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套装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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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平 著,周一平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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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ISBN:9787545813432
版次:1
商品编码:12114895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247
套装数量:2
字数:12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研究著作,涉及对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史学团体、史学学科建设等学科和领域,政治史、法制史、思想史、民族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灾荒史等专史的发展历程、规律、现状、趋势和前景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总结和探索。全书共九章,120万字。

作者简介

周一平,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扬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著有《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生平研究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邓小平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文献学》、《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与沈茶英合著)、《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与王松合著)、《新时期创新思想论》(合著)等。

前言/序言

  绪论
  一、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思路
  (一)研究的对象、范围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是对20世纪后半期50年中国大陆史学及台港澳史学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如对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各个领域、世界历史研究各个领域、中国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及各专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进行研究、总结、评价,总结其中经验教训,探讨经济、文化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趋势,探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趋势,探讨如何建设中国的、世界的和谐、繁荣的史学界。
  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史著,史家,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机构,史学团体,中国史学界的争论、斗争,中国与外国史学界的争论、斗争,中外史学交流及其共同发展,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记述方法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史资料的发现、整理的发展,等等。史著、史家是史学面貌、史学发展最主要的载体,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记述方法、史学界的争论、斗争、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等都要通过史著、史家反映、体现,史著、史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而史著、史家,不仅包含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的,也包含台港澳;不仅包含中国历史研究各个领域,也包含世界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各专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各个领域;不仅要研究通史的史著、史家,也要研究断代史、事件史、器物史、人物史等各方面历史研究的史著、史家。
  (二)研究的目的、意义
  在2000年前后,很多学者呼吁加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 ,而加强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更为重要,其经验教训尤其深刻,对今天的史学建设与发展最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1、分清成绩与失误、主流与支流,准确把握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推动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要不要分清主流与支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主流是好还是不好,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文革”前十七年史学怎么看,存在着一些分歧。“文革”前十七年史学的主流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其间也有某些局限性,是支流。
  有人把支流当主流,认为十七年史学是“完全政治化”的,与“文革”时期的史学一样,一无是处,有人甚至认为主流就是不好的。不少学者则不同意上述的看法,认为主流是好的,支流不能代替主流。不能只讲失误、阴暗的一面,也要讲成绩、光明的一面。
  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肯定,应坚持 。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科学,首先取决于思维方式是否正确、科学。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清主次地看问题,就易于得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采取形而上学、机械的思维方式,片面地、极端地、以偏盖全、不分主次地看问题,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是有的学者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评价不够正确、未能被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正确认识、评价20世纪后半期史学的发展,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清成绩与失误、主流与支流,这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清主次地看问题,倡导、光大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必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能更好发挥历史学在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宝贵遗产
  中国大陆“文革”前十七年史学、“文革”“史学”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深入总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庸俗化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是必须克服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盛世治史”,中国史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史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而且在诸多领域都有一批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问世,多卷本、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长期以来不良史学思潮、风气的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影响,史学界还存在着某些不规范的做法,学科建设还有待发展,学术体制还有待完善。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都需要认真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端正价值取向、明确前进方向;继承宝贵遗产,才能创造新的业绩。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离现实最近,对现实史学最有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宝贵遗产对现实也最有影响。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宝贵遗产的总结,是最具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史学意义,是21世纪中国史学界必须首先完成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有助于中国史学在21世纪中坚持正确方向,创造新的史学辉煌。
  3、探索规律、特点,端正史学方向
