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译注(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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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堤，唐书文 注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82266

版次：1

商品编码：12073028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8

字数：534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国学经典，名家译注，用词精准，文字晓畅。

内容简介

　　《春秋公羊传》以阐述《春秋》的义理为主，兼研讨《春秋》的文理和史实，是“春秋三传”中较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本书经传以《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每章冠以题解，注释精当，译文通顺易懂。

作者简介

　　王维堤，1934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大连工学院，后改攻中国古代文史，曾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语文札记、文史小品数十篇，并整理点校《夜谈随录》、《小山乐府》等古籍多种。主要著作有((龙的踪迹》、《龙凤文化》、《中国服饰文化》、《中国古代梦文化》、《春秋公羊传译注》等。

目录

前言1
隐公1
桓公50
庄公97
闵公174
僖公182
文公263
宣公307
成公349
襄公389
昭公447
定公510
哀公546

精彩书摘

　　一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修定的，这一点，传《春秋》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说法是一致的。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说：“孔丘未曾修或作《春秋》”，只“用《鲁春秋》作过教本，传授弟子”。在这里，我们要对孔子修定《春秋》多说几句。　　《孟子》记录了孔子自己对《春秋》所说的两句话，一句见于《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见于《离娄下》：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可见孔子把《春秋》看成是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著作，《春秋》之“文”虽是编年史，可是它还有“义”，那就是“王者”之道。　　与孟子同时的庄子，在《天下篇》里谈到他对儒家六艺的看法时也说： 《春秋》以道名分。他也看出《春秋》不是纯粹的编年史，而存在着正定“名分”的功能和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当然是孔子修《春秋》时赋予它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多次提到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和经过。《太史公自序》用很大的篇幅回答了上大夫壶遂提出的问题：“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孔子世家》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西狩获麟后，孔子深感“吾道穷矣”，认为“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他对原始史料作了处理，“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对整理、采撷、编定史料有丰富经验，所以他把孔子修《春秋》的过程表述得如此简明扼要，是有实际体会的。　　孔子在修《春秋》之前，对所谓“史记旧闻”必早有搜集，并相当熟习。《艺文类聚》卷八十引《庄子》佚文： 仲尼读书，老聃倚灶觚而听之，曰：“是何书也？”曰：“《春秋》也。”这个“《春秋》”，当然不是孔子编定的《春秋》，而是孔子修《春秋》的素材——鲁国或各国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早年曾与南宫敬叔一起“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那么，他回答老子所说的“《春秋》”，可能是周室所藏的史记。孔子晚年不曾到过周，所以杨先生说，《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的“西观周室”与《孔子世家》是有矛盾的，其实太史公这里只是笼统的叙述，并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至于《公羊注疏》徐彦题下疏引《闵因叙》说：“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则是汉代纬书之说，可信度是不高的。孔子修《春秋》，主要依据的是鲁国的史记，即所谓《鲁春秋》。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有将史官所记大事互相通告的规矩，所以《鲁春秋》不仅记有鲁国的史事，也记有别国的大事，《礼记·坊记》说：“《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记的就是晋国的大事。　　《鲁春秋》的内容可能有些芜杂，所以孔子修《春秋》时才要“去其烦重”，“削则削”。《公羊传·哀公三年》说：“《春秋》见者不复见。”就指出了这个特征。例如《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这个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时看到楚国宫室相当华美而有南国情调，回国后仿造的。“作楚宫”是鲁国的一件新鲜事，《鲁春秋》应该记的，但《春秋》却不书。何休《解诂》云：“作不书者，见者不复见。”孔子“去其烦重”而把它“削”了。又如《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羊传》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因此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礼记·坊记》说：“《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这里说了两件事，一件是“去夫人之姓曰吴”，即不称孟姬，而改称“吴孟子”；一件是记其死曰“孟子卒”，连吴也不加了。可见《鲁春秋》原本记有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还记有孟子卒的一条，到孔子修《春秋》时，把娶夫人吴孟子的一条删削掉了。《论语·述而》说：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可见鲁国称昭公夫人为“吴孟子”，是其他诸侯国也知道的，这可能是昭公娶她时通告了各国。因而《鲁春秋》曾有关于昭公娶夫人吴孟子的记载，完全合乎情理。《春秋·昭公十年》“十有二月”前阙一“冬”字。何休《解诂》说：“去冬者，盖昭公娶吴孟子之年，故贬之。”虽为臆测，不为无理。但贬之之说未必是，盖是年冬十月或十一月有一条因“见者不复见”而删节了，连带也阙了个冬字。这一条，即《礼记·坊记》所称“去夫人之姓曰吴”的那一条是完全可能的。　　