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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 著

图书标签:

• 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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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画
• 创意
• 视觉
• 灵感

店铺： 英典图书专营店

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9787807407447

商品编码：10431942270

包装：平装

开本：16

出版时间：2011-09-01

页数：316

编辑推荐

　　文艺随笔集《绘色》，是葛亮用电影为载体，通过观影的感受来记录自己心灵成长的路程。电影是葛亮在文字之外的另一至爱，电影用镜头记录生活，葛亮则用文字，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是对生活的提炼，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葛亮在书中的文字也极富镜头感，用观影的感受串成了自己成长的片段，可以说是一部文字的《天堂电影院》。
　　从过去到现在，从童年到壮年，电影既是葛亮的新朋也是故交，拼成了光影交织的一段人生，从《城南旧事》到《追捕》《望乡》，这些电影也是中国人的集体回忆，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印记，更是一个小说家心中的电影中国。

内容简介

　　小说频频获奖的葛亮，在这本书里，以影评与有关电影的散文，和读者见面。电影是葛亮在小说之外的另一至爱。本书所谈影片范围广泛：有香港片、内地片、台湾片、日韩片，也有欧美的老电影和近年上映的片子。
　　从影片内容谈到男女主角，从文化背景谈到导演手法，作者都用一种清新的、很有生气的笔触来叙述或评论。他敏感有致的观察和山色的文字功力，在书内表现得淋漓尽致。尤为精彩的是他对光影中的童年、少年与青年生活的追忆与思索，读后令人感怀。

作者简介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文字发表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曾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当代小说家书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精彩书摘

