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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此外,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使研究结果变为可以验证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前辈王尔敏先生称这一研究方法是“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根据讨论的十大基本观念,整理出十余万字近一百个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意义演变词表。可以说,《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哲学的重要研究著述,也是十分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内容简介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汇集了金观涛、刘青峰十年来在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支持下完成的主要成果。作者建立并利用含一亿两千万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不了解这些重要政治观念,就无法理解支配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变迁方式。
作者简介
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刘青峰,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前主编。
二人长期合作学术研究,合著的主要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增订版)、《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一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内页插图
目录
致谢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上篇:理论探索
一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
二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
中篇:观念变迁和术语
三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起源和演变
四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
五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
六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七 从“共和”到“民主”——中国对西方现代政治观念的选择性吸收和重构
八 从“富强”、“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
九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
十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
下篇:方法论
十一 五四《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
十二 “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
十三 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附录一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文献目录
附录二 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
附录三 有关统计分析的讨论
附录四 导论及各篇文章的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筒作比喻。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罢了。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举几个例子。“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前言/序言
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
《思想的熔炉:中国现代政治概念的蜕变与重生》 卷首语:为何要追溯概念的源头? 在我们日常的交流与思考中,无数的政治术语如同空气般弥漫,我们习惯于使用它们,却鲜少停下来审视它们的来龙去脉。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词汇,承载着一个民族近现代以来跌宕起伏的思想变革,记录着无数先驱者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中的挣扎与探索,最终塑造了我们理解当下、展望未来的思想框架。本书并非要呈现一个既定的答案,而是邀请读者一同潜入思想的深流,探究那些支撑起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关键概念,是如何在历史的熔炉中被锻造、重塑,乃至新生的。 第一部分:孕育与萌芽——西风东渐下的概念初探 19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华帝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打破了国门的封闭,更带来了迥异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观念。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自异域的新知,试图理解这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并为挽救民族危亡寻找出路。 “民主”、“共和”的引入与辨析: 当“民主”(Democracy)和“共和”(Republic)这两个词汇开始被翻译和介绍时,它们并非直接被接受,而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辨析过程。早期的译者们,如严复,在翻译“Democracy”时,倾向于使用“民权”、“民治”等词,并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运作方式进行解读。他们深知,中国传统中虽有“民本”思想,但与西方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概念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共和”,其含义同样模糊不清,有人将其理解为“共治”,有人则将其与“君主立宪”进行比较。这一时期的努力,更多的是在摸索,试图在固有的文化土壤上嫁接外来的制度基因。 “革命”的意义重塑: 传统的“革命”一词,往往指向王朝的更替,是一种周期性的、社会结构相对固定的权力转移。然而,当它被赋予了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制度的现代含义时,其内在的激进性和颠覆性被极大地放大。孙中山等革命家对“革命”的阐释,不仅强调了暴力手段的必要性,更将其与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革命”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符号。 “国家”、“主权”的现代解读: 在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国家更多是一种笼统的、以君主为中心的政治实体。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尤其是“主权”(Sovereign)这一核心概念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组织的理解。福煦伯爵的《政治学》等著作的翻译,使得“国家”不再仅仅是统治者及其官僚体系,而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疆域明确、人民一致的法律共同体。这一观念的接受,是近代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石。 第二部分:碰撞与调适——从救亡到图强的概念演变 进入20世纪,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政治话语的重心逐渐从单纯的“救亡图存”转向“建设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新的政治概念被引进、改造,并与既有的文化语境发生深刻的互动。 “主义”的洪流: “主义”(-ism)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思想的系统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到后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种“主义”如同思想的洪流,涌入中国。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和选择,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争论的焦点。他们不仅要翻译和解释这些复杂的理论,更要思考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如何将其本土化。 “国民”、“民族主义”的觉醒: 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民”(Citizen)的概念逐渐取代了“臣民”的地位。强调全体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民族”(Nation),成为了凝聚力量、抵御外侮的重要手段。民族主义的情感与话语,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与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科学”、“理性”的推广: 在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过程中,“科学”(Science)和“理性”(Reason)被视为开启民智、破除迷信的利器。它们被纳入政治话语体系,旨在推动一种更加理性、务实的政治实践。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被倡导应用于政治分析和社会改造,试图摆脱传统政治中的宿命论和神秘主义色彩。 第三部分:整合与创新——中国现代政治术语的独立建构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对西方政治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 “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构建: “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提出,是在对西方“民主”概念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全新概念。它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但同时也包含了对敌对势力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表述,则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作。这两个概念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政治理论上开始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 “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的实践探索: 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一系列与经济制度相关的术语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等,构成了新中国早期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模式。这些术语的提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 “集体主义”、“统一战线”的社会动员: 在强调阶级斗争和集体利益的时代,“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成为了重要的社会价值取向。而“统一战线”(United Front)则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策略,被用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完成历史任务。这些术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社会动员和政治组织的新特点。 第四部分:反思与重塑——新时期政治概念的再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原有概念的再审视,以及对新概念的吸收与创造,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 “市场经济”、“法治”的引入与实践: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的理念被引入,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概念的引入,标志着中国政治理念的进一步开放与现代化。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和“合作共赢”(Win-win Cooperation)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这些表述,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并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梦”、“共同富裕”的愿景构建: 进入新时代,“中国梦”(Chinese Dream)的提出,凝聚了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景,描绘了一个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美好蓝图。“共同富裕”(Common Prosperity)则再次被强调,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目标。 结语:概念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演进 《思想的熔炉:中国现代政治概念的蜕变与重生》所要展现的,正是这些政治术语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命力。它们不是僵死的概念,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的激荡、实践的探索而不断演进、充实、发展的。从西方概念的引入、辨析、本土化,到中国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术语都承载着一段深刻的历史记忆,折射出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道路上的不懈努力。理解这些概念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也为我们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更坚实的思想基础。本书旨在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为读者提供一把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演变脉络的钥匙,开启一段充满启发性的思想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