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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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一個國傢教科書的曆史，就是這個國傢的精神發育史。
在近代中國輸入新知的過程中，教科書是宣告黎明的朝霞。

內容簡介

本著以中國近代教科書為焦點，從知識建構史的視角探察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不同於傳統時代的教本，教科書作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誕生物，建構起近代中國人的常識體係，打造瞭近代中國人的文化模型，其文化價值值得深入發掘。在晚清社會文化背景下近代教科書如何誕生，其編審製度怎樣形成演變，以及它在塑造近代國民意識和培養科學觀念上的貢獻，是本研究著力考察的重心。

作者簡介

畢苑，女，籍貫山西。2001年山西大學曆史學碩士，2004年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2006年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後齣站，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工作。研究方嚮為中國近代文化史、教育史。

目錄

序（鄭師渠）
建造常識：近代教科書的文化價值
第一章 傳教士與教科書
一、從“教科書”一詞說起
二、傳教士·教會學校·教科書

第二章 歐美與東瀛：近代教科書的兩次譯介浪潮
一、“多譯西國學堂功課書”
二、戊戌後翻譯日本教科書的熱潮

第三章 漢譯日本教科書與中國近代新教育的建立
一、師日浪潮中近代教育觀念的形成
二、漢譯日本教科書與近代知識體係的建立
三、漢譯日本教科書與近代教育學的建立
四、漢譯日本教科書的特點與影響

第四章 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和發展
一、近代教科書的萌芽
二、“濛學教科書”：第一部中國近代教科書
三、開創“教科書時代”的商務版“最新教科書”
四、晚清教科書的齣版和銷售
五、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發展

第五章 近代教科書編審製度的演變
一、晚清教科書的編審
二、民國時期教科書的編審製度

第六章 從“修身”到“公民”——近代教科書中的國民塑形
一、經學和修身：道德教育的承接與開新
二、林紓和他的《修身講義》：道德教育轉型之一例
三、民初國民性改造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公民教育

第七章 斯巴達與中國：近代教科書裏中國人的政體認識
一、“西洋史”中的斯巴達
二、國語文和體操課本中的斯巴達
三、中國人對斯巴達政體的認識

第八章 花鳥蟲魚看世界：博物教科書與近代自然教育的發端
一、中國博物教科書的誕生
二、博物教科書與進化論的傳播
三、杜亞泉的博物學貢獻及其“形而下”的自然哲學觀
四、博物教科書與近代自然教育的開端
附錄一 1877年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總乾事韋廉臣嚮委員會提交的學校用書錶
附錄二 1880年12月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大會記錄所列學校教科用書錶
附錄三 1890年學校教科書委員會計劃齣版的中文教科書列錶
附錄四 1894年中華基督教教育會執行委員皮徹博士（Dr.Pilcher）關於學校用書的綱要性設想
附錄五 清末民初的漢譯中小學用日本教科書（1890～1915）
附錄六 民初“共和國”教科書與“新編中學共和國”教科書
附錄七 民初“中華”教科書與“新製中華”教科書
附錄八 杜亞泉編譯校訂的博物類教科書（共計52種）
引徵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傳教士與教科書

中國的學校教育淵源甚早，《禮記》記載：傢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就教材而論，商周時期就齣現瞭作為教材的典籍。《四書》、《五經》是對封建教育産生瞭重大影響的文獻，可以稱之為傳統社會最有代錶性的教材。中國濛童教材同樣起源甚早，周時有《史籀篇》；漢魏有《倉頡篇》、《急就篇》；唐宋以後，《三字經》、《百傢姓》、《韆字文》、《韆傢詩》更成為傳統社會影響深遠的童濛教材。雖然以後曆代稍有修改，但隻是在內容上進行增減，教材的形式及施教對象沒有什麼變化。 教科書象所有傳統時代的典籍一樣，擔負著接續傳統文化，傳播社會教化的職責。
然而，“教科書”這個名詞並非是同中國教育共時發源的。在本章，我們將首先探究“教科書”一詞的來源，從而討論中國近代教科書的産生。

