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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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拉明·贾汉贝格鲁 著，杨祯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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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
• 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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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
• Isaiah Berlin
• 自由主义
• 20世纪思想
• 西方哲学
• 知识分子
• 文化评论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15799

版次：1

商品编码：10571157

品牌：译林（YILIN）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人文与社会译丛

外文名称：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99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伯林谈话录包括：从波罗到海到泰晤士河、现代政治学的诞生等内容。
从《伯林谈话录(新编版)》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作者简介

拉明•贾汉贝格鲁（1961— ）　伊朗哲学家，1974年迁居法国，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现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主要著作有《甘地：非暴力之源》、《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现代人》，以及与以赛亚•伯林、乔治•斯坦纳等人的谈话录。他也是法国《精神》、《生长》、《研究》等杂志的重要撰稿人。

精彩书评

　　他（伯林）像苏格拉底一样很少发表作品，但他的思考与言论对我们的时代有莫大影响。
　　——莫里斯·布瓦拉

　　对我来说，在这一代人中，以赛亚·伯林对生活的阐释是最为真实的和最为动人的。
　　——诺埃尔·安南

　　他（伯林）睿智而不显浮夸，风趣而不显琐屑，充满温情而不显伤感。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目录

序
第一次对话　从波罗的海到泰晤士河
两次俄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
卡尔·马克思：我的第一次接受委托
维也纳小组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奥斯威辛的发现
哲学家还是思想史家？
没有哲学家的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的“魔眼”
关于文化的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两种自由概念
关于多元论的争论
理想的追求
通向欧洲大陆的桥梁

第二次对话　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马基雅维里：政治的自律性
国家与托马斯·霍布斯
斯宾诺莎和一元论
反启蒙运动：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埃德蒙·柏克
维柯或一种新科学
关于汉娜·阿伦特
身为今日之犹太人
赫尔德和社会观
思想史：一个寂寞的学科

第三次对话　政治思想：时间的检验
接受委托或候车
德国人的耻辱感
赫尔德、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8世纪的相对主义
道德与宗教
休谟和英国哲学
人权
威尔第、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
摩西·赫斯：犹太复国主义者
马克思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第四次对话　自由哲学
斯蒂芬·斯彭德：60年的友谊
哲学的目标
多元论与民主
平等和自由
牛津哲学和实证主义
柏格森、谢林和浪漫主义

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19世纪的俄国思想
涅恰耶夫和虚无主义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赫尔岑
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1848年
刺猬和狐狸
别林斯基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布罗茨基
丘吉尔、魏茨曼和尼赫鲁
乔治·索雷尔和伯纳德·拉扎尔

