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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经典常谈》编著者朱自清。这本书写于1942年,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
内容简介
朱自清先生用浅明而切实的文字,于十三篇文章中,要言不烦地介绍了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经典作品。这本书写于1942年,六十多年来广为流传,成为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经典。全书见解精辟,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一般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
作者简介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曾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朱自清以开拓者的胆识与笔力,以独具风貌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其文学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散文方面,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的巨匠。
精彩书评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
——郁达夫
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李广田
朱自清的成功之处是,善于通过精确的观察,细腻地抒写出对自然景色的内心感受。
一一林非
目录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附录一 《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附录二 《封建论》指导大概
附录三 重印《经典常谈》序
附录四 读《经典常谈》
精彩书摘
《孟子》读法指导大概
阅读孟子,可取两种本子。一种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一种是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两种都有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孟子集注》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也有。又,这四种是宋代以来至今通行的读本,各地都有木刻本),后一种又有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定价不高,而且容易买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心力所萃,其发挥处表示宋学的精神——宋学指宋代的道学,也就是现代所谓哲学。朱熹是宋代的大哲学家,他注这四部儒书,实即发挥二程(程颢、程颐)与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所以表示宋学的精神。他的训诂考证虽不免有粗疏阙略之处,还待后来好些专家给他正补,但就一般说,简单扼要,篇幅不多,便于省览。《孟子正义》是依据后汉赵岐《孟子章句》的注,逐一给它作详密的疏,所采清代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见《孟子篇叙》篇末疏中)。这是集大成的工作,一般批评都说它当得精博两字。但篇幅繁多,训诂考证又偏于专门,初学者未必能够消化。现在不妨把《孟子集注》作为大家案头阅读的本子,而从图书室中检出一部《孟子正义》来,供偶尔的参考;能力较强,素养较深的同学,自可兼看《正义》。
参考书不拟多举,只提以下四种。一是历史课内所用的本国史课本。要读孟子,不可不明瞭孟子所处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无论何种本国史课本,多少总有述及。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本)。这部书的十六章讲孟子思想极简要。阅读古代所谓诸子,必然牵涉思想问题,这就关系到哲学。哲学不一定微妙难知;就简单方面说,只是哲学家所抱的一种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所以,国文课内的阅读,也可取关于哲学的书籍来作参考。三是钱穆的《论语要略》(商务印书馆本)。这是一本研究《论语》也就是研究孔子的书;孟子自负继承孔子,他的思想与孔子关系最密切,理解《论语》当然可以帮助理解孟子。但所以提出这本书,尤其重要的,在它的方法。《论语》只是散乱地记述孔子的言行,这本书却从其中采辑相关的材料,分题研究;因为材料是本身的,排比在一起,其结论也就显然可知,没有穿凿附会的弊病: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孟子也极为合式。四是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本)。孟子一书,虽与后代的文言相差不远,但还有若干虚字,是后代文言所不常用的。这种虚字的训释,《孟子正义》收集得很齐备;恐怕一般同学无力看《正义》,所以提出这一本书。其体例与字典相似;对于每一个虚字,从实例中归纳出若干训释来,在每一个训释之下,就列举古书中的那些例句。只是各字的排列次第,与寻常字典不同;它不依各字的形体,按部首排列,而依各字的声音,按音母编次。起初使用它,不免感觉不便;但音母实在并不难辨,少加注意,渐即熟悉,若是记得注音符号注音的人,一经指点便明白了。——以上所举,除第一种外,通常认为大学适用的;拿来给高中同学参考,似乎是躐等。但所谓某种书适宜于某种程度的读者,原是大概的说法;高中二三年的同学,距离大学的阶段已经不远,若能多努力,多用心,便是大学用书,又何尝不可参考?况且这三种书都是现代人编撰的,条理明白,文字流畅,比较参考从前人编撰的书,阅览上可以省力不少,理解上也有亲切之感。这是提出它们来的又一层理由。