　　木兰?电影院
　　木兰阿姨是父亲的学生。
　　父亲在那个边远的文化馆的短暂工作，是一个意外。人一生中有许多的意外。这些意外，有时是一种造就，有时候却也就将人磨蚀了。然而，时间是微妙的。当人们将这种意外过成了日常的时候，造就与磨蚀就都变得平淡与稀薄，不足挂齿。
　　在中国的七八十年代，于很多人的意外都已变得风停水静。我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一系列意想不到后，终于无法子继父业。选择了他并不爱但是令人安定的理科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意外，他竟然找到了一种可接近理想的东西。他又可以与纸与画笔打交道，是那样的顺理成章，甚至堂而皇之。对于一个九岁可以临摹《西斯廷圣母》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来得有点晚，又有点牵强，但是已足以珍惜。所以，他如此投入地将他经手的宣传画、伟人头像以精雕细琢的方式生产出来，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审慎与严苛。父亲保存着当时的很多素描，是些草稿。草稿丰富的程度，解释了他工作成绩的低产，也拼接出了我对于文化馆这个地方的回忆与想象。在很多年后，我看了一出叫做《孔雀》的电影。那里的文化馆是个令人意志消沉、压迫与阴暗的所在，与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我的文化馆是颜色明朗而温暖的。
　　父亲在三十七岁的时候，*次代表馆里参加了画展，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这张叫做《听》的油画已不存在，但是留下了一张彩色的照片。油画的背景是一片葱绿的瓜田。有一个满面皱褶的老农叼着旱烟袋，含笑看着一个穿白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身边摩托车后架上夹着写生画板，暗示了她的身份。女孩的手里捧着一只饱满的西瓜，贴着自己的耳朵，做着敲击的动作。神情专注，几乎陶醉。现在看来，这张画有着浓重的”主旋律“意味，却为我年轻的父亲赢得了声名。木兰阿姨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手里正举着这张照片。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我父亲，说，我要跟你学画。木兰阿姨拜师的举动，在现在看来有点唐突。父亲有些无措地看着我目光警醒的母亲。这时候，陌生的年轻女孩将三张电影票塞到我母亲的手中，说，好看得很。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收买。但由此而引发的好感，却是实在的。那部叫做《城南旧事》的片子，对我是*初的关于电影的启蒙。
　　当我跟着父母走进这间外表略显破落的影院，电影刚刚开始不久。在色泽温暖的银幕上，我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大而纯净的眼睛，并且深深地记住。同样纯净却丰厚的是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昏黄萧瑟的秋。骆驼、玩伴、学堂，构成了*简洁而丰厚的旧城。这双眼睛忧愁下去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年轻人。耳边响起柔软哀婉的童声旋律，这童音逐渐远去，为阔大的弦乐所替代。银幕下的孩童却被这异于现实的影像与声音打动，几乎热流盈眶。多年后，再次听这首叫做《送别》的歌曲，恍然孩提时对于其中内容的无知，更不知道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大约打动我的，只是这歌声的内里，叫做人之常情。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便是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部电影，虽然这印象其实已有些模糊。
　　散场的时候，我们走到影院门口，看到叫木兰的年轻女子，急切地走过来。她这时候穿着石蓝色的工作服，白套袖已有些发污，上面溅着星星点点的墨彩。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了两把刷子，倒是十分干练。声音却发着怯，问：好看吗？妈妈说，很好看，谢谢你。爸爸的眼神有些游离，落到了她身后的电影海报上。爸爸问：“是你画的？”一问之下，木兰阿姨好像很不安，手指头绞在了一起，轻轻应，是的。爸爸又看了一会儿，说，蛮好。比例上要多下点工夫。
　　木兰阿姨抬起头，眼睛亮一亮。然而，依我一个几岁的孩童看来，这画和“蛮好”也还是有些距离。画上色彩是浓烈而乡气的。构图的即兴，也令画面芜杂。人物的神情似乎也变了形。那瞳仁中的纯真不见了，变成了一双成年人的世故的眼，透射着近乎诡异的懒散。
　　爸爸微笑了说，周末来我们家吧，我借一些书给你看。
　　当我们已走出很远的时候，我回过头，看见木兰还站在海报下面，眼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
