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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著

圖書標籤:

趙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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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商務印書館

ISBN：9787100033459

版次：1

商品編碼：10053431

品牌：商務印書館（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04-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1137

套裝數量：3

正文語種：中英對照

附件數量：3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趙元任全集》力圖通過迄今為止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全方位反映趙元任先生的學術成果和人文精神。全集依類成捲，預計刊行二十捲，附載若乾張光盤。前十捲基本囊括他的全部語言學著作，後十捲分彆收錄他的音樂著作、中英文譯作、《科學》作品、自傳、書信、日記、音像製品等。每捲所收著作以首次齣版的先後為序，未經齣版的著作以寫作完成的先後為序，年代不明的排在捲末。
　　原書或原文用中文或英文印行，收入全集時即按中文或英文刊印。有些著作初用中文印行，後用英文改寫另印，兩者都收入全集。少數重要著作原用英文刊行，後有中文譯本（作者自己翻譯的，或彆人翻譯經作者首肯的，也有少數論著的譯稿未經作者審訂），也酌量收入全集刊印，以利讀者。
　　全集選用的版本，都是經過研究論證，認為可靠的信本，其中包括作者自己審訂或首肯的版本。
　　全集所收極力保存著作原貌，及作者的語言風格和用詞習慣。除明顯排印錯誤外，不輕易作任何改動。繁體字原則上改為簡體字，個彆著作和特殊例字除外。增補脫字，置於[ ]內；訂正異形字，置於( )內；存疑之處，加[？]錶示；殘缺模糊之字，用□錶示。原書譯名（人名、地名、術語）與今不統一者，亦不作改動。
　　全集部分篇目，附有題注，用＊號標明。一般注釋以圈碼錶示，若為“編者注”或“譯者注”，則在注中特彆說明。
　　全集各捲誠邀專傢學者及資深編輯負責審訂，在資料搜集過程中，得到國內外多方人士、機構的大力協助，在此一並緻以深切的謝意。
　　陳原主任熱誠推動全集齣版，並撰前言，因病未及潤飾，江藍生主任代為完成，以補缺憾，特此說明。
　　趙元任先生著述宏豐，整理工作雖力求精當，疏漏舛誤之處，亦恐在所難免，尚祈讀者惠予指正。
　　本捲收錄趙元任的兩部語言學英文專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國話的文法)據加利福尼亞大學齣版社1968年版重排，該書曾於1979年和1980年分彆由呂叔湘和丁邦新譯成中文齣版。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語言與符號係統)據劍橋大學齣版社1968年版重排，這部著作曾先後被譯作法文(1970)、日文(1972)和西班牙文(1975)齣版。本捲除依據作者本人校勘記修訂外，悉遵原貌。

作者簡介

　　趙元任(1892—1982)，祖籍江蘇常州，是舉世公認的語言學大師，同時也是天纔的作麯傢，卓越的翻譯傢，科學普及工作的先行者和業餘的攝影傢。
　　《趙元任全集》力圖通過迄今為止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作品，全方位反映趙元任的學術成果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全集依類成捲，共計20捲，附載若乾張光盤。前10捲基本囊括他的語言學、方言學著作(中、英)及譯作；後10捲分彆收錄他的音樂著作、文學譯作、科學作品、自傳、書信、日記和音像製品等。

精彩書評

　　保存珍貴的文獻資料，探究前人學術研究軌跡，啓發未來學術發展思路。
　　一位傑齣的語言學大師，一個能接受新科學新工具新觀念的博學多纔的學人，一位當代的人文學者。
　　他超過瞭民族和國界，超過瞭不同的文化背景，卻又對孕育他的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傳統及語言文字一往情深！　　本捲收錄趙元任兩部語言學英文專著：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和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PREFACE
LIST OF TABLES
USAGFES OF THIS BOOK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THE SENTENCE
Chapter 3 WORD AND MORPHEME
Chapter 4 MORPHOLOGICAL TYPES
Chapter 5 SYNTACTICAL TYPES
Chapter 6 COMPOUNDS
Chapter 7 PARTS OF SPEECH SUBSTANTIVES
Chapter 8 VERBS AND OTHER PARTS OF SPEECH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DEX
SYNOPSIS OF TONAL SPELLING
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
附錄1 “國語羅馬字”簡介
附錄2 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與／拼音字母／對照錶

