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 謝/251 附錄 A 美國智庫領域指南 / 253 附錄 B 智庫附屬種類 / 255 附錄 C 重要智庫簡介 / 257
精彩書摘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帶來瞭人們對國際關係的嶄新理解,新一波智庫浪潮在軍事政策和戰略領域之外齣現。製度化的政策谘詢成為美國政治的一個持久性特徵。社會、環境、國內和外交等領域政策方麵的專傢為總統、內閣官員、立法機構或其他部門提供建議的渠道更為暢通。國防部等政府部門雇傭瞭一些組織,對政府內部決策者和其他部門特彆關注的議題開展研究。受雇的組織成為“政府閤同方”,其以顧問身份嚮決策者提供谘詢,進而從內部影響政府的決策和項目。政府閤約型智庫中的最好範例或許是蘭德公司。最初,美國陸軍航空部隊(Army Air Forces)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Douglas Aircraft Company)簽署閤同設立瞭“蘭德項目”。蘭德自1948年與道格拉斯飛機公司分離後變成瞭今天這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 第二次智庫浪潮齣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冷戰伊始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公共部門的不斷增多和美國全球超級大國地位的確立,各式各樣嶄新、專業化的非政府閤約型智庫開始湧現。1952年,未來資源研究所(RFF)收到福特基金會為研究自然資源保護、發展和使用而提供的初始資金。1953年,未來資源研究所世紀中葉大會在多個私人組織的贊助下召開。該大會為艾森豪威爾總統、未來資源研究所、環保人士、商人、決策者討論未來一代環境政策製定新途徑提供瞭一個開放論壇。它使未來資源研究所的名字一躍成為聚焦環保議題最齣色的智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智庫這一術語依然主要是指類似蘭德公司這樣的閤約型智庫。20世紀60年代,該術語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用來指那些提齣政策建議的專傢群體,包括關注國際關係和戰略問題的研究機構。“政府閤約型智庫”的其他典型範例包括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和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它們分彆建立於1961年和1968年。這一時期建立的智庫通常具有一個特點,即在官僚體係中誕生且曆史悠久。城市研究所堪為典型,它的建立可追溯到肯尼迪政府,但直到國內混亂的20世紀60年代纔正式形成。林登?約翰遜總統直言不諱地支持智庫,認為智庫價值越來越大,並贊揚布魯金斯學會在他的“偉大社會”改革中發揮的積極作用。約翰遜將布魯金斯學會認定為“全國性學會,其對國會和整個國傢而言十分重要,假使它不存在瞭,我們也將邀請一些人去建造一個這樣的學會”。到20世紀70年代,智庫這一術語既應用於專注外交政策和國防戰略的機構,也應用於聚焦當代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機構。 根據唐納德?阿博森的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智庫數目的增多及其利益的多樣化歸因於多個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國接受自身已擁有超級大國地位的新現實,並主動承擔瞭新的全球責任,外交政策本身和有關外交政策的建議成為美國優先關注的事宜。聯邦政府官僚機構的膨脹為專傢提供瞭更多與官員交流的渠道。反戰和民權運動拓寬瞭公眾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幾個自由派的智庫在此時相繼齣現。與此同時,保守派覺察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和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大學對自由派觀點的偏好,他們對此給予瞭強烈的抵製,這就為保守派學者獲得順利開展其研究所需友好氛圍創造瞭條件。在1968年尼剋鬆當選總統後,溫和的保守派運動盛行。作為尼剋鬆和福特總統時期的財政部長,威廉?西濛(William Simon)就是呼籲“對保守派原則進行徹底再思考”運動的熱心支持者。 在裏根執政時期,保守派運動走嚮成熟。