精彩书摘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首先，我要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传记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您以往的种种经历和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思想，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
　　您于1909年6月6日生于里加，10岁时便随双亲离开俄国。关于这个时期您还有些记忆吧，尤其是移民的情况怎么样？
　　伯林（以下简称伯）：我于1915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格勒[1]，我们是1919年离开彼得格勒的。在那里，8岁那年，我目睹了俄国的两次革命。头一次革命我记得很清楚。到处是集会、旗帜，街道上拥挤着人群，人们激动万分，广告上画着李沃夫新政府部长们的头像[2]，立宪会议的二十多个党派在做宣传。人们关于战争的议论倒不太多，至少在我们家生活的小圈子里3很少谈论。自由党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迎，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那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枪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以为暴动最多能持续两三个星期。如果您翻阅那些日子的《泰晤士报》，会读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写的报告，他预言暴动（putsch）会很快结束。在《泰晤士报》上，布尔什维克被称为“最高纲领派”，不算是主要的力量。列宁和托洛茨基逐渐作为革命领袖人物崭露头角。我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为列宁要创造一个让资产阶级不能生存的社会。他们把列宁看作一个危险的狂人，但又是一个纯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热烈追求某种理想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邪恶的机会主义者。只有八岁大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这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觉。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连在一块，人们常常一口气说着，好像一个公司的名称那样。现在想来，当时仍旧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不够。人们管街道上的警察叫“法老”——民众的压迫者。有些警察在顶楼或房顶上向革命者射击。我记得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着，脸色苍白，挣扎着，显然快死了。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4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
　　[1] 圣彼得堡。该城为彼得大帝于1703年所建，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复称圣彼得堡。
　　[2] 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是短命的（1917年3月14日至7月25日）。继他之后的克伦斯基于5月5日便夺取了全部政权。
　　贾：您在革命后离开俄国有没有麻烦？
　　伯：没有。我家是从里加来的，里加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3]。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拉脱维亚人，他们便让你走。我们离开俄国到达拉脱维亚。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最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我记得人们排成长队购买面包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我们家邻近有个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应。还有个小电影院，放映有关19世纪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影片（当时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影片），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选段。那都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特有的记忆。我们全家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火炉。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压抑感——也许因为我太小而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说。
　　[3] 拉脱维亚在1918年11月宣布独立，1920年8月11日苏联承认其独立（《里加条约》）。
　　贾：你们怎么来到英国的？
　　伯：我们先来到英格兰乡下，然后才搬到伦敦。开头，我上伦敦郊区一所预备学校，那时我很少说英语，我父母互相之间都说英语。从那以后我们很少看见俄国人。我父母不怀念里加，5不怀念俄国。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的。我还没丢俄语，我想主要是阅读俄国的古典名著的缘故。结果我的俄语说得很流利，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被看作老乡亲。在我们学校有个男同学是俄国人，名字叫比利宾。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俄国画家。他的儿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俄国保皇派。我偶然跟他说说俄语，此外就极少碰上说俄语的人了，我的俄语水平主要归功于阅读以及在儿童时期扎下的根基。
……

前言/序言

　　我第一次会见以赛亚·伯林爵士是在1988年6月6日，他70岁生日那天，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寓所。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自由四论》的法译本已经获得法国广大读者青睐。因此，我决定在《精神》杂志总部每周一次的文献研讨会上向我的同事介绍伯林的思想。这次研讨会的积极结果，是使我拿定主意通过一次由《精神》杂志同意发表的访谈来更深刻地展示伯林的思想。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和迅速的信件往来，我们便决定在他寓所会见。自1976年1月一个寒冷的雨天我在伦敦佛勒书店发现《自由四论》之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对伯林爵士很敬仰，要拜会这么一位名人的念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是，一见面他就带着友好的微笑热情地迎接我，话还没说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

　　谈话开始时，我不仅听他说什么，也留意他的仪表怎么样。虽然我见过他许多照片，而实地看到他我还是有点惊奇。他的面容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准确而有力，但吐词缓慢。轻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极有节奏地流贯谈话过程，使我觉得我仿佛是获准受到一位极为尊贵的英国绅士的召见。这是温文尔雅、最谦恭的一个人，说话慢条斯理而热情厚道，毫不装腔作势。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地告诉我俄国革命时期他的童年情况以及20世纪3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的情况。我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毕竟他在10岁时就离开那里了。那天告别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他，但我不知道有一天还有可能以书本形式发表对他的访谈。

　　我回到巴黎以后，有个编辑跟我联系，他要求我继续这样的访问，并且写成一本书。很高兴我有机会再次会见伯林。我们是1988年12月于伦敦再次见面的。这次我有幸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跟他谈话。每个场合他都热情、友好地欢迎我。我得以就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向他提出了三百多个问题，分门别类，并逐一讨论。他要我将谈话记录整理成文，我把定稿交给了他。该书1991年在法国出版。

