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我們的生命始於原生傢庭和和延伸傢族。傢庭外的我們也生活在不同的團體中。可以說,我們所經曆的不同團體生活塑造瞭我們。心靈的創傷是關係的創傷,也唯有迴到關係中修復。團體治療便是這樣一種方式,作為團體成員,在團體谘詢中我們會遇到哪些議題和睏惑?作為團體帶領者,如何設置、組建、開啓、運作及結束一個團體?如何應對挑戰性的情境?在本書中,兩位作者憑藉40年團體實踐經驗,結閤豐深厚理論功底和大量案例,給齣他們的迴答。心靈的相聚是多麼純粹、真摯、令人動容,相信無論是專業的心理谘詢師還是對心理學、對瞭解自我感興趣的讀者,都能從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獲得滋養。
本書立足於福剋斯學派基本的團體理論和實踐模式。兩位作者以此為基石,構建瞭當代團體分析實踐的畫捲,帶領讀者認識在此領域中快速發展的新思想。我認為本書是迄今為止全麵、完整的臨床團體分析教科書。
本書主要講述瞭分析性團體治療實踐中會遇到的多種議題和任務。兩位作者以在團體治療的教學和督導中善於列舉臨床案例而著稱,讀者會在書中閱讀到大量臨床案例。我特彆欣賞他們在講述“評估”“為團體治療準備患者”以及“新團體的早期階段”這些重要內容的技術問題時生動的對話。“行動中的團體”這一部分戲劇性地重現瞭這個領域內兩位資深巧匠的工藝,提醒我們在仔細維持必要設置的情況下關注福剋斯學派模式的價值、優點和治療效果,以啓迪心靈。
哈羅德·貝爾(Harold Behr)
1963年畢業於南非約翰內斯堡的金山大學(Witwatersrand University)醫學專業,在Maudsley醫院和倫敦大學學院醫院完成精神科醫生的培訓。1975—1996任倫敦中央米德爾賽剋斯醫院兒童精神科會診醫生。1975年成為倫敦團體分析研究所的團體分析師。他是《團體分析》雜誌前任編輯,研究所在挪威奧斯陸的培訓項目的召集人,1994年被挪威團體分析研究所授予榮譽會員。他目前是倫敦團體分析研究所的教師、督導師和團體分析師,在北倫敦團體治療中心私人執業。
莉賽爾·赫斯特(Liesel Hearst)
1949年獲得英國精神病學的社會工作資格,隨後在英國國傢精神衛生協會工作。生育瞭兩個孩子之後,她在赫特福德郡的兒童與傢庭精神科診所任心理治療師和團體分析師。1974年成為倫敦團體分析研究所的團體分析師,之後參與在丹麥、挪威、德國和瑞士的培訓項目的工作。她是德國海德堡團體分析研究所和瑞士蘇黎世團體分析培訓研究所的榮譽會員。她目前是倫敦團體分析研究所的團體分析培訓師和督導師,在北倫敦團體治療中心私人執業。
第1章 團體分析的社會和文化基礎
第2章 團體治療的一個世紀
第3章 計劃組建分析性團體
第4章 動力性管理
第5章 評估性訪談
第6章 團體情境中的癥狀
第7章 開始新的團體
第8章 團體的新成員
第9章 行動中的團體
第10章 團體的生活事件
第11章 結束治療
第12章 治療的陷阱
第13章 挑戰性的情境
第14章 睏境中的治療師
第15章 大型團體
第16章 同舟共濟:同質性團體的價值
第17章 兒童與青少年團體
第18章 從團體分析角度看傢庭治療
第19章 團體分析在非臨床設置中的應用
第20章 團體治療的督導
第21章 作為專業人士的團體分析師
第22章 團體分析中不斷變化的情況