　　地区电影院的美工容木兰，就这样成为我父亲的学生。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都喜欢上了木兰。大家似乎都有些忘记当初她拜师的唐突举动。木兰阿姨其实是个天性随和谦恭的人，并且，很寡言。她多半用微笑来表示欣喜，用点头表示肯定。以后，我们发现，她将学习这件事情看得十分郑重。即使在影院加过班，无论多么疲惫，也要换了干净的衣服，才肯出现在我们家。她会带了自己的习作来，将拿不准的地方用红笔勾出。依然不怎么说话，总是将自己的问题列在一张纸上，请父亲解答。在我们家，她不怎么动笔。但有时候，却仅仅为了细节，比方一只手弯曲的弧度，反复地琢磨。老实说，父亲并不是个天生的老师，很容易沉醉于自己的见解之中。所以对木兰的辅导也不算是很系统，每每点到即止。而木兰阿姨却是悟性非常高的学生。这是后来从影院海报质量上的突飞猛进看出来的。
　　当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聊得也就深了些。木兰说，她其实是影院里的临时工。她说，影院的领导一直不太满意她，认为她画得“不像”，她不太服气。后来，父亲终于弄明白，这其实是审美方面的分歧，就安慰她，说了很多关于“写实” 与“写意” 方面的道理。木兰笑了笑，说其实她不在乎，总有一天她会考上美术学院走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她眼神里便有一种坚强的东西。
　　刚入冬的一天，木兰来了，仍然是笑吟吟的模样。妈妈就玩笑她有没有什么喜事。木兰不说话，从背后拿出一顶帽子，扣在我头上。这是一顶绒线帽，海蓝的颜色。样式却很特别，有一个漂亮的搭带，是坦克兵的那种。木兰摸了摸我的头，说，咱们毛毛也来当回《英雄坦克手》。那是上个月刚看过的一个老电影，讲抗美援朝的，据说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六十到八十年代初。这种题材永远都不会过时。当一回英雄也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我立了一正，对木兰阿姨行了个军礼。妈妈接过来看一看，说，真不错，在哪买的，木兰说，我自己打的，照着电影画报做样子。妈妈连连赞叹，突然问，有对象了吗？木兰羞红了脸，说，没有。妈妈就说，这么巧的手，可惜了。要不真是男人的福分。妈妈看一眼正埋头读书的父亲，说，当年你老师连着三年戴我给他织的围巾，我这才嫁给了他。爸爸其实听得清楚，抬起头一句，可不是嘛，我算经受住了考验。
　　爸爸去了上海出差，买了许多画册，多带了一份给木兰。黄昏的时候，还没到电影院门口，远远地，我被一张海报深深吸引。那幅海报是完全的黑白色调。依照当时流行的的审美观，素得有点不尽人情。但是有一双女人的硕大的眼，比例夸张地逼视过来。后面是些风尘仆仆的背景，内容我是全忘了。只记得爸爸说，画得好。海报底下的小个子女人还在忙碌。爸爸远远地喊，木兰。
　　木兰阿姨很惊喜地回头，将胳臂上的蓝套袖撸下来。头发剪短了，是个飒爽的样子。木兰说，老师。然后看到我说，你们来得正巧，在放新片子了，给你们留了票，带毛毛进去看。
　　阿姨，这是什么电影。我指着海报问。木兰犹豫了一下，说，这片子，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妈妈问，这部不是说几年前就禁掉了吗？木兰说，没有，现在说是好片子，巴老先生都写文章支持呢。我们影院小，没放过。这回市里重放，领导要了拷贝来，我们就借一借光。票一早都卖光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出险些被禁掉的片子，叫做《望乡》，说的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政府将一批妇女送到南洋卖身为娼的悲惨遭遇。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部日本电影，因为里面的裸露镜头，一时在国人心中引起轩然大波。多年以后，看了这部片子。这些镜头并无一丝亵渎，也无关情色，只是将主人公的隐痛更深刻了一层。倒是里面扮演年轻女学者的栗原小卷，清新温雅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木兰阿姨在海报上画下那双伤痛的眼睛，便也是她的。
　　爸爸说明了来意。木兰很欣喜，恭敬地伸出手接那些画册，却又缩了回来，说，干活的手，太脏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先洗个手。她一边收拾了活计，说，老师，你们也来我宿舍坐坐吧，喝杯茶。
　　从影院的后门拐过去，又下了几级楼梯。光线渐渐暗了下去。木兰阿姨的宿舍，在地下室里，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灯是日光灯，打开了整个房间便是幽幽的蓝。不过七八平米的一间屋，收拾得十分整齐，没有一点将就的样子。木兰打了盆水洗了手，给爸妈沏茶。屋里只有一张方凳，她便抱歉地请妈妈坐在床边上。妈妈坐下来，看到木兰在床头贴了许多张画报，似乎是一个男人。又看不清晰，便问，是谁啊？我却认了出来，蹦到了床上，嘴里大声说：“从这儿跳下去……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同时举起手，砰地开了一枪。木兰阿姨吃吃地笑起来，说，毛毛是天才，学得真像。妈妈便也明白了，是杜丘啊。这海报上的，都是同一个男演员，凝眉蹙目，是日本的明星高仓健。他因为一部悬疑片《追捕》，成为了国人的集体偶像。甚至个人形象也*了人民的时尚。他的板寸头，立领风衣、包括他的不苟言笑，都成了男人们模仿的对象。甚至我年轻的父亲都未能免俗，不过，我个头一米八十的爸爸，穿着米色的长风衣，也的确是极其拉风的。《追捕》在当下看来，也仍然是极难逾越的译制片高峰，且不论这部片子难能可贵地云集了丁建华、毕克等一批配音大腕。单是影片中的台词，已堪称经典。比方我学的那句，又比如“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啊……走过去，你可以溶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快，去吧……”谁能想到，这诗意的句子后面，深藏着罪恶与阴谋呢。