　　显然，这本书不奢望成为伯林的正式传记，但是，对于一切有待进行的伯林研究，这本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有时候，有一种倾向，过高地估计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对于伯林这么杰出的人物却不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单是他对英语世界过去50年来各种智性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形成当代史的各种事件和概念树立一种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认，伯林的思想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毫无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哲学背景（使他成为休谟哲学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他对晦涩术语的极端疏远，使他成为当代英国哲学的一个真正的代表。可是，在某些方面伯林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又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信念的理论战斗来审视，那种信念认为，纵贯古今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原则上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真理性的正确回答。因此，他反对那种以为可以依据科学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价值在人世间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主张。鉴于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各种经常相互碰撞的价值和思想的产生地及其变化发展的实验场所这一事实，伯林追溯多元论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出现。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50年来伯林选择思想史作为他的兴趣中心。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弄清楚自孩提时代经历俄国革命以来，就深深地烦恼着他的某些严酷的难题的唯一途径。这项研究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透彻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伯林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从非教条的观点出发，以便向读者揭示作者全神贯注的某些持久不断的哲学问题。伯林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决定论者，即使我们可以以为他是某种西方意识的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过程，经过先定的历史阶段，终结于现实与理性的某种调和。与这种观点不同，伯林的研究探讨了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个人责任的各个层面，这就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必然性的枷锁。因此，伯林对那些以最终解决为目标的一般的态度和观点都不感兴趣。在他最近出版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那本书中有一篇论文谈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说的不错，不光最终解决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协调的。最终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记了这个词组带有希特勒时期的恐怖感）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多少都绝不为过：为了使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以及和谐协调，有什么不可以为此付出的呢？为了做成这样的蛋卷，我们可以打破无限数量的鸡蛋，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波尔布特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向社会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也就知道人类车队必须沿着什么路线走；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知识，你就不能有选择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选择自由，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地。你声明采取某种方针将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将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我知道你这样想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如果出现由于无知或恶意而酿成的反抗，那就必须镇压下去，为了大多数人永远幸福，消灭成千上万人也许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将他们全都牺牲掉，我们，明白此中道理的我们，又有什么选择？”

　　人们了解了伯林的哲学背景就会更好地懂得为什么他劝告我们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赫尔岑和伯林的思想中，“选择”这个概念都处于关键地位。伯林批判柏拉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认为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元论的主要特征。这时他与声称“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该是认清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充满着偶发的和无意义的事件、充满着愚蠢和糊弄行为的时候了”的赫尔岑何其相似。因此，伯林笔下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拒绝把世界看作单纯的、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伯林接近于以法国哲人（Philosophes）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的思想“潮流”，但决不会妨碍他去弄清楚那些反对这一“潮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开地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体系作斗争的思想家，赞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特别重视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赏，显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们宣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绝对的价值，而且，人类历史与众多悲剧性后果相伴，充满着那些企图通过坚信最终绝对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剧性选择的人们的困苦。

