中不再偏远闭塞，闽南民系成为汉人中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闽南文化在闽越土著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外来西方文化的融汇中更加丰富深厚，传统性与现代性、一体化与多元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地域性与世界性兼备。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厦门作为五个经济特区之一，闽南文化作为联结海峡两岸同胞的桥梁与纽带，仍以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闽南，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处人文环境——一个肉眼无法洞见，只能心灵感知的文化“气场”。在厦门工作、生活，一不留神，就“越界”进入了同属闽南区域的泉州与漳州。其实，就行政区划而言，古时的厦门，即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在我眼里，厦、漳、泉历来就是一个整体，闽南文化已将它们凝聚在一起，如今的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又以有形的方式将三地紧密相连。

　　从湖北移居厦门时，我年届不惑，身上携带的主要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的因子。地域文化间的差异之大，唯有“当事人”的感受最为深刻。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说说容易，实则相当艰难。尽管我努力融入闽南文化之中，可十多年过去，仍不会说闽南话，连猜带蒙，也只听得懂一半。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与本地人的深入交流，除极个别的老阿婆外，厦门人都能说一口略带“地瓜腔”的普通话；也不影响我欣赏闽南语歌曲，那种温温绵绵的、有点嗲气的旋律，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婉转与妩媚。不过呢，作为全国八大方言之一的闽南话，不同地方也有差异。一次，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小坪道地村举办莲花褒歌比赛，歌曲质朴，演唱以情歌为主，但歌词却是半点也听不懂。便问土生土长的本地同事，没想到他们也没听懂，说不上一句完整的歌词。

　　闽南人不事张扬，不温不火，有一种见惯不惊的从容、含蕴与内敛。闽南人居于边缘，对中心、正统多有不服，骨子里透着一股反叛精神，有时便显得另类而胡闹，正是这一特点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作为一个整体，闽南人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明显。比如泉州历史深厚，有点排外，而厦门则具有广纳百川的包容，但这包容又有一定的限度，如厦门人就听不得别人说半点厦门不好；再如唱红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地区的闽南语歌曲《爱拼就会赢》，这种拼搏，多为泉州特别是晋江、石狮一带的写照，厦门人则温温的，缓缓的，“小岛意识”浓厚，安于享受生活，缺少打拼精神。正如其他地区一样，闽南人的文化性格，既统一又充满了差异与悖论，如保守与开放、怠惰与进取、叛逆与忠诚、边缘与中心、单纯与复杂、排斥与包容等，同存并行。

　　闽南对历史的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这种强大的作用力，自然通过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主体——闽南人得以体现。

　　自古以来，闽南著名的历史人物众多，稍稍列举，开疆拓土者就有开漳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开台第一人颜思齐，其他如民族英雄郑成功、陈化成，政治家李光地、曾公亮、吕惠卿，革命家杨衢云、林祖密，军事家俞大猷、施琅、蓝廷珍，思想家、学者、作家朱熹、李贽、黄道周、辜鸿铭、林语堂、许地山，科学家苏颂、卢嘉锡，教育家陈嘉庚、马约翰、林文庆，经济学家王亚南，海商蒲寿庚，语言学家卢戆章，艺术家蔡襄、张瑞图，名医吴夲、吴瑞甫、林巧稚，史学家赵汝适、何乔远、张燮、连横，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本书的创作，即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闽南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其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通过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的描述，展现闽南人的群体特征与历史贡献，闽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及深远影响。

　　限于篇幅，对闽南著名人物的选择，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产生过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当时，还得延续至今，仍被人们提及或发挥作用。如开漳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其影响主要是地域性的，便不予纳入；二是生长于闽南，属地地道道的闽南人。非本土出生者如朱熹、李叔同，以及籍贯闽南而非本地出生者如辜鸿铭、杨衢云等，便没有选入。于是，本书选取的十一位影响中国历史的闽南人，他们是苏颂、俞大猷、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以出生先后为序）。

