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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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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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9369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59233
包装:精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52
字数:31000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陈其泰先生曾受教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主要在先秦两汉史学、清代及近代学术史、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耕耘,《陈其泰史学萃编》是他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治学的结晶。全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大创新: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容易局限于单学科的范围之内。陈其泰先生跳出这种窠臼,认识到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及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家,提出了新的看法,做出了新的阐释。

二、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拓展史学史学科的研究领域,《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研究成果。陈其泰先生认为,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20世纪初,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随着变法失败而告终结,但在思想文化层面,它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学术源头之一。《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这些研究成果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梁启超评传》《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有集中展现。“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陈其泰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流变和发展的评价尤为精到。他指出,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不过“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认识到历史编纂学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重大意义。陈其泰先生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高明的治史方法,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他认为,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陈其泰史学萃编》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我们处在一个中华传统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传统史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世代史家撰成的优秀历史著作,忠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史,生动地记载了国家不断走向统一、各民族间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历史进程。陈其泰先生的著作通过更加准确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增加了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丰富蕴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陈其泰先生满腔热忱,对民族和国家的赤子之心字里行间可见,这种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优秀士人精神的薪火传承。

内容简介

《陈其泰史学萃编》共九卷,约300万字,包括:(一)《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史学与民族精神》;(三)《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四)《再建丰碑:班固与<汉书>》;(五)《梁启超评传》;(六)《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七)《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八)《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九)《学术史沉思录》。汇集了陈其泰教授三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史学和文化作了深入发掘和阐释,在多个学科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是《陈其泰史学萃编》的第三卷。本书从当今时代高度,对于儒家春秋公羊学说首次作了系统梳理。《公羊传》是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但它专讲“微言大义”,精华与糟粕并糅,使人殊难理解,更难以把握其实质。作者以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分析,透过其芜杂的词句,揭示出从《公羊传》发端,至董仲舒、何休演绎、发展,形成了一套主张“大一统”和变易、改制的学说体系,具有“政治性”、“变易性”、“解释性”三个特点,成为后代思想家鼓吹“进化”和变革的思想源泉。在此基础上,作者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公羊学说由揭起复兴序幕,至张大旗帜,至改造发展,至达到极盛的波澜曲折的历程,分析了古老的儒家经典何以成为近代维新派倡导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


作者简介

陈其泰先生1939年出生在粤东韩江边的一个小镇,195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1963年7月从中山大学毕业,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之后,考取了白寿彝先生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从这时候起,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我念研究生时已三十九岁,深感时间珍贵,时不我待,因而认真读书、写作。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十一种,主编的著作二种,另有合著三种。”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和传奇。

