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音乐符号学理论》在西方音乐符号学界享有盛誉。
《音乐符号学理论》一方面在微观时间中分析音乐文本内部的模态方阵话语逻辑、叙事程序从而揭示音乐文本意义生成过程;另一方面在宏观时间中从音乐交流的外部环境中揭示社会意识形态与技术模式对音乐文本意义生成的影响。其中的符号学方阵、同位素、模态、音乐话语、音乐叙事、时间、空间、行动、象征、迹象、肖似等音乐符号学理论及分析方法,可为国内音乐符号学、音乐美学的研究以及文本分析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黄汉华,文学博士,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师从我国著名文艺美学家胡经之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原院长,华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带头人,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音乐美学、西方音乐史教学科研工作。学术研究方向:音乐符号学。代表性学术专著:《抽象与原型——音乐符号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是我国第1部系统研究音乐符号学的专著。在《音乐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性学术论文:《音乐存在方式及其意义之符号学思考》《音乐互文性问题之探讨》《音乐符号行为中的身体间性》《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关系之思考》《音乐符号能指一所指问题之词源学思考》等。主持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音乐互文性研究》;2014年广东人文科学重大项目“广东流行音乐文化与产业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共建项目‘音乐符号意义之研究’”。获第七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广东省2008-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
内页插图
目录
中译者序
序
前言
鸣谢
第一部分 理论背景
第一章 理论探索
第一节 音乐符号学的简要批评史
第二节 音乐话语逻辑的反思
第三节 音乐的叙事问题
第四节 关于模态的界定:歌剧符号
第五节 论音乐的真实
第六节 简约表格中的理论自身
第二章 音乐时间
第一节 微观时间中的音乐:回忆的作用
第二节 宏观时间中的音乐:穿越时代的音乐模式
第三章 音乐空间
第四章 音乐行动者
第一节 恩斯特·库尔特作为音乐符号学的先驱:音乐行动者特性定义的探寻
第二节 从音乐主体到主题一行动者
第二部分 分析
第五章 古典风格的符号过程
——贝多芬的《华尔斯坦》
第六章 肖邦的叙事
第一节 《波洛奈兹一幻想曲》和叙事程序的理念
第二节 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写作的一种模态语法学
第七章 音乐与文学
第一节 《奥伯曼》案例:弗朗兹·李斯特和玛丽·达各尔特在瑞士
第二节 《梦醒时分》:音乐表演研究的符号学方法
第八章 音乐与视觉艺术:图画与漫步
——皮尔士理论运用于穆索尔斯基作品符号过程的分析
第九章 交响曲符号学
——西贝柳斯《第四交响曲》民族意义的解构
第十章 面对现代舞台
第一节 德彪西前奏曲《冷月洒露台》中的印象主义
第二节 简约主义和反叙事性
结束语
附录
名词术语
注释
参考文献
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前言/序言
我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说出,撰写一本音乐符号学理论著作这一想法,从逐渐成熟到作出毅然决定,是什么时候了。这部专著的完成凝结了15年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既是音乐学学者又是符号学学者,所以,当持传统研究观念的音乐学学者担心,我会在符号学概念的丛林里迷失音乐学研究方向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我也做“常规”的音乐学研究。这部完成的著作反映了我将符号学理论和具体音乐问题综合起来分析的一个尝试。