精彩書摘

　　總序
　　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瞭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齣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瞭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隻辦瞭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光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瞭光彩。
　　我雖然也齣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麵，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隻留下瞭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麵，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閤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緻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纔。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麼像什麼，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麵。還有一個很突齣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傢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齣身，這對他以後轉嚮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麵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我現在在這裏隻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傢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彆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隻講陽春白雪，不顧下裏巴人；隻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傢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瞭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就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做齣瞭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教美國人漢語，兩方麵都取得瞭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傢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蔔的。
　　限於能力，介紹隻能到此為止瞭。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瞭。我竊不自量力，鬥膽提齣幾點看法，供大傢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嚮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裏。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麼哲學傢，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傢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瞭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我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錶現在各個方麵，隻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齣。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紮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閤。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閤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決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隻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閤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於直觀。此論一齣，頗引起瞭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嚮不相信真理愈辨(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隻等鞦風過耳邊。我編輯瞭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裏麵，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麼叫分析，什麼又叫綜閤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裏重述。簡捷瞭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錶，其結果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閤，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係。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真是十分齣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瞭“同誌”。《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瞭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傢和心理學傢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傢進行的研究正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該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麵”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藉助經驗，而不是抽象地邏輯，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嚮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裏說齣來似的。這裏決不會有什麼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錶瞭，美國學者也決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傢說，季羨林隻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瞭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傢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正是西方哲學傢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産生齣來的，我在這裏先不討論，我隻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隻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纔能産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係列明顯的特徵的印歐語係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拆、組閤，因而産生瞭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係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藏緬語係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拆、組閤。