《孟子》一书,记载孟子一家的思想言论,与《荀子》、《庄子》等书同类,应当归入“子”部。《汉书·艺文志》,《隋书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把它列在儒家,正是认孟子为诸子之中的一家。但是到了宋代,《孟子》一书却被选拔出身,升到了“经”部。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诗一首,题目下记道:“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以前的石经不收《孟子》,这嘉祐石经却收了,可见把《孟子》归入经部是从宋仁宗时候开始的。而南宋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列入经类,是目录家对孟子移易观点的开头。“经”字原指六艺(诗、书、乐、易、礼、春秋)而言(这样用得最早的,当推《礼记》中的《经解》)。六艺都是孔子以前的旧籍,孔子教人,这些就是他的教科书。他教的时候,也许加点儿选择,又或随时引申,算是他的讲义。后来人所说孔子删正六经,情形大概如此。孔子以后的儒家效法孔子,继续用六艺教人,而他却只讲自己的思想学说,不讲旧籍,因此,六艺就似乎是儒家所专有。到汉武帝时候,罢黜百家,专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或说乐经其时已亡失,或说乐本没有专书),定名为五经;于是“经”字开始含有特别高贵的意味。唐代以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诗、书、易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又把《孝经》、《论语》、《尔雅》加进去,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如前面所说,孟子又被加进去,便成十三经。现在用平心的看法,经部书实在就是儒家的书;孟子虽是诸子之中的一家,但如陈振孙所说:“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那么被列入经部确是应该的。
《孟子》又是“四书”之中的一部。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以配论语、孟子,为作章句集注,定名为四书。他在《大学章句》的开头记道:“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的《中庸·章句序》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可见他编辑四书,宗旨在供给研究道学的人一套有系统的教科书。他的意思,先读《大学》,懂了为学次第,才可以尽论、孟的精微;对于论、孟既能融会贯通,再读《中庸》,才可以穷道学的指趣(现在四书次第,《中庸》在《大学》之后,乃以篇幅多少排列,并非朱熹的原意)。这套教科书,元仁宗延祐年间开始据以取士,明代清代因仍不改,凡读书的人必须诵习,势力最为广遍。因此,四书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识课本,无论习行方面、思想方面、言语方面,都不免与它发生关系。现在读《孟子》,这一层也是应该知道的。
《孟子》一书,汉人都以为孟子自作。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里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这都说孟子如现在的教师一样,自编讲义,自订学生所作的笔记,集合起来,成为一部学术讲录。到唐代韩愈,始以为其书出于弟子之手。韩愈答张籍书里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这是说孟子一书只是学生的笔记集,孟子自己并没有动笔。后人给后一说找证据,提出两点。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所见诸侯大都称谥,而诸侯之中,有可断言死在孟子之后的(如鲁平公),孟子决不能预知死后的谥;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又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弟子大都称“子”,这是尊称,非师对弟子所宜用;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对于前一点,有人解释说,书是孟子自己所作,但后来又经弟子编定;当编定的时候,于当时诸侯,就其可知的,一律加谥,以便识别。对于后一点,有人解释说,“子”是男子的通称,不一定是尊称,师对弟子也常用;在孟子书中,就有“子诚齐人也”、“我明诸子”的话,都是孟子称他的弟子可以为证。前一解释是可能的,后一解释是确凿的;但只能证明那两个证据不很坚强,并不能就此证明孟子书确系自作。大概自作的确据是找不到的;清代阎若隅《孟子生卒年月考》里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也只是想象之辞——不记容貌,岂便是自作的确据?现在只能信从较古且较可靠的材料,如朱熹一样,认为“史记近是”(见《孟子集卷》注首的《孟子序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就是:无论是孟子自作或弟子所记,其编撰工作总之出于一人之手,不像大多数的子书那样,是一派中前后许多学者的著作的结集。这从文字方面看,便可以知道。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微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朱子语类》)。首尾文字一体,读过《孟子》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若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怎能一体呢?朱熹答人疑问,又说:“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非缀缉所就,也说明出于一手的意思。还有一层,私人著作的古书,据现在所知,最早是《论语》。《论语》是记言体,极为简约。及到《孟子》、《庄子》等书,便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这是战国诸子文体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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