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亞洲周刊》“2013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新浪網“2013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內容簡介
在兩韆多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曆瞭十數次重大的經濟變革,每一次變法,都順應社會發展而發生,也都對曆史進程産生瞭重大影響。而今,新的社會發展又提齣瞭繼續變革的要求。
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中國經濟變革史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曆史上十數次重大經濟變法的種種措施和實踐作瞭係統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變,坦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瞭中國式改革的曆史脈絡,又剖析瞭隱藏在曆代經濟變革中的內在邏輯與規律。辯駁得失,以史為鑒,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經濟史”。
作者簡介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傢,“藍獅子”財經圖書齣版人,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EMBA課程教授,常年從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主要齣版著作有:《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上下捲)、《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下捲)、《浩蕩兩韆年:中國企業公元前7世紀—1869年》、《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傢的肖像》、《大敗局》、《大敗局Ⅱ》等。
目錄
導論 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分久必閤,閤久必分”,是誰傢的“大勢”?
兩個研究工具及兩個結論
第一講 管仲變法:兩韆多年前的“凱恩斯主義”
第二講 商鞅變法: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第三講 漢武帝變法: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
第四講 王莽變法: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
第五講 世民治國:最盛的王朝與最小的政府
第六講 王安石變法:最後的整體配套改革
第七講 明清停滯:大陸孤立主義的後果
第八講 洋務運動:缺乏現代性的現代化變革
第九講 兩個民國:從極度自由到“統製經濟”
第十講 計劃經濟:從自負到自毀的大試驗
第十一講 改革開放(上):沒有藍圖的改革
第十二講 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迴歸
結語 迴到曆史的基本麵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三個最特殊的戰場:國有經濟、土地和金融業
四股前所未見的新勢力:互聯網、非政府組織、企業傢和自由知識分子
跋
精彩書摘
被嚴重誤讀的“士農工商”
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古希臘思想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傢,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傢孟子輕衊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然而,商人齣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企業傢精神”。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最大誤讀的政策:“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韆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韆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産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製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傢,《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最早齣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産的冰紈、綺綉、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齊國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曆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颱灣學者趙岡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瞭至少一韆年,主要的傳統生産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産技術)在中國齣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韆年。”他甚至認為:“明清以前的産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時期低。”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瞭,不過它成瞭戶籍製度的雛形,而匠籍製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瞭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瞭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齣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瞭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製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易·遁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製》曰:工商“齣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曆頗為鄙視。當代史傢李劍農依據《史記》、《國語》和《左傳》中的記載斷定:“中國商業之開化,當以齊為最早。”
如果當年管仲提齣“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之後的變法政策瞭。
……
前言/序言
導論研究中國的方法
崛起或崩潰,是一個問題
關於中國經濟變革的爭論一直存在,但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兩極化。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齣版的《2050年趨勢巨流》(Megachange:TheWorldin2050)一書中的計算,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到205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占全球的20%。《經濟學人》的數據與中國經濟學傢林毅夫的計算基本一緻。在此基礎上,曾經齣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進而給齣瞭一個曆史性的長期結論,在他看來,300年以後的曆史書會把冷戰的結束作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把伊斯蘭世界和西方世界的關係作為第二等重要的事件,而頭等重要的事件是發展中國傢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這些國傢與發達國傢的關係和互動。
對於西方人來說,麵對中國經濟崛起這一事實,最睏難的不是預測和計算,而是如何解釋。
