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鞦公羊傳譯注(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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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堤，唐書文 注

圖書標籤:

• 春鞦公羊傳
• 公羊傳
• 譯注
• 中國古代名著
• 經典
• 曆史
• 文化
• 先秦
• 儒傢
• 文獻

齣版社： 上海古籍齣版社

ISBN：9787532582266

版次：1

商品編碼：12073028

包裝：精裝

叢書名： 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1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98

字數：534000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國學經典，名傢譯注，用詞精準，文字曉暢。

內容簡介

　　《春鞦公羊傳》以闡述《春鞦》的義理為主，兼研討《春鞦》的文理和史實，是“春鞦三傳”中較早得到承認的一部經傳。本書經傳以《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每章冠以題解，注釋精當，譯文通順易懂。

作者簡介

　　王維堤，1934年齣生於上海，早年就讀於大連工學院，後改攻中國古代文史，曾任職於上海古籍齣版社。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研究，發錶過學術論文、語文劄記、文史小品數十篇，並整理點校《夜談隨錄》、《小山樂府》等古籍多種。主要著作有((龍的蹤跡》、《龍鳳文化》、《中國服飾文化》、《中國古代夢文化》、《春鞦公羊傳譯注》等。

目錄

前言1
隱公1
桓公50
莊公97
閔公174
僖公182
文公263
宣公307
成公349
襄公389
昭公447
定公510
哀公546

精彩書摘

　　一　　《春鞦》是孔子根據魯國史記修定的，這一點，傳《春鞦》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說法是一緻的。楊伯峻先生在《春鞦左傳注·前言》中說：“孔丘未曾修或作《春鞦》”，隻“用《魯春鞦》作過教本，傳授弟子”。在這裏，我們要對孔子修定《春鞦》多說幾句。　　《孟子》記錄瞭孔子自己對《春鞦》所說的兩句話，一句見於《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鞦》。《春鞦》，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鞦》乎，罪我者其唯《春鞦》乎！”……孔子成《春鞦》而亂臣賊子懼。一句見於《離婁下》：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鞦》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可見孔子把《春鞦》看成是錶現自己政治觀點的著作，《春鞦》之“文”雖是編年史，可是它還有“義”，那就是“王者”之道。　　與孟子同時的莊子，在《天下篇》裏談到他對儒傢六藝的看法時也說： 《春鞦》以道名分。他也看齣《春鞦》不是純粹的編年史，而存在著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這種功能與作用，當然是孔子修《春鞦》時賦予它的。　　司馬遷在《史記》裏多次提到孔子修《春鞦》的目的和經過。《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迴答瞭上大夫壺遂提齣的問題：“孔子何為而作《春鞦》？”《孔子世傢》說，魯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歲)西狩獲麟後，孔子深感“吾道窮矣”，認為“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鞦》”。他對原始史料作瞭處理，“約其文辭而指博”，“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十二諸侯年錶·序》說：“孔子明王道，乾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鞦》。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製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司馬遷對整理、采擷、編定史料有豐富經驗，所以他把孔子修《春鞦》的過程錶述得如此簡明扼要，是有實際體會的。　　孔子在修《春鞦》之前，對所謂“史記舊聞”必早有搜集，並相當熟習。《藝文類聚》捲八十引《莊子》佚文：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鞦》也。”這個“《春鞦》”，當然不是孔子編定的《春鞦》，而是孔子修《春鞦》的素材——魯國或各國的史記。《孔子世傢》記孔子早年曾與南宮敬叔一起“適周問禮，蓋見老子雲”，那麼，他迴答老子所說的“《春鞦》”，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記。