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251 附录 A 美国智库领域指南 / 253 附录 B 智库附属种类 / 255 附录 C 重要智库简介 / 257
精彩书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崭新理解,新一波智库浪潮在军事政策和战略领域之外出现。制度化的政策咨询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持久性特征。社会、环境、国内和外交等领域政策方面的专家为总统、内阁官员、立法机构或其他部门提供建议的渠道更为畅通。国防部等政府部门雇佣了一些组织,对政府内部决策者和其他部门特别关注的议题开展研究。受雇的组织成为“政府合同方”,其以顾问身份向决策者提供咨询,进而从内部影响政府的决策和项目。政府合约型智库中的最好范例或许是兰德公司。最初,美国陆军航空部队(Army Air Forces)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mpany)签署合同设立了“兰德项目”。兰德自1948年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分离后变成了今天这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二次智库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伊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公共部门的不断增多和美国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各式各样崭新、专业化的非政府合约型智库开始涌现。1952年,未来资源研究所(RFF)收到福特基金会为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发展和使用而提供的初始资金。1953年,未来资源研究所世纪中叶大会在多个私人组织的赞助下召开。该大会为艾森豪威尔总统、未来资源研究所、环保人士、商人、决策者讨论未来一代环境政策制定新途径提供了一个开放论坛。它使未来资源研究所的名字一跃成为聚焦环保议题最出色的智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智库这一术语依然主要是指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合约型智库。20世纪60年代,该术语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用来指那些提出政策建议的专家群体,包括关注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的研究机构。“政府合约型智库”的其他典型范例包括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它们分别建立于1961年和1968年。这一时期建立的智库通常具有一个特点,即在官僚体系中诞生且历史悠久。城市研究所堪为典型,它的建立可追溯到肯尼迪政府,但直到国内混乱的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形成。林登?约翰逊总统直言不讳地支持智库,认为智库价值越来越大,并赞扬布鲁金斯学会在他的“伟大社会”改革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约翰逊将布鲁金斯学会认定为“全国性学会,其对国会和整个国家而言十分重要,假使它不存在了,我们也将邀请一些人去建造一个这样的学会”。到20世纪70年代,智库这一术语既应用于专注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的机构,也应用于聚焦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机构。 根据唐纳德?阿博森的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智库数目的增多及其利益的多样化归因于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接受自身已拥有超级大国地位的新现实,并主动承担了新的全球责任,外交政策本身和有关外交政策的建议成为美国优先关注的事宜。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为专家提供了更多与官员交流的渠道。反战和民权运动拓宽了公众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几个自由派的智库在此时相继出现。与此同时,保守派觉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大学对自由派观点的偏好,他们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抵制,这就为保守派学者获得顺利开展其研究所需友好氛围创造了条件。在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温和的保守派运动盛行。作为尼克松和福特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就是呼吁“对保守派原则进行彻底再思考”运动的热心支持者。 在里根执政时期,保守派运动走向成熟。里根曾是好莱坞演员,后投身政治,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及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统时期,里根极大地依赖于保守派智库的研究和建议。胡佛研究所甚至提名里根为该组织的杰出研究员。里根从这些保守派智库中寻找人选在其大选的助选组织和政府内任职。詹姆斯?史密斯指出,许多专家在里根竞选时期和其主导内政外交政策时期都必不可少,如理查德?阿伦(Richard A. Allen),里根竞选总统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顾问,还有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曾在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保守派经济学家,也曾受雇于胡佛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安德森在1976年为参选总统的里根服务,此外,他还参与了1964年巴利?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和1968年尼克松这两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安德森本人曾主管过25个内政与经济工作组和23个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项目。此外,总共有超过450个政策专家参与了里根的选举进程,他们以代理人、顾问、简报者、演讲稿撰写人等身份参与其中。很明显,智库的指导对里根形成其本人在所谓里根革命期间的美国保守主义蓝图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此新政治环境中,第三次智库浪潮,即游说型智库,开始在政策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与先前合约型智库不同,游说型智库积极寻求参与政策辩论并力图影响“外交与国内政策的走向与内容”。此影响部分是通过以在决策者和公众中推进智库特定利益为目标且“极富进取性的营销技巧”取得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将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界定为典型的游说型智库。1963年成立的自由派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1977年建立的持自由论者观点的卡托研究所也是典型范例。政策研究所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越战运动中表现活跃。根据李?迈克尔?卡兹(Lee Michael Katz)的看法,政策研究所撰写的《越南读本》(Vietnam Reader)成为众多反战宣讲会的教科书。尽管哈斯将传统基金会比作典型游说型智库,实际上政策研究所才是此类型智库的原型。根据西尼?布鲁门陶(Sidney Blumenthal)于1986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传统基金会是仿效政策研究所的模式建立和运作的。” 美国进步中心是一个更加年轻的游说型智库。正如传统基金会效仿政策研究所模式那样,美国进步中心效仿的是传统基金会,希望获得当时尚缺失的、对政治左翼的“强大政治影响力”。美国进步中心的战略和结构依照传统基金会的模式建立,有意识地以政策和游说定位自身使命,也是进步派平衡传统基金会的一支力量。该智库于2003年由“克林顿政府难民项目”建立,与奥巴马政府之间保持着诸多联系。卡茨认为美国进步中心是最近兴起的诸多智库到达鼎盛阶段的代表。美国进步中心的人员大量地进入奥巴马政府,但是过多的智库学者赶赴政府任职也会导致智库的快速衰败。 一些学者认为“遗产维系型智库(legacy-based think tank)”是政策研究机构的第四次浪潮。此类智库通常由前政府官员建立,目的是将他们去职前留下来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遗产继续加以传播。最好的范例是1982年吉米?卡特发起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该中心一直在不断地推进卡特本人倡导的人权事业。另一个类似的智库是1994年由理查德?尼克松建立的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Nixon Center for Peace and Freedom),现在已改名为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该中心致力于“在急剧变化的国际新环境下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参与指导原则”。在先前发表的作品中,我将“遗产维系型机构”命名为“名利型智库”(vanity think tank)。它们以支持这些智库及其研究议程的关键人物的名字加以命名。尽管前总统创设和领导的一些机构在其去世后成功维系下来,但是许多“名利型智库”往往寿命短暂。参议院鲍勃?多尔(Bob Dole)的更好的美国基金会(Better America Foundation)是一个典型范例。尽管该基金会在1993年是作为一个慈善组织而建立的,但是它逐渐成为支持包括多尔参议员本人在内的共和党人立场的智库。1994年,该基金会为多尔参加电视活动花费了100万美元。众多民主党人控诉该基金会,认为其目的就是帮助多尔角逐总统大位,因此,多尔不得不于1995年将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