　　拉明·贾汉贝格鲁

　　1991年7月于巴黎

《思想的漫步者：伯林传》 引言： 伊赛亚·伯林，这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哲学思辨以及对自由、平等、民族主义等核心概念的精辟阐释，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本书并非对伯林著作的逐字解读，而是旨在勾勒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人生轨迹，探究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他如何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始终坚持其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并以其独特的智慧影响了无数人。 第一章：漂泊的童年与伦敦的回响 伊赛亚·伯林的生命之旅始于拉脱维亚的里加，一个在历史洪流中饱受战乱与政治动荡的城市。1909年，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童年时期便在一种相对优越却又充满不安的氛围中成长。其父是一名成功的木材商人，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这为伯林早期的智识启蒙奠定了基础。然而，俄国革命的阴影逐渐笼罩，1917年，家庭不得不逃离故土，经历了数次迁徙，最终在1921年定居伦敦。 这次漂泊的经历，深刻地塑造了伯林对“家园”、“流亡”以及“身份认同”的理解。伦敦，这座当时的世界中心，为他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他进入了著名的圣保罗公学，随后进入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古典学、哲学和历史的养分。牛津的学术氛围，尤其是与D.H.洛克、A.J.艾耶尔等一流学者的交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思想活力，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对话者和思想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牛津的黄金年代与思想的孕育 牛津大学不仅是伯林学术生涯的起点，更是他思想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学术精英汇聚的殿堂，他接触到了卢卡奇、维特根斯坦等当时的顶尖哲学家，并与卡尔·波普尔、斯图尔特·哈姆菲里等同代智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博闻强识以及辩才无碍的风格，迅速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在这一时期，伯林对自由主义的初步思考已经开始萌芽。他深受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但也开始批判他们的决定论和整体主义倾向。他尤其关注个体自由在历史洪流中的价值，以及如何抵御极权主义思潮对个体尊严的侵蚀。他逐渐形成了对“消极自由”（absence of coercion）与“积极自由”（self-mastery, self-realization）的区分，这一区分后来成为他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贡献之一，为理解不同类型的自由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第三章：战争的洗礼与现实的拷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伯林平静的学术生活，也将他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作为一名身在英国的犹太裔知识分子，他对纳粹德国的暴行感同身受，并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他曾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也曾在英国政府的情报部门任职，负责评估外国宣传的有效性，并为英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战争的残酷现实，特别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深刻体验，进一步坚定了伯林对自由的信念。他亲眼目睹了极端意识形态如何摧毁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也深刻体会到集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压迫。这段经历让他对历史的偶然性、人性的复杂性以及抵御意识形态狂热的必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牛津，继续其学术研究，但战争的烙印已深深地刻在他的思想之中。 第四章：普林斯顿的演讲与“两种自由”的阐明 战后，伯林应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讲学。这次讲座，也是其日后著名论文《自由的两种概念》的雏形，成为他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次演讲中，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将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核心概念。 “消极自由”，是指个体不受外在强制或干涉的自由，是“不被阻碍”的自由。这种自由强调的是私人领域不受侵犯，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无需担心被他人或国家干预。他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基石，是保障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 “积极自由”，则指向个体实现自身潜能、成为自己真正主宰的自由。这种自由强调的是自我控制、自我实现，是个体摆脱自身局限、实现理性选择的能力。然而，伯林也敏锐地指出了“积极自由”的潜在危险。他警告说，当国家或某个集体权力以“帮助”个体实现“真正的自我”为名，强制推行某种生活方式时，“积极自由”就可能滑向压迫和专制，成为“积极奴役”。他对那些鼓吹以集体意志取代个体意志，以“集体理性”压制个体自由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第五章：民族主义的幽灵与多元主义的倡导 除了对自由的深刻思考，伯林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占据了他学术生涯的重要位置。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它既可以成为民族解放和自决的旗帜，也可能演变成排外、仇恨和冲突的根源。他尤其关注19世纪俄国和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深入分析了其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对民族主义的探讨中，伯林逐渐形成了他对“价值多元主义”（value pluralism）的深刻理解。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多种相互冲突却又同样合理的价值观，不存在一个普适的、绝对的道德体系可以衡量一切。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他反对将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主张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独立性。 这种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让他对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普适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绝对真理都保持警惕。他相信，真正的自由社会，应该是一个能够容纳和尊重不同声音、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 第六章：晚年的智慧与最后的思考 晚年的伊赛亚·伯林，尽管已声名鹊起，但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开放的态度。