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檔案：訪問記 筆記（套裝全3冊）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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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 著，李晶，楊懷玉，張麗，葉柏川，王福曾 ... 譯

圖書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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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史

齣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45625

版次：1

商品編碼：12040983

包裝：平裝

叢書名： 國傢清史編纂委員會·編譯叢刊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12-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060

套裝數量：3

字數：1646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內容簡介

維特伯爵是俄皇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俄羅斯帝國政治傢，曆任交通大臣、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和頭一任大臣會議主席，是俄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製定者和實施者。本書中，維特以親曆者身份，生動翔實地再現瞭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如李鴻章訪俄、日俄戰爭緣起、樸次茅斯條約的前因後果等。本書不失為維特唱給俄羅斯帝國的挽歌，為其滅亡和1917年巨變的研究提供瞭極其豐富的史料。

作者簡介

葉柏川，1974年齣生，吉林省吉林市人，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1993-1997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外語係，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1997-2000年就讀於首都師範大學俄語係，2000-2003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所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嚮為清代中俄關係史。

謝爾蓋 尤利耶維奇 維特伯爵是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他在1892-1903年間擔任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1905-1906年間任俄國首位大臣會議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堡去世。不言而喻他是這兩個王朝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曆者，也是沙皇許多重大決策的親眼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者，特彆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頒布，俄日戰爭和1905年樸次茅斯和約的簽定，以及為恢復帝俄經濟而爭取到的巨額國外貸款。

李晶，碩士，中國國際廣播電颱記者、翻譯。

楊懷玉，博士，空軍裝備研究院翻譯隊副譯審。

張麗，博士，遼寜師範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李玉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目錄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及其迴憶錄／1
維特夫人的序言／1

第一捲（上）
第一章／3
第二章／60
第三章／110
第四章／171
第五章／223
第六章／279
第七章／334
第八章／385
第九章／445
第十章／507
第十一章／569

第一捲（下）
第十二章／627
第十三章／708
第十四章／777
第十五章／850
第十六章／911
第十七章／981
附錄一／1087
附錄二／1092

第二捲
前　言／1133
美因河畔法蘭剋福　1907年6月／1135
漢堡　1907年6月／1147
漢堡　1907年6月／1192
凱特勒赫（Catleret，法國）　1907年8月／1245
比亞裏茨　1907年8月（俄曆）／1285
比亞裏茨　1907年9月／1305
彼得堡　1908年1月／1389
維希　1908年8月／1424
維希　1909年7月19日／1433
比亞裏茨　1909年8月／1453
比亞裏茨　1909年9月／1508
維希　1910年7月11日／1542
薩爾茨施利爾夫（德國美因河畔法蘭剋福附近）　1911年6月／1613
比亞裏茨　1911年8月／1624
薩爾茨施利爾夫　1912年7月14日／1646
比亞裏茨　1912年8月25日／1711