　　这十一位闽南人物，写得最早的是李贽。因其与我故乡有着较深的渊源，他在湖北麻城隐居十多年，一生中的主要著述也在那儿完成，并与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亦师亦友，过从甚密。刚来厦门不久，我便前往泉州探访李贽故居，写下《李贽：另类思想家》一文。不久又写了郑成功、陈嘉庚、林语堂，然后就搁下了。直到2012年，才重续前缘，断续写下其他七人，边写边在相关报刊发表，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每一人物，所写篇幅虽只一二万字，但所花工夫甚多。首先是资料的占有，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方式，尽可能地将所写对象的著述、评论、传记等相关资料收入囊中，然后是阅读与消化。苏颂、李贽、黄道周、李光地、林语堂可谓著作等身，除林语堂的作品外，其余皆为文言文，仅全部通读一遍，就得花费大量时间；俞大猷、洪承畴、郑成功、施琅、陈化成、陈嘉庚等人的著述倒不是很多，以奏章、书札等为主，但研究资料不计其数。后人反复不断的分析解读，有着宝贵的借鉴参考价值，半点也不能忽略。资料匮乏自然无法研究，但多了又不免芜杂歧义，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利用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加以考订甄别，对于必要的引文，尽量不转引，而以原著为准，避免以讹传讹。与此同时，每写一人，都得进行一番田野调查，探寻相关名胜遗迹，还原现场，澄清事实，增强感悟。实在无法亲临，也要通过一定渠道除疑解惑。比如创作《黄道周：大明孤臣》时，黄道周在南京的行刑地址，便有西华门与东华门两说。其实，只要弄清哪一处古迹离明孝陵近就是。一时难以前往，查地图也不甚明了，便打电话询问南京朋友戴珩兄。他也不太清楚，第二天请教当地专家后，给我发来短信：“明孝陵在东面，还是东华门离明孝陵近些。”如此这般，我就可以在文章中“放心大胆”地写明黄道周的行刑地点为南京东华门了。

　　来厦门之前，我与闽南无甚渊源瓜葛，也就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冷静、客观、公正为旨归，不以一面之词为准，不受某种观点左右，不掺杂个人意气，不拔高、不偏袒、不护短。既重视叙写对象的本人著作及正面评说，也参照敌对阵营的不同论述与看法，而日本、朝鲜、荷兰、英国等外人的资料则尤显珍贵，在综合比较、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力争超越偏见与陈说，还原事实与真相。

　　当然，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自己的认识、观点与好恶。个体有生死，力量有强弱，时局有迁移，朝代有更替，民族有兴衰，但天地之间，自有一股千年不变的浩然正气充塞其间，彪炳日月。苏颂、俞大猷、李贽、黄道周、郑成功、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等人，是我内心敬佩、笔底赞颂的对象；而洪承畴、施琅、李光地三人，即使在闽南人眼里，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

　　于李光地，我通过各种资料加以分析，基本予以正面评说。除显赫的政绩外，他不仅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集大成者，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著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该书是他与门人学子探讨学问、论述时事的记录，也是研究清初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全书明白晓畅，谈学问，解惑释疑，深入浅出；叙事实，生动亲切，质朴动人；记游历，风景风情，娓娓道来，宛在目前……不仅口语化，且不避闽南方言，有一种“原生态”的味道，读来饶有趣味。作为文言读本，却有我早年阅读冯梦龙《三言》、凌濛初《二拍》之类古代白话小说的愉悦与快感。于是便想，他日得闲，还得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好生阅读。

　　黄道周、陈嘉庚堪称古今完人，而洪承畴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属大节有亏之人，说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汉奸，一点也不为过。无论怎样洗刷，洪承畴于汉民族的污点实难洗清；不论怎么褒扬，“千古贰臣”这一铁的事实无法篡改！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不喜欢施琅甚于洪承畴，但他无疑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闽南地区影响中国的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本想撇开不写，却又无法绕开。施琅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人物，洪承畴叛一而终，施琅则一叛上司、同乡、友人郑成功，两次背叛南明。施琅平定台湾的历史功绩是一回事，而双重背叛的个人品性是另一码事，二者须区别对待。

　　遗憾的是，我叙写的十一个闽南人物全是男性。其实，闽南历史上也产生过林巧稚等著名的优秀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她们甘居幕后，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美丽与青春。传统文化的承载，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紫阳过化”（注）之后，程朱理学对闽南女性束缚甚多，影响至今。

　　本书的创作，可视为我在厦门十多年生活的见证与回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厦门文化系统的领导促成我当年的工作调动；感谢单位领导、同事在工作、生活中给予的支持与方便；感谢创作中为我提供资料、担任向导、陪同探访、予以帮助的文友；最后要感谢的，是挚友的关照与温暖！

　　2016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