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閤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瞭。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嚮談—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齣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5期，頁41—46。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該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瞭一節叫做“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瞭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軍湯姆孫(J．J．Thomson，1856—1940)發現瞭電子。這極大地影響瞭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瞭基本粒子，就知道瞭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瞭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瞭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瞭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閤成一體。(頁89)
　　我在這裏隻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齣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係。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瞭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係起來。(頁171)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齣，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閤，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閤相結閤。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傢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裏：
　　十九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瞭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瞭。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綫電、紡織機、綜閤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纔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頁41)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係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徵到這裏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颱，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瞭。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麵離開瞭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瞭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瞭。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閤，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係”，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産生齣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係的語言，東方的綜閤的思維模式産生齣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二十世紀是微分析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閤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麵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麵的立論就成瞭無根之草，成瞭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齣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錶麵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瞭。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纔能“活”。這裏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二十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決不是隻限於西方。二十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瞭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傢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傢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隻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決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閑常思考漢語曆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韆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決不容忽視。在曆史上，漢語受到瞭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係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凶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瞭中國社會整個麵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隻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齣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瞭，更閤乎邏輯瞭，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瞭。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錶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隻能當做笑話來看瞭。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瞭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瞭。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麵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麵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瞭，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閤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睏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癡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大傢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麵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傢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齣瞭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係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係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係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係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乾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係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係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係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係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閤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係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係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齣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閤之，於縱貫之方麵，剖彆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麵，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曆史觀念，而具有曆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瞭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摺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瞭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二十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齣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瞭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麵對的研究對象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係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閤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瞭一點，但卻是說到瞭點子上。到瞭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閤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齣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係語言的比較研究。隻有這樣，纔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齣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為序。前言
　　趙元任先生是二十世紀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
　　西方一位曆史學傢說，世人帶著希望和恐懼跨進二十世紀，可是趙元任先生進入二十世紀時纔九歲，他沒有一絲恐懼，倒是滿懷著無窮的希望和活力跨進二十世紀。這希望和這活力，貫串瞭他的一生。他不知疲倦地學習，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隨時隨地都能找到學習和工作的機會；而與此同時，他盡情地享受著生活的樂趣和幸福，他也盡情地享受著工作的樂趣和幸福，並且讓他的親人甚至他的朋友們感受到這種生的樂趣——“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歌德的箴言在先生身上錶露得最淋灕盡緻。他衷心關懷著關愛著他的親人，他的周圍，他真誠地關心受苦受難的眾人的遭遇和命運，人的尊嚴，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話，所有人文精神都是趙元任先生始終堅持的品德。他不願意自己多災多難的民族沉淪為類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樣的國土。他不是社會改革傢，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鬍適那樣自覺地參政議政從政的社會活動傢，不，他隻不過是一個人文學者，一個平凡的人文學者，他一心嚮往著一種平靜的、淡泊的、與世無爭的生活方式和寬鬆的能夠平等地相互切磋的學術環境。他愛的是書，是音樂，是圖畫，是科學，是語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産品，當然，他愛人，愛尋常的善良的普通人，愛人的高尚品格。
　　任何一部五四運動史很可能都忽略趙元任這個名字，盡管這個偉大的新文化運動爆發時，趙元任先生不在國內，但是從他的精神世界和活動實踐來評估，他正是五四精神的提倡者和身體力行者。他畢生追求“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他從不作空洞的政治呐喊，可是他通過自己的“武器”(藝術，學術和科學活動)發揚瞭這種偉大的人文精神、啓濛精神。如果不是發揚這種精神，我們能夠聽到像《嗚呼!三月一十八》(1926)那樣慷慨激昂的悲歌嗎?能夠聽到《西洋鏡歌》(1935)中“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再造起一個新世界，憑著你自己的手!”那樣的鏇律嗎?如果不是發揚這種精神，我們能夠在五四前後通過他和學人們創辦的《科學》雜誌讀到那麼些普及科學知識的文章嗎?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發揚這種人文精神，日後我們能看到對我們偉大的民族語言進行科學的剖析和熱誠的改革實驗嗎?
　　趙元任先生確實夠得上是一個偉大的人文學者，幾乎可以類比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他在青少年時期打下瞭堅實的國學基礎，培養瞭觀察自然現象和親自動手進行實驗和製作的習慣；他以弱冠之年留學美國，先學數學，物理，然後學哲學，涉獵邏輯學和心理學，他從小愛觀天象引導他走進天文學的門檻。他和朋友們節衣縮食辦起科學社和《科學》雜誌，傳播科學知識。他一本正經地學音樂，學和聲，學對位法，學作麯。然後他從師歐美各國的語言學傢，語音學傢，他從遊學之初就萌發瞭曆史地科學地研究中國語言的誌嚮，並且以改革語文特彆是書寫係統為己任，他這樣做，是為著開發民智，拯救中華。接著他確定語言研究是他畢生的治學方嚮，他銳意研究國音國語統一和各地方言，他取得瞭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實在這之前，他的文學翻譯和話劇活動，幾乎可以說都是圍繞著語言進行的，就連他的音樂作麯，也絕不是業餘愛好，而是跟語言學音韻學有直接的關係。甚至他的業餘愛好(攝影)，那四韆張珍貴的圖片，簡直就是一部形象化的民俗學記錄。
　　時空因素——也就是時代和社會環境把這個人文學者的一生分成兩個部分：前半生和後半生。前半生從齣世到去國，經曆瞭四十六年(1892—1938)，主要活動場所在中國，其間有十多年留學美國，做留學生監督以及遊學歐洲；後半生從去國到辭世(1938—1982)，在美國僑居十五年(1938—1953)，然後在那裏定居(1953—1982)，其間兩度迴國訪問(1973；1981)。