人物簡介／1759

前言/序言

譯者前言

一
本迴憶錄作者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謝·尤·維特）伯爵，是俄國沙皇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1892～1903年擔任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國首位大臣會議主席。1915年2月28日在聖彼得堡辭世。不言而喻他是這兩個王朝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曆者，也是沙皇許多重大決策的目睹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參與者，特彆是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起草和十分脆弱的君主立憲的齣現，日俄戰爭和1905年《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以及戰後為恢復帝俄經濟而爭取到的巨額國外貸款。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的名字為中國讀者知曉，多半與他曾經代錶俄國政府與李鴻章談判修建中東鐵路一事相聯。而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大型迴憶錄，則十分詳細而全麵地記述瞭沙皇如何從其所謂“國傢安全”考慮修建中東鐵路，並從俄羅斯需要不凍港而策謀侵占中國東北，攫取旅順大連。維特描述的史實，如僅僅利涅維奇一人就在搶劫故宮後從中國運迴瞭十車廂“戰利品”，主要是珠寶，這足以說明沙皇的對華政策。維特關於俄羅斯與英國、日本在遠東的角逐，以及他前往樸次茅斯與日本代錶締結和約的過程，對於研究後來蘇聯對遠東國傢的政策有重要的啓示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迴憶錄內容之豐富，涉及重大內政外交問題之深度與廣度，諸如國內的動蕩、流血的星期日、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發錶以及日俄戰爭等，交相輝映，構成羅曼諾夫王朝在風雨飄搖年代裏大廈將傾之際俄羅斯帝國的“清明上河圖”。
對於俄羅斯的國內政策，如猶太人問題、宗教信仰、言論自由、普選權、教育公平等，本書都有詳細介紹。
維特關於20世紀初美國之行的描寫，不僅為讀者描繪瞭沿路風光，饒有興味的是對於瞭解一個多世紀前美俄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差異，提供瞭多視角的圖景。
維特以俄國社會為大背景展開自己的迴憶，從齣身傢世說到官場沉浮。他把貴族和平民，追求改良乃至革命的人，激烈的或溫和的黨派，以及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與追求，逐一娓娓道來，沒有修飾，平實中傳達真情，且萬花筒般令人目不暇接。冗長的敘述中也有閃光的情節，如李鴻章針對霍登事件大談他的為官之道。尤其難得的是，維特因其身份而能在不經意間把沙皇本人及其高官顯宦的生活狀況，他們對社會事態的第一反應，以及他們的日常精神麵貌輕鬆自如地展示給讀者：尼古拉二世的懦弱，天羅地網式的新聞檢查和文字獄，警察製度的嚴酷及其對社會生活的粗暴乾預，各階層對爭論不休的尼古拉二世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的態度等。
就是通過這一切，維特也不經意間繪製瞭一幅極好的自畫像，展現瞭自己的麵貌：一個“真誠擁護”帝製並一嚮緻力於“維持至高無上”的沙皇權柄的保皇派。維特原原本本地記載瞭當時的社會狀況和高層動態，如俄國人因不堪政治無權、民生凋敝，或結黨活動，或斬木揭竿“打土豪分田地”，或轟轟烈烈舉行罷工等，在維特指尖匯成的是一股“革命濁流”，參與運動的學生成瞭“渣滓”，他甚至認為這些革命組織若不割掉“革命的尾巴”就沒有前途等，不一而足。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的齣現似乎一度證實瞭維特的預測，被維特咒罵的政治勢力成瞭氣候，但幾十年後蘇聯的解體又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引入無限的思維空間。
要寫自己的政治經曆，維特迴憶錄的畫布上當然離不開皇上、宮廷重臣和他們的政治主張：其共同點是維持皇權，改革可以，但要按照10月17日宣言，實行君主立憲製。絕不走馬剋思主張的暴力革命道路，在保持沙皇統治的前提下逐漸改良俄國社會，這使人想起梁啓超的“開明專製論”。維特用很多篇幅再三強調10月17日已經給瞭公民自由，提齣瞭普選製，開啓瞭寬容的宗教政策等，他苦口婆心地勸告其同僚，哪怕放棄些許利益，退一步海闊天空，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則社稷不保，“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特彆是土地革命和他汙衊為“渣滓”的工人的革命將把皇室和王朝吞沒在“革命的濁流”中。
在這方麵，書中關於尼古拉二世把農民和農業問題重重拿起輕輕放下的記述尤其發人深省。作為一國之君，沙皇尼古拉二世鑒於農業的落後狀況一直是俄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有意建立一個農民問題的特彆委員會，以啓動此問題的解決。但是這直接觸動瞭世襲領地擁有者的利益，遭到享有特權的貴族地主集團的反對，他們緊密團結起來，聲稱俄羅斯的存在就是為瞭“養活我們”貴族和富人。尼古拉二世選擇瞭嚮富貴者讓步的方針，從而阻斷瞭任何改革的道路，社會動蕩，民怨沸騰，結果他不僅於1917年二月革命後喪失皇權，而且1917年11月後不久，維特和權貴們仇視的“革命的濁流”把羅曼諾夫傢族衝到瞭紅色革命者刀斧下。整本迴憶錄像是為沙皇尼古拉二世唱的挽歌。
從農民問題的角度看，維特迴憶錄的中文版尤其顯得饒有興味，亞曆山大三世的改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瞭俄國農奴受到的壓迫，可是到尼古拉二世繼位後的幾十年裏，這一舉措對俄國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畢竟十分有限，農奴作為商品可以轉贈、可以買賣的狀況是有所改變，但要使他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使這個“人”有真正的“我”的“感覺”，卻是遙遠的社會任務。具有濃烈俄國特色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和活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圍繞著這個問題。第一方麵是農民企盼沙皇成為“開明皇帝”，但屢屢失望；第二方麵是各色知識分子提齣種種激進或緩進道路；第三方麵，則有貴族和整個上層的抱殘守缺，自然還有沙皇謀求永遠執政，甚至想把“革命”一詞從“字典裏抺掉”；第四方麵則是幾近失控的日益強烈的工農反抗。維特雖顯零散但依然真實的記述，對國內外政界學界多少年爭吵不已的革命道路問題，不失為一部重要的參考書。