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一名学生在巴黎跟随立陶宛籍学者阿尔吉尔达斯·米利安·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学习,随后在巴西和美国当研究员,这期间,我有意识地着手探讨符号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从一开始,我便认为,如果我建立一个理论,我同时还必须考虑其对音乐的适用性——一句话,为了更好地分析音乐感性问题,这非常重要。在最早期,我采用了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作为我研究的起点。然后我一点一点地完成我的研究,直到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的工作,特别是近年以来,正强烈地往实证主义的方向发展。这肯定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语言学与符号学研究中心和该校的著名的音乐学院研究期间,直接受到了托马斯.A.谢伯克(Thomas A.Sebeok)和让·尤米克一谢伯克的影响。我还记得在巴黎时,收到来自吉尔伯特·鲁热在于巴黎博物馆召开的民族音乐学研讨会上的批评:“我们想要分析,理论的具体例证,而不仅仅是结构主义者的猜想!”因此,这本书提供了对不同风格时期的西方艺术音乐的丰富的分析。或许,还可能提供更多的,特别是关于当代音乐的分析。我还记得一次在布达佩斯大学由约瑟夫·乌伊福卢希主持的专题讨论会上,我的同事丹尼尔·查尔斯(Daniel Charles)说:“你们符号学家可能是19世纪音乐的国王,但你们的研究范畴与规则是否也适用于我们当代的音乐呢?”在这本论文的结尾,我稍微打开了那个研究方向的大门,但查尔斯的问题的完整答案将留给另一个研究来回答。
这种几乎永无止境的专题研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积极的方面看,理论思考和分析,已经可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步伐中成熟地结合起来。例如,起初,我没想到音乐模态的发现将变得多么重要。虽然,我自己对生成模型的观点与最严谨的计算机应用不同,但是,生成模型这一观念,随着时间推移同样增长强劲。多年来,我研究中的“一元论”思维,也因受到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Peirce)和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理论的影响而减弱了,同样地,我也受到纯粹音乐学研究新发现的影响,如最近的恩斯特·库尔特(Ernst Kurth)的研究,弗雷德·勒达尔(Fred Lerdahl)和雷·杰肯道夫(Ray Jackendoff)的著作,还有罗伯特·科根(Robert Cogan)和波奇·埃斯科特(Pozzi Escot)及其他等等。这种长期项目的消极的一面是,在其完成时,其理论基础已经开始过时了。但我不相信,一个纯粹的理论,如格雷马斯的理论,从西方符号学的两千年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会变“老”。事实上,我相信依赖于理论为实证数据的改进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公理化理论将可得到持续的发展。
作为一名学者,我认为自己“合适”做瑞士数学家和哲学家费迪南·汞赛斯(Ferdin and Gonseth)所描述的那个人,即他是一个能在考察过程中考虑情景和上下文的研究员。即使作为一名格雷马斯符号学主义者,以及在我对皮尔士理论的运用中,我都会优先考虑音乐事实本身,并且如果理论不适用于音乐现实,我便会修改它们。
符号的迷宫:西方音乐理论的形而上学探源 本书深入探究了西方音乐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石,着重考察了自古希腊柏拉图主义思潮至18世纪末启蒙运动高潮期间,关于“音乐实体”及其“意义指涉”的形而上学争论与逻辑演进。我们并非聚焦于具体曲目的分析,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决定了音乐如何被理解、被构造的抽象框架本身。 第一部分:和声与数的古老幽灵:毕达哥拉斯的遗产与柏拉图的理想形 本部分首先回溯音乐理论的源头——古希腊。我们详尽梳理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如何通过对弦长比例的精确测量,将音乐“数学化”,并由此确立了音程的客观、数字化的基础。这种将听觉现象转化为可计算关系的范式,奠定了西方音乐理论近两千年的“理性主义”底色。 