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4
收到朋友發過來的一條微信,標題絆住瞭我的目光:“帝都堵車有多堵?”不消說,這是有人對路上大擺長蛇陣發發牢騷。憋屈在不到4平方米的鐵盒子裏,前不見頭,後不見尾,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在誰,都免不瞭嘟囔幾句。這第一個“堵”字,抱怨的是狀態,第二個“堵”字,吐槽的是心情。
不過,絆住目光的,不是狀態與心情,而是另外兩個字:“帝都”。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這個名稱與京城的現實完全疏離,不知怎的,現在它又悄悄溜迴到瞭人們的口中,帶著調侃諧趣。心情不佳的時候,有人憤憤地揶揄這座古城;心情大好的時候,也會聽到“帝都親們”的爽快呼聲。陳年舊月,北京曾經有過不同的代指,如“京師”“京兆”“京都”,還有“首善之都”“天子之城”,現如今,唯有“帝都”這個尊號備受青睞,從故紙堆中飛升,登上瞭現代媒體搭建的交流平颱。
它左手拉著時間,右手拉著人物,大大咧咧做成瞭文章的題目。
不消說,堵車這事兒,與彼時彼地的帝都沒有一毛錢關係。然而文字有一種神奇的呼喚力,它喚起瞭沉睡的記憶。這座已經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是否應當嚮曆史轉身,拜訪一下為自己奠基的往昔?當年皇城北京的大路上,是不是也會堵個水泄不通?過往的故人,行路匆匆,掛在臉上的是何樣錶情?光陰倒迴100多年前,我看到瞭重訪帝都的門檻兒。親眼見過帝都春鞦的老人,時至今日,恐怕比從沙裏淘齣的金子還要少,說屈指可數,恐怕不誇張。2016年5月,一代文化宗師楊絳先生走瞭,她齣生的那一年,正是大清皇朝垮颱的年份,距今百歲有五瞭。帝都和它的傳統,那些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也會像人一樣,百歲之後就壽終正寢嗎?還是會像人一樣,百歲之後,往事並不如煙,遺容舊貌益發受到後人的懷念?
一條微信的標題,撥動瞭我憶舊懷古的神經。我喜歡重溫帝都的那些事兒。北京舉辦奧運會的那一年,我齣過一本書叫《京華遺韻》,藉著西洋古董版畫,迴望西洋媒體初識的明清帝都。我傢裏的牆上掛著許多老圖舊畫,最珍貴的是幾幅地圖,它們是我居傢的文化雅伴。今天,在寫字颱前,我與一紙古都地圖相視而坐。“哎,人們又在稱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問,“帝都當年堵不堵,你能不能給我個答案?”
作為東方帝國的中心,帝都曾如日中天,光照大地,又如北辰,眾星拱之。對它的曆史研究排山倒海,隨便拎齣個問題,相信導師們都能給齣答案。古老的東西,在時代進步的滾滾車輪下,總會受到各種碾軋。當社會、政治、主流審美取嚮都視古舊為敵人,棄傳統為垃圾,那麼帝都的答案,整體上也是批判的、悲觀的、無關現實的,值得傳承的遺産,數一數甚為有限。地麵上的古都,經年纍月不被珍惜,已如珍瓷失手,破碎淩亂,尋找故人往昔京城齣行閑話,也不是那麼容易。我的地圖之問,不知道會翻齣什麼答案。
轉身後退的第一步,我決定去請教著名的曆史地理學泰鬥、老北京的知音侯仁之教授。2007年,侯教授接受瞭一次采訪,被問到他心目中的北京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我聽到的迴答,第一句很有底氣,北京將“成為世界有名的大城市,任何城市都不能和中國北京相比”;第二句就有一點氣短瞭,北京的“四閤院拆得太厲害瞭,整個城市保護不瞭,皇城要保護下來”。四閤院是城市民居的縮影,皇城是帝王統治的根基。前者是質樸的、民間的、環繞皇城的;後者是帝都的主軸與核心。兩類建築相輔相成,共同為整個京城奠定瞭基礎。教授的迴答顯然對現狀有所擔憂,民間質樸的保護不瞭瞭,盡力留下以皇城為代錶的帝都吧。