目录

引 言: 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 1

第一章 一份独特的哲学遗产…………………………………… 5

一、《公羊传》: 对《春秋经》“微言大义” 的阐释……… 5

二、董仲舒与公羊学的形成……………………………… 21

三、何休对公羊家法的总结……………………………… 40

第二章 复兴序幕的揭起……………………………………… 56

一、千年消沉和赵汸著书………………………………… 56

二、庄存与: 清代公羊学的开创者……………………… 59

三、庄存与对“微言大义” 说的推进…………………… 67

四、孔广森的著述及其误区……………………………… 77

第三章 张大旗帜……………………………………………… 91

一、刘逢禄: 重理公羊学的统绪………………………… 91

二、造端宏大, 奠定基础………………………………… 97

三、刘逢禄公羊学说的二重性…………………………… 113

四、凌曙和陈立…………………………………………… 120

第四章 清代公羊学说的巨大飞跃(上) …………………… 139

一、清代学术思想的分水岭……………………………… 139

二、龚自珍的思想轨迹…………………………………… 151

三、公羊三世说与龚自珍古代社会史观………………… 163

四、龚自珍的强烈批判精神……………………………… 176

第五章 清代公羊学说的巨大飞跃(下) …………………… 193

一、魏源的今文学著作…………………………………… 193

二、经世学风和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 214

三、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 234

第六章 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 244

一、廖平与晚清今文学…………………………………… 244

二、康有为今文学观点的确立…………………………… 266

三、时代狂飙: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273

四、容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公羊新学说……………… 281

第七章 公羊学与晚清新学…………………………………… 294

一、晚清公羊学大盛的双层意义………………………… 294

二、公羊学与进化论的传播……………………………… 301

三、公羊学与“新史学” 思潮…………………………… 308

初版后记………………………………………………………… 320

跋 语…………………………………………………………… 323


前言/序言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第一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史学之镜,儒门之辨:先秦儒家思想的流变与影响研究 导言: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起源、发展脉络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尤其关注其内部流派纷呈的理论分野与实践路径的差异。我们试图超越对儒家思想的单一化、刻板化理解,将其置于春秋战国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考察其如何应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挑战,并逐步构建起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本书将着重探讨儒家思想在哲学基础、政治伦理、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上的复杂面向,力求呈现一个立体、鲜活的先秦儒学图景。 第一部分:儒学之源——孔子与早期思想的奠基 本部分将回溯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聚焦于孔子的生平和思想核心。我们不满足于对“仁”、“礼”等核心概念的简单释义,而是深入考察孔子所处的时代困境——周礼衰微、诸侯争霸的乱世。 首先,对孔子思想的历史语境进行细致梳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理想,本质上是对西周政治秩序的追溯与重建尝试。我们将探讨“克己复礼为仁”的实践路径,分析“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从外在规范上升为内在道德准则(即“仁”)的转化过程。 其次,对孔子教育思想进行专题研究。通过对《论语》中相关记述的文本细读,阐释“有教无类”的社会意义及其对提升个体德性的重视。重点分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所蕴含的知行合一思想,以及“温故而知新”所体现的史学观与认识论基础。 最后,考察孔子政治哲学的实践困境。弟子们在不同国家(如鲁国、卫国、齐国)的仕途经历,体现了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操作之间的张力。这部分将通过对子路、冉有、子贡等重要弟子的不同侧重,展现早期儒学在政治实践上的多元面向。 第二部分:诸子争鸣——儒学内部的分化与互鉴 战国时期,礼乐崩塌的局势促使儒家学派内部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和对不同问题侧重点的调整。本部分将集中探讨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大主流支系,以及儒家与其他诸子百家(如道家、法家、墨家)的互动影响。 一、孟子的“性善论”与民本思想: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理解先秦儒学发展的重要节点。我们将重点分析: 1. 人性论的本体论基础: “性善论”的建立,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四端,如何为儒家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内在根据。这不仅是道德哲学的进步,更是对人性中积极因素的肯定。 2. “仁政”与“民贵君轻”: 孟子如何将“仁”的具体化落实为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对“制民之产”、“制天时”的探讨,揭示了儒家早期对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的关注,而非仅仅停留在道德说教层面。 3. 与梁惠王的对话研究: 通过分析孟子与各国君主的辩论,揭示其“王道”思想在当时实践中遭遇的阻力与理论的锋芒。 二、荀子的“性恶论”与隆礼重法: 荀子思想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开始正视人性的“私”与“欲”的巨大力量。 1. 人性论的转向: “性恶论”如何作为对孟子学说的批判性回应。重点解析“化性起伪”的过程,探讨“伪”(后天学习和教化)在构建社会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2. 礼法并重的治理观: 荀子如何将“礼”提升至社会制度和规范层面,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约束力。研究其对“法”的间接承认与“礼治”的最终回归,体现了儒学在应对社会混乱时的实用主义倾向。 3. 对天自然与名学的探讨: 荀子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论述,展示了其朴素的自然观和对认识论(名学)的初步涉猎,这在先秦儒学中是少见的。 三、儒学的交锋与融合: 本部分还将辨析儒家与其他学派的互动,如墨家对“兼爱非攻”的挑战、道家对“无为而治”的对照,以及法家对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的强调,如何反过来促进了儒家思想体系的自我完善和理论边界的清晰化。 第三部分:汉代的定型与儒学的制度化 先秦儒学最终服务于大一统的汉王朝,完成了从学派到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转变。本部分将关注这一历史性飞跃背后的理论准备和制度安排。 一、董仲舒的理论建构: 重点剖析董仲舒如何融汇阴阳五行学说,对先秦儒学进行“今文化”改造,以适应汉代政治的需要: 1. 天人感应论的政治化: 探讨“天人感应”如何为皇权提供了神圣化的理论支柱,以及灾异之说在政治监控中的作用。 2. 三纲五常的强化: 分析“三纲”理论的构建对早期儒家平等色彩的淡化,以及“五常”如何固化了社会等级结构。 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分析: 并非简单的排斥,而是将吸收了阴阳五行后的儒学塑造成唯一合理的治国方略。 