  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与规律有密切联系。探索和把握规律、特点,对于端正方向,把握发展、推动发展、创造新业绩,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没有规律?规律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如何认识这些特点?中国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外学术界的看法更不一致。对规律、特点看法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对发展方向看法的不一致。笔者认为,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走势,可以发现基本趋势和规律是:一中国史学向现代化、科学化、学术化发展。二中国史学向社会化、大众化发展。三、中国史学日益走向世界。这些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而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中国史学阵营格局,特别是中国大陆史学阵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中国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走向全社会,成为社会大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普及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点是20世纪前半期不具备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外史学交流的飞跃,中国史学的全球化视野发展,不仅50、60年代不可比拟,20至40年代也不可比拟,并极大地推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认清、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特点,澄清对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特点的模糊认识,找出在顺应规律上还存在的问题,是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这将对21世纪中国史学端正方向、健康发展、创造新业绩起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4、全面准确把握、运用、发展唯物史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石,一百多年来已被证明是科学的历史观,已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及史学家所接受。但是,由于中国大陆50、60年代、“文革”时期,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曾被有些人片面地解释甚至歪曲、教条主义地运用,有些人没有把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对科学理论的片面的理解、运用区别开来,或者没有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问题,便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认为唯物史观本身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过时了”,主张全面超越唯物史观等。
  又由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涌入,一些“新”的、“时髦”的理论被有些人接受,而把唯物史观当作“旧”理论抛弃了,或者在“反保守”名义下反对坚持唯物史观 。有的人提出“恢复叙事传统”、“回到乾嘉去”,认为历史研究走向历史哲学的路径、历史观的发展,不是中国史学的进步,而是倒退 。这不仅把20世纪后半期史学发展及其成就基本否定,也否定了历史哲学、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作用、价值。很多学者对这些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表示怀疑、否定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
  20世纪8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出现政治危机,至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史称“东欧剧变”,这使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这自然影响到中国,以上即可见一斑。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中共中央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提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工程,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深入研究。而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理解、运用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总结,澄清对唯物史观的模糊、错误认识,实事求是地评价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全面准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完善问题,全面准确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学术建设、学科建设、学术体制建设、学术规范建设,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工程的进展,这不仅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主流地位,也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主流地位;不仅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重大意义,也将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呼唤着、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多元化的大众化的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需要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离不开总结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5、推动中国史学界的和谐建设和发展
  中国史学界内部之间,中国史学界与世界(各国)史学界之间,存在分歧,存在矛盾、斗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解决?是平民心静气地讨论还是血雨腥风地拼斗?史学是学术园地,不是军事战场,不应该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不应该互相攻击,更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而应平民心静气地讨论,应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从晚清到五四的转型与探索 本书深入剖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内忧外患、传统崩塌与西方冲击的巨大历史转折中所经历的思想激荡、身份重塑与文化建构。它不仅是一部思想史的梳理,更是一幅展现那个时代精英阶层精神困境与抉择的复杂画卷。 第一部分:晚清的挣扎与传统的重塑 本书首先聚焦于甲午战败后,晚清士人阶层所经历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儒学作为维系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我们细致考察了洋务派、维新派与守旧派在“中体西用”这一核心命题上的论辩。洋务派在引进西方技术、建立近代军事和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如何试图在不触动儒家伦理核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自强,其内在的矛盾与局限性如何逐渐暴露。 康有为与梁启超是本阶段讨论的焦点。康有为以“公羊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企图调和君主专制与现代政治诉求的“托古改制”理论。本书着重分析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秩序的激进重构意图,以及这种“打着孔子旗号的革命”如何为后来的激进变革埋下了伏笔。 梁启超的转向尤为关键。从早期的排满革命热情到戊戌政变失败后的流亡,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从关注政治体制到转向国民性改造的深刻变化。我们详细梳理了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系列文章,探讨“新民”观念的生成过程,特别是他如何引入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试图在文化和道德层面为中国建立现代公民的基石。这一阶段,“国学”的地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不再仅仅是科举的学问,而逐渐演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文化自立的依托。 此外,本书还考察了秘密会社、地方士绅在权力真空中的角色变化,以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本土宗教哲学之间的初期冲突与融合现象,这些构成了知识分子寻求出路时所面对的复杂社会文化背景。 第二部分:革命与知识的交锋——辛亥前夜的思想光谱 辛亥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帝制时代的终结,但也带来了新的“虚无”与“空位”。本书的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革命党人(如孙中山)的建国理念与早期民国知识分子的困惑。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解释和修正,尤其是在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中,如何融合了排满情绪与西方民权思想,成为本书讨论的重点之一。革命的成功并未带来预期的稳定,反而暴露了中国在政治理念上缺乏共识的深层问题。 此时期,知识界对“救亡”的路径产生了严重分歧。一方面,以《新青年》早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对“旧道德”和“旧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将传统视为压抑个体自由、阻碍国家进步的桎梏。