術語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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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1.i.6
團體分析是在經過認真構建的設置中進行的。設置是團體作為整體的一個物理錶現形式。“動力性管理(dynamic administration)”是指治療師為創造和維持這個設置而展開的各式各樣的活動。這個概念包括看似平凡的工作,如擺放室內的傢具、草擬給成員的信,錶麵看來這些事可以委托給秘書或管理人員去做,但事實上治療師需要承擔這些工作,因為它們具有動力學意義,應把它們作為分析的材料納入分析過程中。
治療師和團體之間的分工
交流不管是發生在團體內部還是外部,都屬於同一個網絡,也就是說動力管理與發生在治療內的分析性乾預一樣重要。然而,這兩個治療任務的分配方式具有明顯的差異。創造和維持設置的任務由治療師獨立負責,分析任務則由其他團體成員與治療師共同承擔。這就允許治療師作為團體穩定性的守衛者,與作為治療性改變中介的團體,産生創造性的相互作用。穩定的設置常能提供豐富的移情素材,它們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呈現,如當治療師堅持既定的設置時,齣現對父親般的權威的挑戰;當界限得到保護時,體驗到母性的包容;通過幫助治療師準備治療室,錶達能夠為父母提供幫助的願望。
齣於同樣的原因,治療師不會與團體成員協商團體的動力性管理安排。諸如座椅的位置、團體時間安排錶和新成員加入團體的時機等問題,也可能常常會在團體內談論,但要把這些討論引入分析中去,而不是像委員會的議事日程一樣來處理。這樣的話,在有關如何使團體保持最佳狀態的決策上,治療師可以自由地做決定。對於付費團體,也應由治療師決定收費標準和付費方式。
應對信息
動力性管理的另一重要的方麵是如何應對缺席,以及如何處理(外界)嚮團體傳達的信息和團體(嚮外界)傳達的信息。所有外界與團體之間的交流都應由治療師接洽,評估它們的動力性含義,決定何時把持、何時將其帶入團體。一些團體治療師在治療開始時就告訴團體有關缺席或遲到的信息;另一些治療師更願意在公開信息之前等待動力浮現,將此信息置於團體背景中去理解。所有的交流都以這種方式最終加入構成團體矩陣的網絡中。
治療室的動力學意義
除瞭對舒適、穩定和前一章提到的避免被打擾等實用性方麵的考慮,治療室對每位成員和整個團體都具有獨特的意義。例如,治療室可被體驗為治療師的身體,隻要不改變則相安無事,但如果有變化,就會激發焦慮或吸引注意。
案 例
治療師邀請團體想象在她缺席的情況下展開一次治療。有關治療的地點和時間的熱烈討論接踵而來,有些內容非常有趣,令人興奮:這次團體應該在隔壁的酒吧、公園進行嗎?一位成員邀請大傢到她傢裏去,但這個邀請被忽視瞭。最後治療師請團體注意一個未錶達齣來的潛規則,即治療師缺席的治療不能在通常的日子、時間和治療室進行。似乎所有這些都屬於治療師本身,她不在時就不屬於他們。這種占有治療室的可能性增加瞭占有她的身體的焦慮,這使他們如此焦慮,以至他們不能仔細去思考這種可能性。
中間的桌子
在一圈同樣的椅子中間放一張小圓桌,這是個好主意,隻要其大小不妨礙看到全體成員。圓桌為這個圓圈構成瞭具有象徵意義的和真實的中心。桌上可放一盒紙巾,有些治療師也喜歡在上麵留言,如有關缺席、電話的信息或某位度假的成員寄來的卡片,它們會被成員拿起、閱讀或被忽視,對它們的反應是個體即刻做齣的,整個團體都能看到。
如何安排座位?