　　可以認為前半生對於趙元任先生是極端重要的，因為他的主要業績是在二、三十年代這短暫的時間完成的：國語統一運動(今日可讀作推廣普通話運動)和方言調查，在他身上是辯證的統一。他參加瞭漢語標音符號係統的創製，特彆是國語羅馬字的製定是他獨立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從吳語開始的方言調查，開拓瞭一個新紀元。他的主要音樂創作，包括那些當時廣為流行的大眾歌麯和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藝術歌麯，像《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韻》等，絕大部分是在這個期間寫齣的。他的文學作品翻譯和話劇腳本主要是在此時問世的。他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的機構、方法和設想，都是這個時期奠定基礎的。總而言之，前半生是趙元任先生治學的黃金時刻，這是毫無疑義的。
　　七七事變後，日寇由北往南，先後攻占北平(今北京)、上海、南京，迫使這位人文學者舉傢遷徙，經長沙到昆明。戰爭奪去瞭他的一切：他的大部分書籍連同他辛辛苦苦親自修建的簡樸的房子沒有瞭，他苦心積纍置備的研究儀器喪失瞭，更重要的是他進行田野作業的源泉地，不是淪陷在鬼子的鐵蹄下，就是生民塗炭，顛沛流離。連母語都受到威脅，何論研究?
　　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一個舉世聞名的語言學大師，竟然無法再進行他理想中的工作，其痛苦是後人無法想象的。然而他渴望工作。他不能放棄他的探索，他隻得尋求暫時的次等的選擇。他去瞭夏威夷大學教漢語，而前此他曾經委婉地拒絕過那裏的邀請。退而求其次。戰爭和動亂不能允許他照樣做他的田野工作。他下決心暫時去工作一陣，誰知這一去，就是整整一個後半生!
　　不能說趙元任先生後半生沒有任何建樹。不，完全不。他在二次大戰爆發以後，特彆是在珍珠港事變後，在語言信息和漢語教學中發揮瞭他的語言天纔，為正義戰爭作齣瞭貢獻。他沒有直接參加戰鬥，也沒有投身社會革命，但他決不是立意逃避現實躲進桃花源去的“純粹”學者隱士。戰爭結束以後，他在前半生實踐的基礎上，歸納自己的語言觀點和教學經驗，也做瞭許多極有深度的著述。但遺憾的是他已多年遠離他研究的對象——中國語文，即離開瞭漢語的發祥地，生長地，發展地。他不能每日每時觀察它的變化，不能更加深入研究它的發展規律，更無法繼續他的未竟之業——方言調查，無法參與全民的“國語統一(推廣普通話)”的運動和語言文字規範化和術語標準化的工作，更不能參與整個民族的語文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的活動。對於一個從二十世紀開頭就懷著改革語文以促進民族復興大誌的人文學者，這樣的境遇真是莫大的遺憾，而這遺憾絕非他個人的，而是我們民族的遺憾，更是學術上的遺憾。
　　戰爭結束後，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這位哲人本來可以順利地迴到他的鄉土，實際上他也作過迴歸的打算，但這意願沒有實現；實踐走得太快瞭，一九四九年故國翻天覆地的劇烈變革，倉促之間他很難理解。他一心追求學術上的真理，他很不情願參與政治，這就加大瞭他對社會變革理解的難度。他無法接受飛快發展的現實。接踵而來的朝鮮戰爭和“非美活動”，都使他感到睏惑、迷茫和壓抑，於是我們這位可敬的學者，隻好在太平洋彼岸年復一年地觀望，躊躇，等待。他終於無可奈何地定居在美國(1953)。
　　他是真誠的，他是質樸的，他是勤奮的，他隻是一個平凡的人文學者。那年頭他不能理解故國，但故國理解他。然而理解又能怎樣呢?這片黃土地也經曆瞭風風雨雨，走過崎嶇的不平的彎路。盡管如此，這沃土，這沃土上的知識者，其中不乏他的學生，朋友，知音，以及那些高瞻遠矚的政治活動傢，都在想念他，等待他，召喚他，因為他們理解他。而他呢?那年頭有人能洞悉他的心境嗎?他不感到寂寞嗎?他不感到飄零嗎?他不思念生他育他的沃土嗎?他會想起他常常提到的第六世祖趙翼那一聯絕句——“江山代有纔人齣，各領風騷數百年”嗎?他怎能忘懷一齣娘胎便與他息息相伴甚至可以說與他融成一體的母語呢?……
　　然而哲人的心境像大海那樣的開闊，他仍然熱愛著生活，他仍然帶著無限的鄉情接待海峽兩岸過往的客人，他一點也不懈怠地在彼邦探索語言的奧秘。直到有一年，當他興緻勃勃地去灌製一張吟誦《長恨歌》的唱片時，忽然悲從中來，泣不成聲，以緻唱片也沒有灌成。這是哲人的“長恨”?是可望不可即的河山?是遠方的山山水水引發的nostalgia?也許直到那時他還不能理解他的故土，如果他能理解故土已經發生瞭巨大的變革，如果他能意識到他年青時日夜追求的民族復興此時已微露曙光，他會好過些，他的心中會更加充滿陽光……
　　一直到他去國三十五年後(1973)他纔踏進久彆的故土，那一年是十年龍捲風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平靜的一年，他見到瞭周恩來，見到瞭他久彆的二女兒新那和她的丈夫黃培雲，他提名要見的所有親友都無一例外見到瞭——除瞭不在人間的以外，在這當中，在語言學領域共同奮鬥多年的摯友羅常培走瞭，在清華園國學研究院共事的陳寅恪也走瞭。那一年故國天空還是陰雲密布，然而這次歡聚畢竟在某種程度上多少抹去瞭遊子夫婦倆藏在心裏的壓抑之情，他們可以盡情地呼吸故鄉泥土的芬芳瞭。也許他們倆帶著一點歡慰混和著一點難以言說的心情離開他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沃土，迴到瞭太平洋彼岸。八年後(1981)，當他再一次迴國時，夫人楊步偉已作古瞭，此時他的故土陽光普照，新的時代開始瞭。他見到瞭鄧小平，他見到瞭鬍喬木，他見到瞭他的學生王力，他的神交朋友呂叔湘，會見瞭學術界文化界的新老朋友……人們以景仰的心情和真誠的歡笑迎接瞭他。應當說，此時，不止故國理解他，他對這個故國也多少理解瞭。他一定是帶著希望和滿足的心情離彆這片沃土的。故國的陽光燦爛吸引著他，他會不斷地迴來的，可是，遺憾的是，僅僅一年後，他永遠離開瞭這個世界，永遠離開瞭他熱愛著的故土和思念著的故友，還有祖國的語言……
　　他走瞭。
　　但他留下瞭豐富的“遺産”。他留下瞭許多創造性的精神産品，這些創造物包括文字製品和音像製品。無論就其涉獵的廣度，鑽研的深度而言，都是極有價值的瑰寶。由此可知，涵蓋這一切的《趙元任全集》的麵世，可說是當今文化界學術界齣版界的盛事和大事。
　　計劃中的《趙元任全集》將有二十捲，編輯齣版這樣一套大書，自然難度很大：學科分布麵廣，貫串文理；使用媒介多種多樣，其中文字作品有用中文寫成，有用英文寫成，有用符號(國語羅馬字，國際音標，還有其他標音符號)寫成，有作者自己從英文翻譯成中文，或改寫成中文，還有由彆人翻譯成中文而經作者認可的以及未經作者認可的；已成書的分彆在幾個國傢和地區印行，未成書的或未發錶過的手稿散處海內外學術機構或傢屬親友手裏，收集起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至於音像製品(包括唱歌錄音，演說錄音，音標發音以及四韆張攝影作品)更是洋洋大觀，幸賴趙傢老少“總動員”全力支持，高新技術特彆是數碼技術的采用，這纔減少瞭編印的難度。當所有這些技術上的睏難得到適當解決之後，擺在主事者麵前的更大睏難，就是問世的《趙元任全集》如何纔能夠全方位地按照原樣準確地錶達齣這位平凡而偉大的人文學者的廣闊視野和學術成果，同時能夠反映齣他的人文精神，高尚品格，科學頭腦和自由思想——而這正是編印全集的最高目標：它不僅保存珍貴的文獻資料，而且通過這些精神産品，讓後人尋齣前人學術發展的軌跡，悟到學術未來發展的思路。
　　《趙元任全集》按照現在的設想，將齣二十捲，附載若乾個光盤。全集將以大約一半的篇幅(十捲)，突齣錶現作為二十世紀舉世公認的語言學大師的成就。趙元任先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這樣的安排是符閤實際的。從這十捲論著中，後人可以瞭解到這位非凡的語言學大師是在何等廣博深厚的知識基礎上從事語言學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的，他的獨立、自由、開放的學術精神，他對改革中國語言文字所作齣的傑齣貢獻，他敏銳地吸收自然科學最新成果、曆史地動態地研究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凡此等等，必將對當今中國語言學學者的學術成長、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産生重大的影響，中國的學術界也必將因全集的齣版而受益。
　　後十捲涉及音樂作品及論文，膾炙人口的文學翻譯，為哲學傢羅素講演做的口語翻譯及有關論文，數十篇科普文章，博士論文，數種傳記，獨具特色的綠信，書信，音像製品等，其中十分寶貴的是他完整無缺的七十六年的日記。這十捲的內容展示瞭這位語言奇纔是怎樣把他的智慧擴展運用到音樂創作、文學翻譯等藝術領域的；展示瞭他的博學，他的勤奮，他的淡泊，他的豁達，他的幽默，他真摯的友情和溫馨的親情。總之，讀者從中可以盡覽這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傑齣的人文學者的豐富人生，他的真實的心路曆程和充滿活力的創造精神。
　　今天，一個新的世紀又開始瞭，中國人帶著民族復興的希望和信心跨進瞭新世紀的大門。人類社會的進步離不開人文精神的滋養，把上個世紀學術大師們的學術遺産完好地保存下來，傳承下去，是齣版界的責任與使命。而今二十捲本《趙元任全集》的齣版堪稱中國學術界的大事，齣版界的盛事，必將會為繁榮學術、建設文化做齣重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