他以其卓越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在各种场合发表精彩的演讲，与各界人士进行深入的对话。他的著作和演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学者和普通民众。 他晚年对历史、哲学和文学的思考，更加注重对人类经验的细腻描绘，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关怀。他始终坚信，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个体自由和尊严永远是最高贵的追求。他告诫我们，要警惕任何试图以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口号来遮蔽个体声音的企图，要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认识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结语： 伊赛亚·伯林的一生，是思想与行动的交织，是智慧与勇气的结晶。他用其毕生的精力，探索自由的奥秘，揭示民族主义的复杂，倡导价值的多元。他并非一个提供终极答案的圣人，而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一位永远在路上、永不停歇的思想漫步者。阅读他的思想，如同与一位睿智的长者对话，他引导我们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挑战那些我们深信不疑的观念，最终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旨在呈现一位伟大思想家的人生画卷，希望能借此引发读者对自由、个体价值以及多元社会等重要议题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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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卷记录的体验，简直像经历了一次密集而精妙的心灵按摩。那些对“自由”与“必然”之间永恒张力的探讨，不再是晦涩的学术术语堆砌，而是化为了极其生动的语言交锋。我尤其欣赏这种“谈话录”的形式所带来的松弛感，它允许思想在不那么拘谨的语境下自然流淌，没有论文那样必须严丝合缝的逻辑链条，却在整体上构建了一个更为丰满、更具人性温度的知识体系。你会看到，即使是最高深的议题，在两位智者你来我往的提问和反驳中，也逐渐变得可触可感。它教会我的最重要一课，也许是认识到“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陷阱。真正的智慧，可能恰恰存在于那些尚未解决的、充满张力的灰色地带。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展示了思想是如何“生成”的，而非仅仅是“呈现”结果。那种思维的敏捷度，那种对细微语境的把握，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读完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日常交流中的表达方式，那种追求清晰但常常流于表面的沟通，与书中那种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深度对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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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坦白说，第一次翻开时我有些犯怵。那些厚重的名字和高深的议题，总让人觉得需要一个哲学专业的背景才能窥其堂奥。然而，一旦真正沉浸进去，那种扑面而来的智识的活力和思想的穿透力，却让人欲罢不能。它不像一本教科书那样冷冰冰地罗列观点，更像是一场发生在温暖的壁炉旁，两位思想巨匠之间，时而优雅时而激烈的辩论现场录音。你几乎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烟味，以及他们对知识的纯粹热爱。特别是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和政治哲学的解读时，那种从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出发，相互碰撞、相互激发的火花，令人拍案叫绝。你会发现，许多你过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在他们的对话中被抽丝剥茧，暴露出了内在的矛盾和细微的差别。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突然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思想世界的窗户，窗外是风云变幻的人类历史，而你正站在一个可以俯瞰全局的制高点。这绝不是那种读完就可以束之高阁的书，它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在你接下来的思考旅程中，会不断地提醒你，去质疑，去深入，去以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评分☆☆☆☆☆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阅读时的感受，那一定是“精神的拓宽”。这本书并非那种读完就能立刻运用到工作汇报中的实用指南，它的价值在于其深远的潜移默化作用。我的世界观在某些关键的锚点上被轻轻地撬动了。它没有直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而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复杂性。那些关于人性的弱点、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探讨，都以一种极其成熟和克制的语调被表达出来。我特别留意到作者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处理方式，那种既不完全悲观的犬儒主义，也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理解之上的审慎前行。这种平衡感极其难得，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容易陷入极端情绪的时代。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两位思想家的面孔，更有我们自身在面对宏大历史命题时的局限与潜力。阅读完毕后，我发现自己对新闻报道中的某些断言开始保持警惕，多了一层思考的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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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思考，何为真正的“经典”？在我看来，那些能够跨越时代、激发后续思考的作品，方能当此殊荣。这本记录，便具备了这种特质。它不仅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总结，更像是一份关于“如何进行高质量的思考”的示范文本。文字的韵律感和对话的节奏感，构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智力空间。它让我深刻体会到，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但知识的连接与重构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观点碰撞，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的论断都无法轻易站稳脚跟，这迫使读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世界的多元和内在的张力。这本书没有给我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但它提供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近乎奢侈的智力挑战。对于任何渴望提升思维深度、追求思想自洽的读者而言，这绝不是一本可以跳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将陪伴我很久，如同一个沉默但时刻在场的智者，在我迷茫时提供一种思考的参照系。