　　在这些画报照片里，有一张剧照。背景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杜丘和英姿飒爽的女主角真由美紧紧相拥，策马驰骋。然而真由美的脸却被另一张照片遮住了。那是张黑白的两寸证件照。上面是微笑的木兰阿姨，笑得有些僵。
　　妈妈也看到了，打趣地说，我们木兰要找的对象，原来是这样的。
　　木兰有些羞红了脸，却又抬起头，说，硬朗朗的男人，谁不喜欢。又问，师母，你觉得他好么？
　　妈妈想一想，说，好是好。不过电影里的人，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
　　这年入夏的时候，放了假，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散了伙。爸妈可没了空管我，木兰说，叫毛毛跟我去看电影吧。他老老实实地坐着，你们也放心，有我看着呢。从此，电影院里就多了个小马扎，我当真就老老实实地坐着，看那银幕上的悲欢离合，旦夕祸福。看完了，就提着小马扎回家去了。那阵子看的，差不多占了我这半辈子看过电影的一半多。
　　白天，多半放的是老电影，都是些旧片子。片子大都是黑白的。看电影的人不多，我安静地坐着，听着有些空旷的影院里响着宏亮的声音。它们如此的清晰，像是来自一些或美或丑的巨人。这些巨人有他们的世界，是我难以进入的。但是，我却可以去经历他们的命运，用眼睛和耳朵。
　　电影放完了，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
　　谁也没想到，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却在这时静静地生长。虽然，它经常以一些出其不意的方式爆发出来。但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段经历深刻的印象，似乎是难以磨灭的。而*难以磨灭的，又似乎是那些台词，它们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家庭生活中，造成对我父母的困扰。
　　我开始习惯于回到家，向父母作如下报告：“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在父母的瞠目间，他们意识到这不过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大奸角的一句台词。早上赖床起不来，我会向父亲请求援助， “张军长，看在党国份上，拉兄弟一把。”这又是《南征北战》里的对白。当母亲开始有些絮叨我在不久前的尿床事件，我实在很不耐烦，愤然地用《智取威虎山》里常猎户的口吻做出回应： “八年了，别提它了。”母亲一时没反应过来，然后就看我迈着老气横秋的步伐，溜掉了。
　　爸妈摇摇头，说，这孩子有点小聪明，可是，要走火入魔了。
　　后来，我竟然和影院里的人都混得很熟。从卖票的小张，到影院的头头蒋主任。大家似乎都很乐意跟我打交道。一时间，小毛孩成了公众人物。不过，我*喜欢的还是木兰阿姨。“会画画”在我看来，是一件“真本事” ，就像我老爸。蒋主任这样的，就只会吆吆喝喝地管人。更何况，木兰阿姨画“潘冬子”，都是请我当模特儿。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海报上，别提多带劲儿啦。这天傍晚，蒋主任跟我说， “毛毛，木兰到哪去了？帮我把她找过来。”我当时正忙于清算刚从他儿子蒋大志那里赢来的“方宝”--这是当时小男孩流行的玩意儿，实在没功夫答理他。就很敷衍地说，等会儿吧。蒋主任就说，“小子，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你敢不听？”我一听，好嘛，他居然引用了《打击侵略者》的台词。想想给他一个面子，就慢慢地站起来，说， “好吧。帮你一回，'看你可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跟我斗智，《小兵张嘎》我可是倒背如流。蒋主任脸凶了一下，我一溜烟地跑掉了。
　　找了一圈，还真不知道木兰阿姨到哪里去了。按理，她是个很敬业的人，这会儿多半应该留在二楼的美工室里孜孜不倦。可是，桌上摊着大张的纸，广告色瓶子都打开着。纸上是张画了一半的老头儿，只有个轮廓，脸相却很阴森。
　　我终于想起来，跑到木兰宿舍门口。影影绰绰地，里面有些光。我一边拍门，一边喊：“木兰阿姨，老蒋找你有事。”里面突然发出了很细微的声响，过了一会儿，木兰阿姨把门打开了，脸色红扑扑的，说，毛毛，进来吧。我走进去，发现还有一个人，看上去很眼熟。我不禁脱口而出，杜丘！
　　这是个好看的年轻男人，穿了件白蓝条的海魂衫。高个子，壮实实的，长着密匝匝的短发、浓眉毛。面相有些老成，乍看还真像高仓健。不过，他可不像那个日本人整天苦着脸，对我笑呵呵的。
　　木兰阿姨笑起来：毛毛，这是武叔叔，咱们电影院新来的放映员。
　　年轻男人笑一笑，也不新了，半个多月了。
　　说完，他对我伸出了手，说，武岳。
　　我也很郑重地伸出手，他的手真大，使劲握了我一下。
　　我梳理了一下我在电影院的人脉，怀疑地问，我怎么没见过你。
　　男人说，我刚调过来，只上晚班。那会儿，你早回家了。常听木兰说起你，说你是个机灵鬼儿。
　　这是我*次进入电影放映室，里面有些暗淡。伴着沙沙的声响，巨大的光束，投向了银幕。几乎能够看得见，光束中飘动的烟尘。
　　原来，银幕上的影像、故事、人生，都来自于这间灯火幽暗的放映室，来自于这台安静的机器。电影胶片在镜头前缓缓地掠过，这一刻，近乎令我敬畏。
　　武叔叔拿起另一盘拷贝，准备换片。他做这些的时候，十分专注，几乎可以看到他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这时候的他，是没有微笑的。脸色沉郁，便真正酷似了高仓健的轮廓。