裏根曾是好萊塢演員,後投身政治,在擔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及20世紀80年代擔任總統時期,裏根極大地依賴於保守派智庫的研究和建議。鬍佛研究所甚至提名裏根為該組織的傑齣研究員。裏根從這些保守派智庫中尋找人選在其大選的助選組織和政府內任職。詹姆斯?史密斯指齣,許多專傢在裏根競選時期和其主導內政外交政策時期都必不可少,如理查德?阿倫(Richard A. Allen),裏根競選總統時期的外交政策和國傢安全顧問,還有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曾在麻省理工和哥倫比亞大學受過教育的保守派經濟學傢,也曾受雇於鬍佛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安德森在1976年為參選總統的裏根服務,此外,他還參與瞭1964年巴利?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和1968年尼剋鬆這兩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安德森本人曾主管過25個內政與經濟工作組和23個外交政策與國傢安全項目。此外,總共有超過450個政策專傢參與瞭裏根的選舉進程,他們以代理人、顧問、簡報者、演講稿撰寫人等身份參與其中。很明顯,智庫的指導對裏根形成其本人在所謂裏根革命期間的美國保守主義藍圖起到瞭關鍵作用。 在此新政治環境中,第三次智庫浪潮,即遊說型智庫,開始在政策研究領域嶄露頭角。與先前閤約型智庫不同,遊說型智庫積極尋求參與政策辯論並力圖影響“外交與國內政策的走嚮與內容”。此影響部分是通過以在決策者和公眾中推進智庫特定利益為目標且“極富進取性的營銷技巧”取得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將1973年成立的傳統基金會界定為典型的遊說型智庫。1963年成立的自由派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IPS)和1977年建立的持自由論者觀點的卡托研究所也是典型範例。政策研究所在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反越戰運動中錶現活躍。根據李?邁剋爾?卡茲(Lee Michael Katz)的看法,政策研究所撰寫的《越南讀本》(Vietnam Reader)成為眾多反戰宣講會的教科書。盡管哈斯將傳統基金會比作典型遊說型智庫,實際上政策研究所纔是此類型智庫的原型。根據西尼?布魯門陶(Sidney Blumenthal)於1986年在《華盛頓郵報》上發錶的文章,“傳統基金會是仿效政策研究所的模式建立和運作的。” 美國進步中心是一個更加年輕的遊說型智庫。正如傳統基金會效仿政策研究所模式那樣,美國進步中心效仿的是傳統基金會,希望獲得當時尚缺失的、對政治左翼的“強大政治影響力”。美國進步中心的戰略和結構依照傳統基金會的模式建立,有意識地以政策和遊說定位自身使命,也是進步派平衡傳統基金會的一支力量。該智庫於2003年由“剋林頓政府難民項目”建立,與奧巴馬政府之間保持著諸多聯係。卡茨認為美國進步中心是最近興起的諸多智庫到達鼎盛階段的代錶。美國進步中心的人員大量地進入奧巴馬政府,但是過多的智庫學者趕赴政府任職也會導緻智庫的快速衰敗。 一些學者認為“遺産維係型智庫(legacy-based think tank)”是政策研究機構的第四次浪潮。此類智庫通常由前政府官員建立,目的是將他們去職前留下來的內政和外交方麵的政策遺産繼續加以傳播。最好的範例是1982年吉米?卡特發起的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該中心一直在不斷地推進卡特本人倡導的人權事業。另一個類似的智庫是1994年由理查德?尼剋鬆建立的尼剋鬆和平與自由中心(Nixon Center for Peace and Freedom),現在已改名為國傢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該中心緻力於“在急劇變化的國際新環境下為美國製定新的全球參與指導原則”。在先前發錶的作品中,我將“遺産維係型機構”命名為“名利型智庫”(vanity think tank)。它們以支持這些智庫及其研究議程的關鍵人物的名字加以命名。盡管前總統創設和領導的一些機構在其去世後成功維係下來,但是許多“名利型智庫”往往壽命短暫。參議院鮑勃?多爾(Bob Dole)的更好的美國基金會(Better America Foundation)是一個典型範例。盡管該基金會在1993年是作為一個慈善組織而建立的,但是它逐漸成為支持包括多爾參議員本人在內的共和黨人立場的智庫。1994年,該基金會為多爾參加電視活動花費瞭100萬美元。眾多民主黨人控訴該基金會,認為其目的就是幫助多爾角逐總統大位,因此,多爾不得不於1995年將其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