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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十四節氣,是中國古人通過觀察太陽周年運動,認知一年之中時節、氣候、物候的規律及變化所形成的知識體係和應用模式。以時節為經,以農桑與風土為緯,建構瞭中國人的生活韻律之美。
我們感知時節規律的軌跡,很可能是從“立竿見影”開始的。從日影的變化,洞察太陽的“步履”,然後應和它的節拍。我特彆喜歡老捨先生在其散文《小病》中的一段話:
生活是種律動,須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這變而不猛的麯摺裏。
我們希望天氣、氣候是變而不猛的麯摺,我們內心記錄生活律動的方式,便是二十四節氣。對於中國人而言,節氣,幾乎是曆法之外的曆法,是歲時生活的句讀和標點。
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季節更迭,天氣變化,草木枯榮,蟲兒“坯戶”又“啓戶”,鳥兒飛去又飛來,天可曾說過什麼嗎?天什麼也沒有說,一切似乎隻是一種固化的往復。這,便是氣候。但天氣時常並不尊重氣候,不按常理齣牌。按照網友的話說,不是循環播放,而是隨機播放。超齣預期值和承載力,於是為患。
農耕社會,人們早已意識到,“風雨不節則飢”。中國人對於氣候的*高理想,便是“風調雨順”。無數祭禱,幾多拜謝,無非是希望一切都能夠順候應時。就連給孩童的《聲律啓濛》中,都有“幾陣鞦風能應候,一犁春雨甚知時”。
我們現在幾乎掛在嘴邊的兩個詞,一是平常,二是時候。時候,可以理解為應時之候。就是該暖時暖,該冷時冷,該雨時雨,該晴時晴,在時間上遵循規律。平常,可以理解為平於往常。所謂常,便是一個定數,可視為氣候平均值。雨量之多寡,天氣之寒燠,一如往常。不要挑戰極緻,不要過於偏離氣候平均值,在氣象要素上遵循規律。
明代《帝京歲時紀勝》中評述道:
都門天時極正:三伏暑熱,三九嚴寒,冷暖之宜,毫發不爽。蓋為帝京得天地之正氣也。
隻要冷暖有常,便被視為“正氣”。
我們自古看待氣候的價值觀,簡而言之,便是一顆平常心,希望氣候持守“平常”的願望。所謂“守常”,即是我們對於氣候的期許。
什麼是好天氣?隻要不太晚、不太早,彆太多、彆太少,就是好天氣。如果再溫和一些,像董仲舒在其《雨雹對》中所言,那就更好瞭:
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中國之節氣,始於先秦,先有鼕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以及春分、鞦分(晝夜平分),再有立春、立夏、立鞦、立鼕。
二至二分是*“資深”的節氣,也是等分季節的節氣。隻是後來以始凍和解凍為標誌的立鼕、立春,以南風起和涼風至為標誌的立夏、立鞦,逐漸問世並成為錶徵季節的節氣。它們一並成為節氣之中*初的“八大金剛”。它們之所以*早,或許是因為錶象清晰,是易感、易查驗的節氣。
到西漢時期,節氣的數目、稱謂、次序已基本定型。在那個久遠的年代,便以天文審度氣象,以物候界定氣候。按照物候的遷變,齊傢治國,存養行止。
農桑國度,人們細緻地揣摩著天地之性情,觀察天之正氣,地之愆伏,因之而稼穡;恭謹地禮天敬地,順候應時,正所謂“跟著節氣過日子”。
《尚書》中的一段話說得很達觀:
雨以潤物,以乾物,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
每一種天氣氣候現象有其機理和規律,也自有其益處所在。
《呂氏春鞦》說得至為透徹: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
人們早已懂得天氣氣候,可以為利,可能為害,關鍵是找尋規律,在避害的基礎上,能夠趨利。而季風氣候,乾濕冷暖的節奏鮮明,變率顯著。基於氣候的農時農事,需要精準地把握,敏銳地因應,所以作為以時為秩的二十四節氣在這片土地上誕生並傳續,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瞭。
在甲骨文關於天氣占蔔的文字中,有敘、命、占、驗四個環節:敘,介紹背景;命,提齣問題;占,做齣預測;驗,檢驗結果。其中,驗,*能體現科學精神。在科學能力欠缺的時代,已見科學精神的萌芽。在諸子百傢時代,人們便以哲學思辨、文學描述的方式記錄和分析天氣氣候的錶象與原由。
唐太宗時代的“氣象颱颱長”李淳風在其《乙巳占》裏便繪有占風圖。
一級動葉,二級鳴條,三級搖枝,四級墜葉,五級摺小枝,六級摺大枝,七級摺木,八級拔大樹和根。這是世界上*早的風力等級,比目前國際通行的蒲福風力法(Beaufort scale)早瞭1100多年。兩種方式的差彆在於,李淳風風力法是以“樹木”劃定風力,而蒲福風力法是以“數目”劃定風力。一個藉助物象,一個藉助數據。
當然,我們的先人在觀察和記載氣象的過程中,至少存在三類難以與現代科學接軌的習慣。
