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何如璋集》的裝幀設計真是獨具匠心,我剛拿到手時就被它散發齣的那種沉靜而厚重的氣質所吸引。封麵采用瞭一種接近於宋代拓本的仿古紙張,觸感粗糲卻不失細膩,邊緣的燙金字跡在光綫下若隱若現,透著一股曆經歲月沉澱的古樸美感。內頁的紙張選擇也十分考究,色澤微黃,墨色濃淡適中,即便長時間閱讀也不會讓人感到眼睛疲勞,這顯然是為真正喜愛古籍的讀者著想。裝訂工藝更是體現瞭匠人的精神,綫裝得極其平整,翻閱時書頁的承閤度很高,沒有鬆散感,這在今天批量印刷的書籍中是很少見的。特彆是幾處重要文獻的插圖部分,采用瞭高質量的珂羅版印刷,將原件的細節紋理都精準地復刻瞭齣來,那種油墨的質感,仿佛能觸摸到曆史的溫度。光是看著這書擺在書架上,都覺得整個書房的氣場都提升瞭不少,它不僅僅是一部文獻匯編,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這種對物理形態的尊重,讓我對其中內容的期待值也隨之大大增加,它讓閱讀變成瞭一種儀式,而非簡單的信息獲取過程。
評分我特彆注意到這本集子中收錄的一些未曾公開發錶過的私人信件和日記片段,這簡直是意外之喜。相比起那些經過反復潤飾、麵嚮朝廷的官方文書,這些“私語”纔真正展現瞭何如璋先生作為一個人在曆史洪流中的真實掙紮與情感波動。有一段日記描述瞭他在處理一起地方冤案時,麵對“人情”與“律法”兩難的痛苦抉擇,字裏行間流露齣的那種深深的疲憊感和知識分子的良知煎熬,讀來令人唏噓不已。它打破瞭我們通常對“封疆大吏”那種臉譜化的認知,還原瞭一個有血有肉、會焦慮、會自我懷疑的鮮活形象。這種第一手的、未經修飾的材料,為後世研究者提供瞭極佳的切入點,也讓我們這些普通讀者得以窺見權力中心下個體的命運浮沉。這些私人文本的加入,極大地提升瞭這部“集”的史料價值和閱讀的代入感,它們是冰冷史料中的一抹人性光輝。
評分這部書的語言風格變化之大,簡直像是在閱讀一位文學巨匠的“模仿秀”大全。當他撰寫針對皇帝的奏摺時,語句凝練,結構嚴謹,用詞精準無懈可擊,充滿瞭官方的莊重感和邏輯性,每一個字都像是經過瞭反復的推敲,力求無懈可擊,體現瞭典型的士大夫的政治修辭技巧。然而,一旦切換到他與友人探討學術問題的信件部分,文字立刻變得灑脫流暢,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充滿瞭魏晉風度的超然和灑脫,甚至帶著一些戲謔的口吻,展現齣其深厚的學養和坦蕩的胸襟。這種在截然不同的語境中切換自如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瞭不起的纔華的證明。對於研究清代文風演變的人來說,這簡直是一個活生生的語料庫,它清晰地展示瞭在不同的社會角色和交際需求下,一個人如何靈活地運用語言工具來達成溝通目的,其錶達的張弛有度,令人嘆服。
評分這本書的編排邏輯,初看之下似乎有些龐雜,但深入其中後,我纔發現作者(或編者)的深思熟慮之處。它沒有采用簡單的時間綫性排列,而是根據何如璋先生在不同曆史時期所關注的核心議題——例如,早期的邊防策略、中期的財政改革構想,以及晚年對科舉製度的深刻反思——進行瞭主題性的劃分和梳理。這種結構的好處是,讀者可以清晰地追蹤到某一特定思想脈絡的發展軌跡,而不是被紛繁的公牘文書淹沒。比如,在關於“漕運”變遷的那一捲中,編者巧妙地將他給不同上級官員的奏摺、自己私下與幕僚的往來信函,以及最終實施的條陳放在一起對比展示,這種交叉參照極大地豐富瞭我們理解其決策過程的維度。每一次跳轉到新的章節,都像是在進行一次有組織的考古發掘,你需要順著他留下的綫索,重構一個完整且立體的曆史場景。這種精妙的架構,使得閱讀的體驗從被動接受信息,轉變為主動探尋曆史真相的過程,非常考驗讀者的耐心和理解力,但迴報是巨大的。
評分從文獻的考訂和注釋來看,編輯團隊無疑是下瞭大功夫的。對於清代中晚期官場中大量使用的特定術語、地方性稱謂,以及引用的典故,注釋都做到瞭詳盡而準確。我隨手翻閱瞭幾個地方,比如對“籌餉局”的設立背景及其具體運作機製的解釋,不僅引用瞭當時的財政條例,還附帶瞭相關官員的簡要介紹,避免瞭讀者在理解專業術語時産生的時間錯位感。更值得稱贊的是,對於那些存疑或存在爭議的篇目,編者沒有迴避,而是采取瞭審慎的態度,在腳注中標注瞭不同的考證意見,並說明瞭他們最終采信的原因。這種嚴謹的學術態度,讓整部書的可靠性得到瞭極大的提升。它不再是簡單地把文獻堆砌起來,而是經過瞭細緻的甄彆、梳理和論證,使得讀者可以放心地將書中的內容作為研究或瞭解該時期的堅實基礎,少瞭許多自行考證的彎路。
評分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學名徽(秉輝),號畏廬,彆署冷紅生、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踐卓翁、蠡叟,福建閩縣(福州)人。光緒八年中舉後,七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治古文。曾任教於福州蒼霞精捨、杭州東城講捨、北京金颱書院、五城學堂、京師大學堂、正誌中學、孔教大學等校。五四前被視為“反對白話文”的所謂守舊人物,也被公認為古典文學的最後一位大師。著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京華碧血錄》、《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韓柳文研究法》等共40餘部著作。譯著二百餘種,包括哈葛德、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蘭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爾、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紮剋、伊索、易蔔生、托爾斯泰等名傢的著作,為近代譯界所罕見,被譽為新文化先驅和“譯界之王”,留下瞭“譯纔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清末民初的林紓是新舊思想文化交替過程中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畏廬瑣記》是他的一本雜記,書中以筆記體裁,記下瞭或於讀書、或於閑聊、或親身經曆的奇聞與軼事,其中涉及清末民初官場和民間社會的遺風流俗。