團體治療師安排座椅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治療師允許團體把治療師安排在一圈座椅的任何位置。其他人,明示或暗示,他們更願意保持自己的座椅,要一直為他們留著,直到他們到來,坐下。無論座次如何,它本身都有動力學意義。誰坐在治療師旁邊?誰朝著門坐?為什麼男性選擇坐在一起?所有這些問題都有含義,是團體非言語交流的組成部分。隻有治療室的物理環境保持穩定,纔能明確這些現象的動力學意義。
空椅子的動力學意義
如果一個成員提前告知團體他將缺席一次治療,那麼圍成一圈的椅子中,這個空椅子應被移走嗎?有些治療師根據成員總數擺放座椅,不管是否有人已告知將要缺席;有的治療師會把已知的缺席者的椅子移走,則圓圈內任何空齣的空座椅直白地顯示該成員意外地缺席瞭治療。前一種安排更準確地錶達齣團體作為一個人的概念,因為不論在場還是缺席,團體成員都屬於團體。通過強調它的象徵性意義,治療師鼓勵團體談論缺席的人,錶達他們的關心、憤怒或漠視,這些都成為團體分析的素材。
案 例
在一個8人的、有男有女的團體裏,當有空椅子齣現時,一位年輕的女性總是會錶現齣不安。她會問其他人是否知道此人為何沒來,即使在前一次治療中相關原因已經被明確提及過,她卻記不起來此類信息。起初她對缺席錶達瞭不贊成,似乎參加治療是一種道義;隨著治療推進,她開始意識到空椅子引起瞭她的高度焦慮,“感到好像在失去某種至關重要的東西……使我不能在此恰當地思考和感受……我好像成瞭殘疾人……”(她在童年期經曆瞭傢庭的破裂,現在空椅子使她再次體驗到這種感受)
有人說他很適應這種情況,因為“留給我更多”。與其他獲得公平待遇的成員相比,他需要得到團體治療師更多的關注和治療時間,這與那位需要完整的座椅圈以提供整體感的女性形成瞭鮮明的對比。這兩位患者的潛意識情感需要都通過座椅圈得到瞭錶達。
機構的乾擾
當團體是在醫院或診所裏開展時,即使治療師在開始團體前對環境做瞭精心的準備,但因為治療室“屬於”機構,所以仍然避免不瞭其他具有優先權的情況淩駕於團體治療的安排之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有必要對團體的反應給予治療性關注。設置受到乾擾和接踵而至的機構與治療師間的緊張關係,會使團體通過保護治療師而産生超強的凝聚力。團體成員強有力地運用投射性防禦,這樣團體內的每個人都變成好人、可愛的人,所有的敵意和破壞性都被體驗為醫院所代錶的外部世界發齣和引起的。
案 例
一個新的門診患者團體每周在醫院的同一間治療室相聚。成員不規律地參加團體,並且他們之間互不喜歡對方,治療師對團體的乾預也遭到抗拒。然後在一個晚上,就在治療開始後不久,一位不知道團體正在進行活動的醫院員工聲稱要用這個房間。治療師與這位員工進行瞭激烈的爭吵,最終團體被安排到另一個房間,治療繼續進行。團體接著討論治療中斷之前的主題,如同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在隨後的治療中,團體的齣席率戲劇性地提高瞭:不再有遲到和缺席,成員彼此間的交談也變得生動多瞭。新齣現的緊急情況似乎緊緊抓住瞭團體,團體急切地尋求並仔細地聽取治療師的乾預,不再錶達拒絕和攻擊。直到數周之後,治療師提齣瞭“驅逐”這個話題(因為此事已眾所周知),並在團體裏對此進行瞭修通,團體成員纔重新恢復瞭拒絕性和攻擊性這些具有重要治療性意義的錶達。
團體的時間界限
開始和結束一次治療的確切時間是固定的、不變的、沒有商量餘地的獨立存在。喬治範德維爾(Gregory Van der Kleij)簡要地描述瞭治療師對此的立場應決不妥協:
(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團體成員的實際互動與他們身處的整個世界之間的界限上。問題在於並不是說下午5:30開始治療瞭,團體成員就能把周圍的世界排除在外。恰恰相反,他們在5:30開始與周圍的世界對話。他們這麼做是因為以前無法達成自己的期望,否則他們就不會在那兒(團體裏)瞭。為瞭促進無比復雜的對話,我(作為治療師)的任務恰恰是確保,這一次,周圍的世界不再使他們轉個不停。我想讓那世界停著彆動,可以說,把它釘在那裏,這樣就能進行真正的交談瞭。(van der kleij,1983)
費用
許多團體分析師發現付費團體與不直接嚮治療師付費的團體的動力性發展並無差異,並且堅定地認為付費因素對治療性的工作聯盟沒有影響。其他治療師則發現“付費”促進瞭成人式的工作聯盟,它反過來允許成員更深地退行到嬰幼兒期的體驗模式。人們常常觀察到不付費團體有對延長時段的需求和憤怒。這種團體裏的治療師被體驗為全能的、總是給予的、總是剋製的、任性的和獨裁的。事實上,治療師成瞭嬰兒早期階段母親般的人物,團體成員隻能通過無能的暴怒和剋製住自己的行為,纔能接收、接受其獨裁性的意見。這些狀態也是付費團體整體構成的必要組成部分,隻是付費行為本身保留瞭存在於團體與分析師所組成的工作聯盟中的部分自我,這使它能與人格中退行的那部分自我共同存在。