*,不量化。杜甫可以“黛色參天二韆尺”,李白可以“飛流直下三韆尺”,但氣象記錄應當秉持精確和量化的方式。氣溫多少度,氣壓多少百帕,降水多少毫米,我們未曾建立相應的概念或通行的標準。不僅“歲時記”之類的文字如此,“災異誌”之類的文字亦如此。“死傷無算” “毀禾無數”,是古代災情記錄中“齣鏡率”*高的詞組。
第二,不係統。以現代科學來看,天氣氣候的觀測,不僅要定量,還要定點、定時。但古時正史中的氣象記錄,往往發生極端性的災或小概率的“異”纔進行記錄,連續型變量就變成瞭離散型變量。研究天氣錶象背後的規律,便遺失瞭無數的原始依據。單說降水這一要素,漢代便要求“自立春,至立夏,盡立鞦,郡國上雨澤”。但直到清雍正年間纔有“所屬境內無論遠近,一有雨澤即行奏聞”的製度常態化。
為什麼天氣氣候的記錄不夠係統和連貫呢?因為人們往往是將不閤時令的寒暑旱澇視為帝王將相失政的“天戒”,所以隻著力將各種災異寫入官修的史書之中,既為瞭占驗吉凶,更為瞭警示君臣。
第三,不因果。我們往往不是由因到果,而是常用一種現象預兆另一種現象,沒有以學科的方式觸及氣象的本質。並且以“天人感應”的思維,想象天象與人事之間的關聯,穿鑿附會地解讀“祥瑞”、分析異常。
但以物候錶徵氣候,本著“巢居者知風、穴居者知雨、草木知節令”的思維,“我”雖懵懂,但可以從生態中提取生物本能,以發散和跳躍的思維,善於在生物圈中集思廣益、博采眾長,體現著一種藉用和替代的大智慧。並且*接地氣的農人,以他們直觀的識見,基於節氣梳理齣大量的氣象諺語,用以預測天氣,預估豐歉,使得節氣文化之遺存變得更加豐厚。
應當說,在二十四節氣基礎上提煉齣的七十二候物語,依然“未完待續”。因為它原本記錄和濃縮的是兩韆年前中原地區各個時令的物候特徵,後世並未進行精細的“本地化”,並且隨著氣候變化,物候的年代差異也非常顯著。
20世紀70年代,“立夏到小滿,種啥都不晚”的地區,進入21世紀前10年,已是“榖雨到立夏,種啥都不怕”。從前“喝瞭白露水,蚊子閉瞭嘴”的諺語,現在的蚊子都不大遵守瞭。所以七十二候物語,無法作為各地、各年代皆適用的通例。
基於葉篤正院士提齣的構想,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錢誠等學者進行瞭運算和分析。在氣候變化的背景下,節氣“代言”的氣候與物候都在悄然發生變化。所以,人們會感覺春天的節氣在提前,鞦天的節氣在延後,夏季在擴張,鼕季被壓縮。每一個節氣的氣溫都已“水漲船高”。
以平均氣溫–3.51℃作為“大寒天”的門檻,以23.59℃作為“大暑天”的門檻,1998—2007年與20世紀60年代進行對比:“大寒天”減少瞭56.8%,“大暑天”增加瞭81.4%,不到半個世紀,寒暑劇變。
如果以氣溫來審視節氣,下方的麯綫是1961—1970年的節氣,上方的麯綫是1998—2007年的節氣,可見節氣悄悄 “長胖”瞭。減緩氣候變暖的趨勢,便是為節氣“減肥”。
以平均氣溫來衡量,提前趨勢*顯著的三個節氣是雨水、驚蟄、夏至,延後趨勢*顯著的三個節氣是大雪、鞦分、寒露。以增溫幅度而論,春季*,鼕季第二。“又是一年春來早”,已然成為新常態。
不過,我們傳承和弘揚二十四節氣,不正需要不斷地豐富它,不斷地完善它嗎?讓後人看到,我們這個時代並不是僅僅抄錄瞭古人關於二十四節氣的詞句。
對於節氣,我們下意識地懷有“先賢崇拜”的情結。北宋科學傢瀋括曾評議道:“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總有古人未曾窮盡的思維和認知吧?“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不能是僅僅拘泥於古時的曆法,季節已被稱為春天,而人們依然生活在萬物蕭條的時令之中。
天氣雖然常常以紛繁的錶象示人,但人們智慧地透過無數雜亂的情節歸結某種規律性,即“天行有常”。這個天行之常往往也是脆弱的,並非總是簡單地如約再現。於是,人們一方麵要不斷地萃取對於規律性更豐富的認知,即讀懂屬於自己的氣候;另一方麵,還要揣摩無常天氣體現齣的氣候變率。然後,以各種假說的方式提煉齣導緻災異的原因並擇取*適用的規避方式。
二十四節氣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智識和習俗(包括其中的正見與誤讀、大智慧與小妙用)乃是曆史進程中天人和閤理念的集大成者。漸漸地,它們化為與我們若即若離的潛意識,或許早已嵌入我們的基因之中,常在我們不自知的情況下,潤澤著我們對於萬韆氣象的體驗。
我常常感慨古代的歲時典籍浩如煙海,在圖書館中常有時光苦短之感,難以飽讀。所以,也隻能不問“歸期”,一本一本地啃,一點一點地悟。如鬍適先生所言:“進一寸有進一寸的歡喜。”品讀古人關於節氣的文字,品味今人以節氣為時序的生活,對於我來說,就是詩和遠方。
宋英傑
2016年歲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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