對於中國讀者，迴憶錄尤其具有啓迪作用，因為長期以來人們被灌輸的是由斯大林主持的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曆時8年編寫的《蘇聯共産黨(布)曆史簡明教程》中的觀點，是列寜的觀點。試以1905年革命為例。列寜認為那是“十月革命的總演習”。維特則把它稱為“革命的濁流”並極其激烈反對蘇維埃。事實是列寜在1905年就主張由俄國“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産階級領導俄國革命。他反對沙皇和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稱那是一種“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的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張用一種“迅速開刀、使無産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製度，並把“居民中的半無産者群眾聯閤到自己方麵來，以便用強力打破資産階級的反抗，並麻痹農民和小資産階級的不穩定性”。列寜一派就這樣在政治潮流中亮齣瞭自己激進的旗幟。列寜的親密戰友Л.Д.托洛茨基，就是1905年革命湧現齣的精英，在聖彼得堡工人代錶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與沙皇鬥爭過。20世紀20年代初蘇聯將托洛茨基有關這場革命的文章集結成冊齣版瞭《一九○五》，其基調是熱情謳歌激烈的工農運動。它給讀者描繪的是與維特完全不同的景象。
1917年(俄曆)10月25日俄國發生狂瀾，蘇維埃政權在革命的第二天頒布瞭《土地法令》，它錶明，宮廷權貴們反對過的東西如蘇維埃，成瞭新政權的基本製度和國策。俄國改良主義道路、尼古拉二世的君主立憲被曆史否定瞭。從十月革命史研究的角度，維特的這本迴憶錄也提供瞭極其珍貴的史料，引齣新的綫索，開闊瞭新的視野。
二
本迴憶錄因係維特的親曆，所以真實，因維特的顯赫地位，所以重要。但自恃始終忠於皇上的維特，其迴憶錄的齣版卻因皇上而經曆瞭坎坷之路。尼古拉二世早就知道維特迴憶錄的存在，在維特屍骨未寒時，密令查封瞭維特的私人檔案。熟諳沙皇脾性和警察手段的維特對他敬愛的皇上也存有戒心，在手稿處理上棋高一著——把它放到瞭國外，躲過搜查，保存下來，後人纔能看到他的迴憶錄。關於這段故事，原版前言已有交代。
迴憶錄的某些章節曾經在俄國麵世，那是維特故去5年以後的事。
1976年，我國商務印書館內部印行的《維特伯爵迴憶錄》是迄今為止研究者廣泛使用的參考資料。這個版本的俄文編選者阿·亞爾莫林斯基顯然為瞭避免原稿的重復而將迴憶錄的順序重新排列、壓縮，故難以反映這本巨著的全貌。
1981年，新華齣版社也齣版瞭《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迴憶》一書，取材與商務印書館版本相同，但篇幅較小。
現在讀者看到的迴憶錄是據2003年聖彼得堡版本譯齣的，編者是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曆史研究所和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巴赫梅捷夫命名的俄國和東歐文化曆史檔案館，依據的是後者收藏的檔案，沒有刪減，據俄文原文刊印，悉數發錶。
新譯本的學術價值，除瞭維特的記述外，還因編者的詳盡注釋而錦上添花。難能可貴的是，編者使用瞭俄羅斯國傢曆史檔案館的豐富資料，引用瞭曆史學傢們的研究成果，把有關重大事件的要素，特彆是沙皇的諭旨予以介紹，並把維特記述中的明顯謬誤處或予以糾正或提供佐證材料，對某些觀點之評判，無不鞭闢入裏。編者考據之精細，史料之確鑿，高達全書篇幅10%的注釋量，使迴憶錄的價值更加明確，甚至可以單獨輯錄成書。
三
現就中文譯本在技術處理上做幾點說明。
第一，本迴憶錄中經維特本人審校的部分，隻有第一捲上冊的第七章，約占全書的3%，其他絕大部分維持著速記稿的原貌。所以內容經常有重復，語言不簡練，敘事不嚴謹，顛三倒四，甚至齣現觀點和事實前後矛盾的情況。維特自己說，這是因為口述過程中他大部分時間身處國外，手邊沒有原始文件可資核對，僅憑記憶，難免有疏漏。本書一律照本翻譯，不加任何標注。
第二，原文體例不一，第一捲上下冊有章節目次。第二捲則以年代和地點為目錄，但編排上有的年代在前，有的地點在前。譯者將其體例統一處理。
第三，第二捲十分明顯地保存著未經整理的口述語言風格和速記記錄特色，上下文多有不連貫之處，再經翻譯則直接影響瞭行文的通暢。書中許多半截句子，不少地方譯者係據上下文揣測，甚至不得不修改原書明顯的語言錯誤。為盡可能傳達原意，譯者請教瞭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前院長李英男教授，到中國來訪問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阿·卡爾圖諾娃(А.И.Картунова)、伊·索特尼科娃(И.Сотникова)和米·梅利尼科娃(М.Мельникова)等專傢。中央人民廣播電颱俄語部俄羅斯專傢伊·雷日科夫(И.Рыжков)先生，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楨浩教授。謹對他們的幫助錶示感謝。
第四，原書注釋體例混亂，腳注、尾注混雜，注釋符號和序號不統一，甚至齣現隻標有注釋序號而無注釋文字的情況，或序號與注文不符，或注釋中再套注釋，形成階梯式注釋，最離奇者是注釋序號與注文相距達20頁之遠。譯者隻好把原文體例稍做改動並將其統一處理，除注有“——譯者注”字樣外，均為原書注釋。
第五，原書附有人名索引，列齣瞭人物的名、父名和姓，以及齣現的頁碼。但所列官銜、姓氏與行文不一緻處甚多，涉及長達幾十年的俄政府高官，難以一一核對；書中所列人名特彆是人物間的關係（如特列波夫傢族），經再三梳理也無法捋齣頭緒，本書隻能悉數照譯。
原書涉及的各國人物範圍廣泛，而不同語種的國傢姓名的組成、排列順序都各有不同，還常帶有冠詞、綴詞等，本書也按照原有順序譯齣。但令人遺憾的是最終中文譯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名索引，因書中人際關係復雜，同一個人的姓名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齣現，有時齣現的是父名，有時是姓，有時是愛稱，有時是全名。讀者在上下文中並不難分辨講話人的身份。但在電腦上搜索，按名、父名和姓把每一個齣現的人物檢索清楚，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故此，中文譯本隻好做瞭“人物簡介”，供研究者參考。
第六，本書是兩位老人和一個相當年輕的碩士、博士群體閤作的成果。恭祝青年夥伴工作順利，錦上添花。
譯者(依書中章節順序)：
第一捲　李晶晶(碩士，中國國際廣播電颱記者、翻譯)：序言，第1～2章。整理人名索引。
楊懷玉(博士，空軍裝備研究院翻譯隊副譯審)：第3～7章及第二捲部分注釋文字。
張麗(博士，遼寜師範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第8～15章，校對人名索引。
葉柏川(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第16～17章，該捲附錄。
第二捲　王福曾。

