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寫的是“西方到來”之前的中國。18世紀的中國不是“不變”,而是存在著生機勃勃的“變革”,是對於潛在發展成為強大的、近代的中國有重要意義的改革時期。“耗羨歸公”是財政製度這一改革主要領域的頂點,它不僅解決瞭前朝遺存的種種問題,而且是對當時各種財政危機的有效的閤理化解決方案。各省實施改革,因地製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權,成效顯著,有益於國計吏治民生。然而“耗羨歸公”並不能一勞改永逸地解決清朝財政存在的所有問題,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抵製,加上集權國傢的財政要求,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傳統經濟結構的根本性製約,後來的“耗羨歸公”政策輝煌不再。
這是一部“在中國發現曆史”的作品,是利用檔案細緻探討中國曆史的代錶作。
##讀罷,我認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國政治製度演變的“連接感”。西方中國學研究通常用“大轉摺”“大斷裂”等範式來看待中國曆史,但從財政製度變革看,無疑演變的共性貫穿瞭中國製度。一是改革推進伴隨著信息流轉機製的更新,火耗歸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於奏摺製度改進,解決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如今體製內部際聯席機製的設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進多采用實驗區性質的漸進的方式,從河南肇始,並因地製宜推廣到其他省份,如今試驗區等何嘗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進與人事機製密切相關,河南的改革在於某一官員仕途到頭,便可在上廳授意下大刀闊斧,贏得仕途之外的聲名,如今不少改革推進又何嘗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後一搏;四是改革推進與思潮演進密切相關,火耗歸公大大衝擊瞭儒傢輕徭薄賦觀,改革開放更是一場思潮的大辯論。古今連接,俯身都可得。
評分##1)一個不提供公共産品的官僚係統(連車馬費都不願意齣),居然齣現虧空,這得貪婪到什麼程度?換言之,四萬萬國民辛辛苦苦勞動,還是養不起那群官僚,真真讓人嗔目結舌。 2)雍正使勁推動火耗歸公,促使陋規製度化。乾隆就厲害瞭,使勁製造新的陋規,高下立判。
評分##帝製中國的行政體係有一個難解的“結”,那就是中央的統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間的衝突,而官僚們道德化的思維傾嚮,以及行政技術手段的缺乏,讓這個“結”幾乎成為“死結”。在道德化的思維中,地方財政的虧空被認為是官員腐化所緻,而非製度問題;“輕徭薄賦”是儒傢的政治目標,加賦是不能觸碰的紅綫。於是,齣現瞭一種掩耳盜鈴式的狀況,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規雖提供瞭各級衙門的行政費用,但不被承認為製度的一部分,難怪康熙會說:“加派之名,朕豈受乎?”“火耗歸公”就是把這非正式的經費體係正規化,減輕百姓的負擔,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虛名。他利用“奏摺製度”保證瞭改革計劃的統一性,不讓各省的“火耗”納入戶部用來核算賦稅正項的“奏銷製度”,保證瞭地方的自主性。但這種成功也隻是行政層麵上的成功,而非製度結構上的革新。
評分##精彩極瞭,譯筆也好。
評分##帝製中國的行政體係有一個難解的“結”,那就是中央的統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間的衝突,而官僚們道德化的思維傾嚮,以及行政技術手段的缺乏,讓這個“結”幾乎成為“死結”。在道德化的思維中,地方財政的虧空被認為是官員腐化所緻,而非製度問題;“輕徭薄賦”是儒傢的政治目標,加賦是不能觸碰的紅綫。於是,齣現瞭一種掩耳盜鈴式的狀況,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規雖提供瞭各級衙門的行政費用,但不被承認為製度的一部分,難怪康熙會說:“加派之名,朕豈受乎?”“火耗歸公”就是把這非正式的經費體係正規化,減輕百姓的負擔,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虛名。他利用“奏摺製度”保證瞭改革計劃的統一性,不讓各省的“火耗”納入戶部用來核算賦稅正項的“奏銷製度”,保證瞭地方的自主性。但這種成功也隻是行政層麵上的成功,而非製度結構上的革新。
評分##翻得很草,等待二刷吧
評分##以奏章與黃冊為基礎的最好的火耗歸公研究。不同於通說,作者認為世宗的火耗歸公改革主要目的不在於治理貪腐,整肅官吏和為中央政府增加收入,而是為省級財政建立正式經費體係。作者在研究中特彆強調瞭康雍朝奏摺製度的建立對於憲帝掌控全盤改革的重要性。 火耗歸公的失敗,雖然沒有明說,但其實就是個繞不開的結構性問題。造就瞭乾隆朝前中期高度繁榮的財政製度,馬上就會在嘉道朝的停滯與連年蕭條中迅速惡化,最終在鹹同間前所未有的巨大支齣麵前瓦解。甚至於促成叻19-20世紀賽裏斯廣大鄉村的持續性凋敝。 這次改革本質就是帝製晚期貫徹儒傢仁政到極緻的小政府,在明清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所做齣的必然選擇。所謂的“內生近代化”因子,就這樣被在全國性貿易網絡中流動的白銀所催發。
評分##翻得很草,等待二刷吧
評分##曾小萍,1979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係、曆史係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閤理化財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國的契約和産權》(閤編,2004年)、《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傢》(2005年)、《中國法律:知識、實踐與轉變(1530年代至1950年代)》(閤編,2015年)等。 譯者簡介: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譯著有:《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閤理化財政改革》(2005年)、《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傢》(2014年)、《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2017年)、《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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