該書既可補正史之缺失,也能廣讀者之聞見,融知識性與文學性於一體。全書由230餘則組成,文章短小精悍,語言簡練灑脫,對文史讀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評分上下冊)》對各朝正史的編撰得失作瞭係統的論述,並結閤分析考辨訂正瞭重要的史實。王樹民先生所作《校證》,對其書中引用的資料逐條校核,糾正瞭不少錯誤。 趙翼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個無聲的時代。曆史學傢們所稱道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衰世”的迴光返照罷瞭。恢恢文網之下,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科學上的落後是毋庸質疑的,文學上除瞭有部《紅樓夢》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彆的可以引以為榮的瞭。被梁啓超、錢穆等諸位大師認為在考據、訓詁諸學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學派”,就産生於這樣一個時代。 趙翼與寫《十七史商榷》的王鳴盛,著《廿二史考異》的錢大昕並稱“乾嘉學派”中的史學三大巨匠。說心裏話,此前我對於乾嘉學派的諸公頗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一群沒有一絲中國文人的骨氣的昏聵老朽,被文字獄嚇得屁滾尿流,不問世事,“躲進書齋成一統”,皓首窮經,終老於戶牖之下,醉心於故紙堆中,“於國於傢無望”,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讀瞭《廿二史劄記》,細細思量,這雖不是魯迅石破天驚的呐喊,亦非曹雪芹無纔補天的絕望,卻使人在窒息與沉悶之中感到瞭另類的萌動。 翻開《廿二史劄記》,但見作者在《小引》中寫著這樣的話:“是以此編就正史記、傳、錶、誌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齣,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雲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作者自述寫書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書之誤,去僞存真,這一點是那一時代考據學傢的共同興趣所在;其二則是要探尋“治亂興衰之故”,這一點卻是乾嘉學派諸公們極少提及的。與趙翼齊名的王鳴盛和錢大昕,他們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異》,都被錢穆先生譽為考據學上的典範著作。在考據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許較錢、王的大作要遜色一些。王樹民先生在中華書局版《廿二史劄記》的校對前言中評論道:“翼於經學無所建樹……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但我個人以為,劉知己論“史傢三長”,有史纔、史學、史識三者,三者之中,當以史識為冠。讀史究竟是為瞭什麼?難道僅僅是為瞭搞清楚劉備究竟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李自成是真的死在瞭九宮山還是齣瞭傢,或者雍正是否真的謀父篡位之類的細微末節嗎?還是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曆史現象背後更深層的規律性的問題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趙翼的《劄記》也許在“史學”上與錢、王等“考據高手”有差距,但在“史識”上卻是技高一籌的。《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套裝上下冊)》是清代史學傢趙翼的一部著名的讀史劄記,為史學工作者必讀書之一。《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套裝上下冊)》對各朝正史的編撰得失作瞭係統的論述,並結閤分析考辨訂正瞭重要的史實。王樹民先生所作《校證》,對其書中引用的資料逐條校核,糾正瞭不少錯誤。 趙翼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個無聲的時代。曆史學傢們所稱道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衰世”的迴光返照罷瞭。恢恢文網之下,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科學上的落後是毋庸質疑的,文學上除瞭有部《紅樓夢》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彆的可以引以為榮的瞭。被梁啓超、錢穆等諸位大師認為在考據、訓詁諸學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學派”,就産生於這樣一個時代。 趙翼與寫《十七史商榷》的王鳴盛,著《廿二史考異》的錢大昕並稱“乾嘉學派”中的史學三大巨匠。說心裏話,此前我對於乾嘉學派的諸公頗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一群沒有一絲中國文人的骨氣的昏聵老朽,被文字獄嚇得屁滾尿流,不問世事,“躲進書齋成一統”,皓首窮經,終老於戶牖之下,醉心於故紙堆中,“於國於傢無望”,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讀瞭《廿二史劄記》,細細思量,這雖不是魯迅石破天驚的呐喊,亦非曹雪芹無纔補天的絕望,卻使人在窒息與沉悶之中感到瞭另類的萌動。 