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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中国瓷器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集合一流能工巧匠与艺术家们所共同制作的官窑,其成就更是令人赞叹。由于制瓷技术的演进与各朝皇帝的爱好,各种前代所未见到的瓷器被成功地烧制出来,譬如洪武釉里红、永乐白瓷、宣德青花、成化斗彩、弘治娇黄、万历五彩等等。较之民窑,官窑的制作不但精细优雅,而且宫廷用品有其定制常规,不论纹饰、型器、款识都有脉络可寻,所以本书就现在公认的传世品或出土实物,佐以文献资料,从官窑的制度、材料、制作、纹饰、款识等各个角度,来作一个客观的分析与统计。
本书除了从文献的角度进行探索之外,更提供了明代官窑鉴真辨假的入门知识及实务技巧,希望对于后继者的研究有所助益。
内容简介
明代是我国正式没置官窑的开端,随着明代历朝皇帝的好尚与工艺技术的演进,明代官窑显现出多种不同的造形和款式。较之民窑,官窑的制作不但精细优雅,而且因宫廷用品有其定制常规,所以不论纹怖、器形、款识都有脉络可循。《明代官窑鉴定》就目前已被公认的传世品或出土文物,佐以文献资料,从明代宫窑的制度、材料、制作、纹饰、款识等各个角度作了一个客观的分析与统计。
作者简介
曾肃良,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博士。 著有《透视艺术市场》、《当代书画市场》、《古文物探索》、《传统与创新》、《当代艺术广角镜》、《山水画技法》、《山水画技法解析》、《艺术战争》、《冥想手札》、《艺术概论》等多部专著。
内页插图
目录
新版序
自序
明代的官窑制度/001
前言/001
明代官窑的发展与制度/002
明代官窑设置的年代/006
正统、景泰、天顺无官瓷之探讨/007
材料与制作的研究/012
明代官窑胎土的研究/012
明代的制瓷用土/012
明代官窑各时期的胎十特征/014
明代官窑色彩的研究/016
前言/016
明早期:洪武、永乐、宣德时期/016
明中期:成化、弘治、正德时期/022
明晚期:嘉靖、隆庆、万历时期/026
明代官窑的器形和底足/028
洪武时期/029
永乐时期/030
宣德时期/040
成化、弘治时期/052
正德时期/057
嘉靖时期/065
隆庆时期/066
万历时期/074
明代官窑使用的青花料/081
明代官窑纹饰的研究/089
明代官窑的花纹装饰/089
明代官窑特定纹饰的探讨/101
龙纹/101
凤纹/120
八吉祥纹、八宝纹/125
婴戏纹/133
皇室宗教好尚与官窑之关系/139
前言/139
宗教的影响/140
明代帝王的宗教信仰与瓷器装饰工艺的关系/141
洪武时期/141
永乐时期/145
仁宗时期/151
宣德时期/151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154
成化时期/155
弘治时期/157
正德时期/158
嘉靖时期到隆庆时期/158
万历时期/161
明代官窑款识的研究/164
前言/164
古代陶瓷官款源流/169
明代各时期款识/172
洪武时期的款识/172
建文时期的款识/173
永乐时期的款识/173
宣德时期的款识/176
正统年间款识/183
景泰年间款识/184
天顺年间款识/184
成化时期款识/185
弘治朝款识/188
正德朝款识/191
嘉靖时期款识/194
隆庆时期款识/197
万历时期款识/199
明末天启到崇祯时期的款识/201
明代各时期款识和釉色、器形的关系/202
宣德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2
成化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5
弘治朝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5
正德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7
嘉靖朝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09
隆庆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11
万历时期款识与釉色、器形的关系/212
结论——明代瓷器的影响/216
参考书目/222
精彩书摘
根据明史及《江西大志》的记载,英宗在宣德十年即位之后,为了表示对宣宗的哀悼,曾经依循明代皇室惯例,“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器厂亦曾停烧。”一直要到正统三年,才又行恢复。而我们从文献上得知在宣德八年时,曾由“尚膳监奏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官一员,开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注22),这么庞大的数目,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而宣德皇帝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后,即已驾崩,英宗皇帝以九岁的稚龄即帝位,为了服孝的传统,照例罢烧御窑、减免征役等事宜,差不多三年之后,才又恢复生产,所以这些在宣德八年才决定烧制的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的官窑器,很可能只烧制了一部分,便停了下来,直到孝期过了才复窑,把剩下的件数烧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将有宣德款的明代官窑器,从外观风格上分成两大类:一类器形威猛,用笔豪放,色泽浓艳的;一类是器形工整轻巧,用笔雅致,且花纹紧密,仅在用笔重复处才显出浓重的青色,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为宣德时期之宣德窑,而后者,则为正统初期的宣德窑(注23)。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时期的官窑作品,无一件传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史料人手,大略谈谈“土木堡之变”、“景帝以监国继统”及“夺门之变”这三件大事。