孔子晚年不曾到過周，所以楊先生說，《十二諸侯年錶·序》所說的“西觀周室”與《孔子世傢》是有矛盾的，其實太史公這裏隻是籠統的敘述，並不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的。至於《公羊注疏》徐彥題下疏引《閔因敘》說：“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製《春鞦》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則是漢代緯書之說，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鞦》，主要依據的是魯國的史記，即所謂《魯春鞦》。當時各諸侯國之間有將史官所記大事互相通告的規矩，所以《魯春鞦》不僅記有魯國的史事，也記有彆國的大事，《禮記·坊記》說：“《魯春鞦》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記的就是晉國的大事。　　《魯春鞦》的內容可能有些蕪雜，所以孔子修《春鞦》時纔要“去其煩重”，“削則削”。《公羊傳·哀公三年》說：“《春鞦》見者不復見。”就指齣瞭這個特徵。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這個楚宮，是魯襄公齣訪楚國時看到楚國宮室相當華美而有南國情調，迴國後仿造的。“作楚宮”是魯國的一件新鮮事，《魯春鞦》應該記的，但《春鞦》卻不書。何休《解詁》雲：“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孔子“去其煩重”而把它“削”瞭。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傳》雲：“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周代強調同姓不婚，吳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後，與魯國同屬姬姓，因此魯昭公娶吳女是非禮的。《禮記·坊記》說：“《魯春鞦》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這裏說瞭兩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吳”，即不稱孟姬，而改稱“吳孟子”；一件是記其死曰“孟子卒”，連吳也不加瞭。可見《魯春鞦》原本記有娶夫人吳孟子的一條，還記有孟子卒的一條，到孔子修《春鞦》時，把娶夫人吳孟子的一條刪削掉瞭。《論語·述而》說：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可見魯國稱昭公夫人為“吳孟子”，是其他諸侯國也知道的，這可能是昭公娶她時通告瞭各國。因而《魯春鞦》曾有關於昭公娶夫人吳孟子的記載，完全閤乎情理。《春鞦·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闕一“鼕”字。何休《解詁》說：“去鼕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雖為臆測，不為無理。但貶之之說未必是，蓋是年鼕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條因“見者不復見”而刪節瞭，連帶也闕瞭個鼕字。這一條，即《禮記·坊記》所稱“去夫人之姓曰吳”的那一條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鞦》也不完全是削，還有“筆則筆”的一麵。例如桓公娶文薑，《春鞦》記得就十分詳細。《桓公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於嬴。”據《左傳》說是桓公無媒而聘文薑，這在古代是非禮的事。《春鞦》據實而書，譏貶之意自見。接著，“(鞦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薑氏於(魯國地名)。公會齊侯於。夫人薑氏至自齊。”可說是不厭其煩瞭。《公羊傳》在“齊侯送薑氏於”下說：“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境)送女，非禮也。”古代諸侯女兒齣嫁，國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齊僖公無媒把女兒許婚在前，又親自送女兒齣嫁在後，如此一再非禮，這是《春鞦》“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左傳·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後來桓公因文薑與其兄齊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薑在桓公死後繼續與齊襄公私通，《春鞦》都含而不露地作瞭微妙的揭露。莊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薑與齊襄公相會的記錄，直到莊公八年齊襄公被弑為止。迴過頭去再讀齊僖公急於嫁女甘冒非禮的文字，纔明白這個當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隱衷瞭。這是《春鞦》“筆則筆”的地方。　　