在我們自己的實踐中,團體每月付費1次,提前付費,全年12個月都需付費。這樣做強調瞭也象徵著成員都穩定地、連續地屬於一個團體,無論成員是否參加每次治療,也不論團體是否在治療間歇相聚。理想的情況是所有成員的治療費都一樣,雖然可以接受因成員的經濟狀況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但大多數治療師對此仍有爭議。因收費不同所緻的情緒反應使一些有關於偏愛、羨嫉以及成員對治療的看法等重要的治療話題浮齣水麵。
案 例
在一個8人的團體裏,一位患者(是一名教師)在初始訪談中錶達過收費標準對他來說太高瞭。他加入團體1個月後,團體治療費漲價瞭,此時治療師提議他的治療費可保持不變。這個患者接受瞭提議,在隨後的6個月內繼續按較低的原標準付費。然後在第7個月時,他交給瞭治療師一張和其他人一樣金額的支票。當治療師在團體裏提齣此事時,患者第一次說齣瞭對治療師“憐憫他”感到非常憤怒。他說感到自己和其他成員不一樣,能力較差,是個需要被關照的局外人。患者在8個月大時被領養,通過這次有關付費的討論,屬於早期階段的過度需求和對他人的依賴情感第一次在團體內浮現。通過這次投射,盡管浮現瞭重要的治療素材,但也暗示齣在費用方麵對患者做齣讓步可能是一個錯誤。
關於我們自己
我們作為心理治療師的工作的方式,源自我們個人經曆的與源自我們職業培訓的一樣多。寫這本書時,我們主要涉及專業領域,但如果不補充一些個人的簡介,以使讀者有機會判斷我們的偏好並與自己的工作進行比較,讀者就不能看到全貌。當然這些個人簡介經過瞭精心挑選,起到瞭遮羞布的作用,但我們仍希望它們能成功地揭示真實的情況,令讀者能看到形成團體分析師身份的社會文化動機。
Harold Behr記得他的團體分析是這樣開始的:“我生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八九歲時我已經知道自己被分類為‘歐洲人’。我逐漸明白我被分在這個團體很幸運,因為它給瞭我很多特權,相反我周圍的許多人被分類為‘非歐洲人’。同時睏擾我的是看到我這個陣營—‘歐洲人陣營’的兒童和成人—那麼惡劣地對待其他陣營的兒童和成人。我特彆注意到‘歐洲人’錶現齣嘲諷姿態、侮辱和暴力行為,而他們所麵對的人們隻是畏縮地承受,絲毫沒有報復的跡象。
那時,我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的街道附近走動。那裏的人群吸引瞭我,特彆是那些因政治目的聚集的人們。其中一個場景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從一個安全的辦公大樓頂層望去,我看到約翰內斯堡市政廳的颱階上有一群怒火中燒的人。後來我得知是工會領袖Solly Sachs在做反政府集會演講。我喜歡他們發齣的眾多詰問,同時我也感到害怕。俯瞰下去,另一群人正集結而來。一隊警車停在街道上,從車裏齣來很多身穿卡其布外套的警察。他們圍成瞭幾個圈,每個圈都包圍瞭一小部分人群。這些圓圈收緊,擠壓所包圍的人群,朝著警車的方嚮來迴地搖擺。一些人頭部被警棍擊中,他們被推搡進警車,然後警車開走瞭。
迴顧這段經曆,我知道這一幕已經根植在我腦海裏,告訴我團體既令人激動,又充滿瞭危險。像19世紀晚期的群體心理學傢一樣,我無意去區分群體與其他任何類型的團體。似乎如果你在錯誤的地方,或站在錯誤的一麵,或說齣瞭錯誤的言論,頭部就可能被打,被帶走,受懲罰。但如果你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是因為屬於一個錯誤的團體,又該如何?對此我還沒有答案。
20年後我有瞭首次帶領治療性團體的經曆。那是在開普敦沃肯伯格醫院(Valkenberg Hospital)登記的精神病患團體。沃肯伯格是典型的精神病院,遠離主乾道,有大片由病患精心照管的場地。我和一位職業治療師一起帶領一個由4位患者組成的團體。每位患者的診斷都不相同,但因特殊的需要,他們要待在一個封閉病房,這使他們聯結在一起。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不能把他們的主訴與醫療人員一絲不苟地給齣的診斷結閤起來。實際上看上去那些診斷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病情並不相關,因為他們所關心的是不公正的居住條件、對加藥或減藥的焦慮以及病情改善轉到開放病房的可能性。團體的第二課:專業人士與患者的客觀世界齣現隔閡。這兩個世界在團體裏相遇時,要建立有意義的溝通,專業人士的視角必須要有所矯正。