英宗即帝位时,年仅九岁,国家方针大计,全由太皇太后张氏主持,尚能维持国家正常的运作。而张氏一死,自小照顾英宗的太监王振便专横起来,朝廷中的大员,在王振的积威之下,不对王振屈腰或下跪的极少。正统十三年,也先向明廷进贡马匹,王振故意减估马价,回赏的很少,激怒了也先,而大举入寇中原,王振力主亲征,英宗那时年方二十三岁,不仅毫无作战经验,甚且不曾出过京师的城门。王振更不用谈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京师出发,未曾遇到敌人,粮食已经吃完,再加上遇上风暴,士气颓丧,终于在距居庸关三十公里处的土木堡战败,英宗被俘。消息传回宫中,监国朱祁钰顺势坐上皇位,就再也不想把皇帝头衔还给英宗。也先将英宗送还之后,他更将英宗软禁起来。此时的景帝很可能将有英宗年号的事物,大举毁去,意图埋没史迹,以维持己身的帝位。就像“靖难之变”一样,永乐帝大毁建文遗物,甚且一把火烧了南京宫殿,即可能造成了目前正统器物的一片空白,但是事与愿违,所册立的太子见济因病早逝,而数年之后,景帝也病了,朝中便在国中无主之下,放出英宗,复辟再即帝位,改元“天顺元年”,英宗复辟之后,大肆报复景帝旧臣,又大毁景泰年号器物,以报前仇,致使正统与景泰两朝二十二年间,竞无一件官瓷传世(注24),所以英宗复辟的天顺元年,由于急需补足有关器用,所以在“天顺元年委中官烧造”(注25)。
另外,依据《浮梁县志》卷八的记载,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年间,共发生过三次较大的饥荒。即在正统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顺二年,而在景泰三年的饥荒是最严重的一次,很可能迫使瓷业暂时停歇,所以在景泰五年五月“减饶州岁造瓷器三分之一”(注26)。而另一方面,在元代已传人我国的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原名大食窑),经明初的积极发展,景泰年间,已经相当纯熟,加上景泰帝的喜爱,大量昂贵的色料很可能被挪用来烧制此种所谓“景泰蓝”的器物,而造成色料的匮乏和瓷器生产的冷落。而天顺二年的饥荒,更使得经济拮据,民生凋敝,一再减烧或停烧,在文献中可以看出来它的影响,《明英宗实录》:“(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又《明史》卷八十二记载:“天顺八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由于此时期官窑制作的烧烧停停,断断续续,可以说是造成了此一时期器物少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此三朝的器物,目前见到的多是民窑制品,我们只能从这些民窑器看出大略当时的烧瓷风格。大体上说,正统时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宣德晚期,而天顺时期则接近于成化时期,依据文献记载来推断,天顺时期应当是这三朝官窑烧造得数量较多的时代,其时代特点也较为容易辨别,至于所谓正统官窑器,依据江西省景德镇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认为,在永乐、宣德御器厂遗存的同一地层中,挖掘出一批无款青花器,很有可能即是属于正统时期,详细的情形,还有待进一步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前言/序言
对于艺术史的兴趣,源自于大学时代,本人于1980到1984年四年间,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学习美术创作的同时,也逐渐对艺术史论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1987年进入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硕士班就读,开始了本人对艺术史论的探索,尤其是对古代陶瓷史的钻研。犹记得在我接触陶瓷史资料之时,正值江西景德镇珠山御窑厂的考古与修复工作紧密地进行之中,许多新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资料,陆陆续续被考古专家与艺术史学者发现,许多新的见解在艺术史界被热烈地讨论着,当时身为研究生的我,为了增加对考古文物实际的理解,曾经在1989年亲赴景德镇,进行深入的考察。
多年来,数以万计在景德镇考古所出士的物件,在文物专家们细心与辛勤的修复之下,一一展现出原来的样貌,部分修复品在1996年曾经到台北鸿禧美术馆展览,本人在仔细参观之余,也对许多物件进行了资料拍摄的工作,此一展览对于学术界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时隔二十年,通过学术界的多方研究,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2001年9月,本人结束了在英国近四年的进修返回台湾,便积极地以新的资料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之中,在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向前又迈进了一步。2002年,《明代官窑鉴定》由台北三艺图书公司以繁体字版出版、发行之后,深获海内外好评,也收到许多读者来函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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