　　当沙沙的声音，又微弱而清晰地响起的时候，他便坐下来，嘴上叼起一根烟，看着我，重新又微笑了。
　　也在这间放映室里，有了以后的发生。
　　我的眼里，武叔叔是个有“真本事”的人。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操纵了整个银幕的光影，同时控制了几百人的视线。仅这一点，已经值得崇拜。
　　木兰阿姨在这个放映室里经常的出现，在我初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是两个“有本事”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然而，木兰阿姨来找武叔叔，似乎更多并非关于彼此技艺的交流。大半是些琐碎的事情。有时候，只是为了送两根奶油棒冰给我们，又或者，是一碗冰镇的绿豆汤。
　　而这时的木兰也不是我熟悉的了。作为一个对衣着并不讲究的人，上了班，木兰四季都裹在一件很旧的工作服里。那衣服上总是挂满了琳琅的油彩。而这时候，却穿了雪白的在袖口打了皱褶的的确良衬衫。头发也不再是用橡皮筋扎成两把小刷子，而是戴了同样雪白的发卡。这样一绺头发便垂在她光洁的额头上。我才发现，圆圆脸的木兰阿姨其实是很漂亮的。这是个漂亮得有些不像的木兰。
　　她对于武叔叔的“本事”，也没有任何的好奇和求知欲。只是静静地看着武叔叔喝绿豆汤。或者间歇从放映室的小窗望出去，眼神空洞地看一会儿电影的情节。这时候，武叔叔也会和她说话，声音也变得低沉，并不是一个“硬汉”应有的格调。
　　回想起来，在放映室里的观影经验，印象其实有些模糊。大约因为视野的居高临下，又或者因为无法专心致志。
　　不过有一部电影，是断断忘不了的。叫《少林寺》。这是我接触到的*部香港投资的电影。但因为主演都是内地人，是没有什么港气的。十八岁的李连杰，有一种青涩的勇猛，举手投足间浑然的趣味感，在后来那个国际化的Jet Li的神情中，是鲜见的。
　　然而，关于这部电影，更深刻的记忆却是公映时的盛况。后来看了个统计，《少林寺》在全中国的票房超过一亿元人民币。比起现在的大片来，这也实在算是不俗的成绩。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电影票价，仅仅是一角钱。
　　因此，这部片子的社会效应，真的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在一个幼童的眼中，更多的感知大约就是街谈巷议。也有一些出其不意，比方，中国的“黄牛”--也就是非法倒卖电影票的票贩子，也是由这部影片应运而生。我亲眼看见老蒋和警察扭住了一个年轻人。那人在被带走时，似乎还吹了一声口哨。他的蛤蟆墨镜被立刻取了下来。其实是个面目清新的青年，却有漫不经心的神情。多年以后，当我看到《无因的反叛》中的詹姆斯?迪恩，还会想起这张脸。然而，民间的流动交易却还在进行着。供求关系的市场规律，并没有被计划经济的格式所羁。一张《少林寺》的电影票，在物以稀为贵的情形之下，甚至可以换取紧俏的日用品，甚至手表。电影院的员工有极为罕有的赠票。木兰阿姨也分到了两张，送给了我的父母，同时抱歉地说，幸好毛毛已经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出于一个小朋友的虚荣心，我可以在放映室里看电影的特权逐步被外界所得知。幼儿园同班赵宏波脸上挂了谄媚的笑容找到我，捧上我一直想看的全套《铁臂阿童木》小人书。赵并非我的知交，我对他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作风并不是很认同，但是出于礼貌还是问了他的来意。然后知道，他是想让我把他带进放映室。我虚弱地婉拒了一下，*后看在阿童木的面上，还是答应了下来。
　　然而，赵宏波的不守信用，让我感到头痛。说好一个人来的，但他却带来了他的哥哥赵宏伟和邻居小三。我很不情愿地把他们带到了放映室门口，武叔叔愣一愣，说，这么多小朋友啊。进来，快进来。说完就忙着去上拷贝了。虽然没有更多的话，已令我十分感激。这已经是当天的第四场。放映室只有一扇小小的气窗，在这初夏的时候，里面又有大灯烤着，已近乎一个蒸笼。武叔叔和另一个放映员都光了膀子，正忙得热火朝天。看得见汗从脊背上厚厚地流淌下来，也没有工夫擦。角落里摆着一只吃剩了一半的西瓜。
　　我们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了，这会儿都有些发怯。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便都忘了。“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气势雄浑的片头曲，如今忆起，仍是激荡心头。这个“少林十三棍僧勇救唐王李世民”的故事，成为八十年代的经典，其实不是个偶然。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中国人所有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忠诚、爱情、复仇、坚贞。那冷色调的背景下，是年轻火热的理想。暮鼓晨钟。命运多舛的少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美丽的牧羊女，是纯真而苦涩的青春纪念。而*为青年们津津乐道的，却是电影主角的叛逆。至今记得觉远吃狗肉的情节，“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看似悖论的一句话，内里是中国人性情中难得的豁朗，几乎是充满了禅味。
　　电影放完了。我从窗口俯看着散场的局面。人流涌动，几乎可用壮观来形容。远处灯火阑珊，是八十年代的日与夜。
　　我坐下来，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等爸妈。