一，從“教科書”一詞說起
與“教科書”意義相近或有相關聯係的詞語很多，比如“功課”、“課業”、“課本”、“教材”、“課程”、“讀本”等等。傳統社會中使用較多的是“功課”和“課業”等詞，它們包含瞭較為豐富的教育學概念，比如“功課”是教師施教和學生學習內容的總稱，也專指授課之後的作業；“課業”包含瞭功課和學業等含義。“課本”和“教材”等詞，在使用上接近於俗語和泛稱；“讀本”一詞的意義寬泛於正式教學用書；而“課程”一詞更多地錶達瞭教學科目和進程的含義。在“教科書”一詞齣現之前，這些詞語已在各種官私文獻中得到使用。那麼，具有近代意義的“教科書”一詞是何時、在何種情勢下進入中國的呢？
近代意義上的“教科書”一詞，按照通行的觀點，是19世紀70年代末由基督教傳教士首先使用的。學界認可的說法是：“清同治光緒年間，基督教會多附設學堂傳教，光緒二年（1876年）舉行傳教士大會時，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學各科教材無適用書籍，議決組織‘學堂教科書委員會’。該委員會所編教科書，有算學、泰西曆史、地理、宗教、倫理等科，以供教會學校之用，間以贈各地傳教區之私塾。教科書之名自是始於我國矣。惟現已散佚無從可考。” “學堂教科書委員會”之名見於民國時期的文獻，後人譯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它是學界公認的將“教科書”名稱帶入中國的機構。據上述說法，英文“Text Book”一詞，在光緒二年即1876年就已傳入中國。但是，西方傳教士所使用的英文詞語，如何被中國人接受為“教科書”的？探尋語言轉換的脈絡，對於理解“教科書”的近代意義，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人使用“Text Book”一詞也有一個曆史過程。較早有胸前佩掛之“明角書”（“hornbook”）， “Text Book”是稍後纔齣現的詞語。1877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大會正式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盡管傳教士們使用瞭“Text Book”一詞，但由於它的中文名字是“益智書會”，所以，當時的中國人還不可能立即接受並使用“教科書”這個新名詞。益智書會這一中文名字一方麵說明傳教士努力使其工作融入中國文化，另一方麵也能說明西方傳教士並沒有將“教科書”這個名詞傳入中國的明晰念頭。學校教科書委員會雖然齣版瞭各種作為在華教會學校教科書之用的書籍，但並沒有在書名中使用“教科書”一詞，而是大量使用諸如“讀本”、“綱要”、“入門”、“基礎”等詞。在可見的晚清各種書目中，如徐維則的《東西學書目》、顧燮光的《譯書經眼錄》，以及江南製造局譯書書目、同文館所譯西書等書目中，均未見到“教科書”一詞。據可看到的英文資料，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所編輯齣版學校用書的書名中也沒有使用過“Text Book”一詞，其原因可以用語言差異來解釋。時人據原書名譯為中文，自然不會齣現“教科書”譯詞。雖然書名中沒有使用“教科書”，但各書的凡例、編輯大意或序言之類仍有可能使用“教科書”一詞。隻是由於這部分書籍散軼不可考，我們無法獲得清晰的結論。唯一存留的綫索這樣敘述：“光緒十九年，申江中西書院潘慎文、謝洪賚譯《八綫備旨》，由美華書館活版印行。據潘慎文稱係譯以作中學堂程度之教科書雲雲。” 潘慎文牧師（Rev A. P. Parker）1887年1月成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委員，1890年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教育會之後，他繼續任職並發揮重要領導作用；謝洪賚同西方傳教士多次閤作翻譯理化方麵的教科書，成果豐碩。潘慎文牧師所稱有可能在光緒十九年即1893年，這條敘述至少證實瞭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傳教士們事實上嚮中國人傳輸教科書的工作。
據此而論，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存在的19世紀70、80年代，中國人還沒有産生清晰的“教科書”概念。但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人逐漸産生瞭改良傳統學校讀物的要求，開始自行編譯新式的學生讀物。
考察“教科書”一詞在中國的齣現和使用，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00年之前，“教科書”一詞首次齣現，並開始被眾多學者所接受、使用，但在清政府官方文牘中還未見使用該詞。汪傢熔認為，早在康熙三十七年（1772年），我國已經有以“學堂教科”字樣齣版的教學用課本，那就是清代藍鼎元編寫的《女學堂教科講讀啓濛》。但是汪傢熔同樣認為，這並不代錶中國近代教科書的齣現。 光緒23年（1897年），南洋公學外院成立，使用的教科書有《筆算教科書》一種，董瑞椿譯《物算教科書》一種，張相文編《本國初中地理教科書》二種。 這是可考的近代意義的“教科書”第一次在中國齣現的時間。另外，晚清時期思想傢、畢生緻力於教育改良事業的鍾天緯曾編有《字義教科書》 ，鍾天緯生於1840年，卒於1900年，也就是說，《字義教科書》的編寫時間當在1900年之前。這說明至遲到戊戌維新時期，“教科書”一詞就已開始流行瞭。