李玉貞
2015年5月
北京東方太陽城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及其迴憶錄

謝·尤·維特1892～1903年擔任俄羅斯帝國財政大臣，1905～1906年任俄國首位大臣會議主席，其迴憶錄早已被學者認為是一份研究俄羅斯後改革時代曆史，尤其是尼古拉二世統治時期曆史的非常珍貴的史料。維特是俄國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的一位纔智齣眾、精力旺盛的國務活動傢。維特是一位不同尋常的迴憶錄作者，他的迴憶錄不是對一個永遠退齣政治舞颱、旁觀世事變遷的人的過去的歌功頌德。直至生命最後一息，他一直念念不忘政治，始終希望挽迴失去的影響力和權力。撰寫迴憶錄的目的也在於此。因此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部意義非凡的，同時也是極其復雜的文獻資料。讀者看過迴憶錄的內容之後，對維特的批評也隨之而來。它先是引發瞭一係列“反迴憶錄”的齣現，維特的同時代人就許多事件嚮讀者介紹自己的真實版本，雖然他們齣於不同的考慮，但是他們認為，維特歪麯瞭這些事件的真相。Б.А.羅曼諾夫是第一個係統批判維特迴憶錄的曆史學傢，尤其對他的有關日俄戰爭起源的說法進行瞭係統的批判。羅曼諾夫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發錶瞭一係列有關尼古拉二世執政時期奉行的遠東政策的文章，並以此作為對維特迴憶錄的“證據確鑿的注解”。這些文章最終匯編成一部有分量的專著《俄國在滿洲（1892～1906）》（列寜格勒，1928年版）。羅曼諾夫批評維特迴憶錄的著作的同時可以證明，這位學者的工作何等繁重，因為他是在分析一份如此特殊的史料。也許，還需要好幾代研究者的努力纔能全麵理解這部著作。
***
維特1915年2月28日在彼得格勒去世，此時他離職已經八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這一事實似乎並無多大意義，但是它為俄國各派報刊所聚焦。一連好幾天首都和外省的報紙都有關於維特的報道。它們一遍又一遍地曆數這位失寵的大臣的功績：貨幣改革及受到怪罪的壟斷，《樸次茅斯和約》的簽訂及《10月17日宣言》的頒布。一些彼得堡的報紙這幾天甚至發錶瞭獻給維特的大量沒有經過書報檢查的文章，而黑幫報紙也很快開始叫囂，“醜化”他。“少瞭一個對俄國有害的人”——《俄羅斯旗幟報》對維特的過世做齣瞭這樣的錶態，這也恰好錶達瞭尼古拉二世本人的心情。
當時報紙上也提及維特留下的迴憶錄。1915年3月1日《俄羅斯言論報》上刊登瞭該報駐彼得堡知名(接記者А.В.魯馬諾夫的簡訊《維特伯爵迴憶錄》，於其中指齣，維特去世前幾年編寫瞭迴憶錄，他聘請一位女速記員記錄瞭兩年，最終完成“兩捲十分厚重的迴憶錄”，原本保存在國外。魯馬諾夫暗示，他瞭解維特這些手稿的內容，他甚至強調，迴憶錄中對大量和作者“有過來往”的人給予瞭評價，有些人受到十分激烈的抨擊，因此這些人願意齣重金將涉及自己名聲的一切痕跡從迴憶錄中抹掉。“不過，”魯馬諾夫繼續為維特的迴憶錄做廣告，他寫道：“一傢美國公司嚮伯爵提議以100萬美元購買迴憶錄的版權。維特伯爵拒絕瞭。”《曆史通報》的編輯Б.Б.格林斯基也證實瞭這一事實，他在1915年齣版的幾期《曆史通報》上發錶瞭題為《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伯爵（傳記材料）》的文章，其中對謝·尤·維特的迴憶錄給予瞭相當大的關注。格林斯基毫不掩飾，他在維特晚年參與瞭這位退休大臣的各種文學活動，他說曾建議維特在《曆史通報》上刊登一些迴憶錄片段，但是後者錶示：“對於在貴刊發錶迴憶錄中的一些內容，我的確有興趣，但這怎麼也得再等等，現在我們將繼續刊登文獻。”
當然，尼古拉二世在這些報紙和雜誌消息發布前早已知道迴憶錄的存在。維特去世之後他的文件馬上就被查封瞭，3月5日侍從將軍К.К.馬剋西莫維奇、Ю.Г.特魯彆茨科伊公爵和一名警察局的代錶齣現在他位於石島大街上的住所。維特的檔案被仔細查看過，大部分都被拉走瞭。他們在找迴憶錄，但是沒有找到。他們隻發現瞭口述內容的速記記錄，這更加激起瞭尼古拉二世的好奇心，他通過侍從將軍嚮維特的遺孀錶達瞭想要看迴憶錄的意願。然而她迴答說，它們不在她那兒。隨後俄國駐巴黎使館的官員趁主人不在之際對維特在比亞裏茨的彆墅進行瞭搜查，瑪·伊·維特在《迴憶錄》的序言中描述過這一事件。然而搜查也沒有任何結果。維特對俄國警察局和尼古拉二世的手段瞭如指掌（他自己也使用過類似方法），因此他決定按照慣常的做法將迴憶錄手稿保存在遠離俄國的地方。維特長時間地以他妻子的名義將手稿保存在巴黎一傢銀行裏，去世前不久用另外一個人的名義把它們轉移到瞭巴約訥。
盡管維特去世後不久有關他的迴憶錄存在的消息已經廣為人知，但是又過瞭五年多，它們纔開始齣版。1920年末人們纔發現，手稿在柏林言論報齣版社掌握中。該齣版社董事會成員兼僑民報紙《舵》的編輯И.В.格森在準備齣版迴憶錄的同時，已開始在這份報紙上刊登其中的片段，又過瞭一段時間，1921年時，《迴憶錄》的第一捲麵世瞭。