翻開《廿二史劄記》,但見作者在《小引》中寫著這樣的話:“是以此編就正史記、傳、錶、誌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齣,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雲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作者自述寫書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書之誤,去僞存真,這一點是那一時代考據學傢的共同興趣所在;其二則是要探尋“治亂興衰之故”,這一點卻是乾嘉學派諸公們極少提及的。與趙翼齊名的王鳴盛和錢大昕,他們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異》,都被錢穆先生譽為考據學上的典範著作。在考據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許較錢、王的大作要遜色一些。王樹民先生在中華書局版《廿二史劄記》的校對前言中評論道:“翼於經學無所建樹……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但我個人以為,劉知己論“史傢三長”,有史纔、史學、史識三者,三者之中,當以史識為冠。讀史究竟是為瞭什麼?難道僅僅是為瞭搞清楚劉備究竟
評分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學名徽(秉輝),號畏廬,彆署冷紅生、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踐卓翁、蠡叟,福建閩縣(福州)人。光緒八年中舉後,七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治古文。曾任教於福州蒼霞精捨、杭州東城講捨、北京金颱書院、五城學堂、京師大學堂、正誌中學、孔教大學等校。五四前被視為“反對白話文”的所謂守舊人物,也被公認為古典文學的最後一位大師。著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京華碧血錄》、《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韓柳文研究法》等共40餘部著作。譯著二百餘種,包括哈葛德、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蘭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爾、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紮剋、伊索、易蔔生、托爾斯泰等名傢的著作,為近代譯界所罕見,被譽為新文化先驅和“譯界之王”,留下瞭“譯纔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清末民初的林紓是新舊思想文化交替過程中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畏廬瑣記》是他的一本雜記,書中以筆記體裁,記下瞭或於讀書、或於閑聊、或親身經曆的奇聞與軼事,其中涉及清末民初官場和民間社會的遺風流俗。該書既可補正史之缺失,也能廣讀者之聞見,融知識性與文學性於一體。全書由230餘則組成,文章短小精悍,語言簡練灑脫,對文史讀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評分其實我也是外行,沒仔細考察這個書,寫論文可能會選這個方嚮,所以就買瞭。
評分其實我也是外行,沒仔細考察這個書,寫論文可能會選這個方嚮,所以就買瞭。
評分上下冊)》對各朝正史的編撰得失作瞭係統的論述,並結閤分析考辨訂正瞭重要的史實。王樹民先生所作《校證》,對其書中引用的資料逐條校核,糾正瞭不少錯誤。 趙翼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個無聲的時代。曆史學傢們所稱道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衰世”的迴光返照罷瞭。恢恢文網之下,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科學上的落後是毋庸質疑的,文學上除瞭有部《紅樓夢》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彆的可以引以為榮的瞭。被梁啓超、錢穆等諸位大師認為在考據、訓詁諸學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學派”,就産生於這樣一個時代。 趙翼與寫《十七史商榷》的王鳴盛,著《廿二史考異》的錢大昕並稱“乾嘉學派”中的史學三大巨匠。說心裏話,此前我對於乾嘉學派的諸公頗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一群沒有一絲中國文人的骨氣的昏聵老朽,被文字獄嚇得屁滾尿流,不問世事,“躲進書齋成一統”,皓首窮經,終老於戶牖之下,醉心於故紙堆中,“於國於傢無望”,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讀瞭《廿二史劄記》,細細思量,這雖不是魯迅石破天驚的呐喊,亦非曹雪芹無纔補天的絕望,卻使人在窒息與沉悶之中感到瞭另類的萌動。 翻開《廿二史劄記》,但見作者在《小引》中寫著這樣的話:“是以此編就正史記、傳、錶、誌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齣,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雲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作者自述寫書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書之誤,去僞存真,這一點是那一時代考據學傢的共同興趣所在;其二則是要探尋“治亂興衰之故”,這一點卻是乾嘉學派諸公們極少提及的。與趙翼齊名的王鳴盛和錢大昕,他們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異》,都被錢穆先生譽為考據學上的典範著作。在考據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許較錢、王的大作要遜色一些。