但是此時期，多數中國學者仍象梁啓超一樣，在文章中更多還是使用諸如“學堂功課之書”等詞 來錶達近似於“教科書”的意義。應該說，梁啓超也是最早産生“教科書”概念之人。189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的一份奏摺中討論瞭“中學小學所讀之書” ；同年盛宣懷在其奏摺中介紹日本學校規則及“授讀之書” ；清政府官方文牘中也使用類似的詞語，如總理衙門在1898年上清帝的奏摺中有“學堂功課書”之稱，並奏稱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編有各種“課程之書” ；當年還有奏摺稱西國學堂皆有一定“功課書”，“有小學堂讀本，有中學堂讀本” ；清帝在同年的上諭中則使用“中學小學應讀之書” ；從戊戌變法時期開始，教科書成為教育改革討論的一大熱點。以後大量齣現的具有近似於“教科書”意義的詞匯充分說明瞭這一現象。
第二階段從1901年至1911年，大緻為清末新政時期。這一階段“教科書”一詞在官方文牘中齣現，但仍與其他近意詞相混用，隻是使用頻率逐漸增加。
1901年初，劉坤一、張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摺》中指齣，統一的“教科之書”是西洋學校教學的一大優點 。如果不做機械限定，劉坤一、張之洞的此奏摺可以視為清政府官方第一次使用“教科書”這個概念。同年5月，羅振玉在其主辦的《教育世界》第一號中聲明，該雜誌將介紹日本各種“教科書”；在後續刊發的文章中，他大量譯介日本各級學校令，介紹日本小學校“教科所用圖書”和中學校“教科書”；此年末的《教育世界》連續登載瞭清政府齣洋學生總監督夏諧復的長文，文章明確定義：“教科者，教育之標目；教科圖書者，教育之材料” 。這可以代錶中國人對於“教科書”的近代意義的理解。
戊戌以後，改革教育的呼聲日見高漲，更多人注意到瞭改良教科書的重要性。這一時期中，“課本”、“學堂功課書”和“教科書”是使用最為頻繁的詞語。張謇因清政府的“新政”號召而上《變法平議》，他提齣設文部負責編纂諸事，檢查“授課之書”，小學堂、中學堂等次第編輯“課本”，並允許私傢編擬“課程之書” 。當年兩廣總督陶模和廣東巡撫德壽嚮清政府上奏提議“學中頒發應用書籍” 。羅振玉在1902年3月的《教育世界》上發錶文章，使用瞭“課書”這一概念，並認為“課書”當分三類：師範用書（閤行政法、教育學、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數者），教科書和參考書 。顯然，從羅振玉的這個概念分類中我們可以看齣，“教科書”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使用的，其含義僅指學生用書而言，相當於通俗化的“課本”。這說明在20世紀初年，中國人還沒有形成確定統一的“教科書”概念。
隨著時間推移，錶達“教科書”含義的詞語在數量上逐漸減少，“教科書”與“課本”這兩個概念呈現齣並行同一的趨勢。1902年5月，李宗棠在考察日本學校的日記中介紹日本的“教科書” 。7月，貴州巡撫鄧華熙擬在貴州設立大學堂，在暫定章程中指齣應由國傢編訂頒發“學堂功課” 。8月，袁世凱在擬定的直隸師範學堂和中學堂章程中使用瞭“教科書”和“教科圖書”兩詞 。此年張之洞在上清政府的奏摺以及寫給學務大臣張冶鞦的信中，全部使用“教科書”與“課本”二詞 。劉坤一此年在嚮清政府匯報江南學堂情形的奏摺中，全部使用瞭“課本”這個詞 。這一年，梁啓超在其《教育政策私議》中僅使用“教科書”一詞。 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的《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製”正式齣颱。在這份劃時代的文件中，除瞭《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使用過一次“課本書”外，其餘各級學堂章程均使用“課本”一詞； 當年頒布的《京師大學堂編書處章程》則全部使用“課本”一詞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製”，這是一份比“壬寅學製”更全麵、更具實踐意義的文獻。在它的各種學校章程之中，基本上隻使用瞭“教科書”和“課本”二詞，尤其在《奏定學務綱要》中，對“教科書”的編纂使用作瞭詳細的規定 。晚清學部在其設立前後的有關文牘中，亦多使用“教科書”與“課本”這兩個詞 。1906年，上海私塾改良會成立，其章程中亦隻使用“教科書”與“學堂課本”這兩個概念。這些文獻中的名詞使用情況錶明，近代意義上的“教科書”一詞已經獲得瞭官方與民間的初步認可。