但《春秋》也不完全是削，还有“笔则笔”的一面。例如桓公娶文姜，《春秋》记得就十分详细。《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据《左传》说是桓公无媒而聘文姜，这在古代是非礼的事。《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接着，“(秋七月)公子翚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鲁国地名)。公会齐侯于。夫人姜氏至自齐。”可说是不厌其烦了。《公羊传》在“齐侯送姜氏于”下说：“何以书？讥。何讥尔？诸侯越竟(境)送女，非礼也。”古代诸侯女儿出嫁，国君不能自送，要由卿大夫送。齐僖公无媒把女儿许婚在前，又亲自送女儿出嫁在后，如此一再非礼，这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的地方。后来桓公因文姜与其兄齐襄公私通而被害身亡，文姜在桓公死后继续与齐襄公私通，《春秋》都含而不露地作了微妙的揭露。庄公元年、二年、四年、五年、七年都有文姜与齐襄公相会的记录，直到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弑为止。回过头去再读齐僖公急于嫁女甘冒非礼的文字，才明白这个当父君的自有“女大不中留”的隐衷了。这是《春秋》“笔则笔”的地方。　　《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遣词造句，比事是排比史事。上述文姜与齐襄公事就是排比史事，因史旧文而见义，字句上虽没有什么变动，但让事实说话，自寓讥贬之意。　　属辞，即对史记原文字句上有所修改。这种情况，有时是纯粹修辞上的问题，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不修春秋》，就是《鲁春秋》，指鲁史旧文；“君子修之”，则指孔子所修的《春秋》。类如这种文辞上的修改，因秦火以后《鲁春秋》的佚失，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得更多了。另外，在史实上，孔子取审慎态度，不随便改动。如《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孔子根据青年时代的亲身见闻，认为“纳北燕伯于阳”应该是“纳北燕公子阳生”之误。但是他尊重鲁国史记原文，不率尔以自己的记忆为准，去修改《鲁春秋》。他说《春秋》是“信史”，“其词，则丘有罪焉尔”，即他的改动只是在词句上。所以属辞更多的是义理方面的问题，即世称“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首先提到这一点的是《左传》。《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公羊》、《穀梁》作辄)。”这个“盗”，据《左传》说原作“齐豹”，《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齐豹为卫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义，其书曰“盗”。……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以惩不义……其善志也。故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公(《左传》脱)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盟于翟(《公羊》作狄)泉。”公是鲁僖公，王人是王子虎，其他诸侯国的“人”实际上都是该国的卿，《左传》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氏和名。卿不书氏和名而书人，在《春秋》就是一种贬。《左传》： 卿不书，罪之也。在礼，卿不会诸侯，会伯子男可也。这种一字褒贬，《公羊传》说得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但《公羊传》的说法，往往与《左传》有歧异，与《穀梁传》也互有异同，有时是非很难定夺。有人便趋于极端，说“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想否定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之意。善于用独到见解论古议今的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则说：“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他明白修史是有思想倾向性的。　　《史记·孔子世家》谈到孔子修《春秋》时举例说：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二　　《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传自子夏。相传，孔子是着重把《春秋》传授给子夏的，《孝经钩命决》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就是子夏，参就是曾参。这说法出自纬书，有不可尽信的一面(“《孝经》属参”)，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春秋》属商”)。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他对《春秋》确实很有心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又： 子夏言：“《春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祸及身。”刘向《说苑·复恩》： 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显然，子夏概括的《春秋》之义，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礼；一是“重人”，即仁。礼和仁，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公羊传》最初是口头传授的，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 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景帝时，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公羊春秋》，皆为博士。此时传《春秋》者虽有五家(另有邹、夹二家，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而不传)，只有《公羊传》立于学官。《公羊传》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之说，结末强调“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其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所以在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武帝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穀梁传》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左传》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以后王莽、光武帝都曾设《左传》博士，却昙花一现。终汉之世，在经今古文之争中，《公羊传》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董仲舒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庄彭祖、颜安乐。