　　他们走进放映室。一同进来的是木兰阿姨，她轻轻地嘘了一声。不知什么时候，武叔叔已经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头靠在机器上，嘴巴微张着。他的面色有些发暗，想是太疲惫了，脸颊上还有浅浅的胡茬。木兰停一停，捡起落在地上的衬衫，盖在他身上。我们走出去，将门轻轻带上了。
　　《少林寺》的热潮之后，影院平静了一段时间。后来老蒋就说，今年“送电影到乡镇”的指标还没完成呢。这阵儿没什么新片子，小武去跑跑吧。武叔叔说，“哦，跑哪儿？” “先去江宁俞庄吧。”我一听要去乡下，就对老蒋说，我也要去。老蒋说，小毛孩儿，人生地不熟，要是老拐子拐了你咋办。你爸是干部，我可得罪不起。
　　武叔叔说，带他去吧，有我看着呢。城里孩子，难得去那看看。老蒋想一想，说，行，那你可得齐齐全全地给我带回来。武叔叔说，嗯。
　　电影院就出了辆敞篷卡车，装了器材。除了武叔叔，还有电工小张。木兰对老蒋说，我也去吧，搭把手。老蒋说，一个姑娘家，能搭什么手。木兰说，帮着搞宣传啊。音箱要是坏了，我就直接帮忙配音。你不是说我的声音像丁建华吗？
　　车就这么开出了城。开始大家都兴高采烈的，可是天热，渐渐精神就都有些蔫。武叔叔始终沉默着，抽他的“大前门”，一根接一根。小张问说，武师傅哪里人？武叔叔说，西安。小张说，老远的地方哦。武叔叔就说，嗯。话就有些说不下去。再往前走，路就窄了。景物也变得疏落了，灰扑扑的。然后绿颜色倒是多了，整片整片地闯眼睛。一头牛慢慢走过来，迎着卡车，不知道避让。我知道，我们的目的地要到了。
　　到了俞庄，是个挺旧的地方，有条河围着，到处都水漉漉的。一个戴眼镜的乡领导来迎接我们。说难得年年蒋主任记挂我们。我现在去刷海报，晚上是什么片子。小张就说，《大篷车》，老片子了。乡领导就说，不老不老，在咱们这还是新片子。地方定好了，还在小学校的操场。
　　乡领导说，大老远来，先歇歇。武叔叔说，时间也不早了，先把幕布搭起来吧。说着，就脱了外衣，跟小张和司机将器材往下搬。
　　领导就竖了大拇指，说这小伙子，是个实干家。
　　傍晚，幕布已经支起来了，有点儿皱巴巴的。夕阳的光线照射过来，白帆布就变得黄灿灿的了。
　　这时候走过来个小姑娘。她过来问我，放映机等会儿搁哪儿。我转头问武叔叔。他指一指，小姑娘就走过去，把两个小板凳一字摆摆好。我说，你干什么。她说，我爷爷让我来占个位置，说这儿看得*清楚。她抬头看我一眼，说，你城里来的吧。我问，怎么？她说，城里人说话口音发虚。城里*近在放什么电影？我说，刚放了个《少林寺》。说完，就嘿嘿哈哈地给她比划了几招。她就有些遗憾地说，那到我们镇上电影院，得秋天了。我们就这么一言一语地聊起来。小张就说，好嘛，我们毛毛交上小女朋友了，比我都强。木兰阿姨听了有些不高兴，说什么呢，把小孩子带坏了。
　　天擦黑的时候，操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携家带口的。我才知道，夏夜里的露天电影，对这里而言，是一桩盛事。武叔叔把放映机固定好，又忙着装发电机。我看到木兰阿姨走过去，拿出手帕，在他额头上擦一擦汗。终于弄停当了，打开机器，白色的光束“哗”地打出来，打到幕布上。操场上响起孩子们的欢呼声音。有些小手放在光束里头，幕布上便有无数黑色的手影子，欢快地跳跃起来。
　　这时候，武叔叔轻轻地微笑了一下。
　　当幕布上闪动了字幕时，人声便安静了下去。带着异域风情的音乐急切轻快地响起，因为操场的阔大，音箱发出的声音便袅袅地散播开去。
　　在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个富家女和穷小子的俗套爱情故事。情节与桥段都差强人意。但是，这部印度宝莱坞*早期的经典作品，却深深地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观众。在晚凉的夜风中，人们体会着女主人公苏妮达惊心动魄的冒险，体会着她爱情的甜蜜与苦涩。那些质朴而奢华的瑰丽色调，那些吉普赛式的明朗乐曲，那些不断复现的载歌载舞的场景。在剧情紧张的时候，人们屏息听着对白。突然一个小孩子无缘由的哭声响起来，紧接着是大人的训斥。人们便用起哄的声音表达着不满。但是，很快又为着主人公命运的多舛，开始叹息与扼腕。当苏妮达与莫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掌声。
　　环顾过去，这掌声经久不息。来自于银幕前、墙头、甚至树上。人们，孩子们各据一方，休戚与共，是由衷地对人性的赞美。在这浓重的夜色里，形成一种热烈的气流，扶摇而上。
　　回城的路上，因为还沉浸在剧情里，气氛就活泼了一些。小张说，我们四个人，也是一架大篷车。武叔叔说，“好，那我就认毛毛作我弟弟莫托。”木兰笑一笑，轻轻哼起电影里一支插曲的旋律。这首歌曲仿佛欢快热情的基调后，有一缕余韵，来自那个叫做莫妮卡的舞女。哀伤婉转，低回不已。大家便都安静下来，听着，和着，随着车的颠簸摇摇晃晃地踏上了归途。
　　这一年的夏天，有一个漫长的雨季。雨并不很大，但却淅淅沥沥的没个停。电影院的票房也受到了影响。白天都改了下午场。从放映室的窗口望过去，也并没有几个人，稀拉拉地点缀在座位的群落里。放的，也多半是老片子，《卡桑德拉大桥》、《地道战》、《远山的呼唤》、《叶塞尼亚》。多半也是调子有些悲凉的。除了喜剧《虎口脱险》里那个著名的机关枪手，在很多年后，他的斗鸡眼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这些片子循环放映着，渐渐有些沉闷。