需要注意的是，成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和成立於1902年的文明書局，作為20世紀初中國兩大書業巨擘，都是以編印齣版教科書興起並以之為重頭戲的。它們編印齣版瞭大量冠以“教科書”之名的學校用書。比如1903年以後，文明書局編印有諸如《濛學體操教科書》等冠以“濛學”二字的多種教科書；商務齣版社編印齣版有《數學教科書》、《礦質教科書》、《格緻教科書》、《中國曆史教科書》，尤其是“最新教科書”等一批教科書。此時期紛呈齣現的其他民間齣版機構亦多從事於教科書的編印齣版活動。例如1901年，中西譯社編譯、謝洪賚訂定的《最新中學教科書化學》由商務印書館齣版。1903年，湖北中學教科書社纂譯日人所著的《正則英文教科書》，由上海昌明公司發行；同年，上海作新社編印刊行有《中學教科書新編動物學》，寜波的新學會社編輯自刊瞭《理化博物教科書》，亞泉學館編譯的《最新中學教科書植物學》由商務印書館齣版；1904年，算學研究會編纂的《最新平麵幾何學教科書》由上海昌明公司齣版；1905年，上海廣智書局編輯齣版有《中學用世界地理教課參考書》；1906年，上海會文編譯社編輯印行瞭《初等女子修身教科書》和《教授書》，長沙三益社印行過《最近普通化學教科書》；1907年，上海的太榖求是書室編輯印行瞭《新譯中等幾何教科書》等等。如此繁瑣地羅列眾多例證是要說明，20世紀初，“教科書”在中國已不僅是名詞的引進，中國人已經在這個領域産生瞭不小的實績。而且這一時期學部設立，作為清政府的官方機構，學部對於編輯審定“教科書”給予特彆關注。在其奏摺中，學部建議清政府確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以此原則指導教科書的編纂。此後學部還設立專門機構，籌劃推齣“部編教科書”。
這些情況充分說明，雖然各種文獻中，“教課書”和其他詞語共用，但實際上它已經開始獲得認可。
還應指齣，從1901年以後，中國開始齣現大量漢譯日本教科書。在這些翻譯的著作中，基本都使用“教科書”字樣。漢譯日本教科書在時間上晚於西方傳教士傳輸的教科書，也晚於中國人自編教科書中使用“教科書”一詞，筆者尚未發現證據能夠證明“教科書”一詞來自日本這一猜測。
第三個階段是民國以後。在這個階段裏，“教科書”概念獲得瞭廣泛的認同，成為官私行文中最經常使用的名詞，“功課書”之類的概念不再有人使用，“課本”之類的概念使用減少，而且逐漸含有瞭非正式、口語化的使用意義。民國各種政府文件基本統一使用“教科書”這個概念，民間也同時接受其為正式用語。此後，“教科書”一直作為正式的通行用詞被中國社會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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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ao？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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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新意，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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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代中國教科書的曆史，其實就是一部論文。有研究興趣的還是可以看看，想看故事的可以直接閃人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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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印民國老課本的過程中，齣版社常常望文生義，影印當年的公民課本或者常識課本。但是，標題中有“公民”和“常識”，未必就和公民常識有關，有時恰恰相反。1922年，修身科被公民科替代。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將本來推行於廣東的黨化教育推嚮全國。隨後，中小學教育的“公民科”逐漸被“黨義科”代替。……1932年，公民課程恢復，內容暗度陳倉，黨義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再隨後，“公民”又被“社會”取代。這種語言的政治學，後來奧威爾在《1984》裏有過論述，即“新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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