二、太学与儒家教育的制度化: 考察汉代太学的设立及其对儒家经典的官方解释权的确立。经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研究的范式从“义理”探求转向了对经典的注释与传承,这为后世儒学研究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结语: 先秦儒家思想从孔子的理想蓝图,到孟荀的理论辩证,再到汉代的制度化,完成了一次漫长而深刻的蜕变。本书的研究表明,先秦儒学并非一个静止的教条,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应对现实挑战的动态思想体系。其对个体德性、社会责任和政治秩序的深刻反思,构成了中华文明思想史的基石,其内部的张力与多元性,亦是后世学者持续探索的价值所在。本书力图通过详实的文本分析和历史语境的重构,为读者提供一个审视先秦儒学复杂性的新视角。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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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阅读后,我发现本书的学术视野具有极强的跨学科性。作者在阐释某些哲学命题时,并非局限于传统的经学范畴,而是巧妙地引入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乃至早期西学东渐的初步影响作为参照系进行讨论。这种多维度的审视,使得对清代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解读,而是被置于整个清代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去考察。比如,在分析某一学派的衰落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归咎于皇帝的偏爱或打压,而是将其归因于其理论在应对当时的财政危机或边疆治理上的实际效用不足,这种解释路径显得更为圆融和贴近历史的真实面貌。这种广阔的视野和穿透力,使得即便是对该领域了解不深的读者,也能迅速把握住其核心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体现了作者驾驭复杂史料的超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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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此书的篇章结构,便能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和扎实的文本考据能力。它并非那种堆砌史料的平铺直叙,而是构建了一个严谨且富有逻辑性的论证体系。开篇的宏观叙事迅速将读者带入清代学术思想变迁的大背景中,随后对历代重要学者的思想脉络进行了精细的梳理和比较分析。我惊喜地发现,作者在处理复杂的概念辨析时,采用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和递进手法,使得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义理之争,也变得条理分明,易于理解。尤其是在对某个核心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时,作者不仅呈现了正说,更挖掘了被主流学术界忽略的旁支观点,这种“求全”的治学态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该时期思想史的认识。全书的行文风格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保持了一种文人特有的韵味,读起来既有学术的厚重感,又不失行文的流畅性,绝非一般教科书式的干瘪论述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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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古朴又不失典雅的质感,仿佛让人一下子穿越回了那个波谲云诡的清代。封面上的烫金字体,在灯光下泛着低调却又沉稳的光泽,让人在书架上就能感受到它深厚的学术底蕴。拿到手中,分量感十足,纸张的选择也颇为考究,厚实而富有韧性,阅读体验非常棒,即便是长时间翻阅,手指也不会感到疲惫。内页的排版布局清晰,字号适中,注释部分的处理尤为精妙,既没有喧宾夺主,又能在需要深入探究时提供可靠的指引。装帧的细节处理,比如扉页的设计、章节的起首样式,都透露出编者对传统文化敬畏与尊重的态度。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精心打磨的工艺品,摆在书桌上,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熏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种对实体书工艺的坚持和对阅读体验的重视,本身就值得称赞。我特别喜欢它在细节上的用心,比如书脊的处理,既能牢固装订,又方便平摊阅读,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的阅读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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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最大触动,在于它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和深刻剖析。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其思想界的复杂性远超我们日常的想象。这本书没有将当时的学者简单地划分为“正统”与“异端”,而是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不同学派在面对“经世致用”与“义理探求”之间的张力时的内心挣扎与学术选择。我感受到了那种士人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感,他们在维护传统的同时,也在悄然地寻求与新变局的对接。作者在论述中多次引用了当时士人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片段,这些一手材料的穿插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历史的现场感和人物的立体感,让我们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低沉而坚定的探讨声。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术研究,更像是一次对特定历史群体的精神侧写,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历史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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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阅读体验和知识汲取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无疑是一部极具重量级的参考资料。它不是那种读完一页就能马上吸收的快餐读物,而是需要沉下心来,反复咀嚼、对照着其他史料一同阅读的深度之作。书中引用的注释体系非常庞大且严谨,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每一条引文的来源都清晰可查,这是对学术规范的最高致敬。但即便是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也能感受到这种严谨带来的信服力。全书行文的节奏感把握得恰到好处,高潮处的论述层层递进,引人入胜;而过渡章节则给予读者充分的思考空间,让人有机会消化吸收刚刚学到的知识点,避免了信息过载。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在学理深度、材料广度与文本呈现上都达到极高水准的学术精品,足以成为研究清代思想史的案头必备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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