後來И.В.格森在自己的迴憶錄中講述瞭與瑪·伊·維特在哥本哈根一傢簡樸的旅館裏的會麵。她和“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的漂亮的養女維拉·納雷什金娜，以及維拉的一雙兒女一起住在這裏：外祖父的迴憶錄獻給瞭她的兒子，她女兒帶著女傢庭教師和女僕”。格森繼續寫道：“前宮廷警備長、侍從將軍沃伊科夫是常客，他穿著便服看起來像是喬裝打扮的陸軍司務長，終日無所事事。瑪蒂爾達·伊萬諾夫娜對於我的到來很是高興。她剛剛收到馬剋拉科夫（В.А.馬剋拉科夫是臨時政府駐法國大使）從巴黎寄來的先前保存在那裏的一個保險櫃裏的幾十本迴憶錄筆記，這些是維特在國外逗留的時候抽空記錄下來的。”“一邊展示這一堆筆記，”格森繼續描寫道，“伯爵夫人激動地拍手道：‘您知道嗎，1905年謝爾蓋·尤利耶維奇在美國時，希夫（維特談到在紐約時前來拜訪過他的猶太代錶團時提起過這個人）願意齣資100萬美元購買迴憶錄的版權。我現在會提醒希夫這件事。’然而現在，革命肆意揭露官僚主義的一切秘密之後，這樣的天價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精明強乾的伯爵夫人不同意這一看法，親自前往美國（記得她說過——乘坐的是美國的軍艦），在希夫的協助下低價將版權賣給瞭一傢齣版公司。這傢公司（之後還有柏林最大的齣版社）使用的是我前妻的兒子，一位年輕的曆史學傢（С.И.施泰因-Б.А.,Р.Г.）對原稿細心研究之後準備用於在俄國齣版的文稿”。瑪·伊·維特對他們使用這一文本沒有提齣任何異議，但是我“前言中的評論”引起瞭我們之間的熱戰。盡管評述開頭的論點是，“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傑齣國務活動傢中，維特伯爵無可爭議地占據著最為顯著的位置”，但是我同時指齣瞭他的雙重作用，這使伯爵夫人大發雷霆，因此我隻好就許多細節做齣解釋，費瞭九牛二虎之力纔得以說清他政治生涯的這一根本特點。如今發錶的瑪·伊·維特與美國齣版商的通信使得復原他們之間的談判過程成為可能。
1921年美國World’s Work開始發錶迴憶錄的一些片段，同年,美國英文版一捲本的維特迴憶錄麵世，這本書某種程度上超越瞭柏林版的第一捲。美國版的扉頁上寫明，它是根據А.亞爾莫林斯基準備齣版的手稿原文進行翻譯的，此人曾多年擔任紐約公共圖書館斯拉夫分部主任。事實上，和С.И.施泰因受И.В.格森委托完成的文本相比，這個本子要簡短得多。接下來的法文和德文版本完全沒有獨特之處。法文版本是根據英文本翻譯的，裏麵有些刪節，有很多錯譯、印刷錯誤和不準確之處；而德文版本是柏林俄語版一、二捲的譯本，有些刪減和順序的重新排列。（德文版與俄文版的前言大相徑庭。）
柏林版的第一捲刊載瞭維特手稿中《筆記手稿》最後一頁的照片復印件，維特於1912年10月記錄下的這份筆記可以看作他的文學遺言。寫完筆記手稿之後，維特做瞭兩份記錄。第一份注明是1912年10月5日，裏麵指齣：“我即將寫完自己的筆記，如果繼續寫，那就是為364頁以後（是對該篇的補充）而寫的，會涉及口述筆錄裏無法談到的一些更近的情況。1912年10月5日，比亞裏茨。”似乎是要為自己的迴憶錄撰寫工作做一總結，維特又做瞭第二份記錄：“總之，我留下的有：（1）日俄戰爭緣起史（我擔任財政大臣時的一些同事協助我完成瞭這部著作），它由兩捲本和一捲附錄組成——我去世之後可以馬上予以發錶；（2）口述筆錄（我去世之後同樣可以發錶，但是涉及那些仍然健在者的地方應當予以刪除）；最後，還有我的這些筆記手稿，我去世之後也應當盡快將其發錶。請嚴格照此執行。維特伯爵，1912年10月11～24日。”
在《筆記手稿》結束語的字裏行間首先透露齣來的是，維特沒有將自己遺留的手稿看作統一的整體，而是將其劃分為三部完全獨立的著作，留下遺言要求在其去世之後按照一定順序將每一部都單獨齣版。另外，如果從體裁的角度來看，這三部作品之間的差彆並不是很大。
不過，維特隻是有條件地將其離任總理大臣後寫的第一部著作歸為迴憶錄。我們可以在《日俄戰爭緣起史》一書的序言中找到對此的解釋。序言中指齣，這部手稿“依據謝·尤·維特伯爵個人檔案文獻，在其親自指導之下於1906～1907年鼕季期間”編寫完成，“因此它似乎是伯爵的有關遠東事務的個人迴憶錄。接下來序言中列舉瞭該著作所依據的所有文獻種類。共有三類。第一類：“之前在一些特殊的齣版物和著作中已經加工過的材料”，即不同時期齣版的公務中使用的機關工作述評；第二類：維特個人檔案材料，沒有收入機關《文件匯編》的“極其機密的文件”和信函；最後，第三類：“謝·尤·維特編寫該著作過程中不斷補充進來的筆記”。
由上所述可以看齣，《日俄戰爭緣起史》不僅僅是在維特指導下依據其個人文獻材料編寫而成，而且包含瞭維特的個人筆記和某種程度上的迴憶錄特點。顯然，所有這些使他有理由賦予自己的這部作品“似乎是……有關遠東事務的個人迴憶錄”的意義。1907年春季前這部著作編寫完成，這一年夏季維特著手撰寫《筆記手稿》，在這部著作的序言中他已經不帶任何附加條件地將這些《筆記》稱為《迴憶錄》，沒有將它們同《日俄戰爭緣起史》相聯係，而是強調它們完全獨立的性質。然而這兩部作品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聯係——因為維特將第一部稱為迴憶錄，盡管是有條件的；還因為在《筆記手稿》中遠東這一主題得到瞭進一步的延伸，盡管是從其他的角度進行的。還要指齣的是，《筆記手稿》中對事件的敘述是從1903年開始的，也正是從《日俄戰爭緣起史》一書敘述完結的時刻開始的。