评分☆☆☆☆☆

这本书带来的震撼，更多是结构性的，而非内容的堆砌。它没有给我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但却提供了一套极富洞察力的“提问工具箱”。我之所以如此推崇，是因为它直击了现代人知识焦虑的核心——我们阅读了太多碎片化的信息，却失去了构建宏大叙事框架的能力。而这卷谈话录，恰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多维度的框架，用以审视政治、历史、艺术乃至个体命运的复杂性。想象一下，如果用电影语言来描述，它不是一部叙事流畅的剧情片，而是一部由无数个精彩特写和富有深意的远景交织而成的蒙太奇作品。每一次转折，每一次对既有观念的颠覆，都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智力愉悦感。对于那些对二十世纪欧洲思想史抱有好奇心，却又畏惧于官方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绝佳的“入门密钥”，它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完美地平衡了可读性。它让我明白，伟大的思想，是可以充满人情味和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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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书 了解柏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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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文主义 　　贞提利 　　就像我在导言里所说的，16世纪晚期欧洲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流行思想堕入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当中。为了方便，它们就被习惯性地定义为“人文主义”传统和“经院哲学”传统，其实或许称之为“雄辩”传统和“神学”传统更为合适，因为第一个传统从古代世界的文艺作品和修辞作品（当然，首先是那些对许多哲学思想提出公开质疑的罗马雄辩家们的著作）中摄取了丰富养分，而第二个传统则是从早期基督教文学（结合了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系统法理学家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关于这两种传统让生活在16世纪末的人们对暴力产生了什么样的不同看法，在16世纪90年代刊印的两部著作中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这两本书是根据在分处大陆两端并且当时处于相互交战状态的两个国家发表的系列演讲形成的。其中一部出自牛津大学民法教授贞提利之手，而另一部则出自在葡萄牙埃武拉的哲学和神学教授莫里纳之手。这两本书各自都可以作为那些形成其传统并为17世纪权利理论家所引用的全部文献的总纲。在本章中，我计划描述贞提利《战争法》中的战争思想（往往格外血腥），同时表明这些思想是如何与罗马作家关于战争的观念相契合的。在下一章，我将主要着手于莫里纳，到中世纪的法理学家和神学家当中去探究他的思想根源。 　　贞提利在安科纳区出生并长大，但家族的新教背景使他被迫离开意大利。他最终迁入英格兰，自1581年开始任教于牛津大学，并于1587年在那里成为牛津大学民法钦定讲座教授（他把大学形容为“无疑是世界上最庄严的”）。直到1605年，他才放下大学教职。在他晚年时期，可能年轻的塞尔登和霍布斯都曾在牛津大学听过他的讲演（两人分别于1600年和l603年到此定居）。也相当公开自己的意图，就是要在法学教学中溶入彻底的人文主义观点：16世纪9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就罗马帝国扩张的非正义性进行讲演，在一次讲演中反对罗马，而在另一次讲演中则支持罗马。这些讲演在1599年被结集并分为两卷公开出版，其总体效果完全像一个经典的人文主义对话，让读者弄不清楚作者的立场（尽管把它读做最终承认罗马追求帝国壮大的合法性似乎是最有理的。事实上，贞提利在《战争法》第79页中，把第二卷书描绘为“用完美的理性而不是通过演说样式”进行论证）。这种表现的原型推测起来可能是著名的怀疑论哲学家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他曾经在公元前155年的罗马发表过两篇类似的演说，分别支持和反对罗马的帝国主义。贞提利也曾在1585年发表的《论使节》中公开赞颂马基雅维利。对赞同他观点的人来说并不奇怪的是，他成为了埃塞克斯伯爵和其余主战派的亲密盟友，包括在伊丽莎白统治晚期议会中的弗朗西斯?培根。 　　他的主要著作是出版于1588年和1598年（大面积修订）的、献给埃塞克斯伯爵二世的《战争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者和神学17家之间争论的所有问题。这场争论总体上不是战争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样的问题：除了早期基督徒和16世纪改革运动者中的激进分子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完全否认某些暴力形式的合理性。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了正当性的范围上，这也是我将要开始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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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书要读，还没读，先放着，以防再版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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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是用历史来诠释思想，他的谈话是对其一生的总结，很有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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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书籍，不错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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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是用历史来诠释思想，他的谈话是对其一生的总结，很有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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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读感觉还行，访谈录的形式，伯林先生言语平实中透出严肃，严肃中却又有其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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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良好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还可以进一步巩固课内学到的各种知识,提高我们的认读水平和作文能力,乃至对于各科学习,都有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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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的思想睿智，文字、语言又很有可读性。