　　武叔叔也闲，就说，来，咱放电影玩。说着就从电工包里拿出一个大号的手电筒，然后把灯关了。打开电筒，墙上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光影。武叔叔让我拿着电筒，自己将手摆出形状来，笼在手电筒的光圈里头。墙上便出现了一只狗头。这狗竖起耳朵，抖了抖毛，好像刚从水里爬出来。吠了两声，便在光影里遁去了。这时候，却又出现了一个鸟巢。武叔叔自己配音，鸟巢里便有啾啾的雏鸟的叫声，出现了两瓣嗷嗷待哺的嘴巴。接下来，雏鸟渐渐长成了幼鸟，虚弱地抬一抬翅膀，蹦跶了几下，身体一歪，却趴下去。然而它坚持不懈似的，还是站了起来，身形居然也舒展开了。再一振翅膀，腾空而起，在天空中翱翔起来。武叔叔笑笑说，这电影叫做，《笨鸟先飞》。我不禁拍起了巴掌，学着《地道战》里的汤司令竖起了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
　　这时候门一响，进来一个人，是木兰阿姨。她嘴里抱怨，怎么黑灯瞎火的。我就兴高采烈地向她汇报说，武叔叔教我放电影呢。木兰阿姨就说，呵，自己才满师，就收起徒弟啦。我就跟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回。木兰便说，这是电影吗？充其量是个皮影戏。
　　武叔叔就宽容地笑一下，说，都是给小孩子玩的。
　　木兰说，来，毛毛，阿姨教你放个正宗的电影。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在这件事情上打起了擂台。就作一作揖说，我倒是也想拜你为师，可是我已经有了武叔叔这个师傅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叫你师母吧。
　　木兰阿姨听到这，极慌乱地抬一下头，却朝武叔叔看过去。武叔叔平静得很，还是似笑非笑的样子。木兰埋下头，在随身的包里翻来翻去，嘴里轻轻地说，乱讲。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红底，面上还烫印着“工农兵”的图案。她对我说，毛毛，还记得《少林寺》吗？给我来一套长拳。
　　《少林寺》我是记得，却已经忘了长拳是哪一套。就胡乱地打了一气。木兰阿姨说，慢点儿打。我就将动作放慢了，眼睛瞥到她在笔记本上涂涂画画。涂一页，就迅速地翻过去，这样翻过去了许多页。木兰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手都画酸了。
　　我就凑过头去，看见她在笔记本每页的页角上都画了一个小人。笔划十分简洁，动作却不一样。
　　然后，木兰说，看好，现在开始放电影了。说着把大拇指放在活页的边缘上，一松开，纸页就刷刷地飞快翻过去。我就看到，页角上的小人竟然活了起来，随着翻动耍起了拳脚。一招一式，疾如电闪，颇有几分武林高手的风范。
　　这样我可乐了。将这个笔记本翻来翻去，爱不释手。突然停在了一页上，看到那一页画了张钢笔画，笔触很粗糙。但还看得出是一个男人的半身相，穿着海魂衫。
　　后来我知道，从专业的角度，电影正是无数的定格，连缀而成。木兰阿姨是个懂电影的人。
　　湿热的天气，给一个儿童带来的或许只有烦躁。而在水汽与热度中，也会有一些别的酝酿。
　　这样的天气，大约也只适合放老片子。一对青年男女，在庐山上萍水相逢。面对名山大川，恋爱谈到了兴处。突然女的就喊出来：
　　“I I?ve my m?therland，I l?ve m?rning ?f my m?therland…”
　　当时我其实听不懂。但是后来懂了，觉得七十年代恋爱的人，心胸真是博大。这就是著名的《庐山恋》。
　　上影厂老导演黄祖模，不负众望，将一部主旋律的偶像影片拍得声情并茂。虽然只是定位为“风景抒情故事片”，但却拍出了皆大欢喜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大约是因为“朱丽叶”更勇敢和果断，也更明朗些，这勇敢在影片的高潮处，便近乎惊心动魄。
　　张瑜对郭凯敏说出“你真傻，傻得可爱”时大胆的神情，和两人身着泳衣的场景一样令人难以忘怀。在这句话之后，张瑜轻轻地吻在了郭凯敏的脸上。
　　这浮光掠影的一吻，却令我一时间有些发愣。或许就是这部“中国*吻戏”在一个孩童心理上造成了撞击。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这“里程碑” 式的一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几乎称得上波澜壮阔。
　　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回过头，却见到机器巨大的暗影里，木兰与武叔叔的头，紧紧地碰在一起了。
　　有一阵，妈妈说，木兰*近都没到家里来哦。
　　爸爸说，工作忙吧。
　　妈妈便说，现在不是淡季吗？也没什么新片子。
　　我说，木兰阿姨恋爱啦。
　　妈妈就训斥我，说，小孩子，乱讲话，你懂什么叫恋爱。
　　停一停，她却又问，和谁啊？
　　我突然想起了木兰阿姨的交代，就说，和杜丘。
　　爸妈迷惑地对视了一眼。我就不理他们了。
　　暑假过后。生活又陷入了无聊而充实的境地。八十年代的小孩子，不外如是。我开始上了一个叫做 “学前班”的东西，据说这个东西可以为我在小学的出类拔萃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学前班，对我生活格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社交与娱乐因此减少是意料之中，甚至波及到了我与电影院的朝夕相伴。有时候，被爸妈接回家，路过电影院。不知道是不是秋天的关系，小小年纪突然感到了萧瑟。*的联络，似乎便是木兰阿姨的电影海报。它们还在变换着，让我想象着电影院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些光与影，人和事。
　　有一天，妈妈回来，说在商场买东西，见到了木兰。很感慨地说，木兰大变样了。烫了个大波浪，穿得也比以前好看讲究了。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可能是她对象吧。你别说，还真像杜丘。