維特在國外撰寫自己的《筆記手稿》，並於1912年10月完成寫作。1910～1911年鼕季他同時在彼得堡開始口述《速記記錄》，其主題同《筆記手稿》緊密相連，並有部分重閤。《筆記手稿》和《速記記錄》中同時提到的那些事件（這首先是指對維特最為重要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事件及其原因），《筆記手稿》中通常會以特彆刻薄的筆調予以敘述。所以維特將它們稱為《政治迴憶錄》（參見：正文，第5部分，第144頁）。《速記記錄》始於對童年的迴憶，止於1911年。這樣就又齣現瞭迴憶錄的另外一個組成部分。
像上麵已經說過的，維特留下遺言，要求在其去世之後，分彆齣版各部作品。然而他自己首先打破瞭這一遺言。維特在自己去世前一年用彆名發錶瞭《日俄戰爭緣起史》。他去世之後，齣版《筆記手稿》和《速記記錄》時遺囑也沒有被執行。麵世的文本是由《速記記錄》和《筆記手稿》各個部分組成的以備齣版的匯編本。
維特的口述速記記錄最為係統化（有目錄），記述維特一生的那部分迴憶錄某種程度上構成格森和施泰因設計的三捲本《迴憶錄》的骨架。
不過，作為一個編輯，施泰因著作的主要特點在於，他一方麵對待迴憶錄文稿十分慎重，對文稿幾乎未做校對，然而另一方麵，他擅自對文稿進行係統整理，重排順序，編排捲和章，刪掉瞭某些片段。
文稿中的改動歸結為：編輯改正瞭一些標點符號，給以標題，劃分段落，偶爾做些文字修飾，並不改變原意。
從И.В.格森的《序言說明》中可以看齣，他意識到，他手裏的迴憶錄具有“重大曆史價值”。然而他齣版的不是曆史資料，而是一本關於不久前剛剛結束的“遠遠沒有定論”的革命前夕諸事件的書，這本書“對於迴答當代許多令人憂慮和痛苦的問題”而包含“極其豐富的材料”。
應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何以將手稿整理為三捲本的《迴憶錄》。Б.А.羅曼諾夫中肯地評價道，前兩捲“是編輯勇敢地將相互平行、性質不同的敘述縫閤在一起的結果”。
《迴憶錄》在柏林齣版後不久，國傢齣版社開始著手齣版蘇聯的版本，М.Н.波剋羅夫斯基作序。蘇聯版本是最接近原稿的柏林版本的文稿翻印，因為國傢齣版社不可能使用到原稿。1960年，帶注釋的蘇聯新版本《迴憶錄》麵世。А.Л.西多羅夫作序，他在序言中將維特迴憶錄當作史料予以分析。1923年時Б.А.羅曼諾夫就開始關注這本重要文獻資料的齣版質量，他遺憾地說，維特的遺言“依舊沒有執行”，他編寫的三份手稿，哪一份都還沒有單獨齣版。他同時指齣，“‘整理’維特文學遺産的文字整理工作本身到底有多大規模”現在還不明晰。
隻有維特迴憶錄手稿開放之後，這一問題的答案纔有可能得以揭曉。В.С.納雷什金娜將包括迴憶錄在內的維特的海外檔案轉交給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赫梅捷夫俄國和東歐曆史文化檔案館。遵照她提齣的條件，直到1965年，維特去世之日起50年期滿之後，他的文獻手稿纔能被利用。將格森版的文稿同原稿兩相比較，Б.А.羅曼諾夫1923年提齣的關於格森“整理”維特迴憶錄遺産過程中的編輯工作規模的問題就有瞭答案。格森對文本許多地方重新排序，這不僅改變瞭原稿的麵貌，而且影響瞭其內容。有些題目（盡管是因為它們被移作瞭某章的標題）太突齣，傷害瞭其他章節，在評價各種各樣事件和人物時轉移重心，不僅許多細節，還有很多事件，讀者都沒有讀到。自然，敘述的多樣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瞭，這一點，Б.А.羅曼諾夫盡管沒有看到原稿，卻已經感覺到並且嚮讀者指齣瞭。然而沒有根據認為格森或施泰因麯解維特作品的某些地方而有什麼過錯。很難想象在20世紀初能夠一字不差地齣版維特的所有迴憶錄遺作。
根據維特對《筆記手稿》第一部分（從財政大臣的職位上退下來到從樸次茅斯迴來這段時期）所作的序言判斷，維特撰寫這部分時，“手頭沒有文獻”。到後來他纔經常有機會利用自己在彼得堡和國外（顯然，國外的檔案在1908～1909年纔形成）的檔案資料。這兩部分檔案的資料組成是相同的，有一些除外，許多文獻在一個地方保存的是正本，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副本。看來，對維特而言，創建海外檔案同將迴憶錄保存在海外的意義是完全一樣的。
現今的彼得堡的維特檔案，其主要的資料由以下幾部分組成：維特去世之後尼古拉二世下令沒收並於1916年轉存至皇傢圖書館的文稿；大概是1917年維特私邸的主人離開時留下的帶有私人性質的文件；還有後來收集的其他人收藏的材料。1925年起維特檔案保存在十月革命檔案館特藏部（沙皇製度滅亡部）的X全宗。1929～1941年該全宗保存在中央曆史檔案館特藏部。根據莫斯科國傢中央曆史檔案館新條例規定，1941年該全宗被轉移至該檔案館個人捲。1961年該全宗被轉交給蘇聯國傢中央曆史檔案館（現在的俄羅斯國傢曆史檔案館）。1951年6月29日В.С.納雷什金娜-維特嚮美國駐布魯塞爾大使館提齣建議，將維特的海外檔案贈送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條件是直到1965年該檔案纔能開放。1952年4月4日該檔案被送交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手稿部，1965年被轉移至巴赫梅捷夫檔案館，並由Л.В.馬格羅夫斯基在那裏對其進行研究。巴赫梅捷夫檔案館就維特檔案開始使用的問題還徵求瞭住在巴黎的維特外孫女杜韋爾娜亞女士的意見。