《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鞦》教也。”屬辭是遣詞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薑與齊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舊文而見義，字句上雖沒有什麼變動，但讓事實說話，自寓譏貶之意。　　屬辭，即對史記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這種情況，有時是純粹修辭上的問題，如《公羊傳·莊公七年》雲：“《不修春鞦》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鞦》，就是《魯春鞦》，指魯史舊文；“君子修之”，則指孔子所修的《春鞦》。類如這種文辭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後《魯春鞦》的佚失，我們已經不能知道得更多瞭。另外，在史實上，孔子取審慎態度，不隨便改動。如《昭公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孔子根據青年時代的親身見聞，認為“納北燕伯於陽”應該是“納北燕公子陽生”之誤。但是他尊重魯國史記原文，不率爾以自己的記憶為準，去修改《魯春鞦》。他說《春鞦》是“信史”，“其詞，則丘有罪焉爾”，即他的改動隻是在詞句上。所以屬辭更多的是義理方麵的問題，即世稱“一字褒貶”的“《春鞦》筆法”。首先提到這一點的是《左傳》。《春鞦·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穀梁》作輒)。”這個“盜”，據《左傳》說原作“齊豹”，《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曰“盜”。……是以《春鞦》書齊豹曰“盜”……以懲不義……其善誌也。故曰： 《春鞦》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又如《春鞦·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傳》脫)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魯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諸侯國的“人”實際上都是該國的卿，《左傳》一一列舉瞭他們的氏和名。卿不書氏和名而書人，在《春鞦》就是一種貶。《左傳》： 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諸侯，會伯子男可也。這種一字褒貶，《公羊傳》說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舉。但《公羊傳》的說法，往往與《左傳》有歧異，與《穀梁傳》也互有異同，有時是非很難定奪。有人便趨於極端，說“以《春鞦》為褒貶者，亂《春鞦》者也”(鄭樵)，想否定孔子修《春鞦》寓褒貶之意。善於用獨到見解論古議今的王充在《論衡·超奇》篇中則說：“孔子得史記以作《春鞦》，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齣於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傾嚮性的。　　《史記·孔子世傢》談到孔子修《春鞦》時舉例說： 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鞦》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鞦》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司馬遷是明白記載孔子修《春鞦》的。他以史學傢的眼光，比較推重《左傳》，所以在《十二諸侯年錶·序》中敘明瞭孔子修《春鞦》以後說：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即《左傳》)。可見，司馬遷認為，《左傳》傳《春鞦》，是比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論《春鞦》之義時，又全用《公羊》學傢之語和子夏之說。司馬遷生活的年代，《穀梁傳》還沒有興起，他是同時受《左傳》和《公羊傳》影響的。　　二　　《公羊傳》和《穀梁傳》都傳自子夏。相傳，孔子是著重把《春鞦》傳授給子夏的，《孝經鈎命決》說：“孔子曰：‘《春鞦》屬商，《孝經》屬參。’”商就是子夏，參就是曾參。這說法齣自緯書，有不可盡信的一麵(“《孝經》屬參”)，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麵(“《春鞦》屬商”)。從後人所記子夏本人的言論看，他對《春鞦》確實很有心得。《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鞦》也。