現狀為何如此?往後再退一步,時間迴到瞭2004年,北京剛剛推齣瞭最新一稿的城市規劃。這是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之後首都發展的目標藍圖,為達成共識,專傢學者們整整苦乾瞭一年。文件齣颱的時侯,京城房地産新高潮正熱氣騰騰,蔚為大觀。四閤院的臨終判決書—圓圈中一個“拆”字,老城中隨牆可見,旁邊還常跟著四言四句的宣示,“國傢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這幾句話是原動力。京城,像一列已經衝齣瞭站颱的動車,風馳電掣,誰也沒見過這樣的發展速度。奧運開幕前夕,大街上拉齣時代氣息更為濃厚的彩色大橫幅—“建設科技北京、綠色北京、人文北京”。此刻,全球化浪潮浩浩蕩蕩,城市需要的是新名片。帝都的建築遺産四閤院,既不科技,亦非綠色,僅憑著人文,在新名片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
其實,老城的心,一直忐忑不安。20世紀中期以來,北京曾經曆瞭6次主要的城市規劃,每一次都提齣不同的發展主題,也對老城何去何從予以新的定義。
1993年,一份關於未來20年的建設規劃麵嚮世界莊嚴宣告:北京,不但要成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而且它永遠是“著名古都”“國傢級曆史文化名城”。這是一次難得的安慰。規劃中對舊城保護措施列得相當具體,例如,“以故宮、皇城為中心,分層次控製建築高度。舊城要保持平緩開闊的空間格局,由內嚮外逐步提高建築層數,建築高度除規定的皇城以內傳統風貌保護區外,分彆控製在9米、12米和18米以下”。傳統的民居是古都保護的重點之一,今後的新建,要“保持皇城內青灰色民居烘托紅牆黃瓦的宮殿建築群的傳統色調”。城門城牆雖已拆除,隻剩下瞭前門、正陽門與德勝門,但仍然可以“沿城牆舊址保留一定寬度的綠化帶,形成象徵城牆舊址的綠化環。原城門口的建築應體現城門舊址的標誌特點”。對京城中軸綫的保護,規劃寫得景中有情,“必須保護好從永定門至鍾鼓樓這條明、清北京城中軸綫的傳統風貌特點”“中軸南延長綫,要體現城市南大門形象;中軸北延長綫,要保留寬闊的綠化帶,在其兩側和北端的公共建築群作為城市軸綫的高潮與終結”。
這個建築規劃是對80年代的迴應。那時的北京城,站在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摺點上,它抱著巨大的希望,力圖找迴自己昔日的輝煌。然而古老的城牆城門、街頭牌坊已經隨風而去;寺廟宮觀年久失修,香客不再,人斷煙絕;老四閤院中見縫插針修建簡易房,已經成瞭“大雜院”。當世時,到處吹拂的是四個現代化的春風,北京要加快建設,老城還有什麼戲好唱?90年代的安慰雖然來得晚瞭些,畢竟讓殘磚斷瓦看到瞭希望。
在此之前的“文革”期間,北京在百忙中也齣瞭一版城市規劃,時間是1973年。老城在此規劃中被隆重推齣,唱瞭一場大戲。當時的政治主題,是北京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接待來自五湖四海的高朋貴賓。長安街上新建起瞭北京飯店,建國門外齣現瞭風格迥異的外交公寓。與此相配閤,被毀壞的宮殿壇廟重新修復,關閉已久的保留景區重新開放。帝都留下的文化遺産,裝上五彩燈飾,仍舊是城市開放中無可替代的亮點。
重溫那一段歲月,有助於反省新中國成立以後的20年北京對待帝都老城的保護態度。1950年1月,中央政府提齣瞭一個“三服務”的口號,即首都要“服務生産,服務勞動人民,服務中央”,要把“北京從消費城市變成生産城市”,引入輕重工業生産綫。這不僅關係到經濟基礎的紮實,也直接決定著上層建築的穩固,因為隻有工業發展瞭,作為執政基礎的工人階級纔能達到一定的數量。60年代,不但京郊煙囪處處,老城區的王府宅門也塞進來各行各業的的生産車間。記得我參加工作時的街道工廠,就是藉瞭一座大宅院,旁邊有一座精緻的小廟,每天定時接受生産車間吹過去的滾滾濃煙。
帝都命運起伏坎坷,並非始於20世紀的下半期。往曆史深處再退一大步,就迴到瞭世紀的早期。正是1911年的革命,決定瞭帝都必定會被時代冷落。城市的每一步變遷,都意味著它的頹敗。民國拆改的鐵鍁,急不可耐,僅僅一年後就插在瞭城頭上。失去瞭主人的帝都,風蝕雨浸一哄而上,比人世還無情。它渾身都帶著皇朝遺老遺少的毛病,誰會為“腫瘤”的切除手術給予文化的憐憫與超越理性的說情?
我的腳已站在瞭帝國的門檻兒上,再退一步,踩到瞭古都留下的老舊地圖。
這些泛黃的遺存,以點綫塗畫,平淡冷峻,每一張都是一段時間切片,是不可分割的整個城市的代言人。它們在等待我的到訪,歡迎我的發問。一刀一刻,一墨一印,它們帶著我,挖掘微信中呼喚著的帝都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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