本书详细分析了对“家族主义”、“贞节观”等传统伦理观念的猛烈抨击,这背后是对现代个人主义价值的初步渴求。 另一方面,本土的文化保守力量也开始组织起来,形成了对激进“全盘西化”论的制约。他们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的延续性,试图在不彻底否定传统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 第三部分:五四:激进主义的兴起与现代性的确立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高潮,聚焦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根本性转向——从温和改良转向激进的文化革命。 “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口号,标志着知识分子对启蒙目标的清晰界定。本书不仅仅叙述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动员逻辑和文化权力转移。白话文的推广,实质上是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权从少数精英手中转移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姿态,是本书着重剖析的复杂现象。这种反传统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复杂的“挪用”与“重构”。例如,对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引入,往往被置于改造中国社会结构和提升民族竞争力的宏大叙事之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演变,特别是他们如何从最初的自由主义倾向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理论谱系。 李大钊对“青春中国”的讴歌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阐释,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寻求宏大叙事、弥补“救亡图存”理论真空时的努力。鲁迅的作品作为那个时代的精神记录,被本书视为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分析了鲁迅笔下“铁屋子”的比喻,它象征着知识分子面对国民劣根性时的深刻绝望感与责任感。 结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与遗产 全书的结论部分,将对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努力进行整体评价。他们肩负着“为帝制收尸,为民族立魂”的双重使命。他们的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政治走向与文化构建的底色。本书旨在揭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如何艰难地平衡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人、激进与渐进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探索与挣扎,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一切变革的基石。本书强调,理解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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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一开始我对这套书抱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它听起来太“硬核”了。但当真正沉下心来阅读后,才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智力魅力。作者的叙事风格非常老练,他巧妙地将枯燥的学术史融入到宏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使得每一位史学家的观点演变都有了鲜活的时代注脚。例如,书中对某个特定时期“官方史学”内部不同流派间的细微差异的辨析,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的智力解谜游戏,需要读者保持高度的专注力。文字行文流畅,逻辑链条清晰,即便是复杂的思想史梳理,作者也能用清晰的比喻和清晰的框架将其阐释清楚。对于想要全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解释权如何争夺和演变的读者来说,这套书简直是无价之宝,它提供的知识密度,远超一般的通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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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厚度简直让人望而生畏,光是搬动它都需要一番力气。装帧设计典雅大气,透着一股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感,翻开扉页,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鼻而来,让人立刻感觉这是部值得细细品味的鸿篇巨制。我原本以为这样的学术著作会读起来枯燥乏味,但翻阅目录后才发现,作者的结构梳理极为清晰,将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勾勒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关于特定学派的兴衰、重要史学家观点的嬗变,都有着详尽的论述和精彩的案例分析。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查阅其他辅助资料,因为书中引用的文献之广、考证之详密,着实令人惊叹。它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更是在剖析思想的交锋与学术传统的延续与断裂,那种层层递进的论证逻辑,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本书无疑是为专业研究者准备的案头必备,但即便是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只要肯下定决心,也能从中领略到中国史学研究的精妙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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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套书,首先冲击我的是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它像一把精密的钥匙,开启了我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界那段波谲云诡岁月的全新认知。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渗透与影响,有着极其深刻且不失公允的分析。我特别欣赏其中对“史观”转换过程的描绘,那种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审视的转变,不仅仅是史学方法的革新,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阅读时,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那些当年做出重大判断的学者,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下,究竟承受了怎样的学术压力与思想困境。书中对口述史学、社会文化史等新史学流派的介绍和评价,也展现出作者紧跟学术前沿的视野。整体阅读体验下来,感觉自己仿佛参与了一场与过去史学大师们的无声对话,收获良多,也对如何看待历史结论本身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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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一个安静的周末,泡着茶,准备进行一次严肃的“思想远征”时,才开始啃读这套大部头的。它的文字风格,呈现出一种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严谨和包容性。作者对史学流派的界定和划分,非常具有洞察力,他没有简单地将它们贴上标签,而是深入挖掘了每一种学说背后的理论基础及其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复杂关系。书中对几位重量级史学家的生平与学术贡献的描述,生动而不失客观,仿佛能看到他们在书房中秉烛夜书的场景。这种将“人”与“学问”紧密结合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对我个人而言,最受启发的是关于“史学与时代使命”的论述,它促使我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又将如何被后来的史学家所记录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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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元历史”的视角,让我们得以审视历史是如何被书写和构建的。它不是一部提供答案的历史教科书,而是一部关于“如何提问”和“如何解释”的历史指南。作者在处理敏感或争议性话题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良知和平衡能力,多方观点并陈,旨在让读者自行判断。我尤其喜欢其中穿插的对学术争鸣的记录,那种针锋相对又不失风度的论辩过程,是学术生命力的最好体现。装帧的质量也无可挑剔,字体选择舒适,排版疏密得当,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的疲劳感明显低于其他一些印刷质量一般的学术著作。它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学术遗产,值得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时不时翻阅以校准自己的历史认知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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