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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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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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3

图书介绍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3099321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478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5-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84
字数:203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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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作者赵絪幼年时随父母颠沛流离,后来又在时代的动荡中载沉载浮。她记录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校园里的恬静岁月,教授们的风趣盎然和学者风范跃然纸上;又记录了随后政治风暴中的艰难困苦,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们或达观或正直或隐忍或悲凉的图景。在平实又活泼的字里行间,往事如历历在目,令人不禁掩卷沉思。
  《孤灯下的记忆》书中记载的教授们弦歌不辍,其门生也是名家辈出,如赵俪生关门弟子秦晖、王瑶弟子钱理群、张政烺弟子李零。而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有幸一窥那一代皇皇大家,仿佛他们音容尚在。

内容简介

  《孤灯下的记忆》作者赵絪,是讲中国通史可比肩钱穆的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女儿,她在书中鲜活地记录了一批父辈学者的独特风采和多舛命运。例如赵俪生与王瑶一生既是对手又是老友,不断较劲又彼此珍惜;赵俪生与其天才般的挚友童书业,两人之间一场无言的泣别竟成永诀;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明镇夫妇,一个天真无邪,一个优雅端庄;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女士朴实大方,举止得体,影响她的后人亦是谦和朴素,平易亲切。
  作者还记录了自己家庭中几经磨难,但每个成员皆能坦然应对的往事;记录了一批知识青年的群像。她的书写,为一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标本”;她的文字朴实、从容,却又让人意犹未尽。

作者简介

  赵絪,1946年生于陕西蔡家坡,成长并定居于甘肃兰州。其父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文字曾发表在多家报刊上,受到广泛关注;同时是一名书画家。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家庭的浸润,时代的磨砺,使得赵絪女士的书写既庄亦谐,又文又野,活脱脱,不入科班之臼。不知别人感觉怎样,我读她的文章,字里行间,时不时就会想起她那落拓不羁、风流倜傥的父亲赵俪生先生,莫非有其父必有其女邪?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

  这是一部人生记录,作者忠实地接受了一份时代“遗产”,几十年念兹在兹,执着于表现。所谓“寄沉痛于悠闲”,这也是一个人身经劫难历练出来的一种人生万事举重若轻的本事罢。
  ——诗人、学者林贤治

  我这一生以有幸师从赵俪生先生为荣,他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的人品,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意志,他对学生的爱护和严格要求,都感人至深。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赵先生既投身时代潮流又珍视个性尊严,自许“一个信仰马克思的自由主义者”。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赵絪女士彰扬了其父文艺创作的天才。在她那清新流畅行云流水般的笔下,人物昂扬且细致生动,性格鲜明而追求不辍,命运多舛却绝不低头,思维活跃但不入君彀。二十世纪以赵俪生先生为代表的几代思想者,就这样在理想与现实面前艰辛抗争顽强生存。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汪受宽

目录

代 序 /01
第一辑 思亲
告别209室
——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003
在苦难中磨砺 /009
我与我的父母 /029
我的母亲高昭一 /076
扉页上留下的痕迹 /092
被遗漏了的一段“师承” /101
迟交的作业 /104
忆亡人 /109
寻踪祖父母 /121
二大爷 /128
第二辑 忆旧
王瑶与父亲 /147
孔祥瑛女士和她的后代 /159
平凡中见精彩
——大羽老伯印象 /165
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 /169
张政烺先生二三事 /175
一位不该忘记的长者
——记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 /180
一件拓片的来历 /192
偶逢遇罗克
——一个已经模糊了的印象 /198
为张珏女士送行 /202
刘 宝 /206
记“砾石居”主人 /218
笑对人生
——朱开发去世三周年祭 /226
运尸记 /241
第三辑 谈艺
何鄂印象 /249
序,就得这样写 /258
指墨间的情趣
——小议张兴武先生指画 /261
我与《老照片》 /266
贺《开卷》 /269
书 信
——有感于即将消失的一种文体 /271
婚姻手记(小说) /276
后 记 /338

精彩书摘

  王瑶与父亲
  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亲也故去了,我回忆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几次见面,还有父亲生前对王瑶伯伯的描述,以及社会上总是把他们拴在一起来评议,使我对这两位老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他们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论在性格、作为、思辨、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我愿意把对他们的一点感性认识记录下来,这样也能从侧面提供一些对两位学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毕竟是书生》,道出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的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击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在王宅的那一餐饭吃得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的周公子多年后提起,也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节,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宛在的音容》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乘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王瑶文集》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世界级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着、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很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们原本应该达到的水准。试问:把你换成他们,你能保证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完美吗?
  诚然,王瑶和父亲绝非完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代学人、一位教师而已,但他们尽了一代学人的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思辨能力、认识方法顽强地传承下去,启迪他们的后学沿着这种思维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们未能完成、来不及涉猎的学术领地,在教学这个舞台上,这对师兄弟也堪称各领风骚数十年了。
  就教学而言,在数量上父亲比王瑶差了许多。因王伯伯从解放到“文革”前后均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可以说一辈子都站在讲坛上,可谓桃李满天下了。父亲的“教学生涯”则始终随着政治时局的时紧时松而时断时续。但两人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非常地生动。就这样,老同学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
  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这种后学不断的王瑶现象不值得人们研究么?这就是王瑶先生的不朽业绩。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王瑶伯伯走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得平缓安详,是名副其实的寿终正寝。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也还要比上一番、斗上一阵、损上几句,谁让他们是当年清华园中好斗的少小好友呢?
  他们走了,但他们那诙谐、幽默、尖刻、一语中的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们风采的人心中。王瑶为绚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文学领域平添了几分理智和深邃,而父亲又为枯燥、陈旧、寂寥的史学园地带来了生动和活力。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同学,多精彩的两个学人。他们既不是钻进故纸堆的不问时事乡愿式的“老学究”,也不是浪荡社会、追逐虚名的肤浅过客,他们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教了一辈子的书,也痛痛快快地张扬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展示了一把自己的才华。应该是够本儿了,应该是去而无憾了。
  随着王瑶、父亲这一代学人的离去,意味着那个时代、那种文风的渐渐消失,因为他们毕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后一代学人。在当下随着电脑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们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时下的学人已不屑于进图书馆、钻故纸堆、爬格子式的劳作了,“著作等身”在时下学人群也不过“小菜一碟”了,那种坐拥书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数小时着力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历史上一道宁静、寂寥、清雅的风景。父辈们曾品头论足地点评着各类历史人物,而今他们不可免地也成为历史,让下一辈的学人们去评来点去了。在清理他们的遗产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尽力了,甚至尽了一个超出常人所能达到的能量。所以,他们的那些坏脾气,人格上的某种变异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偏颇和失误,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样尽善尽美,何况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但他确实活得堂堂正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学界,无愧于那坎坷人生带给他的重重苦难。
  父亲可以坦荡而去了,作为女儿,只能遥祝老爹一路走好!
  二○○八年元月十六日
  于父亲逝世七七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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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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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辟入里,生动精彩,发人之未发,说人之想说,收获多多,满意@。确实是一本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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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就送到了,早上忙忙打开,一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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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一本书,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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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俪生教授早年曾在山东大学执教,当年的山东大学曾经是百年办学史上最辉煌的阶段,群贤毕至,老少咸集。赵俪生教授是璀璨的众多知名教授中的一位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这不是记录赵教授生平成就的传记,而是从一位女儿的角度对父亲母亲的观察。动荡的年代,动荡的大学,动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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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学人的风骨、治学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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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开卷有益,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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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不错。情感多了些,材料少了一些。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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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书首选京东,速度快,质量好,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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