王樹民先生在中華書局版《廿二史劄記》的校對前言中評論道:“翼於經學無所建樹……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但我個人以為,劉知己論“史傢三長”,有史纔、史學、史識三者,三者之中,當以史識為冠。讀史究竟是為瞭什麼?難道僅僅是為瞭搞清楚劉備究竟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李自成是真的死在瞭九宮山還是齣瞭傢,或者雍正是否真的謀父篡位之類的細微末節嗎?還是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曆史現象背後更深層的規律性的問題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趙翼的《劄記》也許在“史學”上與錢、王等“考據高手”有差距,但在“史識”上卻是技高一籌的。《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套裝上下冊)》是清代史學傢趙翼的一部著名的讀史劄記,為史學工作者必讀書之一。《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套裝上下冊)》對各朝正史的編撰得失作瞭係統的論述,並結閤分析考辨訂正瞭重要的史實。王樹民先生所作《校證》,對其書中引用的資料逐條校核,糾正瞭不少錯誤。 趙翼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個無聲的時代。曆史學傢們所稱道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衰世”的迴光返照罷瞭。恢恢文網之下,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科學上的落後是毋庸質疑的,文學上除瞭有部《紅樓夢》外,恐怕也沒有什麼彆的可以引以為榮的瞭。被梁啓超、錢穆等諸位大師認為在考據、訓詁諸學上成就斐然的“乾嘉學派”,就産生於這樣一個時代。 趙翼與寫《十七史商榷》的王鳴盛,著《廿二史考異》的錢大昕並稱“乾嘉學派”中的史學三大巨匠。說心裏話,此前我對於乾嘉學派的諸公頗不以為然,覺得那是一群沒有一絲中國文人的骨氣的昏聵老朽,被文字獄嚇得屁滾尿流,不問世事,“躲進書齋成一統”,皓首窮經,終老於戶牖之下,醉心於故紙堆中,“於國於傢無望”,實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哀。而讀瞭《廿二史劄記》,細細思量,這雖不是魯迅石破天驚的呐喊,亦非曹雪芹無纔補天的絕望,卻使人在窒息與沉悶之中感到瞭另類的萌動。 翻開《廿二史劄記》,但見作者在《小引》中寫著這樣的話:“是以此編就正史記、傳、錶、誌中參互勘校,其有抵牾處,自見輒摘齣,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雲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作者自述寫書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勘校史書之誤,去僞存真,這一點是那一時代考據學傢的共同興趣所在;其二則是要探尋“治亂興衰之故”,這一點卻是乾嘉學派諸公們極少提及的。與趙翼齊名的王鳴盛和錢大昕,他們所著的《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異》,都被錢穆先生譽為考據學上的典範著作。在考據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也許較錢、王的大作要遜色一些。王樹民先生在中華書局版《廿二史劄記》的校對前言中評論道:“翼於經學無所建樹……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但我個人以為,劉知己論“史傢三長”,有史纔、史學、史識三者,三者之中,當以史識為冠。讀史究竟是為瞭什麼?難道僅僅是為瞭搞清楚劉備究竟
評分不錯不錯不錯不錯不錯
評分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學名徽(秉輝),號畏廬,彆署冷紅生、六橋補柳翁、春覺齋主人、踐卓翁、蠡叟,福建閩縣(福州)人。光緒八年中舉後,七試不第,遂棄舉業,專治古文。曾任教於福州蒼霞精捨、杭州東城講捨、北京金颱書院、五城學堂、京師大學堂、正誌中學、孔教大學等校。五四前被視為“反對白話文”的所謂守舊人物,也被公認為古典文學的最後一位大師。著有《畏廬文集》(《續集》、《三集》)、《畏廬詩存》、《閩中新樂府》、《京華碧血錄》、《畏廬漫錄》、《畏廬筆記》、《畏廬瑣記》、《韓柳文研究法》等共40餘部著作。譯著二百餘種,包括哈葛德、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蘭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爾、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紮剋、伊索、易蔔生、托爾斯泰等名傢的著作,為近代譯界所罕見,被譽為新文化先驅和“譯界之王”,留下瞭“譯纔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清末民初的林紓是新舊思想文化交替過程中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畏廬瑣記》是他的一本雜記,書中以筆記體裁,記下瞭或於讀書、或於閑聊、或親身經曆的奇聞與軼事,其中涉及清末民初官場和民間社會的遺風流俗。該書既可補正史之缺失,也能廣讀者之聞見,融知識性與文學性於一體。全書由230餘則組成,文章短小精悍,語言簡練灑脫,對文史讀者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評分一般般,印刷紙張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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