随后,我们转向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斐多篇》中关于“音乐的伦理作用”和“宇宙和谐”的论述。我们探讨了柏拉图如何将音乐置于“美德教化”的框架内,以及“天体音乐”(Musica Mundana)这一概念——即宇宙万物皆以特定比例运转,音乐是人类可以感知到的最高级形式的数学秩序的体现。我们着重分析了“摹仿论”(Mimesis)在柏拉图语境下的复杂性:音乐究竟是自然秩序的直接反映,还是对这种秩序的理性重构? 在这一部分的后半段,我们考察了亚里士多克塞努斯(Aristoxenus)对毕氏体系的挑战。亚里士多克塞努斯引入了经验主义的视角,强调听觉体验的即时性和相对性,挑战了纯粹数学决定音高结构的绝对权威。这种理论上的张力——“客观数学秩序”与“主观听觉感知”之间的拉锯——贯穿了后续中世纪的音乐哲学思辨。 第二部分:中世纪的信仰与符号:格里高利圣咏的结构与记谱法的诞生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音乐理论的焦点从世俗的哲学辩论转向了神学的表达与教会礼仪的需求。本章聚焦于中世纪早期,分析了格里高利圣咏的组织原则。我们考察了圣咏如何作为一种“文本化”的、符号化的宗教语言,其旋律的游移与调式(Modes)的运用,如何服务于祈祷和教义的传递,而非纯粹的审美愉悦。 一个核心议题是“记谱法”的出现及其理论意义。从纽姆谱(Neumes)到线谱的演变,不仅仅是记录工具的改进,更是对音乐时间性和音高关系的“固化”和“标准化”。我们分析了瓜伊多·达累佐(Guido of Arezzo)等人的贡献,如何通过引入固定的音高参照(如“手形”与“唱名”),使得音乐的传承不再完全依赖口耳相传,从而在理论上创造了一个可以被分析、被教授的“结构体”。 此外,本部分深入探讨了“音律学”(Tuning Theory)在中世纪的理论地位。纯律与中律之间的争论,不仅关乎乐器制作的实际操作,更体现了对“完美和声”的哲学追求——即人类制造的有限音乐结构是否能达到神圣的完美比例。 第三部分:文艺复兴的复调革命与理论的“人文主义化” 文艺复兴标志着音乐理论开始从神学和纯粹数学的束缚中解放,转向关注人类情感的表达和复调结构的逻辑构建。我们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在对位法(Counterpoint)理论上的重大发展。 约瑟夫·齐德(Josquin des Prez)及其后的理论家如何系统化了不同声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研究了这一时期对“和声”概念的重新界定——从早期的声音叠加,逐渐演变为一种垂直的、具有内部逻辑的结构关系。理论家们开始构建明确的规则体系,用以规范和声的进行,这标志着音乐理论开始具备了近乎“语法学”的特征。 本章还探讨了新的乐器——如键盘乐器——的普及对理论体系的冲击。实践中对音律的妥协(如“平均律”的萌芽阶段)与理论上对“纯粹和声”的坚持之间产生的矛盾,如何推动了和声逻辑的进一步复杂化。我们考察了最早期的“和弦”(Chord)概念的理论发展,以及它如何预示着巴洛克时期“调性中心”的崛起。 第四部分:巴洛克与启蒙的交汇:调性、情感与系统的完备化 巴洛克时期是西方音乐理论走向成熟与严密化的关键阶段。本部分的核心在于“调性体系”(Tonality)的最终确立及其理论基础的构建。 我们细致分析了早期关于“大小调”理论的争论。与中世纪的调式系统相比,大小调的出现不仅是音阶的选择,更是一种更具方向性、更强张力的“功能和声”逻辑的形成。这要求理论家们必须解释为什么某些和声进行(如属到主)会产生强烈的“解决感”和“终结感”。 随后,我们转向了18世纪初的音乐理论家,如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拉莫的理论工作试图将巴赫音乐中复杂的功能和声建立在坚实的物理学和数学基础上(例如“低音乘积理论”)。我们剖析了拉莫如何试图通过“泛音序列”来证明三和弦是自然界中和谐的基石,从而为调性体系提供了一个看似不可动摇的“自然法”依据。这一努力,是将毕达哥拉斯的理性精神与新兴的经验物理学相结合的集大成尝试。 最后,我们将视角延伸至启蒙时代对音乐“情感表达”的理论探讨。理论家们开始关注音乐如何作用于听者的心理状态。通过对“情调”(Affections)理论的研究,我们看到音乐不再仅仅是关于秩序和比例的抽象游戏,而是被视为一种能够精确调动人类情感的心理工具。这为下一阶段的音乐美学批判与分析方法奠定了理论框架。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审视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历程的宏观地图,重点关注那些驱动理论变革的哲学假设、数学模型和逻辑建构,而非具体的音乐语法规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