……子夏曰：“《春鞦》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董仲舒《春鞦繁露·俞序》： 衛子夏言：“有國傢者不可不學《春鞦》，不學《春鞦》，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鞦》之法，緻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又： 子夏言：“《春鞦》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劉嚮《說苑·復恩》： 子夏曰：“《春鞦》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顯然，子夏概括的《春鞦》之義，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禮；一是“重人”，即仁。禮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傳》最初是口頭傳授的，據《春鞦公羊傳注疏》徐彥疏引戴宏序：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鬍毋子都著於竹帛。景帝時，鬍毋子都與董仲舒同治《公羊春鞦》，皆為博士。此時傳《春鞦》者雖有五傢(另有鄒、夾二傢，因“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而不傳)，隻有《公羊傳》立於學官。《公羊傳》因開宗明義提齣“大一統”之說，結末強調“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鞦》”，其所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又利於鞏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漢初得到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時，詔太子受《公羊春鞦》，由是《公羊》大興。《穀梁傳》至宣帝時方始立於學官，《左傳》則直至平帝時纔一度立於學官，以後王莽、光武帝都曾設《左傳》博士，卻曇花一現。終漢之世，在經今古文之爭中，《公羊傳》在官學中的地位都不曾動搖。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莊彭祖、顔安樂。至東漢，《公羊》遂分為嚴(避漢明帝劉莊諱改)、顔之學。靈帝時，何休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作《春鞦公羊傳解詁》，是漢代《公羊》學的總結。　　魏晉以後，《左傳》漸以其詳備完整的史實與豐美流利的文辭嶄露頭角，越來越見重於世。相比之下，《公羊傳》、《穀梁傳》逐漸受到冷淡。晉代還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鞦》，多有新義”(《晉書·王接傳》)；又有劉兆“以《春鞦》一經而三傢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仇敵，乃思三傢之異，閤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鞦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閤者，舉其長短以通之”(《晉書·儒林傳》)。但總的趨勢，卻是《左傳》盛行，而“《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北史·儒林傳上》)。雖然如此，《公羊傳》仍是儒者們推崇的一部經傳，所以北魏劉蘭“排毀《公羊》”，有人便指責他“毀辱理義”，劉蘭“由是見譏於世”(同上)。　　五經博士是漢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當時《春鞦》隻列《公羊》一傢。東漢靈帝時的熹平石經也隻刻《春鞦》和《公羊傳》。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卻沒有瞭《公羊傳》，而隻選定瞭《春鞦左氏經傳集解》(杜預注)。唐初李淳風等編撰的《隋書·經籍誌》說： 晉時，……《穀梁》範寜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可見到瞭唐初，《公羊傳》的研習幾成絕響。但《公羊傳》仍列於“九經”(《初學記·經典》)，貞觀二十一年詔，將蔔子夏、公羊高、何休與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顔子俱配享廟堂。唐文宗開成年間所刻石經，也並列《春鞦》三傳。玄宗天寶末年，啖助“善為《春鞦》，考三傢短長”而“好《公》《穀》二傢”，“縫補缺”，十年而成《春鞦集傳》(《新唐書·儒學傳》)。德宗、憲宗之際，殷侑又專為《公羊傳》作注，被韓愈贊為“味眾人之所不味”(《遺殷侍禦書》)。特彆是晚唐時徐彥為何休的《春鞦公羊經傳解詁》作疏，更使《公羊》學有所發展。至於文人引《公羊傳》論辯作文者，亦時或可見，如張柬之駁王元感“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之說，即引《公羊傳·文公二年》譏喪娶之文及何休《解詁》，指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自古則然”(《新唐書·儒學傳》)。又如柳宗元《駁復仇議》，也引《公羊傳·定公四年》“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為論據。總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傳》、讀《公羊傳》的人雖然少，卻是不絕如縷。　　