至东汉，《公羊》遂分为严(避汉明帝刘庄讳改)、颜之学。灵帝时，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公羊》学的总结。　　魏晋以后，《左传》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崭露头角，越来越见重于世。相比之下，《公羊传》、《穀梁传》逐渐受到冷淡。晋代还有王接、王愆期父子“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晋书·王接传》)；又有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晋书·儒林传》)。但总的趋势，却是《左传》盛行，而“《公羊》、《穀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北史·儒林传上》)。虽然如此，《公羊传》仍是儒者们推崇的一部经传，所以北魏刘兰“排毁《公羊》”，有人便指责他“毁辱理义”，刘兰“由是见讥于世”(同上)。　　五经博士是汉武帝建元五年始置的，当时《春秋》只列《公羊》一家。东汉灵帝时的熹平石经也只刻《春秋》和《公羊传》。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却没有了《公羊传》，而只选定了《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注)。唐初李淳风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说： 晋时，……《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可见到了唐初，《公羊传》的研习几成绝响。但《公羊传》仍列于“九经”(《初学记·经典》)，贞观二十一年诏，将卜子夏、公羊高、何休与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与颜子俱配享庙堂。唐文宗开成年间所刻石经，也并列《春秋》三传。玄宗天宝末年，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而“好《公》《穀》二家”，“缝补缺”，十年而成《春秋集传》(《新唐书·儒学传》)。德宗、宪宗之际，殷侑又专为《公羊传》作注，被韩愈赞为“味众人之所不味”(《遗殷侍御书》)。特别是晚唐时徐彦为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作疏，更使《公羊》学有所发展。至于文人引《公羊传》论辩作文者，亦时或可见，如张柬之驳王元感“论三年之丧以三十有六月”之说，即引《公羊传·文公二年》讥丧娶之文及何休《解诂》，指出“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自古则然”(《新唐书·儒学传》)。又如柳宗元《驳复仇议》，也引《公羊传·定公四年》“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一段作为论据。总之，有唐一代，研究《公羊传》、读《公羊传》的人虽然少，却是不绝如缕。　　春秋公羊传译注自宋至明，是《公羊传》比较沉寂的时期。宋代陈德宁有《公羊新例》十四卷，除此之外，治《公羊》学而有所著述的殆不见于史。南宋高宗时，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之祭，当时徽宗尚未祔庙，被誉为“学术深博”的朱震据《公羊》义为陈其非。除此之外，也绝少有人在朝廷上提到《公羊传》。继承前代作综合三传工作的人是有的，如吴孜有《春秋折衷》十二卷，王日休有《春秋三传辨失》三卷，王应麟有《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卷，陈藻、林希逸有《春秋三传正附论》十三卷等。至元代，黄泽考核三传，以《左传》为脉络，作《三传义例考》；程端学作《三传辨疑》。明代的赵汸，是黄泽的弟子，以闻于黄泽者为《春秋师说》三卷，复广之为《春秋集传》十五卷。此外，魏靖国有《三传异同》三十卷，都是综合研究三传的著作。这些工作，为清代对《公羊传》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　　清代是《公羊》学又一个兴盛时期。乾隆年间，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清史稿》本传说他“旁通诸家，兼采《左》、《穀》，择善而从”，“凡诸经籍义有可通于《公羊》者，多著录之”。《春秋公羊通义》是清代《公羊》学的一部代表作。其后，马宗琏有《公羊补注》一卷，凌曙有《公羊注》十七卷、《公羊礼疏》十一卷，刘逢禄有《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陈奂有《公羊逸礼考证》一卷，陈立有《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包慎言有《公羊历谱》十一卷，龚自珍有《春秋决事比》一卷，王闿运有《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康有为有《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一时，对《公羊传》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而康有为《公羊》学的托古改制，又成为儒学近代化的前奏。　　三　　《公羊传》以阐释《春秋》的义理为主，兼涉研讨《春秋》的文理和介绍有关的史实。　　一、 阐释《春秋》的义理。　　《公羊传》的主要内容，是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大别之，可概括为恶恶、善善、尊尊、亲亲、贤贤、贱不肖几个方面。　　恶，有大恶、小恶之分。小恶如取人之邑，大恶如弑君、灭国，《公羊传》都加以贬斥。例如《春秋·宣公八年》：“仲遂卒于垂。”仲遂就是公子遂，《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就是《春秋》的一种贬。为什么在公子遂死的时候贬他呢？就因为他生前弑过服丧未逾年之君。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卫侯燬就是卫文公，古代诸侯除非死后发讣告才称名，活着的时候是不称名的，所以《公羊传》问：“卫侯燬何以名？”回答说：“绝。曷为绝之？灭同姓也。”邢国是一个姬姓小国，是周(也是鲁、卫)的同姓国。灭同姓国又是灭国中之甚者，所以《春秋》要“绝”他。《公羊传》并且概括了一条：“《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　　善，也有大善、小善之分。小善如邾娄国君在隐公元年就来“与公盟”，加以“渐进”，《春秋》书其字曰“仪父”。《公羊传》认为称字是一种“褒”。大善如齐桓公的存亡国、继绝世，曹公子喜时的让国等。齐桓公曾有继绝存亡之功，所以后来虽然也有灭国之恶，而《春秋》为之讳，《公羊传》说这是“君子之恶恶也疾始，而善善也乐终”。公子喜时有让国之贤，所以他的后人虽有叛国之恶，《春秋》也为之讳，《公羊传》说是“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　　尊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个重要方面，特指尊王，泛指尊上。可举《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为例。城濮之战，以“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为一方，以楚令尹子玉为另一方，《春秋》不书楚令尹子玉，而书“楚人”。《公羊传》说，称楚人是贬，为“大夫不敌君”而贬。这就是一般的尊上。晋文公战胜楚国以后，在践土大会诸侯，后又会诸侯于温，两次召周王至。《春秋》两书“公朝于王所”，《公羊传》前次说：“不与致天子。”后在《春秋》讳言“天王狩于河阳”后说：“不与再致天子。”这就是尊王。