除此之外，維特的個人捲宗中包含他迴憶錄使用的基本文獻，它們的可貴之處還在於，為我們瞭解維特的寫作進程創造瞭條件。在俄羅斯國傢曆史檔案館的維特全宗中保留著一些寫作中的明顯的痕跡——上麵已經提到過的目錄和包含瞭迴憶錄涉及的所有時期的年錶。很明顯地，因打印齣來的年錶不斷被人利用，而齣現瞭整體被勾掉的情況。隻有1905年9月15日到1906年4月末的那部分文本沒有被劃掉，因為眾所周知，在速記記錄中這段時期被略去瞭。所以年錶可以被認為是維特進行速記記錄時的一本參考書。因此，盡管迴憶錄中隻提到瞭一些文件，幾乎沒有任何日期，可事實上，維特在寫作過程中不僅利用瞭各方麵的大量文件，還仔細核對過大事年錶。然而維特搜集檔案資料絕不僅僅是為其打算去世後齣版的迴憶錄提供文獻素材。1906年他被解職，從繁忙的國務活動中退瞭齣來，他至死都在為權力、為證明自己的正確性和為破壞對手的信譽而進行著緊張的鬥爭。而撰寫政論文章在這一鬥爭中發揮瞭重要作用（我們這裏指的不僅包括維特署名發錶的文章和書籍，或者他公開接受的采訪，還包括經他寫下的很多著作）。在維特的個人捲宗裏同樣保留著這類活動的印跡，這一活動和他寫作迴憶錄有直接的聯係，而且我們覺得，這一活動重新揭示瞭迴憶錄的性質以及其作者寫作的目的。由於維特所作的政論性演講，他的迴憶錄中的主要話題早在迴憶錄齣版很久以前就已經多多少少地見諸報刊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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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憶錄中闡述或涉及的話題範圍異常廣泛。如上所述，柏林版及其翻印本是研究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俄國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獻資料。然而研究者工作中用到的這個文本遠不能符閤學術要求。為瞭閱讀方便，И.В.格森及С.И.施泰因不僅常常調換維特口述筆錄中片段的位置，而且盡量不重復，他們從對同一事件的幾種敘述中挑選齣來他們認為比較好的一種說法。然而從目前這個版本看來，許多同時也很重要的事件在口述筆錄和《筆記手稿》中，甚至在每一篇文稿中都不僅有重復，而且描述得也不盡相同。現在研究者可以利用到闡述這些事件的所有版本，其中標明瞭時間、地點和事件的敘述方式（口述還是書麵的），並且可以判斷各種說法的上下文。這種完全復製維特文稿的齣版方式符閤作者的意願。
前麵援引的維特1912年10月11～24日寫下的位於《筆記手稿》末尾的記錄中，他擬定瞭其三部分文學遺産在去世之後的發錶順序。因為他自己已經用彆名發錶瞭第一部分的俄文和法文版本，現在的齣版目的——復現另外兩個部分即保存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巴赫梅捷夫俄羅斯和東歐曆史文化檔案館中的《口述筆錄》及《筆記手稿》。這兩部分中作者都以第一人稱敘述，它們的順序是：先是口述筆錄，然後是筆記手稿，齣版人之所以這樣安排，一方麵是因為維特作瞭明確指示，另一方麵是因為維特在口述筆錄中從頭敘述瞭自己反思過的一生。
這兩部分在我們的版本中完全按照迴憶錄作者自己定的小標題。
維特的語言和文學筆法十分獨特，常常有悖常規。這一點在《筆記手稿》中得到瞭充分的體現，因為在進行速記和判讀速記記錄的過程中，迴憶錄作者的一些不閤規範的地方可能是被修改掉瞭。標點符號基本上都是齣版者校定的。在格森-施泰因版本中齣現過的那些文稿通常都保留著他們做的圈點。
現在這個版本中毫無保留地修改瞭明顯的語法錯誤、筆誤、方言詞匯，十分彆扭的詞語結構以及專有名詞錶達上的不準確之處。在某些情況下保留瞭作者原有的錶達方式，並指明“原文如此”。縮寫全部都展開瞭，省略的詞語在雙括號中進行瞭補充。文稿中著重強調的詞語用斜體進行瞭標注。
星號錶示在捲末會有注明頁碼的注釋。齣版者所譯的一些外語詞匯和語句的譯文以及一些文本學的注釋在頁末用字母標示瞭齣來。頁末還有一些謝·尤·維特自己做的用數字標齣的注釋。
在《速記記錄》中每一部分之前的內容和無名氏在頁邊寫下的標題及副標題之間有一些異文（參見：如，第11部分）。
《速記記錄》構成瞭第一捲上下兩冊的內容，《筆記手稿》——第二捲。值謝·尤·維特誕辰150周年之際，在俄羅斯聯邦政府協助之下本書纔得以齣版。在此一並感謝М.М.卡西亞諾夫、Е.М.普裏馬科夫、С.В.斯捷帕申、П.П.捷姆尼科夫、Н.К.菲古羅夫斯卡婭、Т.Г.切博塔廖娃、1989年協助復印維特手稿的索羅斯基金會以及И.П.帕爾金娜（她還參與瞭齣版編輯職責之外的工作）。
Б.Б.杜邊佐夫和М.Ф.弗洛林斯基欣然同意為現版本寫作評論。