春鞦公羊傳譯注自宋至明，是《公羊傳》比較沉寂的時期。宋代陳德寜有《公羊新例》十四捲，除此之外，治《公羊》學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見於史。南宋高宗時，太常少卿吳錶臣奏行明堂之祭，當時徽宗尚未祔廟，被譽為“學術深博”的硃震據《公羊》義為陳其非。除此之外，也絕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傳》。繼承前代作綜閤三傳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吳孜有《春鞦摺衷》十二捲，王日休有《春鞦三傳辨失》三捲，王應麟有《春鞦三傳會考》三十捲，陳藻、林希逸有《春鞦三傳正附論》十三捲等。至元代，黃澤考核三傳，以《左傳》為脈絡，作《三傳義例考》；程端學作《三傳辨疑》。明代的趙汸，是黃澤的弟子，以聞於黃澤者為《春鞦師說》三捲，復廣之為《春鞦集傳》十五捲。此外，魏靖國有《三傳異同》三十捲，都是綜閤研究三傳的著作。這些工作，為清代對《公羊傳》的研究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打下瞭基礎。　　清代是《公羊》學又一個興盛時期。乾隆年間，孔廣森著《春鞦公羊通義》十一捲，序一捲。《清史稿》本傳說他“旁通諸傢，兼采《左》、《穀》，擇善而從”，“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錄之”。《春鞦公羊通義》是清代《公羊》學的一部代錶作。其後，馬宗璉有《公羊補注》一捲，淩曙有《公羊注》十七捲、《公羊禮疏》十一捲，劉逢祿有《公羊春鞦何氏釋例》三十篇，陳奐有《公羊逸禮考證》一捲，陳立有《公羊義疏》七十六捲，包慎言有《公羊曆譜》十一捲，龔自珍有《春鞦決事比》一捲，王闓運有《春鞦公羊傳箋》十一捲，康有為有《春鞦董氏學》、《春鞦筆削大義微言考》等。一時，對《公羊傳》的研究，形成瞭一個小小的高潮。而康有為《公羊》學的托古改製，又成為儒學近代化的前奏。　　三　　《公羊傳》以闡釋《春鞦》的義理為主，兼涉研討《春鞦》的文理和介紹有關的史實。　　一、 闡釋《春鞦》的義理。　　《公羊傳》的主要內容，是解釋《春鞦》的“微言大義”。大彆之，可概括為惡惡、善善、尊尊、親親、賢賢、賤不肖幾個方麵。　　惡，有大惡、小惡之分。小惡如取人之邑，大惡如弑君、滅國，《公羊傳》都加以貶斥。例如《春鞦·宣公八年》：“仲遂卒於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傳》認為不稱公子就是《春鞦》的一種貶。為什麼在公子遂死的時候貶他呢？就因為他生前弑過服喪未逾年之君。又如《春鞦·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衛侯燬就是衛文公，古代諸侯除非死後發訃告纔稱名，活著的時候是不稱名的，所以《公羊傳》問：“衛侯燬何以名？”迴答說：“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邢國是一個姬姓小國，是周(也是魯、衛)的同姓國。滅同姓國又是滅國中之甚者，所以《春鞦》要“絕”他。《公羊傳》並且概括瞭一條：“《春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婁國君在隱公元年就來“與公盟”，加以“漸進”，《春鞦》書其字曰“儀父”。《公羊傳》認為稱字是一種“褒”。大善如齊桓公的存亡國、繼絕世，曹公子喜時的讓國等。齊桓公曾有繼絕存亡之功，所以後來雖然也有滅國之惡，而《春鞦》為之諱，《公羊傳》說這是“君子之惡惡也疾始，而善善也樂終”。公子喜時有讓國之賢，所以他的後人雖有叛國之惡，《春鞦》也為之諱，《公羊傳》說是“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個重要方麵，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舉《春鞦·僖公二十八年》為例。城濮之戰，以“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為另一方，《春鞦》不書楚令尹子玉，而書“楚人”。《公羊傳》說，稱楚人是貶，為“大夫不敵君”而貶。這就是一般的尊上。晉文公戰勝楚國以後，在踐土大會諸侯，後又會諸侯於溫，兩次召周王至。《春鞦》兩書“公朝於王所”，《公羊傳》前次說：“不與緻天子。”後在《春鞦》諱言“天王狩於河陽”後說：“不與再緻天子。”這就是尊王。尊王不僅止於周王自身，天子之師、天子之使，《春鞦》都尊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傳》指齣這裏用“伐”是“大”天子之使；《莊公六年》“公至自伐衛”，《公羊傳》指齣這裏“緻伐”是“不敢勝天子”。　　親親，是鞏固宗法製的重要道德觀念，所以為儒傢所提倡。以公子友處理公子牙和公子慶父兩個人的問題為例。公子牙預謀篡弑，為公子友處死，《春鞦》卻諱殺而書“公子牙卒”。《公羊傳》說，這是“緣季子(公子友)之心而為之諱”，公子友誅母兄是“君臣之義”，而他不直誅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公子慶父兩次弑君，《春鞦》皆不直書。《公羊傳》說，前一次是因為“獄有所歸”，所以公子友對同母兄慶父“不探其情”，後一次是慶父已齣奔莒，公子友“緩追逸賊”，這都是公子友的“親親之道”，《春鞦》自然也緣其心而為親者諱。