　　听妈妈这样说，反而觉得木兰阿姨的样子有些依稀。有印象的，却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星星点点的油彩。变好看的木兰阿姨，是个什么样子，却也一时想象不到。
　　再次见到木兰阿姨，是在这年秋深的时候。
　　房门打开着，我老远就看见木兰了，高兴得雀跃。木兰阿姨的眼睛亮一亮，却又黯然下去。嘴角动了动，却没有笑出来。妈妈倒了杯茶，说，木兰，不着急，先喝口水。
　　木兰站起身致谢。一缕长长的鬈发垂下来。木兰阿姨的确是烫了个大波浪，这一天却很凌乱，并不见得漂亮，反而让她看上去老相了几分。
　　爸爸坐在书桌旁，狠狠地抽了口烟，抬起头来，说，木兰，你得想想你的前途。
　　这句话打破了沉默。
　　木兰似乎叹了一口气，用很松懈的声音说，老师，我一个临时工，有什么前途。
　　爸爸的声音突然大了，说，你不是一心要考美术学院吗？怎么说没前途。
　　木兰说，也就是说说，哪这么容易。高中毕业都搁下这么些年了，文化课都不见得能过。再说，我家里都说，我是个女孩子……
　　爸爸的声音柔软了下来：木兰，老师既然收你做了学生，就希望你将来能好。你师母，一个“老三届”，功课荒了这么多年。就凭着一股拼劲儿，不是考上了大学？事在人为啊。
　　木兰喝了一口水，轻轻地说，我不想考了。
　　爸爸将烟蒂按在烟灰缸里，使了使劲，好像下了个决心。他用很和缓的语气问，是不是为了他？
　　木兰埋下头，手指绞在连衣裙的裙幅里，很久没说话。
　　爸爸说，你们蒋主任说了，这个武岳，是个有老婆的人。你得理智。
　　木兰阿姨愣一愣，声音低得好像在自言自语：他说了，他会离婚，和我结婚。我，我离不开他……
　　木兰阿姨说着说着，竟然手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开始还压抑着，妈妈走过去，拍一拍她的肩膀，轻轻将她的头揽在怀里。木兰索性放声大哭了。
　　爸爸嘴巴动了动，还要说什么，被妈妈的眼神制止住了。
　　武叔叔调走了。据说她老婆来闹过几次。其实也谈不上闹，据说是坐在蒋主任的办公室里就不走了，一言不发，只是默默流泪。
　　木兰阿姨留在电影院。老蒋说，这孩子脾气倔，还是个临时工，可是论本事，真找不着更好的。
　　路过影院的时候，木兰阿姨的电影海报还在变换着。偶尔看得见海报底下，是个矮小的女人身形，呆呆地立在那里，毫无动作。
　　这样过去了半个月，有一天，木兰阿姨又来了我们家。她的头发剪短了，格外的短，发梢齐在脖颈上面，几乎成了个男孩子头。额发却还是弯曲的，她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不停地用手去捋。这样短的头发，也并不是原来那个爽气的木兰阿姨。大约是因为眼神里的倦。
　　妈妈拉拉她的手，说，木兰，过去就好了，不管它了。
　　木兰点了点头，说，嗯。
　　她又在口袋里摸索，摸出几张电影票，说，师母，又来新片子了。带毛毛去看，香港的合拍片。
　　我们在星期天的下午，又走进了这家电影院。
　　这是个很好看的神话片，叫做《精变》。后来我知道，是《聊斋》里的《小翠》改编的。说的是个善良的狐狸精，因为要为母亲报恩，遭受了许多的误会、委屈，却对恩人不离不弃。也真是个倔强的狐狸。当时就觉得这只狐狸很美，便很为她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不平。多年以后，偶尔再看到这部片子。倏然发现，原来狐狸精在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西游记》里扮演了高老庄的高小姐，而她的恩人却扮了唐僧。一时间，只觉是乱点了鸳鸯谱。这电影的结局，本来应该是大团圆的。苦尽甘来，却终究留下遗憾。
　　走出影院的时候，木兰又急急地走过来，还穿了那件缀满了油彩的工作服，轻轻问我们：好看吗？
　　妈妈笑着说，很好看。
　　那时候，在同样的地方，也是一个女孩子这样问我们，声音里发着怯。
　　木兰阿姨在这天的黄昏出了事。
　　她在钉海报的时候，从木梯上摔了下来。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昏迷着。醒过来，医生告诉她，她的胫骨已经折断了。
　　我们去看她。木兰阿姨从病床上坐起来，抬起胳膊，伸出两只手，抓住了爸妈的手，说，老师，师母……
　　妈妈背转过身去，却将木兰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这年冬天，爸爸调动了工作，离开了文化馆。我们要搬家了。
　　爸妈带我去和木兰阿姨告别。木兰阿姨还在影院里工作。影院新来了个大专生做美术。蒋主任留下她，做了勤杂工。
　　木兰阿姨还住在那个地下室里。还是暗得很，白天都要开着灯。
　　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木兰说，我有东西送给毛毛。她撑着床沿，有些艰难地站起来，从五斗橱上拿下一样东西，放在我手里。我捧着看了一会儿，轻轻说，大篷车。
　　木兰阿姨点了点头。
　　对，正是这个夏天，我在露天电影院看过的电影。女主人公乘着大篷车，跟着心爱的男人浪迹天涯。这小小的大篷车，用铁皮和铅丝编成。还用心地扎上了彩带，惟妙惟肖。
　　木兰阿姨说，是你武叔叔做给我的……我不要了，要也没用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木兰阿姨要送我们。妈妈说，你腿脚不方便，别送了。
　　我们已走出好远了，回过头，却看见木兰阿姨的身影，站在海报底下。这海报颜色斑斓得很，不是木兰阿姨画的了。
　　木兰阿姨对我挥了挥手，瘸着腿，又往前跟了几步。突然踉跄了一下，便站定，不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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