尊王不仅止于周王自身，天子之师、天子之使，《春秋》都尊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公羊传》指出这里用“伐”是“大”天子之使；《庄公六年》“公至自伐卫”，《公羊传》指出这里“致伐”是“不敢胜天子”。　　亲亲，是巩固宗法制的重要道德观念，所以为儒家所提倡。以公子友处理公子牙和公子庆父两个人的问题为例。公子牙预谋篡弑，为公子友处死，《春秋》却讳杀而书“公子牙卒”。《公羊传》说，这是“缘季子(公子友)之心而为之讳”，公子友诛母兄是“君臣之义”，而他不直诛公子牙而酖之，是“使托若以疾死然，亲亲之道也”。公子庆父两次弑君，《春秋》皆不直书。《公羊传》说，前一次是因为“狱有所归”，所以公子友对同母兄庆父“不探其情”，后一次是庆父已出奔莒，公子友“缓追逸贼”，这都是公子友的“亲亲之道”，《春秋》自然也缘其心而为亲者讳。《论语·子路》记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是这种“亲亲之道”的典型表现。　　贤贤，是孔子“举贤才”思想的具体表现。《春秋》书“弑君”而“及其大夫”的共有三起，《公羊传》都解释“及”为累及，并说因弑君而累及大夫的不止这三个人，《春秋》写这三个人是因为他们“贤”。孔父的“义形于色”，仇牧的“不畏强御”，荀息的“不食其言”，都是他们“贤”的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书“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公羊传》说，卫侯之罪是“杀叔武”，可是《春秋》不书卫侯杀叔武，这是“为叔武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此外，季札、叔术也有“让国”之贤，祭仲有“知权”之贤，曹羁有“三谏不从遂去之”之贤，等等。　　贱不肖，如《春秋·桓公二年》直书“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公羊传》多次说，《春秋》“内大恶(鲁国的大恶)讳”，如隐公时无骇帅师灭极，讳而书“入极”，这里对桓公为什么直书其恶而不讳了呢？传文点明是因为隐贤而“桓贱也”。桓公弑君篡位，第二年就接受宋国贿赂以成宋乱，有此种种不肖，所以贱之而不讳。又如《桓公六年》“蔡人杀陈佗”，陈佗是陈国的国君，《春秋》不称他“陈侯佗”而称他“陈佗”，《公羊传》认为是“绝也”。“曷为绝之？贱也。其贱奈何？外淫也。恶乎淫？淫于蔡，蔡人杀之。”可以看出，善善与贤贤是相通的，恶恶与贱不肖也是相通的。　　此外，《公羊传》每抉摘微旨，揭示子夏所说的《春秋》有重人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丹楹刻桷”，“临民之所漱浣”筑台，以及凶年大兴土木之功等加以讥刺。　　《公羊传》阐释《春秋》义理，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还有积极意义，但也有些只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有积极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已是迂腐和陈旧的成分，甚至是消极和错误的。有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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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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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图书这两年有赶超当当的趋势，我买了不少。但书总归是要看了才能算数，买了不看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在我的书柜里目前有接近40本书没看，准备在读研的时候看完。看完之前不会再买了。祝京东图书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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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五经之一，应该很重要，虽然对其中很多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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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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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服务好送货快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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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很好，京东服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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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不好，书有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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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本来是中国古代纪事史书的通称，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因为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的《春秋》，所以《春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春秋》的专用名词。《春秋》的作者一向认为是孔子，说是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有感于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所以取鲁史所修《春秋》进行加工编撰，想要让人们从中得到扬善弃恶的教训。全书纪事从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六年（前479），计244年，后人因此称这一时期为“春秋时代”。书虽用的是鲁国纪元，却兼记各国事，所以它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也是现存的第一部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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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政治、思想、历史、文化诸方面的资料，但《尚书》文字却佶屈聱牙。《尚书译注》博采众家之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通顺畅达，能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