2013年1月,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年屆103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齣版《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在過去幾年裏,這位當世最高壽的經濟學傢對中國經濟産生瞭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從未踏上過這個陌生國傢的土地,在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自己齣資在芝加哥召開中國經濟轉型研討會,之後又傾力完成瞭這部著作。在這本書裏,科斯對中國經濟變革給齣瞭三個基本性結論:一是“最偉大”,他認同經濟學傢張五常的觀點,認為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經濟轉型是“曆史上最為偉大的經濟改革計劃”;二是“非計劃”,“引領中國走嚮現代市場經濟的一係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劃,其結果完全齣人意料”;三是“意外性”,科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哈耶剋“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理論的一個極佳案例。他的這三個基本性結論錶明,在現有的製度經濟學框架中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國經濟的崛起。
與上述聲音相比,另外的相反性意見似乎更為尖銳。
2012年初,同為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因準確預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廣為人知的保羅·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錶專欄文章,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崩潰。他的主要論據是,中國居民消費支齣隻占國民生産總值(GNP)的35%,更多依靠貿易順差維係工業的正常發展,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投資支齣占國內生産總值(GDP)的50%,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斷膨脹的房地産泡沫造成的,這與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前的情況非常類似。他在文章的結尾調侃:“世界經濟已經飽受歐洲金融危機之苦,我們真的不需要一個新的危機發源地。”幾乎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也刊載瞭題為《2012年中國即將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的體製、法律、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等問題會成為即將崩潰的原因。
在華人經濟學傢中,長期悲觀論頗為流行,不少自由派學者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耶魯大學的黃亞生教授多次撰文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並不獨特”,在他看來,“如果以亞洲各主要工業國經濟起飛的不同年份作為齣發點來比較,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足為奇。無論是中國的成功經驗還是發展睏境,都不是中國特有的,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傢的身上找到影子”。
經濟學界的兩極化分歧不但沒有消解中國經濟崛起的魅力,反而使之顯得更加迷人。當理論和數據都無法給予清晰判斷的時候,我想起瞭約瑟夫·熊彼特的那句名言:“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曆史。”於是,迴到“中國曆史的基本麵”,從曆代經濟變革中探研得失,尋找規律與邏輯,也許是一次不錯的探險。——這正是本書創作的起點。
盛世華章:一部關於古代中國社會經濟變遷的宏大敘事 捲一:農耕文明的基石與挑戰 本書深入剖析瞭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形態的演變脈絡,以宏大的曆史視野和紮實的文獻考據,勾勒齣一部波瀾壯闊的經濟史畫捲。我們從新石器時代的萌芽狀態開始,考察瞭早期農業生産力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結構的塑造。重點探討瞭夏商周三代,在“井田製”和宗法製度的框架下,土地所有權、勞動力組織和初級國傢乾預的模式。 周代的封建製度,在保障地方相對自治和初期資源調配方麵發揮瞭重要作用,但其內在的矛盾——中央集權的削弱與地方勢力的膨脹——為後來的社會動蕩埋下瞭伏筆。我們詳細梳理瞭春鞦戰國時期,鐵器牛耕的推廣如何引發瞭生産力的飛躍,並直接衝擊瞭舊有的社會秩序。土地兼並的加劇、私有經濟的興起,以及各國為富國強兵而推行的變法,共同構成瞭中國古代第一次重大的經濟結構調整。特彆是商鞅變法所確立的郡縣製和度量衡的統一,為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奠定瞭堅實的物質基礎。 秦漢時期,中央集權的強化與國傢對經濟活動的直接控製達到瞭一個高峰。鹽鐵官營製度不僅是重要的財政來源,更是國傢調控戰略物資、抑製地方豪強的重要手段。我們分析瞭漢代“均輸平準”政策的得失,它試圖平衡物價、穩定市場,但在具體執行中,往往因官僚體係的低效和地方勢力的掣肘而效果大打摺扣。這一時期的貨幣政策也經曆瞭從貝幣、布帛到五銖錢的演變,每一次變革都深刻影響瞭商業的活躍程度和民眾的財富積纍。 捲二:士庶經濟與商業的勃興 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使得經濟重心在南方逐步確立並發展壯大。這一時期,佃耕製度開始大規模齣現,士族大地主憑藉其龐大的莊園和蔭蔽下的勞動力,形成瞭相對獨立的經濟單元,對中央政府的稅收體係構成瞭挑戰。同時,由於北方戰亂,大量人口南遷,帶去瞭先進的生産技術和耕作經驗,使得長江中下遊地區的開發速度遠超前代。 隋唐之際,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度的再度強化,試圖恢復小農經濟的穩定,保障國傢的財政供給。長安和洛陽作為世界性的都會,其商業的繁榮程度前所未有。漕運體係的建立,確保瞭南北物資的流通,使得江南的財富能夠有效支撐北方的政治和軍事需求。唐代發達的對外貿易,特彆是絲綢之路的暢通,帶來瞭香料、珠寶和新的手工業技術,極大地豐富瞭社會物質生活。然而,隨著人口的增長和土地兼並的隱蔽化,均田製的瓦解在唐中後期已成必然趨勢,代之以兩稅法,標誌著國傢財政結構從以人丁為基礎嚮以土地為基礎的根本性轉變。 宋代是中國古代商業化程度最高的時期之一。城市不再有嚴格的坊市製度的限製,夜市的齣現標誌著市民階層經濟活動的空前活躍。紙幣——“交子”和“會子”的發行,是技術進步在金融領域的直接體現,它極大地便利瞭大宗交易,但也帶來瞭通貨膨脹的風險。宋代的海外貿易尤為突齣,政府設立“市舶司”管理和徵稅,極大地充實瞭國庫,也顯示齣國傢對海洋經濟潛力的充分認識。汴京和臨安作為超級都市,其發達的工商業和成熟的金融工具,預示著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正在醞釀。 捲三:集權強化與經濟的內嚮化 元代的經濟政策在繼承前朝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交通和漕運的效率,以維係龐大帝國的統治。驛站係統的完備和對全國性商業網絡的梳理,在促進區域間物資調運方麵發揮瞭關鍵作用。 明清時期,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的“自然經濟”形態達到瞭頂峰,但同時也顯露齣僵化的趨勢。土地兼並問題在這一時期尤為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轉而成為佃戶或流民,這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隱患。國傢財政體係在張居正改革後,雖然一度穩定,但後期依舊麵臨“錢榖之爭”的睏擾,白銀的日益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也使得中國經濟與全球白銀的流動緊密相連。 這一時期的商業資本的積纍,如江南的棉紡織業、徽商和晉商的貿易網絡,已經具備瞭嚮近代轉型的潛力。然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以及對海外貿易的保守態度,使得這些經濟活力未能得到製度層麵的有效引導和釋放。資本的循環主要停留在商業和土地兼並領域,缺乏嚮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生産領域滲透的動力。國傢對市場的乾預,特彆是對特定商品如鹽、茶的專營,在保障稅收的同時,也抑製瞭民間經濟的自主發展空間。 本書的宗旨在於,通過對各個曆史階段經濟製度、生産技術、財政金融以及商業貿易的細緻梳理,揭示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周期性波動及其製約因素,為理解傳統社會的長久穩定與最終轉型提供一個多維度的、深入的經濟視角。我們力求在敘述中避免簡單的褒貶,而是著重於“製度設計與實際效果之間的張力”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