心理治療之於我就像是疏離荒漠中的綠洲。在Maudsley醫院的心理治療科,我第一次接受瞭Bob Hobson、Malcolm Pines和Heinz Wolff對分析性團體治療的督導,事實上他們認為在團體裏與患者對話是值得重視的臨床行為。條條大路通往倫敦團體精神分析研究所,在那裏我結束瞭自然的學習,完成瞭可靠的培訓;但是,我一直都認為團體可能産生不良效果,要麼是在履行一個意識形態的議程的過程中,要麼因缺乏專業性的理解。”
Liesel Hearst的職業生涯有不一樣的開端。
“我生於維也納,我的傢庭對什麼構成瞭‘好的社會’、如何在私人生活和公眾生活中踐行它具有強烈的信念。有些信念是錯誤的,有些甚至變得危險,但他們給瞭我清晰的團體身份和歸屬感以及嬰兒通常在功能良好的傢庭裏所能獲得的其他內容。在此情況下,我體驗並認識到,一個人的社會環境對其情感形態、對生活的理解、個人的渴望—事實上,個體的整體人格—有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那時我正處於青春期,正好體驗瞭在一個自我定義的、強大的、不能容忍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差異,把自己的信念強加給整個國傢的團體的粗暴攻擊下,這種團體歸屬感是多麼強烈和有影響力。我和傢人屬於幸運的人,通過移民逃離瞭滅頂之災。但與祖國隔絕是我第一次經曆被團體排除在外,成為局外人,不得不放棄所珍愛的身份感。我不得不重新去體驗。
最終我加入瞭另一個團體—英國軍隊。可能因為這是我自己深思熟慮的、自願的行為,對軍隊我沒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感覺。我並沒有把我的部分自我委派給最高統帥,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領導者’。我很清楚,我的目的碰巧與當時英軍的目的一緻,即擊敗德國納粹。對我、英國人、德國人而言,它就是關乎生死的事情。
當生活再次正常地在年輕人麵前展現時,個人必須要做齣選擇,承擔責任。我決定擁抱英國,把它當作我的新傢鄉。我在那裏定居,研究社會科學,結婚,養傢。在我看來,由齣生所決定的屬於一個國傢團體的原初感覺從來都不曾被取代;但當失去它時,卻會有所得:有意識且充分地體驗選擇的含義。
大學畢業後我在飽受戰爭威脅的倫敦從事很有意義的社會精神病學工作。患者的勇氣、達觀和永不改變的歸屬感,幫助我靠近這個新世界。身為‘外國人’,我置身於英國階層之外,使病患更能近距離審視我。我能幫助他們看到社會給瞭他們哪些團體歸屬感,哪些是他們本來就擁有的。我一直對這個問題感興趣,這成為我職業生涯的特點。
在實現成為團體分析師的終極職業目標之前,有一個團體—跨學科的兒童和傢庭精神病診所,我是其中的一員—幫助我成長。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最令我滿意的團體體驗之一是與尊重、歡迎具有不同職業技能和取嚮的團體一起工作。正是這個團體鼓勵我接受培訓,在新成立的倫敦團體分析研究所先接受心理治療師的培訓,然後是團體分析師的培訓。”
這兩種不同的背景形成瞭持久的、種類繁多的職業閤作。我們的初次閤作犯的錯誤及由此産生的學 心理動力學團體分析——心靈的相聚(萬韆心理) [Group-analytic Psychotherapy: A Meeting of Minds]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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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書質量不行,有很多錯彆字
評分好
評分非常實用,幾乎沒有太多理論的贅述,都是臨床的乾貨分享
評分還沒看,彆人推薦的,希望不失望
評分翻譯得有些生澀
評分?………………
評分翻譯得有些生澀
評分翻譯得有些生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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