Б.В.阿納尼奇
Р.Ш.加涅林


維特夫人的序言

我毫不猶豫地秉筆為先夫的迴憶錄聊寫數語為序。賦予這部著作公正的意義，我不能像維特伯爵那樣公正地評價這部著作，況且作為他的妻子，我有失偏頗的評價也未必能引起讀者什麼興趣。
我想嚮讀者解釋的是先夫本人賦予這部著作的意義，也想說一下是什麼原因促使先夫將自己的思想和迴憶錄以書的形式錶現齣來，並且該書在作者及其同時代人有生之年並不準備齣版。維特伯爵既不是對帝王阿諛逢迎的廷臣，也不是迎閤群眾的蠱惑傢。他是貴族，但是他並不維護貴族的特權；他將閤理安排農民日常生活設定為自己的治國目標，然而他仍然是一名國務活動傢，和俄國大部分知識分子迷戀的理論上的民粹運動格格不入。他不是自由主義者，因為自由主義者們急不可待地想在刹那間立刻改造國傢的整個體製，對此他並不支持；他也不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鄙視俄國統治階層的官僚們的拙劣的手段和落後的政治思想。我的丈夫曾不止一次地對自己的親人講：“我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保守主義者，我隻是一名文化人。我不會僅僅因為某人和我想法不同，就將他流放至西伯利亞，我也不會僅僅因為某人沒有和我在同一座教堂裏禱告上帝,就剝奪他的公民權利……”
這導緻謝·尤·維特在各個陣營裏都樹敵無數。宮廷中、保守主義者中、自由主義者中、民主派人士中——在所有圈子中維特伯爵都被看作“異己”。他用自己的方式為祖國謀求福利，因此很少有自始至終的同路人。公正使我承認，先夫傑齣的治國纔能無可置疑，甚至偉大的俄羅斯各界人士都很敬重他。然而由於上述原因，沒有一位俄羅斯國務活動傢如先夫那樣會成為如此形形色色、充滿矛盾，同時又持久、激烈的攻擊的對象。在宮廷中,他被指責為共和主義者；在激進陣營中，人們認為他是為瞭君主的利益而妄圖削減人民的權利。地主們責備他想讓他們破産，以滿足農民的利益；而激進派指責他為瞭地主的利益而試圖欺騙農民。這位開創俄國新曆史的10月17日憲法的締造者，成瞭十分招人的承受陰謀和誹謗的對象；另外，這位大國務活動傢復雜多麵的個性不受任何簡化公式的影響，因此産生瞭一些誤解，這些誤解有時甚至是十分認真嚴謹的。
我丈夫在著手齣版迴憶錄之時，不願意和對手辯論，不想闢謠，澄清誤解。他超越瞭這些一度引起轟動效應的流言蜚語。除此之外，在舊體製下，書刊檢查製度的嚴格程度對於沙皇前首席大臣來說，遠比普通公民更甚。書刊檢查製度以及維特伯爵顧惜許多同時代人的感受的強烈願望，使得他完全不可能全麵、公開地錶達自己的思想。由此他決定委托下一代來評判自己的活動，於是有瞭如今齣版的迴憶錄。
先夫將迴憶錄存放在國外。他不能確定，他在彼得格勒石島大街上的辦公室能否避開秘密警察的眼綫和掌控（得到足夠保護，不被秘密警察發現）。隨便什麼時候隻要一搜查，就會使作者很輕易地失去手稿。他清楚，有太多強勢人物對他這本著作感興趣。原稿一直以我的名義保存在國外的一傢銀行裏。先夫擔心，他去世後朝廷和政府想要侵占他的檔案，於是他請求我提前保管好迴憶錄。我照做瞭，將原稿從巴黎轉移到瞭巴約訥，以彆人的名義存放在一傢外國銀行裏。他的警告實際上並不多餘。1915年2月，我丈夫剛剛過世，他位於彼得格勒的辦公室就被當局查封，見到的所有東西都被拿走審查。過瞭一段時間侍從將軍、大本營司令以陛下的名義來找我，他說，陛下看到先夫迴憶錄的目錄之後，對迴憶錄很感興趣，想拿去看看。我迴答說，很可惜，我無法將迴憶錄提供給陛下閱讀，因為它們保存在國外。陛下的使者沒有堅持，但又過瞭一段時間，俄國駐巴黎使館的官員齣現在我們比亞裏茨的彆墅裏，在主人不在的情況下，對彆墅進行瞭仔細的搜查。他在找迴憶錄，但那時，就像我上麵說過的，它們已經安然躺在巴約訥銀行的保險櫃裏瞭。

瑪·伊·維特伯爵夫人
（謝·尤·維特：《迴憶錄》三捲本第一捲，柏林，192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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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伯爵是俄皇亞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時期的宮廷重臣，俄羅斯帝國政治傢，曆任交通大臣、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和頭一任大臣會議@，是俄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製定者和實施者。本書中，維特以親曆者身份，生動翔實地再現瞭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如李鴻章訪俄、日俄戰爭緣起、樸次茅斯條約的前因後果等。本書不失為維特唱給俄羅斯帝國的挽歌，為其滅亡和1917年巨變的研究提供瞭極其豐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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