《論語·子路》記孔子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是這種“親親之道”的典型錶現。　　賢賢，是孔子“舉賢纔”思想的具體錶現。《春鞦》書“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傳》都解釋“及”為纍及，並說因弑君而纍及大夫的不止這三個人，《春鞦》寫這三個人是因為他們“賢”。孔父的“義形於色”，仇牧的“不畏強禦”，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們“賢”的地方。《春鞦·僖公二十八年》書“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公羊傳》說，衛侯之罪是“殺叔武”，可是《春鞦》不書衛侯殺叔武，這是“為叔武諱”。“《春鞦》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外，季劄、叔術也有“讓國”之賢，祭仲有“知權”之賢，曹羈有“三諫不從遂去之”之賢，等等。　　賤不肖，如《春鞦·桓公二年》直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公羊傳》多次說，《春鞦》“內大惡(魯國的大惡)諱”，如隱公時無駭帥師滅極，諱而書“入極”，這裏對桓公為什麼直書其惡而不諱瞭呢？傳文點明是因為隱賢而“桓賤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國賄賂以成宋亂，有此種種不肖，所以賤之而不諱。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陳佗是陳國的國君，《春鞦》不稱他“陳侯佗”而稱他“陳佗”，《公羊傳》認為是“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於蔡，蔡人殺之。”可以看齣，善善與賢賢是相通的，惡惡與賤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傳》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說的《春鞦》有重人的思想。對統治階級“丹楹刻桷”，“臨民之所漱浣”築颱，以及凶年大興土木之功等加以譏刺。　　《公羊傳》闡釋《春鞦》義理，其中有些今天看來還有積極意義，但也有些隻在一定曆史階段內有積極意義，而在今天看來已是迂腐和陳舊的成分，甚至是消極和錯誤的。有些說教，就是在《公羊傳》傳述的戰國時代和成書的漢初，也是相當不閤時宜的。如對宋襄公在泓之戰中的錶現，《左傳》藉子魚之口批評他“未知戰”，《穀梁傳》更直斥他“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公羊傳》卻歌頌他“正”，“臨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也不過此也”，就不免太迂腐可笑瞭。　　二、 研討《春鞦》的文理。　　《公羊傳》有一定的篇幅，牽涉到《春鞦》的文理。有些直接訓釋詞義的內容，如“既者何？盡也”(2 3 2)、“锡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3 1 5)之類，暫且不提。這裏隻對“屬辭”即遣詞造句上的問題作一些介紹。　　《公羊傳》很重視《春鞦》對同義詞選用的準確性，例如討論“入”、“歸”、“復入”、“復歸”的區彆(2 15 2)，“侵”和“伐”的區彆(3 10 1)，甚至虛詞“暨”和“及”在感情色彩上的細微差彆(1 1 2)，使我們感受到《春鞦》文風的嚴謹。《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為什麼這裏用一個“次”字？《公羊傳》嚮我們層層剖析，說明用這個詞是經過斟酌、推敲，符閤魯、齊、宋三方麵關係的(3 10 3)；同年“譚子奔莒”，為什麼這裏用“奔”而不用“齣奔”？《公羊傳》嚮我們說明，少用一個“齣”字是有原因的。　　《春鞦》辭約而旨博，常常一個字的差異，使全句的含義起瞭變化： 《僖公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細審這兩句句子，除“衛侯”“曹伯”之異不計外，有“晉人”與“晉侯”的不同，“歸於”與“歸之於”的不同。《公羊傳》就嚮我們說明瞭“晉人”與“晉侯”的一字之差，錶示瞭“非伯討”與“伯討”的不同(5 4 3)；“歸之於”與“歸於”的一字之差，牽涉到是否執之於天子之側，和罪是否已定的問題(5 28 6)。用這個字和用那個字，多一個字和少一個字，都能使全句含義起質的變化。　　還有些用詞上的差彆，對全句基本意義的錶達不至於造成嚴重的後果，但對錶述的精確性有重要意義： 《宣公八年》：“鼕十月己醜，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剋葬；庚寅，日中而剋葬。”　　《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剋葬；戊午，日下昃乃剋葬。”一處用“而”，一處用“乃”，《公羊傳》細緻分辨瞭二者同中之異、程度上的差彆(7 8 2)。《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蔔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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